(三)移情與暗示
移情(Transference)作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專業(yè)術語,是指病人將其童年或早期生活過程中的體驗與感受,轉(zhuǎn)移到了他的分析家身上?;蛘哒f,他所看到的心理分析家,已經(jīng)不是“真實的”的心理分析家本人,而是他心目中的,受其童年或早期經(jīng)驗影響的人物。而利用這種移情的現(xiàn)象與作用,達到特殊的心理分析效果,便成為精神分析的移情方法。
從某種程度上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便是從移情開始的。這仍然是針對安娜·O的個案。由于移情的出現(xiàn),布洛伊爾放棄了對安娜·O的治療,而把“發(fā)現(xiàn)”與“治愈”的機會留給了弗洛伊德。
早在《癔癥研究》中,弗洛伊德就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在正常的心理過程中,如果有一種經(jīng)歷伴隨著大量的情緒或情感因素,那么這種情緒或情感,要么以各種有意識的反射性行為釋放出來;要么就會與其他有意識的心理因素一起被消磨掉或消退下去。但是,弗洛伊德發(fā)現(xiàn),癔癥病人則不同,他們的情感處于窒息狀態(tài),而對與其有關的經(jīng)歷的記憶在意識中被切斷,或者是被壓抑。對此可以有這樣一種理論上的解釋:其一是在最初經(jīng)歷中,病人心理處于特殊的分離狀態(tài),也即布洛伊爾所稱的“類催眠”狀態(tài)。其二是那個經(jīng)歷與病人的自我不相容,于是產(chǎn)生了抵抗。對于這兩種情況的治療,涉及到了這樣一種考慮:如果最初的經(jīng)歷伴隨著情感的發(fā)生能夠進入意識,那么情感可通過行為而獲得釋放或發(fā)泄,這樣,導致病人癥狀的能量也就會隨之消散,癥狀也就能得到治療或緩解。盡管弗洛伊德那時還沒有形成關于移情的明確表述,但是已經(jīng)涉及到了移情的機制與表現(xiàn)。
關于移情,尤其是作為精神分析方法的移情,弗洛伊德是在1912年前后確定的。1917年在維也納大學做關于精神分析的講演的時候,弗洛伊德對聽眾說,既然已經(jīng)較為充分地討論了精神分析所有復雜的病癥與難題,絕不至于在結(jié)束時竟沒有一句講到治療的方法與技術。于是,弗洛伊德就用了“移情作用”這個標題,介紹他的精神分析作為療法的意義。
一般來說,精神分析治療的關鍵,在于使被壓抑的潛意識獲得“合法”的意識呈現(xiàn)。那么,潛意識是受壓抑的結(jié)果,如何消除壓抑呢?于是,找到壓抑和抵抗以及被壓抑的觀念所在,然后克服抵抗,打破壓抑,從而將潛意識的材料變?yōu)橐庾R材料也就成為早期精神分析治療的基本模式。但是,在這樣已經(jīng)形成的精神分析過程中,弗洛伊德發(fā)現(xiàn)了新的因素,那就是病人對分析家的移情;并且認為,實際上這種移情的因素早已形成于病人的內(nèi)心深處,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逐漸顯現(xiàn)而已。
弗洛伊德在分析了移情的起源之后說,病人因受移情作用的影響而對我們有所要求,我們當然要順從這些要求;不然,若怒加拒斥,便未免太愚蠢了。要克服他的移情作用,不如告訴他,讓他知道他的情感并不起源于目前的情境,也與醫(yī)生本人無關,只不過是重復呈現(xiàn)了他已往的經(jīng)驗而已。
于是,這樣做,把移情現(xiàn)象作為一種療法來發(fā)揮其作用,則能把看起來似乎是治療重大障礙的移情作用,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友愛的,還是敵視的;都可變成治療的最便利的工具。
弗洛伊德把移情的出現(xiàn),比喻為一棵樹的樹干與樹皮之間的新生層,由此就會有新組織的形成和樹干的生長。弗洛伊德說,移情作用一旦發(fā)展到這個程度,那么對于病人回憶的工作便退居次要的地位?!澳菚r我們便可說已不再是診治舊癥,而是在診治代之而起的新創(chuàng)立而改造過的神經(jīng)病了。對于這舊癥的新版,分析者可追溯到它的起始,如何發(fā)展和變化的,他特別熟悉這個經(jīng)過,因為他本人就是它的中心目標。病人的一切癥侯都丟掉了原來的意義,以適應新起的意義;這個新意義即包含在癥候?qū)σ魄樽饔玫年P系之內(nèi)。不然,也只有那些可作為這種適應的癥侯才留存而不消滅。我們假使能治愈這個新得的神經(jīng)病,就等于治愈了原有的病,換句話說,就是完成了治療的工作。病人若能與醫(yī)生有常態(tài)的關系,擺脫被壓抑的本能傾向的影響,則在離開了醫(yī)生之后,也仍能保持其健康。”[1]
但是,弗洛伊德也指出,積極的移情作用所導致的成功治療很容易有“暗示”之嫌。如果消極的移情作用占上風,那么治療的效果就會另當別論。如果病人意識到了隱藏在積極移情背后的強烈性欲,那么他就會陷入情網(wǎng)。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極端,那么他就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視,他就會恨分析者,將其當成敵人,并準備放棄分析。
就移情與暗示而言,弗洛伊德并不回避其中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在弗洛伊德之前,伯恩海姆以其特有的敏感,在催眠中有效地發(fā)揮了病人的“暗示感受性”。弗洛伊德說,其實,伯恩海姆所謂的暗示感受性就是移情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認為,伯恩海姆不知道暗示感受性有賴于性或里比多的活動。弗洛伊德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方法中所以要放棄催眠術,只是想在移情作用中發(fā)現(xiàn)暗示的性質(zhì),或發(fā)揮移情的作用。
于是,弗洛伊德承認移情與暗示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同時也區(qū)別了催眠暗示與精神分析暗示的不同。他認為催眠術的暗示治療,主要是把病人內(nèi)心的隱秘事件加以粉飾;而精神分析的暗示,則是要暴露這些隱事而加以消除。于是,催眠術中的暗示是一種姑息,只想如何抵抗病癥反應,只是增加壓抑作用的力量,并不能改變病因,并不能作用于病癥的形成。精神分析中的暗示則在于求徹底的療效,要在引起病癥的各種矛盾中,尋求病源之所在,使用暗示來改變這些矛盾的后果。弗洛伊德認為,移情決定了精神分析治療的效果。而他正是在移情中有效地利用了暗示的作用。
弗洛伊德認為,移情作用及其作為療法的意義,對于癔病和神經(jīng)癥的治療十分重要,甚至曾表示可以把這些病癥都稱之為“移情的神經(jīng)癥”。弗洛伊德說,“無論何人,若能由分析的經(jīng)驗對移情的事實獲得一個真確的印象,便絕不會再懷疑那些在癥候中求發(fā)泄的被壓抑的沖動的性質(zhì)了;這些沖動帶有里比多的意味,再找不出更強有力的證據(jù)了。我們可以說,只是在研究了移情的現(xiàn)象之后,我們才更深信癥候的意義乃是里比多的滿足?!?/font>[2]
既然病人在其癥候中所表現(xiàn)的正是里比多的代替性滿足,那么,作為療法的精神分析,就是要有效地消除病癥。于是,移情作為療法的意義就可以表現(xiàn)在如下兩個方面:第一,迫使里比多離開癥候,而集中于移情的作用;第二,極力通過移情作用而恢復里比多的自由。但是,若是病人的里比多缺乏靈活性,或者是由于病人的自戀而限制了移情的發(fā)生,都會給治療帶來困難。于是,移情作為療法也表現(xiàn)了精神分析治愈過程的動力與變化的特性,分析者運用移情作用獲得了病人里比多的投射,尤其是本來集結(jié)在病人癥候那里的里比多,并以此為突破口,調(diào)集與協(xié)調(diào)病人的整個里比多能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弗洛伊德說,“移情作用乃是一切競爭力量的互相會合的決斗場。”[1]
(《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申荷永著,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4)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59—360頁。
[2] 同上。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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