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臨摹與摹搨
臨摹是中國書法與繪畫學習中最基本而至為重要的方式，“臨摹”一詞早見于宋代文獻，然“臨”與“摹”的意義并不相同。北宋黃伯思《東觀余論》中有述二者之別，因著《論臨摹二法》，其中寫道：“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 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焙喍灾?，“臨”就是指當下統(tǒng)稱的臨摹（將碑帖置于紙的一側，書者觀帖或?qū)φ找罉訒鴮懀?；“摹”則是特指晉唐時復制法書的一種方法，后來延申為摹拓金文彝器、摹勒碑版石刻等技法承傳。隨著時代遷移，臨摹概念亦發(fā)生流變，至宋代兩者兼具復制與傳習功用。就學書而言，以“臨”“摹”二法感受與作用不一，“臨”則有助于習得古人筆意，“摹”則深入細致，得力于筆畫、字法形態(tài)。宋代姜夔在《續(xù)書譜》中云：“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睆闹锌梢?，臨與摹同為學書的基本方法，其作用雖有不同亦可互補增進。此外，黃庭堅跋唐林夫帖：“余于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從中可見，此處“臨摹”一詞合指臨寫歐陽詢法書之事，“臨”“摹”二者方式、作用不同，其效果亦當不一，唯有提高到熟練性的臨寫，表現(xiàn)原作筆墨神彩，才可感受“筆勁而秀潤”的藝術魅力。
“臨”“摹”二者概念之分應是晉唐時期對書畫復制的技術所指，宋代“臨摹”一詞既沿承晉唐技術的旨歸，又包括對二者具指的感會意涵，反映了古代書畫學和藝術發(fā)展高度的境地。晉唐時期稱書畫復制技術為“摹”“?！薄皳偂被颉澳偂?，古代文獻中亦見“模搨”。“摹搨”，最早可溯源東晉，發(fā)展于南北朝，盛行于唐代。東晉畫家“顧愷之有摹搨妙法”，《歷代名畫記》中談摹畫之法，載顧愷之論畫：“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v]。南朝時，法書摹搨技術的發(fā)展逐漸成熟，從虞龢《論書表》中可見工具的進步，“繇是搨書，悉用薄紙”“羲之所書，……今搨書皆用大厚紙”，紙張由薄變?yōu)楹窦?。此外，摹搨技術漸趨成熟，梁摹本被世人追捧。智永題王羲之《樂毅論》后：“梁世模出，天下珍之 ?！盵vii]唐貞觀年間，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詔天下匯二王及古賢法書，集于弘文館內(nèi)。據(jù)《新唐書》《唐六典》所載，在弘文館、崇文館內(nèi)同時設搨書手一職，弘文館三人、崇文館二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亦有敘述，除弘文館外翰林院、集賢殿等文史機構均有搨書情況，稱搨本為“官搨”，其文曰“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nèi)庫，翰林，集賢，祕閣搨寫不輟?！?/p>
上述可知，摹搨始于東晉南北朝，藉唐代文獻可窺之一二，至唐時摹搨技術已發(fā)展到頂峰，摹搨之事以御府為主?！澳 痹跁x唐之前主要表現(xiàn)為規(guī)摹、效仿之意，用于書畫上多指摹寫之意，自成為復制書畫的重要手段后乃特指描繪、描摹之意。在書法方面，“臨摹”是兩個概念和意義，由于晉唐法書復制方式的盛行，使得“臨”“摹”兩者概念的區(qū)分，各有其指。宋時“臨摹”一詞將兩者合二為一，文獻中常常并用，也有學者對二者分別說明，如北宋黃伯恩與南宋姜夔在書論中均有相關論述。當下研讀古典文獻或欣賞法書碑帖時，我們習慣通用“臨摹”一詞，其所指意涵和作用宜與具體對象相應，而不再克意劃分概念。
二、搨本與摹本
運用摹搨技法復制完成的書畫作品稱之為“搨本”，或“摹本”（模本）。唐代官府所出稱之為“官搨”，南朝梁內(nèi)府所藏并有梁內(nèi)府鑒藏押署是為“梁摹本”。傳世二王法書多為唐宋時期的摹本與臨本。明清時期摹搨技術的發(fā)展有所轉(zhuǎn)變，明清學者簡省技術，于法書碑刻多以雙鉤摹搨，故而呈現(xiàn)多是僅存輪廓的摹本，未有依古法施墨的鉤摹本。
唐代對王羲之《蘭亭序》摹搨的次數(shù)最多，據(jù)文獻所載，太宗時期常命搨書人摹搨《蘭亭序》賜贈，搨書人有名者如趙摸、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湯普徹等?！暗勖┓顡倳粟w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shù)本”“令搨書人湯普徹等搨蘭亭”惜歷史劫難等復雜原因，至今珍存的唐摹蘭亭僅有《神龍?zhí)m亭》（馮承素摹本），其余為唐臨本。此外，還有王承規(guī)摹本，實物未傳僅見文獻記載：“桑氏蘭亭考云：'杜氏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有鋒勢筆活，世謂之三米蘭亭。又米友仁跋云……王承規(guī)摹也，又有米友知跋，又俞氏續(xù)考載，鄭雙槐本是王承規(guī)所摹’”唐初除對“二王”法書摹搨之外，在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武后還命人摹搨王方慶所呈王羲之一門書翰，即現(xiàn)存《萬歲通天帖》。此外，唐代出現(xiàn)與集王字相關的碑刻，如《懷仁集王羲之字圣教序》《集字興福寺碑》《集字金剛經(jīng)》等，其方法都是先將王字精心鉤摹，然后按規(guī)制一一排列字行，組成集帖，摹勒上石精工銘刻，盡顯大唐碑刻型制與風規(guī)?！洞笥^錄》中有摹搨集字的相關記載，南梁時期梁武帝命“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撰成千字文。宋代，宋太宗淳化三年命王著將內(nèi)府所藏墨跡摹勒上石，匯刻《淳化閣帖》，至是刻帖大興，風行于世。世人遂將刻帖分以歷代、斷代和個人三類叢帖，歷代叢帖是由歷朝歷代書家書作匯刻而成，斷代叢帖僅有以宋人法書匯刻的《續(xù)帖》與《鳳墅法帖》，個人叢帖包括由顏真卿、蘇東坡、米芾等名家書跡匯刻，宋代刻帖勃興，數(shù)量多達幾十種。同時，宋代刻帖對傳播傳承書法藝術，普及書法教育教學、保存匯編前賢書跡等方面都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隨著刻帖的興盛，使得復制法書的方式逐漸演進，刻帖過程中多依賴于惟妙惟肖的摹搨復制技法，“摹”的復制功用亦漸漸轉(zhuǎn)向了書學傳承的基本方法。在《東觀余論》中，闡述了黃伯思在米元章所摹逸少《平章帖》后所跋：“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盵xiii] 可見，米芾摹王羲之法書時用意已不在復制，而重己意。黃庭堅在摹搨蘇東坡書跡后坦言：“此書摹搨出于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xiv]。表明摹搨學書的目標已不再于復制功能，而是藉此表現(xiàn)本心性情。
明清受乾嘉學派的影響，碑學興盛，出現(xiàn)了考碑、訪碑熱潮。因此學者常用雙鉤之法，一是為依樣復制碑刻、拓本，“《漢石經(jīng)》，殘字六百七十五字，熹平四年。翁方綱重摹南昌府學石本，紹興府學再摹石本?！倍强加啽?，并對殘缺的碑拓予以修補完善，“《漢熹平石經(jīng)殘字集錄》一卷，《補遺》一卷，民國十七年羅振玉石印雙鉤本”“張宗昌有覆刻本，凡闕文均雙鉤補足?！薄半p鉤”是摹搨“雙鉤廓填”技法過程中的第一步，僅將字外輪廓悉心勾勒，不聚點填墨。清代書家趙之謙、何紹基和楊守敬等都對碑拓進行過大量的雙鉤整理活動。
如：趙之謙善于鉤摹漢碑刻石，存世趙之謙雙鉤摹書《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補摹西岳華山廟碑》《趙之謙考釋雙鉤<劉熊碑>》等，鈐有“會稽趙氏雙鉤本印記”一印，并刻款“不能響拓能雙鉤，但愿文字為我留。千載后人來相求”。楊守敬的雙鉤摹本世傳有《高句麗好大王碑清楊守敬雙鉤本》《麻古仙壇記碑·楊守敬飛青閣木刻雙鉤本》，另在楊守敬雙鉤《麻古仙壇記碑》本中有何紹基的跋文，評曰：“雙鉤極為精到，竊謂與余所鉤忠義堂顏帖為異曲同工?！睆闹锌梢?，何紹基也有過雙鉤碑刻的行為，對自己的雙鉤技法也頗為肯定。由潘存輯、楊守敬編，在清代刊行的重要字典《楷法溯源》十四卷中，所收兩萬字均以雙鉤法按原跡鉤摹匯編，注明碑帖出處，體現(xiàn)楷法嬗變與發(fā)展特征。其時的學者或書家們都非常重視雙鉤的精湛技能，于金石書學上所達到的精深造詣，與常年鉤摹養(yǎng)書、細致入微的體察密切相關。
三、摹寫的作用
自宋代以來，傳承摹寫的功用已然從書畫復制的技法逐步轉(zhuǎn)向成為學書的基本方式，通過長期大量的精工摹寫，能夠達到諳熟碑帖筆畫形態(tài)與字體結構特征。清代后期，康有為強調(diào)學書必需模仿，他論述摹寫的重要性：“學書宜用九宮格摹之，當長肥加倍，盡其筆勢而縱之?！笨涤袨榉Q銘石碑刻，在摹搨中發(fā)生了變化，或殘破，或損傷，學書應用九宮格摹之，并應對筆畫的肥瘦予以適當增強調(diào)整，縱筆書寫，盡其筆勢，方能得其書意。“摹”是學書過程中最基礎而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如不能掌握好筆畫的形質(zhì)，更無從表達性情。
考古文獻與圖證，“摹”自復制書畫始，本身具有效仿與描繪之意，唐宋后兼具復制與學書的技法之意。唐宋之“摹”，主要用于對法書的鉤摹，并有學者論二者之別與臨摹之功用。迨明末清初之際，金石考據(jù)風尚，書風巨變，鉤摹多用于對碑刻復制與補缺諸事，摹寫延用于書學基礎技能，如童蒙教學中古已有之的描紅方法。就學書技法訓練而言，“摹”能固其形質(zhì)，熟字畫細節(jié)。摹擬古人墨跡時，潛移默化，能夠通曉古人字法微妙，體悟筆觸輕重變化，熟知筆毫翻轉(zhuǎn)與筆勢路徑。摹金石碑刻時，發(fā)現(xiàn)并感受剝蝕所導致線質(zhì)的崎嶇變化，相印于筆鋒的提按澀進，表現(xiàn)漢碑之古拙、北碑之奇崛，以及“金石氣”等種種要素。豐坊在《童學書程》中論述了“摹”對初學者的作用：“臨書能得其神，摹書得其點畫位置。然初學者必先摹而后臨，臨而不摹，如舍規(guī)矩以為方圓，摹而不臨，猶食糠秕而棄精米，均非善學也?！盵xviii]他認為，臨書獲其精神，摹書宜取點畫形質(zhì)，初學者應先通過摹得其形質(zhì)，而后方可臨得其精神。只臨不摹或只摹不臨都是徒勞，善學者應臨摹并舉，形神兼?zhèn)?。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學書必須摹仿，不得古人形質(zhì)，無自得性情也?！R碑必先摹仿，摹之數(shù)百過，使轉(zhuǎn)行立筆盡肖，而后可臨焉！”[xix]雙鉤即是摹書的基本方法，既可以最便捷地熟悉點畫字形特征，又可以通曉行氣章法關系，久之增強習書者的觀察能力和控筆技巧。同理，學習印學篆刻也運用“摹”的方法，摹印津梁，玩味字法與形質(zhì)。
上世紀三十年代，遠在美國的蔣彝以英文著《中國書法》，為書法藝術向西方傳播打開了一道門戶，他沿襲傳統(tǒng)技法的理念，向國外喜愛中國書法的讀者分別專項介紹臨摹的概念與方法。1978年，巴納和張光裕窮盡畢生精力，在臺灣合著出版《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兩函十冊，是收錄流散海外金文器銘的代表性著作。從考古文博或古文字學的角度來認識這部書的價值與意義，或單純從書法藝術與鉤摹技法上觀看是不盡相同的。其中大量的摹本盡量依器銘原樣摹寫記錄，金文粗壯筆畫，亦以點墨填廓，殘損剝蝕處運點墨形象意會之。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印刷技術、傳播媒介的飛速發(fā)展與即時應用，“摹”的復制作用業(yè)已被忽視淡化。當代印刷科技使得學書者能夠便捷的獲得碑帖高清圖像，因此，學書者開始更為重視臨的作用。在當時廣泛普及的學書教材中已不再專門分述“摹書”，而是通論“臨摹”的內(nèi)容，強調(diào)“臨書”的學習方法與作用。
顯然，當下不僅是印刷和傳媒科技的日新月異，而且中國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新風的演繹也美輪美奐，大家普遍關注國展書風的更迭變化與潮流趨勢。相對處于書學基礎的臨摹，仿佛是過往片段，既難以養(yǎng)成古人臨池日課的書學品行，更無暇精力和興趣顧及摹書之本源。事實上，無論時過境遷，“摹”依然具有其重要的技法價值與作用。王世貞言：“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盵xx]“摹”能令學書者深刻地把握好點畫形質(zhì)，對掌握碑帖的基本字法和結構大有裨益。厘清臨摹的歷史概念與意義，認清摹書所不能忽視的價值與作用。例舉傳世經(jīng)典摹本、刻帖叢帖、金石銘文字典及金文彙編等方方面面的摹寫功用和貢獻，反思當代各個層級的書法教育中所缺失的摹書技法訓練與培養(yǎng)環(huán)節(jié)，理當重新認識摹書對書學規(guī)范儀軌的建樹，對人格和心理健全的積極作用，辯證看待臨與摹的技法增進作用，重新審視摹書對初學者啟蒙的特殊意義。總之，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美育核心的書法教育應當返璞歸真，積點成線、聚沙成塔，從摹開始，將不同階段、不同要求的摹寫貫穿書學整體，臻善民族寫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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