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篆刻史上，如果要公推一位，且只能推出一位篆刻家作為代表的話，被后世尊為明清篆刻流派開山人物的文彭必定高票當(dāng)選。他順應(yīng)時代潮流，采用石材刻印，推動了葉蠟石被正式納入印材的進(jìn)程，使葉蠟石被文人篆刻家廣泛地接受和使用，進(jìn)而改變了文人和印工“篆”“刻”分工的創(chuàng)作模式，引發(fā)了印人自篆自刻的群體現(xiàn)象，并沿襲至今。他的印風(fēng)清峻工穩(wěn)，端莊古雅，為世人所喜，從者如流，形成了文人篆刻史上的第一個流派。清人周亮工在《印人傳·書文國博印后》中說：“但論印之一道，自國博開之，后人奉為金科玉律，云礽遍天下，余亦知無容贊一詞?！?/p>
文彭，文徵明長子。生于一四九八年，卒于一五七三年。字壽承，號三橋，江蘇吳縣人，以篆刻名世。官至兩京國子監(jiān)博士。明末印人、印學(xué)理論家朱簡在《印經(jīng)》中以號為派，將文彭及師法其風(fēng)格的印人稱為“三橋派”：“乃若璩元玙、陳居一、李長蘅（流芳）、徐仲和、歸文休（昌世）暨三吳諸名士所習(xí)，三橋派也?！彼擞忠缘貫榕桑Q之為“吳門派”。
作為開山人物的文彭，身后留下很多故事。周亮工《印人傳》所載文彭在南京國子監(jiān)任上買下四筐石材的故事廣為流傳。一日，文彭乘軟轎過西虹橋，看到一老漢與人爭吵。原來某人欲購老漢的四筐石材，老漢說“石從江上來”，必須給“蹇衛(wèi)與負(fù)者”付點搬運費，但是對方堅決不肯。為平息事端，文彭說：“勿爭，我與爾值，且倍力資?！边@位“文二代”就這樣買了四筐石頭回家?！敖庵唇袼^燈光也，下者亦近所稱老坑?！睙艄鈨龊屠峡佣际乔嗵锸械拿?，石質(zhì)溫潤細(xì)膩，當(dāng)時普通民眾多用于作“花枝葉及小蟲，為婦人飾”，也偶有用于刻制印章。明末劉績《霏雪錄》里說將石材引入印材由王冕起：“以花乳石刻印者自山農(nóng)（王冕）始也。”花乳石又稱花蕊石，可以制硯，米芾《硯史》亦有所敘述，這是一種變質(zhì)巖類。青田石比花乳石更易受刀，鐫刻時可控性強，加之佳石豐潤如玉，以及比玉更為豐富鮮艷的色彩，為士人和民眾所愛。明末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說：“青田石中，有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謂之燈光石。今頓踴貴，價重于玉，蓋取其質(zhì)雅易刻而筆意得盡也?！笨梢源y，文彭動心買石不僅僅是為了平息爭端，或許也是被石材本身所吸引。也可想見，文彭對青田石可為印材的特性并不陌生。文彭早年治印以牙為質(zhì)，落墨篆稿后請匠人李文甫刻成，“自得石后，乃不復(fù)作牙章”。傳二十世紀(jì)抗戰(zhàn)時期發(fā)現(xiàn)的“七十二峰深處”牙章和現(xiàn)藏于西泠印社的“琴罷倚松玩鶴”石章，兩印都是朱文閑章，風(fēng)格相近，所作篆法嚴(yán)謹(jǐn)，布白勻整，線質(zhì)細(xì)勁，印底平整，一派精致婉約端莊之貌?！扒倭T倚松玩鶴”雖為石章，但從印面刀法看，此印恐怕也是與印工合作而成的。
“七十二峰深處”牙章
“琴罷倚松玩鶴”石章
有一方白文印，可視為文彭自篆自刻的作品。此印藏于上海博物館，縱三點三厘米，橫二點三厘米，為青田石質(zhì)。印文釋作“畫隱”，兩字上下排列，以隸為篆，字法簡約，筆畫間刀意十足，線質(zhì)蒼茫古樸，氣息直追漢印。筆畫中有爽利之沖刀，也見有細(xì)碎切刀。
畫隱
晚明篆刻家梁千秋評論此印為“刀文遒勁，古雅直逼兩漢”，王福廠則評價為“此刻刀法古茂，為文氏遺物無疑”。周應(yīng)愿《印說》講文彭“間篆印。興到或手鐫之，卻多白文”。文彭款落“壬戌春”，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年文彭65歲。王福廠提及陳繼儒《妮古錄》一書曾記載是印。陳繼儒出生于1558年，僅比文彭小一甲子，他的記錄應(yīng)該是可信的。
梁千秋評語刻于此印印側(cè)，作為雙面印的另一面——梁千秋所刻“東山草堂珍玩”朱文印的款文。梁袠，字千秋。為何震弟子，所作與何氏形神兼得，幾能亂真。自運者有出機杼者，頗有印名，對后世有一定影響。此印刀法純熟精煉，文字平正通達(dá)，落落大方又不失婉約可愛。觀其印面刀痕，已不似文彭“琴罷倚松玩鶴”那般刻意將印底鏟平，筆畫線條也不再刻意垂直于印底，而有一定的坡度。這也是印人自運與匠人鐫刻加工的不同之處。梁千秋在邊款上還闡明是印“胡可復(fù)得于江陰之賈肆中”，還述及刻治此印緣由及心緒：“乃復(fù)命予作'東山草堂’于其一面，予慚手腕遠(yuǎn)不及壽承，而與之并列，不幾東施愁乎？然想游刃之時，距今且四十載，而使予得學(xué)步后塵，亦奇遘也。丙申秋日，千秋梁袠記事?！北晔敲魅f歷二十四年（1596），距文彭所刊壬戌（1562），相差三十四年。
東山草堂珍玩
文彭購得四筐石材后，他的好友谼中司馬汪道昆“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鐫之”。由此可知，汪氏有半百由文彭篆稿、何震鐫刻的石章。文彭的身體力行作為標(biāo)榜，加之汪道昆的大力宣揚，使“凍石之名，始見于世，艷傳四方矣”。這位谼中司馬某日北上入都，吏部尚書對他說：“公索國博章累累，仆索一章不可得?！必D中回答：“郵者浮沉耳。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diào)而北？”于是，文彭就被調(diào)至北監(jiān)任職，這也是人稱文彭“兩京國博”的緣故。
文彭白文印實物流傳不多，還有一些學(xué)山堂遺印散于私人藏家手中，所見多為譜錄所著。在《承清館印譜》（上博本）中，文彭名下有十九印：“一醉累月輕王侯”“論心游俠場”“檀心軒”“自稱臣是酒中仙”“結(jié)發(fā)受長生”“老大誰能更讀書”“天外賓”“酒酣唱月使倒行”“扶頂美盤古”“臥恣疏頑”“愛酒不愧天”“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帝曰大布衣”“啣杯樂圣稱避賢”“談昔居”“皇天無老眼”“何地置老夫”“無才不敢累明時”“閱盡交情好閉門”。諸印皆注印材為“石印”，且風(fēng)格相近，較之“畫隱”之真漢品格，《承清館印譜》所輯諸印似乎稍顯板滯，也有可能是文彭篆稿，印工所刻。
無才不敢累明時
閱盡交情好閉門
文彭自刻印章并不僅有白文印，也有朱文。周應(yīng)愿說：“'壽承’朱文印是其親筆，不衫不履，自爾非常?！薄皦鄢小毙∮】臻g靈動、質(zhì)樸可愛，與“七十二峰深處”“琴罷倚松玩鶴”的規(guī)矩端莊已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面目，而跟“畫隱”白文印有相通之處。文人與印工，用刀手法、對待篆稿的態(tài)度和審美差異帶來的印章風(fēng)格的差異是顯著的，這也是我們在古今譜錄中得見文彭印作有時風(fēng)貌迥異的原因。
壽承
這種差異無法跨越，不可彌補。明末大書畫家董其昌對此深有感觸，并極力主張書家要“書與刻兼擅其美”，主張印人落筆運刀相合。他在《古今印則序》中談道：“金石之事，亦不復(fù)借手于人，非獨書學(xué)為歷代祖也。李北海碑所云刻石之伏靈芝、元省己，皆無是公之流，蓋北海自為雕鐫之。而米元章謂顏公書都自刻，今何寥寥也。”又在《印章法序》中說：“精于書法者，用筆如用刀；精于兵法者，用刀如用筆。篆刻則兼之，落筆運刀，合則兩美，離則兩傷?！倍洳挠^點透露出明末文人對印章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進(jìn)一步提升，即篆、刻分工制作的印章已經(jīng)不被高級文人階層所喜。
與董其昌大致同一時代的、被朱簡列為“三橋派”的李流芳在《寶印齋印式序》里說：“余少年游戲此道，偕吾友文休競相摹仿，往往相對，酒闌茶罷，刀筆之聲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嘯，互相標(biāo)目，前無古人?！边@種酣暢淋漓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使他得到了精神的愉悅，這是分工合作無法達(dá)到的。明代文人沈野也表達(dá)了用石章刻印時暢快的心情：“或曰：燈光、魚凍固妙矣，而金玉銀銅更自可愛，今足下獨刻石，余一切罷去，何耶？余曰：金玉之類用力多而難成，石則用力少而易就。難成，則印未成而興已盡；易就，則印已成而興無窮。余亦聊寄其興焉耳，豈真作印工耶？”在文人眼里，用石材刻印只是一種遣興之舉，但有“用力少而易就”“印已成而興無窮”的天然優(yōu)點，所以哪怕沈野認(rèn)為“金玉銀銅更自可愛”，還是“余一切罷去”而獨刻石?？梢娙~蠟石之魅力！
文人治印必須假手于印工制作的歷史從此結(jié)束，篆刻史拉開了石章時代的序幕，也為中國印章走向純藝術(shù)化方向鋪展了坦途。作為文人篆刻史上的一個典型案例，文彭的篆刻創(chuàng)作歷史性地完成了華麗的轉(zhuǎn)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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