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結論，明朝的內閣，從性質上講，它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從權力上講，其權力是皇權的一部分，并且隨著皇帝對權力控制的程度而消長。
首先說第一點，內閣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內閣，是在朱元璋廢除宰相后的一項制度設計。由于朱元璋廢除工作量太大，所以召集了一批文官，幫助自己處理政務，這些人只需要提出自己的建議，如果朱元璋同意，那么就批復同意，并且照辦；如果不同意，那么就重新再提。
到明成祖繼位之后，內閣正式成為了一個機構。但此時，內閣 大臣本身的品級并不高，且沒有明確的官屬，《明史》記載如下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這個時候，內閣并沒有太大權力，而且在朝中的地位并不高，再加上內閣大臣的品級太低，所以內閣的話語權很小。直到明宣宗時期，三楊內閣的出現(xiàn)，改變了這個局面。“三楊”在入閣的同時，身兼尚書的職位，如此一來，朝臣因為其尚書的職位，就不得不尊重其意見。
仁宗以楊士奇、楊榮東宮舊臣，升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謹身殿大學士，仁宗始置，閣職漸崇。其后士奇、榮等皆遷尚書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
所以，可以看到，內閣本身就沒什么權力，內閣之所以在后期能夠在明朝的朝廷中擁有很大的話語權，不外乎兩個原因：
其一，皇帝對于政務并不感興趣，且皇帝很信任內閣大臣，于是乎內閣就利用皇帝的名義處理政務。典型的例子就是高拱，由于明穆宗本身對朝政不感興趣，而高拱又是明穆宗的老師，所以高拱在此期間，可以利用皇帝的名義去推行自己的新政
其二，內閣大臣本身具有其他的頭銜，當然 ，前提是皇帝得非常信任此人。典型的例子就是張居正。張居正是萬歷皇帝的老師，同時他本人深的李太后的信任，所以，他本人能夠權傾朝野，不是因為他內閣首輔的身份，而是吏部尚書 兩個一品的名譽官職 李太后的百分之百信任。
至于某些書中出現(xiàn)的封駁權，那是六科給事中的權力，這個權力在宋朝就已經出現(xiàn)，且在宋朝達到頂峰。而明朝而言，這個制度并沒有出現(xiàn)過太多次。
內閣提到最多的，無非是票擬權，這個票擬權就是給奏章提出建議，而最終決定權在于批紅，即同意票擬的權力，這個權力理應掌握在皇帝手中，但由于明朝皇帝大多無心政治，所以久而久之就落在了司禮監(jiān)手中，準確地講，是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手中。張居正之所以能叱咤朝廷，有一部分原因是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馮保是他的盟友。
綜上，內閣本身只不過是游離于正常朝廷體系之外的一個秘書機構而已，它與任何朝廷機構沒有相互的關系，它只對皇帝負責。
再說第二點，內閣的權力本質上不過是皇權的從屬罷了，用一個詞語描述，那就是狐假虎威。之前的宰相制度，宰相的權力是制度賦予的，也就是說，宰相職責范圍之內的事情，皇帝也無從干涉，如果想干涉，那么只有一個辦法，換一個軟弱的宰相，讓他按照皇帝的意思辦事，但即使如此，最后這件事情名義上還是宰相處理的，與皇帝無關。
但內閣制度而言，其本身并沒有明確的權限范圍，一切都看皇帝。遇到不愛理政的皇帝，如隆慶，那么內閣的權力自然就大；遇到對權力抓得緊的皇帝，那么其權力就小，如崇禎皇帝，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內閣首輔換了十九個，基本上內閣就是一個擺設。
所以，這種極其不穩(wěn)定的權力，使得內閣只能是一個“非法的”顧問機構。清承明制，清朝時期對內閣有了一定的改變，比如直接提升閣臣的品級，清朝的內閣大臣這個職位，本身就是二品官。
最后解釋一下幾個誤區(qū)：萬歷立太子這件事，萬歷皇帝本身就不占理，按照立嫡，立長，立賢，立愛的原則，萬歷沒有嫡長子，只能立朱常洛，立朱常洵的話遵循立愛原則，顯然這個原則的優(yōu)先級是最差的，用這個來說明所謂的內閣權力，是及其不恰當的。真正的制約皇權，是英國內閣頒布的《王位繼承法》，繼承人完全由議會決定，相應地，如果想要說明明朝對皇權的制約，那么必須是：群臣決定立朱常洛，萬歷無權干涉；但事實是群臣與萬歷堅持對抗幾十年，最終還得萬歷本人拿主意，這就充分證明了所謂的“制約皇權”是站不住腳的。
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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