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杭州每年有近30所新幼兒園建成。以同時間交付的新樓盤來算，相當于：
每3個新樓盤配建了1所幼兒園。
未雨綢繆的架勢，讓人覺得杭州在憋大招。但統(tǒng)計局最新發(fā)布的2010年-2020年人口趨勢，卻給這些幼兒園的命運添了幾分變數(shù)。
從2016年的二胎生育高潮后，杭州的總和生育率還是跌到了0.96。在本身生育水平就不高的浙江省，還是排在了倒數(shù)第一。
杭州現(xiàn)在的生育率，差不多就是韓國五年前的水平。而后者，是全世界最不會生的國家。
總和生育率的數(shù)字對一個城市最關鍵的意義在于，它代表人們的生育意愿，決定了未來總人口的自然增長走勢。
過去幾年，杭州都在以洪荒之力來吸引人才。它曾是搶人混戰(zhàn)中殺出重圍的佼佼者，十年時間就讓常住總人口增長了300多萬。一舉反超溫州，成為浙江人口第一城市。
這當中，年輕人就占了常住總人口的七成。
靠著猛漲的青壯年人口基數(shù)，杭州獲得了浙江省最高的人口出生率水平。但是，杭州忽視了一點，這些為了搞錢來到杭州的年輕人，要生產(chǎn)，不要“生產(chǎn)”：
接受996，拒絕669。
于是，杭州成了整個浙江未婚率最高的城市。差不多十個年輕人里有兩個沒結婚。忙著搞錢的年輕人，幾乎一手造成了杭州最低生育率的事實。
除了不結婚不生育，更多的年輕人仍堅持“只生一個好”的人生信條。拒絕二胎、三胎。哪怕多一套購房資格，也難買年輕人樂意。
這是杭州年輕人的問題，也是全國其他一二線城市面臨的普遍現(xiàn)實，在一些社交網(wǎng)絡上，他們人手一本哲學讀本：
和高昂的生活成本相比，結婚生孩子好像沒有那么重要了。
從杭州幼兒園的入園情況也能看出來，二胎政策下的生育意愿，在頭一年就已經(jīng)基本消化干凈了。2020年的在園幼兒一度增加了1.5倍。到了去年，馬上又跌回了原來的水平。
當下的杭州，辦更多的托育園，用購房政策獎勵三胎，但這些只能延緩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并不能夠帶來新的轉機。
美國學者馮文在《唯一的希望》曾以大連獨生子女為樣本，提出一個經(jīng)典文化模型。這位博士在他的論文提出，要想保持中產(chǎn)階級的地位，獲得向上躍升的機會，長期且昂貴的教育是唯一路徑。
這意味著父母必須提高培養(yǎng)孩子的成本，而少生育能夠讓父母在能力范圍內提供給孩子最集中的資源。有媒體算過一筆賬，在杭州培養(yǎng)一個孩子，成本至少得：
92萬。
接近百萬的生育成本，這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杭州600萬以上資產(chǎn)的家庭大概有13萬戶，占了總量的2.7%。
這批人大都選擇了資源投資集中最大化，培養(yǎng)孩子也一樣。
很多浙江老板們寧可把事業(yè)交給職業(yè)經(jīng)理人打理，也要安排孩子出國深造。這樣的趨勢，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浙商三代和浙商四代。
一位新加坡家族辦公室的從業(yè)者告訴社長，浙江的私企老板們占了他客戶的15%。而這些客戶的大部分訴求，正是為了給子女的國際教育鋪路。
生娃的風向標正在發(fā)生轉變，信奉多子多福的溫州，生育率也低得可憐。而浙江人的生育意愿，也在影響杭州的人口走勢。
過去，杭州常住人口有三成來自浙江其它城市，但這種差距被后來居上的河南慢慢逼近了。最近3年：
杭州的浙江人少了20多萬，河南人多了40多萬。
河南人的生育意愿比浙江人要高多了，他們正在以數(shù)量優(yōu)勢崛起。千年前，杭州滿城皆是河南人的景象似乎又要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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