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一直在讀各種有關絲綢之路的書，趙豐先生這本《錦程》一直放在案頭，反復翻閱，愛不釋手。在眾多的絲綢之路著作中，這一本有它自己的特征，正像副標題所示的那樣——“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它是以中國絲綢為主線來討論絲綢之路的，而且，它出自一位名副其實的絲綢專家之手。
趙豐自小就生活在絲綢的氛圍里，母親是絲織廠的繅絲女工，父親是廠里的技工，從少年時代就受到絲織技術的熏陶?！拔母铩焙蟪蔀榈谝粚么髮W生，就讀浙江絲綢工學院（今浙江理工大學），學的是絲綢制造。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又考入中國紡織大學（今東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專攻絲綢歷史，特別是隋唐時期的絲織史。以后常年任職于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多年來在中國西北、中亞各地考察絲綢遺物，并走訪歐美、日本、韓國等地，觀摩各種各樣的收藏，與國內外學者、收藏家、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專家交流學術，參與國內外各種有關絲綢的展覽。趙豐的足跡就如同一條“絲綢之路”，他的這本《錦程》，也可以說是他走過的“絲綢”之路。
《錦程》一書以中國絲綢為線索，大致按照時間的順序，對于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絲綢貿(mào)易，特別是技術、紋樣的傳播，做了詳細的闡述。從上古時代絲綢的產(chǎn)生，然后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運送的紡織品，歐洲對絲綢最早的傳說；到漢晉時期中國絲綢的西傳經(jīng)過，以及同時期希臘化藝術對于紡織品的影響；中國發(fā)現(xiàn)的西方蠟染棉布與緙毛上的西方圖樣，東西方織錦的傳播與影響。到了中古時期，從波斯、粟特織錦的東傳，到隋朝何稠仿制波斯錦；從唐初竇師綸的陵陽公樣，到中晚唐的大唐新樣。然后是唐朝風格的絲綢向日本的傳播，以及對契丹、回鶻的影響。最后描述了蒙元時期中國絲綢對高麗的影響，以及與波斯的技術交流；直到大航海時代到來后，明清之際中國宮廷中的西洋錦的來歷和西方中國風的形成。作者用非常簡潔的語言和鮮活的例證，簡明扼要的概述了以絲綢為中心的絲綢之路的歷史，沒有拘泥于眾所周知的絲路故事，除了交代一些必要的歷史背景外，都把濃重的筆墨放在絲綢上面，因此別具一格。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注重考古材料，重視對實物的觀察。中國古代有關絲綢的記載非常豐富，作者對于傳統(tǒng)史料和出土文獻中的有關記載是做過收集整理工作的，但文獻的記載往往不夠細致，最主要還是數(shù)量、尺寸、紋樣、產(chǎn)地等方面的情況。而考古工作者不斷發(fā)現(xiàn)的文物，則提供給絲綢專家觀察絲綢的經(jīng)緯、紋路、精粗、圖案、襯里等具體情形提供了可能，也可以根據(jù)遺址、遺物的所在，判定絲織品的功用。
吐魯番阿斯塔納出土騎士紋錦
《錦程》的作者對于從20世紀初葉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北所獲織物，到最新的中國考古專家的發(fā)掘品，都不斷追蹤，甚至親自參與整理工作。比如作者參與的營盤15號墓墓主人所穿紅地顯黃花錦袍的揭取工作，得以對這件表現(xiàn)希臘紋樣風格的對童子、對牛羊雙層錦做出細致的分析和復原（112-117頁）。又如作者所帶領的團隊對吐魯番阿斯塔那170號墓出土紅地獸面對鳥、對獸緯錦褲的整理，詳細闡釋了這件具有當?shù)靥厣钠郊y緯二重組織的織造技術（137-139頁）。還有作者帶領的團隊從2006年開始，與英、法等國學者合作整理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的紡織品，使得本書在討論從波斯、粟特錦到大唐新樣的轉變過程，取樣解說，得心應手。
營盤15號墓墓主人紅地顯黃花錦袍復原
本書的特色之二，是以技術和紋樣的理解為基礎對出土絲織品殘片的復原。因為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很早就已開通，不僅中國生產(chǎn)絲綢，中亞粟特、西亞波斯，以及羅馬、拜占庭，都能夠織造獨具特色的絲織品，即便是中國本土，北方與南方的紋樣有異，河北與巴蜀的產(chǎn)品不同，要勾勒出各地出產(chǎn)的織物是如何從絲綢之路的一個點傳到另一個點，需要對織物的技術和紋樣做非常細致的分析研究。
西方收藏人獅搏斗錦
《錦程》的作者在考察、研究絲織品的時候，由小見大，從一塊塊殘片，復原出整個或局部完整的絲綢面料。比如作者對尼雅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和“討南羌”兩件織錦殘片的綴合，復原出連續(xù)的織錦與圖案（88-90頁）。又如在幫助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走向盛唐展”準備展品時，作者有機會親自調查1959年尼雅遺址出土的蠟染棉布，并將兩塊布片直接綴合，使得這件蠟染布上的希臘豐饒女神提喀和大力神赫拉克利斯之間的組合更趨完整，其他紋樣也得到比較合理的解說（98-108頁）。此外，作者對青海都蘭出土的太陽神錦圖案的復原（121頁圖14），對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聯(lián)珠野山羊紋錦圖案、對鹿紋夾纈圖案的復原（163頁圖6，194頁圖12），特別是根據(jù)敦煌晚唐寺院賬單中所記“番錦……又一張內每窠各獅子二，四緣紅番錦，五色鳥九十六”，復原出1米×2米左右的獅子團窠，外面兩圈單只立鳥的團窠紋錦的整幅圖案（165-167頁，圖8），讓讀者不盡贊嘆不已。
聯(lián)珠紋對飲錦
本書的特色之三，是作者的視野廣闊，對于世界范圍內各類絲綢精品的準確把握。由于種種原因，絲綢之路沿線的絲織品現(xiàn)在分散收藏在許多國家的博物館、圖書館或私人手中，考古發(fā)現(xiàn)也在不斷進行，有些仍在考古研究單位整理修復當中，有些盜掘品則流入市場，真?zhèn)位煜虼税堰@些收藏品和發(fā)掘物中可以說明絲綢之路的物件檢出，并非易事。所以，絲綢研究者需要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能力，而《錦程》的作者，正是這樣一位不知疲倦，到處走訪的人。
我們看本書《尋訪贊丹那村》一節(jié)，跟隨作者到布哈拉周邊的小村里，去尋訪中世紀曾經(jīng)織造著名的“贊丹尼奇錦”的地方，就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執(zhí)著，為了研究絲綢生產(chǎn)技術如何從中國傳到中亞，中亞如何織造更加漂亮的斜紋緯錦，再傳到中國的過程而付出了多少努力。
寶山遼墓壁畫所見錦衣
說來也巧，筆者在趙豐2006年8月走訪贊丹那村兩個多月后，曾經(jīng)走訪布哈拉古城，在一個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手工作坊（UNESCO TrainingWorkshop for Traditional Carpet Weaving and Natural Dye Making Ishani PirMadrassa）里，看到一些姑娘正在用手工織錦，所模仿的正是“贊丹尼奇”錦，但當時沒有想到去贊丹那村追根問底。
此外，趙豐利用幫助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策展，與英、法、俄國學者合作整理敦煌絲織品的機會，以及走訪日本正倉院、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契機，對海外藏品有充分的把握，加上對國內考古發(fā)掘品以及各類出土物的諳熟，使得本書能夠把反映絲綢之路上東西傳播的各類織物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典型樣本選擇出來，加以闡釋，說明其技術特點和紋樣特征，這恐怕是這位絲綢專家?guī)Ыo我們最為難得的考察結果。
俄羅斯巴澤雷克古墓出土地毯局部
《錦程》是一本對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的通論性著作，這背后，其實是有著作者雄厚的學術積累作為支撐的。我簡單梳理一下趙豐的相關著作，就有《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織繡珍品：圖說中國絲綢藝術史》（香港藝紗堂1999年版），《遼代絲綢》（香港沐文堂2004年版），《中國絲綢藝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天鵝絨》（蘇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敦煌絲綢》（與王樂合著，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另外，他還自己或與其他人共同主編過一系列論著，如趙豐、于志勇主編《沙漠王子遺寶：絲綢之路尼雅遺址出土文物》（香港藝紗堂2000年版），趙豐主編《紡織品考古新發(fā)現(xiàn)》（香港藝紗堂2002年版），趙豐、金琳主編《黃金·絲綢·青花瓷：馬可波羅時代的時尚藝術》（香港藝紗堂2005年版），趙豐、尚剛主編《絲綢之路與元代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藝紗堂2005年版），趙豐主編《中國絲綢通史》（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趙豐主編《絲綢之路：藝術與生活》（香港藝紗堂2007年），趙豐、伊弟利斯·阿卜都熱蘇勒主編《大漠聯(lián)珠——環(huán)塔克拉瑪干絲綢之路服飾文化考察報告》（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趙豐主編《敦煌絲綢藝術全集·英藏卷》（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趙豐主編《西北風格·漢晉織物》（香港藝紗堂2008年版），趙豐主編《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趙豐、齊東方主編《錦上胡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趙豐主編《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法藏卷》（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趙豐、屈志仁主編《中國絲綢藝術》（北京中國外文出版社與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羅列這些著作的原因，除了要說明本書作者用功之勤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讓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從這些專題論著中繼續(xù)閱讀，跟著趙豐，去深入了解絲綢之路上的中國絲綢。
載《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4期，16-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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