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中原王朝的文化軟實力
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包括硬實力與軟實力兩個部分。硬實力是指該國的社會生產(chǎn)總值和基礎設施等硬件擁有的程度，軟實力則是指文化與制度方面的影響力，包括文化影響力、意識形態(tài)影響力、制度安排的影響力等。軟實力具有內涵不易確定、外延相對模糊、內容不易量化等特點。進一步來說，軟實力不僅體現(xiàn)在制度力量和文化力量，還包括國際認同、公共話語權、良好形象塑造能力、軟實力傳播途徑、推動國家有序發(fā)展能力等多方面的內容，上述狀況可說是“古今皆然”。
中原王朝施用的文化軟實力， 與非中原王朝不同。由于以相對先進的農業(yè)文明為統(tǒng)治基礎以及統(tǒng)治的時間較長等原因，中原王朝施用于治邊的文化軟實力，較之非中原王朝更為復雜，產(chǎn)生的影響也要大得多，乃是本文研究的對象。
中原王朝有別于非中原王朝的一個特點，是中原王朝以上述核心區(qū)域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形態(tài)為基礎，形成一套特有的統(tǒng)治制度、政治傳統(tǒng)與政治理念。中原王朝的意識形態(tài)，受到典型農業(yè)社會及所衍生的政治集權制度、封建宗法制度等的深刻影響。就施用的對象而言，中原王朝的文化軟實力，大致包括對置于王朝統(tǒng)治下的各類政治勢力、社會各階層的感化力與號召力，以及施用于邊疆及其徼外地區(qū)的影響力與感召力兩個部分。進而言之，中原王朝特有的統(tǒng)治制度、文化傳統(tǒng)與政治理念，升華為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華夏文化，并應用于邊疆治理方面，便形成中原王朝的治邊文化軟實力。
古人對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化軟實力不可能做出科學歸納，但歷朝對華夏文化具有的重要價值、所產(chǎn)生的重大影響等有深切認識，并采取相應的政策爭取其影響實現(xiàn)最大化，卻是洞若觀火的事實。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者對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作用有深切感受，對自己的文化軟實力有充分的自信，并以此為鞏固王朝統(tǒng)治及向外擴展勢力的利器。
中原王朝治邊大致有兩種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即全國統(tǒng)一的時期與局部統(tǒng)一的時期。在全國統(tǒng)一時期，中原王朝治邊的既定目標，是以典型農業(yè)地區(qū)為核心，有效應對邊疆反側勢力的挑戰(zhàn)，穩(wěn)定和發(fā)展邊疆地區(qū)。另一方面，積極抵御或反擊徼外勢力的進犯與干擾，形成睦鄰相安的有利局面，以鞏固和發(fā)展全國性的統(tǒng)一。在局部統(tǒng)一時期，中原王朝治邊的主要任務，是以典型農業(yè)地區(qū)為核心，向外界宣示本朝秉承前朝統(tǒng)一的正統(tǒng)地位，削弱乃至戰(zhàn)勝挑戰(zhàn)自己的其他政權，爭取實現(xiàn)對全國的統(tǒng)一。至于某些邊患嚴重的統(tǒng)一王朝，其治邊目標則兼有局部王朝的一些特點。不論在全國統(tǒng)一時期還是局部統(tǒng)一時期，絕大多數(shù)中原王朝都堅持秉承華夏文化、追求全國統(tǒng)一的政治理想，堅信華夏文化之優(yōu)越與遇敵必勝，并堅持以華夏文化感化反側的一方。從這一點來說，同屬中原王朝的統(tǒng)一王朝與局部王朝，其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內容與特點大致相同，并在上千年間形成了傳統(tǒng)，隨著時代改變與當事人認識上的深化，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內容、施用方式與效用等也發(fā)生了變化。
二、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基礎
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基礎是夷夏有別觀與用夏變夷觀。
中原王朝認為夷夏兩者有顯著的區(qū)別。中原王朝的腹心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這一地區(qū)是典型的農業(yè)地區(qū)，以興盛的農業(yè)生產(chǎn)為基礎，這一地區(qū)形成相對先進的農業(yè)文明，在意識形態(tài)上表現(xiàn)為華夏文化。在漫長的發(fā)展時期，農業(yè)文明在中國及周邊地區(qū)一直處于領先水平。中原王朝乃具有高度的優(yōu)越感，視華夏以外的文明為卑下，具體表現(xiàn)為夷夏有別的觀念。中原王朝自稱“華夏”或“夏”，以華夏以外的文明為“夷狄”或“夷”。中原王朝所稱之“夷狄”，并非指某一類民族或某一地域范圍的民族，而是包括了中原王朝邊疆的土著民族以及同中原王朝有往來的邦交之國。 清末洋務運動的提倡者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言之“夷”便是指西方列強。
夷夏有別觀形成于戰(zhàn)國時期，以后又有補充和發(fā)展。漢代史學家班固對這一觀念做了較全面的概括。他說：華夏居天下之中，蠻夷居華夏之外；先王為區(qū)別夷夏遠近有別，乃分置九州、列五服之制。夷狄貪而好利，“人面獸心，”其習俗、服飾與華夏不同，因此先王待之如獸畜，采取“外而不內、疏而不戚”與“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的治策。夷狄若慕義來獻，朝廷必待之以禮，以此羈縻不絕，若與中原王朝失睦應“使曲在彼”，此為“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 夷夏有別觀體現(xiàn)了中原王朝的天下觀、文明觀與內外關系觀，成為治邊文化軟實力的理論基礎，在數(shù)千年間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夷夏有別觀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華夏中心觀。受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亞洲東部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區(qū)。在這一區(qū)域，華夏文明較早擺脫蒙昧狀態(tài)并呈現(xiàn)一枝獨秀，華夏以外亞洲的其他文明，對華夏文明長期處于尊從和學習的地位。這種狀態(tài)使中原王朝養(yǎng)成孤傲自大的文化心理。奉華夏民族為宗主與文明中心的觀念，在很長的時期內也被其他文明的所有者認同，以此為基礎乃在東亞地區(qū)形成通行的天下次序。夷夏有別觀既以文明的類型為劃分夷夏的標準，所謂夷狄包括華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在地理分布上便形成以華夏為中心的部分較清晰、而與夷狄地區(qū)毗連的區(qū)域較模糊，同時夷狄的范圍可向外部隨意延伸的情形。表現(xiàn)在中原王朝的疆界和中原王朝的對外關系方面，便是邊疆的范圍長期含混且經(jīng)常變動，而與中原王朝發(fā)生關系的夷狄，究竟是受中原王朝管轄的邊疆民族，還是屬于接受中原王朝羈縻的屬國，乃至是通過朝貢途徑與中原王朝交往的遠方之國，有時便難以確定。其中識別難度最大的是邊疆民族、邊疆政權與相鄰屬國。在中國歷史疆域形成的過程中，邊疆民族、邊疆政權或屬國的性質不易區(qū)分，同時還有性質經(jīng)常變化的情形。邊疆民族、邊疆政權或屬國在地理上的分布，通常造成一個外延游移、面積廣闊的中間地帶。
夷夏有別觀既是中原王朝之天下觀、文明觀與種族觀的基礎，也是制訂邊疆治策與邦交應對原則的基本前提。夷夏有別觀之“夷狄”概念的含混，為中原王朝施用治策提供了寬松的可變范圍，中原王朝制訂的封貢制度，因此也大體適用于不同類別的夷狄。由于封貢制度具有這一特點，朝廷于夷狄的應對即便稍有差池，也不至于出太大的亂子，在元代以前尤其如此。中原王朝的封貢制度廣泛施用于各類夷狄，封貢制度所體現(xiàn)的治邊文化軟實力，也因此而傳播四方。
二是崇夏抑夷的思想。夷夏有別觀推崇華夏、貶低夷狄，甚至認為華夏之先進與高貴、夷狄之落后與卑下，均屬與生俱來難以改變，對夷狄極為蔑視和輕視，提出須嚴格劃分夷夏與夷狄的界限?！抖Y記·王制》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薄侗笔贰じ啕悅鳌贩Q：華夏感生地之靈天生仁義，夷狄受荒裔之氣狠而好亂。 先秦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保ā蹲髠鳌こ晒辍罚┥踔琳J為距離華夏愈遠的地區(qū)，愈為荒蕪及落后野蠻。受崇夏抑夷思想的影響，在治邊方面，諸朝產(chǎn)生了“先事華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輕枝葉”及親華夏、遠夷狄等觀念。
三是夷夏之間須保持必要的距離。這是中原王朝恪守的一項原則，也是重根干、輕枝葉策略思想的體現(xiàn)。主要表現(xiàn)是“不臣異俗”，即不以招徠遠方的夷狄為目標，朝廷與遠方夷狄交往必須掌握“度”。不招徠遠方夷狄，并非是王朝之德不能及、兵威所不能至，所是因為夷狄“獸心貪婪，難率以禮”，因此與之保持適當?shù)木嚯x，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中原王朝治邊所奉行的原則，是夷狄歸附則受而不拒，夷狄反叛則棄之不追。 武德二年（619）唐朝的詔令說得清楚：“昔王御世，懷柔遠人，意在羈縻，無取臣屬?！? 中原王朝提出“不臣異俗”，既有重本抑末方面的原由，也體現(xiàn)了朝廷籍此減少治邊成本的考慮，即認為夷狄之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臣而畜，” 經(jīng)營其地得不償失。以上述觀念為基礎，中原王朝形成了“守在四夷”的思想。
用夏變夷觀是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又一基礎。用夏變夷觀主要源自儒家的德化觀。儒家講究以和為貴，以忠信之美，并以其道德觀念來解釋夷夏之間的關系。如提出信為國家之寶，若棄信背鄰，遇患難將無人相助。義與信，和與仁皆為霸王之器。多行不義必自斃。小國所以事大國，是因為體現(xiàn)信；大國所以保小國，是由于奉行仁。親仁并善待鄰邦，為國家之寶；與戎狄和睦，是國家之福。違背盟約不祥，欺騙大國不義。儒家分析了德與威的關系，認為朝廷應對夷狄，實行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治策，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的德與威。朝廷應對夷狄，德與威不可或缺，當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芭讯挥?，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但仁者不可求逞于人，兵戎不可自我始。 儒家所提倡的德化觀，反映了農業(yè)社會具有的和平、和睦、講究誠信等思想，體現(xiàn)出中原王朝之大國風范。
從德化觀出發(fā)，中原王朝認為對夷狄廣施德化，便可實現(xiàn)“德澤洽夷”，取得“不事遐荒”的效果。先秦人十分重視德化的作用。墨子提出若以義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敬服便倚馬可待。楚莊王說：無德而強爭于諸侯，何以服眾？司馬錯提出欲稱王者務博其德，將有德、廣地、富民列為稱王必備的三項條件。 先秦之后，歷代思想家對“德澤洽夷”的內容亦有發(fā)展。漢朝大臣提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中原王朝的邊塞能百代固守，“非以阻險，以文德也?！? 明臣桂彥良認為以德懷夷，是為了“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達到“守在四夷”之目的；對夷狄能以德懷之，以威服之，為中原王朝治邊之上策。 司馬光說得明白，稱對夷狄叛則討之、服則懷之，將其處之四裔，是為“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此乃先王之良政。 可見中原王朝對夷狄推行德化政策，實現(xiàn)“以夏變夷”，是企望用道德的力量與良好形象，通過和平的手段爭取夷狄認同，以穩(wěn)定邊疆和羈縻四夷，取得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三、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內容與施用目標
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內容，主要是彰顯中原王朝的文化、實力與制度。
彰顯文化是治邊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原王朝的經(jīng)濟基礎是農業(yè)文明。農業(yè)文明在中國形成很早，較之結構相對單一的游牧文明與發(fā)展滯后的山地文明，農業(yè)文明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如生產(chǎn)效率較高且穩(wěn)定，在早期人均耕地面積甚大、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未遭破壞的情形下，耕種一年可供食數(shù)年，一部分人口乃從直接生產(chǎn)者剝離，從事其他方面的創(chuàng)造或服務，在很長的時期，發(fā)達的農業(yè)文明使其他文明難望其項背。華夏文化是產(chǎn)生于農業(yè)文明的一枝奇葩。華夏文化打上了農耕社會的深刻烙印，如安土重遷、和平和睦、尊卑有序、忍讓包容等觀念，便來自農耕社會。出自地理環(huán)境封閉及長期一枝獨秀等原因，農業(yè)文明及所衍生的華夏文化很少受到挑戰(zhàn)，中原王朝對自己的文化懷有高度自信，將之視為治邊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部分。
中原王朝向外傳播的文化，主要內容是宣傳其博大精深，傳播和平、和睦、夷夏有別等價值觀，同時體現(xiàn)尊卑有序、奉上事主、講求誠信、寬廣包容等道德觀。在處理與周邊夷狄的關系方面，中原王朝提倡守境相安與求同存異。
漢、唐兩代是中原王朝前半期的鼎盛時期，漢、唐均重視彰顯文化與發(fā)揮文化的影響力，其共有的特點是對夷狄廣施德化。
漢朝廣施德化主要是通過納質制度與和親制度。通過納質之制，邊疆夷狄向漢朝大量遣送充為人質的貴族子弟。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韓邪單于至長安朝覲。宣帝待以殊禮，共迎于渭橋之下的蠻夷君長、王侯有數(shù)萬人。 其中除一些是赴京入覲及留居的首領外，大部分是入侍京師的質子。永初年間，鮮卑120屬部的酋長，向東漢一次遣送質子數(shù)百人。班超鎮(zhèn)撫西域，西域50余國皆向東漢納質。 對居住長安的質子，朝廷或編入侍衛(wèi)軍，享受優(yōu)厚的待遇。還有一些質子留居邊疆重鎮(zhèn)，朝廷亦待之以禮，甚至為其興辦賓館或學校。鮮卑120屬部酋長向東漢納質，朝廷為質子修建南北兩部“質館”。漢朝還積極與邊疆夷狄和親。通過頻繁的和親，把漢朝的文化傳播到廣大邊疆地區(qū)。
唐朝對夷狄施行的納質制度與和親制度，在內容、規(guī)模方面不讓兩漢，甚至有超出者。不同于兩漢的是唐朝還通過向夷狄賞賜書籍、接收夷狄子弟入國學等形式，推動華夏文化向外部世界傳播。貞觀年間，唐太宗數(shù)至國子監(jiān)，聽擔任學官的名儒講論，并增學舍1200間，增學生至2260人。四方學者乃云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余人?！? 據(jù)《舊唐書·新羅傳》，太宗將自書之《溫湯碑》、《晉祠碑》及新成的《晉書》賜給新羅。垂拱二年（686）新羅上表，求賜《唐禮》及其他書籍，武則天許之，并命抄寫《吉兇要錄》，從《文館詞林》選“訓誡”有關內容集為50卷賜之。日本多次派遣唐船至唐朝，赴長安學習唐文化的使者絡繹不絕。唐朝的周邊地區(qū)掀起學習唐文化的高潮，為東亞地區(qū)華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由于傳播德化的目的是穩(wěn)定四夷，而并非征服夷狄，中原王朝施行德化是預置底線的。一些君王并不希望夷狄仿效華夏而徹底改變舊俗。大業(yè)三年（607），匈奴啟民可汗上表，請求依隋朝的服飾、法用之制，改變如同華夏。煬帝下詔：“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稱夷夏衣服不同，可辨要荒之別，亦見天地之情。 明弘治十七年（1504），巡撫貴州的都御史劉洪奏：所屬土民、苗民日漸蕃盛，混處無別，請以百家姓編為字號，賜與漢姓。皇帝答：“華夏自有定分，可隨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nbsp;
對能否讓夷狄掌握華夏文化的精髓，漢、晉、唐、宋等朝亦有爭議。唐臣于休烈上《請不賜吐蕃書籍疏》，稱典有恒制不可送人，并引東平王入朝求賜《史記》等書、被漢帝拒絕的典故，說賜給吐蕃書籍，無異于贈之以兵、資其屯糧；朝廷若非賜不可，當選留《春秋》等書。 對朝廷規(guī)定夷狄納質的制度，朝臣亦有非議。天冊萬歲二年（696），唐臣薛謙光上疏，稱“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晉武帝好慕化虛名，允許夷狄習史漢等書，皆計謀所失。突厥、吐蕃、契丹等所納質子，得以入朝學習漢法、目睹朝章，“知經(jīng)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建議禁絕質子入朝之制，已入朝的質子不可放其歸國，以防泄漏機密。
兩宋難敵北方的遼、金與蒙古，甚至被迫向后者稱臣納貢。宋朝的“華夷之辯”意識十分明顯。歷代王朝與周邊四夷多有和親，唯獨兩宋不見于記載。兩宋禁止禁書、歷算、術數(shù)、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等類書籍出境，管理嚴格的程度堪稱少見。景德三年(1006),北宋皇帝頒詔，除九經(jīng)雜書外, 邊民不得將其他書籍帶入沿邊榷場交易。天圣五年(1027)，鑒于臣僚文集經(jīng)河北沿邊榷場流入遼地，北宋重申不許受限內容書籍出境的禁令。元豐元年(1078)，朝廷頒布更嚴格的禁令，規(guī)定私賣書籍與化外之人者流徙三年，情節(jié)嚴重者配流千里。
唐末兩宋時期，東亞地區(qū)的形勢逐漸改變，中原王朝的文化傳播遇到阻力。文化傳播的內容及重點，因此相應發(fā)生了變化。
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另一項內容是彰顯實力。中原王朝的實力大致包括經(jīng)濟實力、人力資源與軍事實力。中原王朝的腹地土地肥沃，糧食總產(chǎn)量甚高且收成穩(wěn)定，完全可以實現(xiàn)自給自足，無需通過對外掠奪與大規(guī)模通商來補充。這一優(yōu)勢既為中原王朝擁有雄厚國力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是中原王朝關注的重心是內部的安定與發(fā)展，而不甚在乎對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以專制和中央集權為特色的統(tǒng)治制度下，朝廷握有全面掌控社會與臣民的權力，隨時可調用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各類資源。以雄厚的社會經(jīng)濟和人力資源為基礎，中原王朝可形成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在某些時期，中原王朝擁有的經(jīng)濟實力與軍事實力并不對稱，軍事實力或明顯弱于經(jīng)濟實力，其中既有軍事制度不甚合理等方面的原因（如宋朝），同時也與農業(yè)社會的軍隊，難與擅長流動作戰(zhàn)的游牧民族相匹敵等有關。
中原王朝對自己的實力十分自信。統(tǒng)治者認為庫存豐厚且易補充，一些王朝或將大量資源用于治邊。除與治邊有關的用兵外，中原王朝對徼外夷狄實行“厚往薄來”的政策，也消耗了不少資源。一些統(tǒng)治者為營造聲勢及顯示國威，還耗費銀兩做盡表面文章。漢朝所遣使者西逾蔥嶺，北抵安息。沿途諸國皆派遣使者，隨漢使赴長安覲見皇帝，漢朝“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漢朝又置奇戲、怪物，讓使者聚觀；并廣行賞賜，設酒池肉林，令來者遍觀府藏之豐厚，諸國使者“見漢之廣大，傾駭之”。 突厥被唐朝打敗后，“頃國入朝，”唐廷每見一人初降，均賜物五匹、錦袍一領。凡酋長均授以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 北宋對夷狄的貢品“估價酬值”，并賜使臣以珍貴物品，如回賜高麗國王，僅絹一項便以萬匹計。明清時天下形勢劇變，兼之朝廷國力有限，“厚往薄來”或流于形式。明朝企望恢復漢唐盛儀，仍歲時頒賜，致使庫藏為虛。而四方夷狄進獻奇珍異寶、名禽殊獸日增月異，明廷因此疲憊狼狽。明人譏諷諸夷進貢方物徒有其名，貢品大都草率不堪；“而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屬尤極不堪，一著即破碎矣?！?nbsp;
由于覲見可獲得中原王朝的賞賜，一些徼外商人冒稱遠夷朝見，亦獲得豐厚回報。永樂年間，明成祖欲使遠方諸國無不臣服，致力于積極招徠，西域之使歲歲不絕，絡繹于道路。一些商人偽稱貢使，攜馬、駝、玉石等揚言進獻；既入明朝邊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饌之費，悉取之有司，” 覲見后還可獲得大量的賞賜，朝野為此頗多抱怨。
在王朝統(tǒng)治時代，統(tǒng)治者可有效調用社會資源，實現(xiàn)治邊成本的付出。過度治邊不但耗費國庫，亦廣泛動用社會資源，尤其是大量調用男壯勞力，對維持農業(yè)社會的持續(xù)生產(chǎn)造成很大威脅。由于治邊的成本甚高、資源使用的效率也不盡合理，盲目拓邊使中原王朝的國力乃至維持統(tǒng)治，都面臨嚴峻的考驗。歷代朝臣乃將盲目營邊，提高到削弱國家實力乃至動搖王朝根基的高度來認識。唐臣杜佑說：漢武帝憑借文、景兩朝之富，興師以拓邊，致使全國戶口減半，最后被迫下哀痛之詔。褚遂良稱唐朝用兵高昌，致使供役的河西地區(qū)十室九空，五年不可恢復；朝廷又歲遣丁壯赴邊疆屯戍，行程萬里，去者資裝均須自備，百姓為此苦不堪言，“道路死亡尚不計?！睆埣碇Q朝廷盲目營邊，“于國家無絲發(fā)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
制度也是治邊文化軟實力的組成部分。這里所說的制度，主要是指中原王朝的國家制度與封貢制度。鑒于徼外勢力之多元與邊疆政局之復雜，統(tǒng)治者對可掌控的范圍由近及遠相應削弱亦有認識，因此治邊多采取較靈活的國家結構形式，或可稱為一國多制。 唐末兩宋，治邊方面的國家結構形式也有較大變化。至于與治邊密切相關的封貢制度，在諸朝統(tǒng)治者看來，為王朝政治一統(tǒng)、受封者奉上事主的象征，因此多予固守不愿變通。甚至在天下格局已明顯改變的情形下，為外國使者入朝的禮儀問題，清廷還與英國等國多次發(fā)生論爭。
治邊文化軟實力的施用目標，是實現(xiàn)“守在四夷”。
“守在四夷”堪稱是大多數(shù)中原王朝治邊思想的核心。 明人桂彥良說：“馭戎狄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庇终f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為最上之策。如漢武帝窮兵黷武，隋煬帝、唐太宗遠伐高麗，均非守在四夷之道。 “守在四夷”的核心，是應對夷狄以防守為主，對經(jīng)邊、拓邊均持保守與謹慎的態(tài)度。
農業(yè)社會具有的性質與特點，決定了中原王朝治邊必然守在四夷。一些大臣認為，中原地區(qū)的周邊為滄海、流沙、大漠與五嶺，乃上天所賜，“以限夷狄而隔中外”，天意不可違。 實現(xiàn)“守在四夷”的關鍵，是處理好守中與治邊的關系。中原王朝追求的目標是華夏之地安定繁榮，認為拓邊、經(jīng)邊居于次要地位。唐臣褚遂良說：古代帝王“必先事華夏而后夷狄”。 李大亮上書：中國百姓為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如枝葉；若擾動本根而以厚枝附之，怎得久安。 中原王朝提出的治邊須分輕重緩急、重本抑末等思想，可說是對歷朝治邊經(jīng)驗的總結。
宋朝將“守在四夷”的觀念發(fā)展為“欲理外、先理內”的治邊原則。端拱二年（989），大臣田錫在奏書中稱：“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對近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尚可預防；若奸邪演為內患，則深為可懼。 為實現(xiàn)“守在四夷”，宋臣還認為劃大渡河為界，將大理國拒于境外，使其“欲寇不能，欲臣不得”，乃御戎之上策。 明清時中國的疆界基本上形成，清乾隆帝乃將“守在四夷”，表述為開邊黷武朕所不為，祖宗疆宇不敢缺虧尺寸。
因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則，中原王朝制訂以下的治邊方略：
“不以四夷勞中國（按：指中原王朝），不以無用害有用”。即認為不應耗費大量國力經(jīng)營四夷，以免本末倒置影響華夏之地的安定。類似的說法還有“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中原王朝認為治邊的理想狀態(tài)，是華夏與夷狄守境相安，互不侵犯。中原王朝應對邊疆夷狄之策，是待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 可見“守在四夷”的觀念，以守疆自安為基本原則，在營邊和拓邊方面持保守態(tài)度，甚至奉隔絕夷狄、不相往來為要旨。唐太宗等認為，“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并奉為治邊上策。認為關鍵是處理好國內之事，國內若安定昌盛，周邊夷狄自然臣服。 “以守在四夷”為基礎，中原王朝進而形成謹守祖業(yè)、注重維護國家統(tǒng)一等傳統(tǒng)。
“謹事四夷。”其含義一是對周邊夷狄的挑釁慎重對待，若用武須考慮必要性與可行性，不可草率出兵。二是講究應對藝術，既對中原王朝的應對劃定底線，同時處理時體現(xiàn)文明大國的風范，做到有理、有節(jié)、有度。關于與夷狄交往的底線，東漢官吏虞詡提出“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班固稱對夷狄應“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比粢牡夷搅x入朝貢獻，朝廷須待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碧瞥嫉胰式苤赋?，對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既體現(xiàn)了朝廷“推亡固存”之仁義，也可免除百姓遠戍之勞役，取得彰顯華夏文明與避免耗銀擾民的雙重效果。司馬光認為“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是王者對付夷狄的基本原則，若有大漢之強盛卻將盜賊之計謀用于蠻夷，“不亦可羞哉！”
以上述方略為基礎，中原王朝形成遠交近攻、注重全局與長遠發(fā)展的治邊戰(zhàn)略觀。據(jù)筆者研究，西漢經(jīng)營西南夷，主要是企望開通自蜀地沿牂柯江達番禺的用兵道路，以及自蜀地經(jīng)西南夷、身毒達大夏的交通線。東漢與唐朝經(jīng)營今云南地區(qū)，基本動力仍是維持上述達外通道的暢通。自元代起歷朝經(jīng)營云南，重點才逐漸轉移到經(jīng)濟開發(fā)等方面。 此類情形在其他邊疆地區(qū)亦不少見，實為中原王朝實行遠交近攻戰(zhàn)略的反映。中原王朝治邊具有注重全局與長遠發(fā)展的戰(zhàn)略觀，主要表現(xiàn)在形成重北輕南的治邊傳統(tǒng)，以“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為治邊的長遠目標，以及重視施用文化軟實力、積極推行德化及發(fā)展儒學教育等方面。
“守在四夷”有其合理內核。在華夏文明獨步東亞地區(qū)的時代，由“守在四夷”演衍而來的治邊方略堪稱積極而有效。但天下形勢一旦有變，“守在四夷”蘊含的保守成分便逐漸顯現(xiàn)，進而成為中原王朝自我封閉的原因之一。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認為東亞國際秩序或華夷秩序是向心的、不平等的縱向關系，近代歐洲國家體系是離心的、平等的橫向關系。后一類型的國際關系，亦即華夏文化受到相繼崛起其他文化的挑戰(zhàn)，東亞地區(qū)必然形成新的關系的發(fā)展方向。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守在四夷”的觀念逐漸落伍；為實現(xiàn)“守在四夷”而施用的文化軟實力，其效用與影響便大不如前，治邊文化軟實力也相應發(fā)生某些適應性的變化。
四、治邊文化軟實力的載體與傳播機制
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傳播載體是封貢制度。
封貢制度的基礎主要是服事觀。先秦時一些諸侯國提出“五服”說或“九服”說?！渡袝び碡暋匪灾拔宸闭f， 內容大致是統(tǒng)治者居于天下的中心，統(tǒng)治者的影響由中心向四面?zhèn)鞑?，每隔五百里依次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兩服之間又有若干層次，統(tǒng)治者的權威根據(jù)距離的遠近遞減，當?shù)鼐用駥y(tǒng)治者承擔的義務也相應減輕?！吨芏Y·夏官司馬》“九服”說與“五服”說的主要區(qū)別，是將“五服”劃分為更細的“九服”。
《荀子·正論》對“五服”說作了具體說明， 主要內容是中原各國服事天子之制相同，而四方夷狄服事天子之制卻不同。“甸服”之人供給天子每天的祭品，“侯服”之人供給天子每月的祭品，“賓服”之人供給天子每季的祭品，“要服”之人供給天子每年的貢品，“荒服”之人僅須承認天子的至上地位而不必定時進貢。四方夷狄向天子進貢物品，負擔的程度和進貢的次數(shù)，根據(jù)距離的遠近依次遞減，此乃王者之制。
在對先秦服事觀進行改造后，中原王朝將之發(fā)展為以四方夷狄向中原王朝進貢、中原王朝冊封朝貢者為主要內容的封貢制度。封貢制度的實質，是中原王朝通過朝貢、冊封這兩種基本形式，與前來朝貢的四方夷狄建立盟約及主從的關系，進而形成通行天下的規(guī)范。
封貢制度是封建宗族制度的體現(xiàn)。在農業(yè)社會基礎上產(chǎn)生的封建宗族制度，首要的特征是同胞親族聚集于同一家族，“合而為親。”（《白虎通·宗族篇》）其次，宗族成員按照親疏與輩分的區(qū)別，在宗族內部劃分復雜等級，并通過家長的層層分封，明確自上而下的駕馭關系，所有成員均絕對服從最高家長宗主。宗族制度通過諸多形式得以體現(xiàn)，做到宗族共主、尊卑有序。農業(yè)社會視國家如同家庭，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原王朝將宗族制度施用于治邊，于是形成了封貢制度。
封貢制度大致有以下特點：其一，雙方的關系建立在朝貢夷狄承認對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并通過朝貢、接受冊封、履行朝廷規(guī)定的義務等得到體現(xiàn)；中原王朝通過“厚往薄來”，賜給朝貢夷狄以豐厚的經(jīng)濟回報；并通過冊封，頒予朝貢夷狄以各類稱號或官職，將其納入以羈縻府州為基本形式的監(jiān)控之下。封貢制度具有和平漸進、無須用兵等特點，《禮記·中庸》說：“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碧瞥祭畲罅琳f得明白：凡稱藩附庸者，朝廷當羈縻受之，使居塞外，“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 其二，朝貢與冊封均遵循自愿、不強加于人的原則，建立冊封關系后, 夷狄若有反悔隨時可廢除，一些朝臣將之概括為“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 中原王朝還用納質、盟誓、和親、互市等具體形式，來鞏固與夷狄建立的盟約關系。
其三，封貢制度適用的范圍甚廣。封貢制度施用的對象為夷狄，而中原王朝所稱之“夷狄”，包括華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因此邊疆夷狄及與中原王朝有往來的邦交之國，皆可納入封貢制度施用的范圍。另一方面，在很長的時期，中原王朝的版圖尚未穩(wěn)定而常有變動，接受朝廷冊封的夷狄，屬于邊疆夷狄抑或徼外勢力時常含混不清，甚至已認定的性質也會改變，因此封貢制度適用范圍甚廣的特點，大致能符合當時的情形。
在古代其他文明發(fā)達的程度遠遜于華夏文明，以及中原王朝處理與周邊夷狄的關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處、德化浸潤等做法的情形下，封貢制度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原王朝不僅構建了以自身為中心的天下次序，而且經(jīng)常充當各類勢力沖突的仲裁人乃至天下局勢的平衡者，中原王朝對外的用兵不多，其中有一部分還是為了調解沖突事態(tài)。在中華禮治文化的影響下，東亞地區(qū)大致實現(xiàn)了上千年的和平。對東亞地區(qū)文明的進步，封貢制度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通過封貢制度，中原王朝的文化軟實力有效顯現(xiàn)，四方夷狄深受華夏文明的浸潤，逐漸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華夏文化圈。治邊文化軟實力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在漢唐兩代尤為明顯。
封貢制度也存在明顯的弱點。其一是適用的范圍過于寬泛，容易造成邊疆夷狄治策與鄰邦應對政策的混同，這是一些中原王朝治邊經(jīng)常大起大落的一個原因。一些朝臣感嘆邊疆治策難以奏效。西漢時王莽的部將嚴尤說：匈奴為害由來已久，周、秦、漢三朝皆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而且華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的變化，“故無必定之規(guī)，亦無長勝之法?！?治邊甚難在深層方面的原由，應從封貢制度自身的局限去尋找。
其二，封貢制度的內涵膚淺單一，在應用時也缺乏具體的針對性與必要的靈活性。除了施用范圍過于寬泛等原因外，還與大部分王朝治邊存在重北輕南的傾向，封貢制度主要是從應對北方游牧民族的經(jīng)驗演衍而來，并不能全面反映周邊夷狄的情形且能有效應對等有關。
其三，漢唐等王朝奉封貢制度為亙古不變之策，從秦漢至宋代，基本上看不出封貢制度有明顯的變化，歷朝的治策可說是以不變應萬變，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其四，封貢制度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朝廷看重政治上的收益而不細算經(jīng)濟賬，因此給國庫造成很大的壓力。在元、明、清施用土司制度等具體治策之前，邊疆駐軍與邊疆官吏全由朝廷派遣，由此也產(chǎn)生巨額的開支。此即一些君臣經(jīng)常抱怨治邊成本過高、收益得不償失的主要原因。 唐朝大臣狄仁杰所言頗有代表性，他說朝廷經(jīng)營邊疆，“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如此必失天下之心。 在這樣的情形下，奉封貢制度為基本國策的中原王朝，奉行的是自然天成、消極守拙的國際主義，一旦天下形勢有變，其做法必然遭遇挑戰(zhàn)乃至碰壁。
治邊文化軟實力的傳播機制是文化傳播。文化傳播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通過文化的影響和浸潤將治邊文化軟實力傳播至周邊；其二是傳播的主要內容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與道德觀，文化傳播注重體現(xiàn)華夏文化的博大精深與寬廣包容。中原王朝傳播文化，主要是通過廣施德化、興辦儒學教育這兩種方式。
中原王朝對文化的重要性有充分認識。先秦人尤其重視價值觀、道德觀的作用，認為道德的力量能征服天下，甚至可降服軍事力量征服不了的力量。文化能凝聚人心，人心凝聚與否關系到治邊的成敗，“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尉繚子提出軍事力量以武為植、以文為種；以武為表、以文為里。（《尉繚子·兵令上》）即認為文化是軍事力量的靈魂與核心。文化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宋人認為受華夏文化的影響，邊疆夷狄近者可悅服，遠者亦前來。 文化傳播是一個和緩與浸潤的過程，唐朝將之形容為“潤之以時雨，煦之以春陽，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認為受華夏文化熏陶，夷狄感化如同置于蓬麻而自直，置之桑葚而懷音，距離“仁”也就不遠。 明清重視在邊疆地區(qū)推行儒學教育。清人稱興辦儒學教育后，土司子弟以入學為榮，競相仿效衣冠樽俎，應貢舉、成進士者接踵而起。
中原王朝的文化傳播能發(fā)揮巨大的作用，與東亞地區(qū)的形勢有關。如前所述，中原王朝享有的農業(yè)文明，在中國及周邊地區(qū)長期處于領先水平，統(tǒng)治者乃形成“內華夏、外夷狄”的觀念。中原王朝以帝王所在為中心，勢力向四周延伸，控制及影響的程度依次遞減。另一方面，在華夏地區(qū)與鄰邦轄境之間，通常存在一個寬廣且時有變動的中間地帶。在爭奪、競爭尚未成為東亞地區(qū)發(fā)展主旋律的時代，中原王朝倡導的禮義邦交與守土相安，在周邊夷狄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通過“厚往薄來”與廣施德化，中原王朝獲得相對安定的周邊環(huán)境，從而達到“守在四夷”的目的。
文化傳播將華夏文化遠播至周邊各地。在設治、駐軍及移民等治邊政策的配合下，華夏地區(qū)與鄰邦間的中間地帶逐漸被控制，一些中間地帶由量變發(fā)展到質變而隸屬于王朝，中原王朝的疆域得以形成和鞏固。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文化傳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中國在統(tǒng)一破裂后，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能回歸統(tǒng)一，并從低水平、低層次的統(tǒng)一發(fā)展到較高水平的統(tǒng)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關鍵是中原王朝妥善處理了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即充分利用華夏文化的輻射作用，對四周夷狄實現(xiàn)潛移默化而卓有成效的改造。事實證明：“中國民族，以同化力的偉大聞于天下?！?
文化傳播取得的成效，僅在“守在四夷”的情形下有可能實現(xiàn)最大化。若違背華夏文化的精神，文化傳播的成效便大打折扣，甚至遭受客觀規(guī)律的懲罰。歷朝總結了以往的經(jīng)驗，認識到拓邊必須把握“度”,中原王朝若擴展過快，或企望由華夏天子升級為天下共主，既與華夏文化的精神相悖，力量儲備也將迅速消耗殆盡。貞觀四年（630），四夷君長入朝請求唐太宗為天可汗，太宗說：“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此后太宗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埃ㄌ冢┡R統(tǒng)四夷，自此始也。” 大臣對太宗盲目拓邊或持異議。貞觀十四年，太宗欲設高昌為州縣，魏征諫曰：若以其地為州縣，常須千余人鎮(zhèn)守，數(shù)年一換，“十年之后，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 太宗不聽。太宗的做法被其后諸帝繼承。神功元年（697），鸞臺侍郎狄仁杰上疏，說近年朝廷頻繁出師、費用劇增，將撼動國家根基。武則天不理。次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疏，稱姚州地處荒外絕域，朝廷置之為州，但未嘗得其稅收及甲兵之補，卻空竭國庫；建議廢姚州隸之巂州，武則天未納。 安史之亂引發(fā)唐朝暗藏的危機，唐前期在邊疆設置的羈縻府州大都廢棄，唐亡后甚至出現(xiàn)全國分裂的局面，與唐前期治邊或違背了“守在四夷”的原則不無關系。
五、宋代以后治邊文化軟實力的變化
唐末兩宋時期，天下形勢與治邊文化軟實力發(fā)生變化，并在元明清時期形成不可阻擋的潮流。元明清諸朝的情形十分復雜，進一步的剖析留待以后的續(xù)文闡述，以下將元明清之大勢略做勾勒。
唐末兩宋是華夏大地劇變的時代。呂思勉提出隋唐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段落。 傅海波和崔瑞德認為，“在中國重新統(tǒng)一于元朝之前，東亞世界的政治結構可以用盟約時代來形容。”五服論在遙遠的過去或許有某種合理性，那時中國的周邊被文化發(fā)展水平較低、政治組織結構松散而又不夠完整的民族所環(huán)繞。到了唐代這種情況發(fā)生了變化，“8世紀末和9世紀初，一種新的穩(wěn)定的國際形勢逐漸形成，”“中國從此不再是國際關系環(huán)繞的中心?！?
換言之，9世紀后的天下與此前的天下已大不相同。9世紀以后中原王朝視野中的天下，大致包括中國腹地、中國邊疆與遠方他國三個部分，中國邊疆是中國腹地與遠方他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唐末兩宋時期天下發(fā)生的變化，恰好證明中原王朝的治邊文化軟實力發(fā)生巨大作用，對四周夷狄產(chǎn)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宋與遼、金諸朝的對抗，并非是兩種文明之間的對抗，“應該把以宋為一方，以遼、西夏、金或蒙古為另一方的戰(zhàn)爭，看作中國內戰(zhàn)的一種特殊形式?！? 宋與遼、西夏、金、蒙古間的戰(zhàn)爭，既為爭奪對華夏地區(qū)的控制權，同時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撞擊與競爭，并由此誕生了新的天下格局。
進一步來說，由于中原王朝的積極經(jīng)營和治邊文化軟實力的浸潤，唐末兩宋時期，華夏之地周邊的大部分地區(qū)，已成為中國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國與遠方他國的邦交關系亦逐漸明確。而處于中國腹地與遠方他國之間的部分，則是與中原王朝同屬中國的遼、金、夏等邊疆政權。唐末兩宋時期天下形勢發(fā)生劇變，繼起的元朝則從全國統(tǒng)一的高度，進一步明確了全新的天下格局。明清兩朝順應宋元以來的發(fā)展趨勢，使中原王朝的內涵及中原王朝與夷狄的關系，都出現(xiàn)了新的、持續(xù)演進的變化。上述改變的內容，大致是中國的邊疆地區(qū)得到加強，成為拱衛(wèi)國家的有力屏障；中國周邊的鄰邦，大都成為與中國建立新型藩屬關系的屬國。至于中國與遠方他國的邦交關系，雖處于向對等國家關系演化的過程中，但因受歷史惰性的影響及統(tǒng)治者仍沉溺于“萬方來朝”的舊夢，進展遲緩且步履蹣跚。清末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帝國大門，統(tǒng)治者才驟然警醒，慌忙策劃變革以救時急。
在治邊文化軟實力方面，其主要內容、傳播載體、施用方式等都發(fā)生了變化。
唐末兩宋時期崛起的周邊民族，雖有與中原王朝爭正統(tǒng)一類的意識，但在天下觀、價值觀與種族觀等方面，與中原王朝不甚相同，華夏中心觀乃受到挑戰(zhàn)。中原王朝面臨的復雜形勢，需要硬實力與軟實力更合理的搭配；時局的變化莫測，也呼喚更及時、更靈活的應對；競爭至上、適者生存，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通行的法則，這些都對中原王朝奉行的消極守拙的國際主義提出質疑。競爭雙方實力的對比也發(fā)生變化，宋代周邊民族占據(jù)了上風。宋代以后，先后出現(xiàn)元、清這兩個以邊疆民族為主體的統(tǒng)一王朝，其統(tǒng)治集團雖吸收漢族的成份，但邊疆民族仍占據(jù)主導的地位，以漢族為正統(tǒng)、華夏為至上中心的時代宣告結束。華夏文化融合周邊民族的文化，形成更深厚、更豐富、更有生命力的中華文化，最終促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原有的封貢制度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明朝建立后，企望恢復前代“萬國來朝”之制。洪武時由朱元璋欽定的《太清歌》稱：“萬國來朝進貢，仰賀圣明主，一統(tǒng)華夷?！泵鞔嵑推呦挛餮?，既是封貢制度最后的精彩演出，也是宣告沉寂到來的謝幕。明朝花費大量國力，收獲卻寥寥無幾。七下西洋后類似的舉動嘎然中止，深層的原因是時過境遷，中原王朝在東亞地區(qū)一枝獨秀的風光不再。以后統(tǒng)治者轉向封海，甚至“片板不許下?！?。明清統(tǒng)治者走入自我封閉的原由雖多，但以“厚往薄來”為特色的封貢制度黯然失色、難以為繼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中原王朝向徼外傳播德化的做法雖逐漸式微，在邊疆地區(qū)興辦教育卻蒸蒸日上。元代以前邊疆雖有內陸式教育，但興辦者主要是貶居其地的士人或官吏，由官府興辦邊疆教育尚未普遍成為國策。元明清時邊疆成為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時朝廷在邊疆推行土司制度等具體治策；積極傳播儒學文化，因此是提高土官素質、增強國家凝聚力的客觀需要。元明清尤其是明清兩朝，對在邊疆地區(qū)發(fā)展教育不遺余力，并因此收到很大的成效。發(fā)展邊疆地區(qū)的教育，乃成為治邊文化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治邊文化軟實力萌芽于先秦，興盛于漢唐，宋代以后出現(xiàn)了轉型變化，但仍是元明清三朝治理邊疆的有力武器。該問題涉及的內容甚多，情況亦較復雜，必然是綠樹常青的一個話題。
（微文編輯：朱碧波）
【作者簡介】作者方鐵，1949年生，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shù)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黃禾雨，女，1985年生，云南大學中國邊疆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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