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王弼解《易》的傳統(tǒng)理解，學者多認為是“掃象”說。結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進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看法明顯偏頗。誠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張“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過程中意在強調(diào)“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種解《易》路數(shù)并未“盡黜象數(shù)”。實際上，王弼對漢代以來之象數(shù)既有所掃，又有所保留。與其說王弼解《易》是“盡黜象數(shù)”，不如說是“掃象闡理”。王弼“得意忘象”這一解《易》方法，開啟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對經(jīng)典的解讀思路，不但開義理解《易》之先河，也發(fā)宋明義理易學之先聲。本文通過分析王弼解《易》的這一方法論內(nèi)容與特點，進一步揭示其在中國哲學史與易學史上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王弼；易學；象數(shù)；得意忘象
中圖分類號：B23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82（2007）06-
對王弼解《易》的傳統(tǒng)理解，學者多認為是“掃象”說，但本文結合王弼的《周易略例》和《周易注》進行分析時，卻發(fā)現(xiàn)這種看法不免偏頗。誠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張“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過程中意在強調(diào)“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后人由此解讀王弼此舉乃“盡掃象數(shù)”，實際上，王弼對漢代以來之象數(shù)既有所掃，又有所保留。王弼“得意忘象”這一解《易》方法，開啟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對經(jīng)典的解讀思路，不但開義理解《易》之先河，也發(fā)宋明義理易學之先聲。
相關問題，做如下分述：
一、從“盡意莫若象”到“得意在忘象”：工具性和目的性并重
王弼解《易》推重義理，摒棄漢易象數(shù)學中過度煩瑣的解《易》方法，突出強調(diào)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進而提出“得意忘象 ”這一解《易》思路，并以此作為主要方法來解《易》。
在具體解《易》過程中，王弼首重《彖傳》，他在《周易略例》首篇《明彖》中提出：
夫《彖》者，何也？統(tǒng)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
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眾而不惑?！首越y(tǒng)而尋之，物雖眾，則可以執(zhí)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jù)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輔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端，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倍粦n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眾，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于此乎！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第591-592頁）[1]
在王弼看來，彖辭與卦辭是較能表達卦義的，它是對《周易》各卦爻象及其卦爻辭之主旨所做的判斷，也就是一卦所要表達的卦義。事實上《彖傳》對每卦的卦義都做了吉兇之評判，王弼繼承了這一點。認為天下事務皆有宗主和根元，萬事萬物由此定之，王弼還進一步認為，由彖辭的引導可以領會一卦的璇璣和會要，就能把握變化莫測的卦爻象背后的根本卦義，就可以此“品制萬端”，就可以使整個世界“繁而不亂”、“變而不惑”、“亂而不惑”、“變而不愈”，世界無論如何變化都能 “執(zhí)一御之”、“一名舉之”，從而使其和諧有序。在這里由卦主決定的卦義，其指向是具體一卦之體，而所有卦之總體背后的道體，就是萬物必由之道、萬變必由之宗主，也就是王弼強調(diào)要得的《易》之“意”。在王弼玄學思想中，《易》之道就是以簡御繁的道理。這就是易之道體——至健、至簡之秩序。這也正是儒家歷來主張的為政之道。 [②]
彖辭指出了把握卦義的方向：“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钡€不夠，它只是對卦爻象與卦爻辭做的大致判斷，要具體把握某一卦的卦義還必須對該卦的卦爻辭與卦爻象進一步作具體的推斷，以真正把握每一卦在復雜世界中所代表的具體卦義，以應時、事之變。 “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義也?！?/span>（第215頁，《乾卦》注）[2]就易卦而言，言意之間還有“象”，因此王弼具體提出“得意忘象”與“得意忘言”，以此為解《易》方法。這里，言指卦、爻辭，象指卦、爻象。
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提出了他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解《易》的方法 [③] 。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第609頁) [1]
《易傳·系辭下》說：“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予以繼承發(fā)展，“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義也，有斯義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龍敘乾，以馬明坤，隨其事義而取象焉?！?/span>（第215頁，《乾卦》注）[2]象由義生，義由象顯，二者統(tǒng)一不可分。而且，王弼也認定言、象是表達《易》之義的重要工具，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象在易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它是易的“代言人，”易道是通過卦爻、象來表達的。要想把握《易》之卦爻象背后的卦義，可以通過“得象而忘言”和“得意而忘象”這兩步，進而把握《易》之義，最終以“得意”。在這里，王弼認為就作易者作易的過程（即《周易》的形成過程）來說，是按照意—象—言這一過程層層表述的，“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周易》就是通過言、象、意，層層表達的。因此，解《易》應該通過文字（言）、明白其象征（象）、以得其本意，也即經(jīng)過言—象—意這一過程的層層溯求，“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在此，象與言一樣，是解《易》所必須的工具。
執(zhí)著在卦爻象上，反而有礙于得意；執(zhí)著在卦爻辭上，反而有礙于得象。所以要求得對卦意的真正理解，必須忘言、忘象，此即“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此“在”字，是強調(diào)必須忘掉。不僅要忘掉卦畫所取的物象，連卦畫本身也應忘掉。（第290頁）[3]
此意在強調(diào)，解《易》要通過“忘言”、“忘象”這個過程，“忘象以求意，義斯見矣” （《周易略例·明象》）。如此，才能達到解《易》的最終目的——“得意”。此處，“意”指卦義和對卦義的理解。
王弼講“得象在忘言”，但最終目的是說明“得意在忘象”，故《明象》篇最后歸結為“忘象以求意”，一切都為一個目的——“求意”。
后人在解讀王弼“得意忘象”的這一理論方法時，往往由此引伸出王弼掃象、輕視象數(shù)等類似誤解性結論。事實上王弼解《易》離不開象，也無法拋掉象。得意忘象本身強調(diào)的是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也堅持認為“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義也”，這說明他強調(diào)意，但不排斥象?！皰呦蟆辈皇菕叩羲械呢载诚螅菍h易象數(shù)泛濫之學的批判，同時也有對漢易象數(shù)學的繼承與發(fā)展。具體卦爻象及其作用在解《易》中是無法被掃掉的，只不過在王弼這里是強調(diào)義本象末，象由義生。因此，王弼解《易》絕非否定易象，更準確的說法應是“超言絕象” [④] 。
二、“掃象闡理”：“得意忘象”非“盡黜象數(shù)”
在分析王弼“得意忘象”說實為“超言絕象”之后，還有一個對王弼“得意忘象”說的誤解，那就是“盡黜象數(shù)”說 [⑤] 。實際上，王弼解《易》，一方面對漢代象數(shù)易學中“偽說滋漫” 等泛濫之舉進行批判、廓清。如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對象數(shù)泛濫的批判：
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從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第609頁）[1]
王弼此言，點出了漢代以來象數(shù)易學的積弊。這也正是漢代象數(shù)易學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同時我們在王弼的《周易注》中也找不到漢易象數(shù)學的那種積弊，更看不到言災異、禨祥。這正是王弼對漢易象數(shù)的批判、廓清之結果。
另一方面，王弼對于漢代象數(shù)易學中的積極成分也有所吸收。這種情況在王弼的《周易注》里面非常多，現(xiàn)舉例如下 [⑥] ：
首先，王弼在《周易注》中采用了漢代象數(shù)易學中的卦變說，如損卦九二爻辭“利貞，征兇。弗損，益之?！蓖蹂鼋忉尀椋骸啊蹙乓褤p剛以順柔，九二履中，而復損己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貞也?！保ǖ?span lang="EN-US">422頁）[2]意思是損卦的初九爻變成陰爻，九二爻再變成陰爻，損卦就變成了剝卦，所以不可損。王弼在此明顯使用卦變法解《易》，不過此處他意在強調(diào)損卦的初九爻、九二爻不可變而已。
其次，王弼在《周易注》中注睽卦六三時還用了互體說，注臨卦彖辭和否彖辭、象辭用了卦氣說。漢代象數(shù)解《易》的方法，在王弼看來，合理的地方還是要吸收，并非“盡掃”。
從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王弼的“超言絕象”確非“盡黜象數(shù)”。而是認為在可選擇的認識工具中“言”是把握卦象的最佳工具，“象”是通達卦義的最佳工具，因此，由言到意的層層把握，必須通過“象”這一工具?！跋蟆辈]有被王弼掃掉，而是被巧妙的安插在“言”與“意”之間了?？梢姡蹂鰧Α跋蟆钡闹匾?。但王弼重象的同時，又一再提示不必拘泥于象，因為拘泥于象一樣得不到真正的“意”。這是針對“忘象”的必要性所言的：
是故觸類可以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征。義茍在健，何必馬乎？類茍在順，何必牛乎？爻茍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明象》）[1]
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明象》） [1]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明象》）[1]
經(jīng)過如此共相與具體、表象與本質(zhì)等多重關系的反復抽象思辨，王弼最后得出了這樣的看法，即具體的言和象難以代表具有普遍意義的象和意，滯留于具體的言、象就會失去對事物本質(zhì)的把握，因此，不能僅僅執(zhí)著于言和象，必須忘言、忘象，如此才可以超越具體的言和象，才可能最終得到意。王弼此論一再提示人們解《易》須由象又不必拘泥于象。
王弼“忘象”意在“得意”，也即在解《易》過程中闡述自己的玄學思想。故用“盡黜象數(shù)”來形容王弼解《易》，倒不如用“掃象闡理”更為貼切。如此一來，王弼要得的“意”、要闡述的玄理是什么呢？
在王弼看來，六十四卦的卦義盡管抽象，但只是表征每一卦體在具體情景中的義，整個《易》的“意”是大全的道體，這正是王弼的易學思想最終指向，也即太極。從玄學的角度看，這也正是王弼玄學本體論的道體。就整個《周易》而言，王弼要得之“意”，即得太極之道體。王弼易學中多處涉及其太極本體論，除了其《周易注》中提到的復卦注和乾坤二元的注解外，更為突出的是他在其《大衍論》中的相關思想?！度龂尽の褐尽ょ姇鳌分刑岬轿鲿x何邵作《王弼傳》有言：
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義。 [4]
韓康伯也在《系辭上傳》R20;大衍之數(shù)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句下注有一則王弼大衍論的記載：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shù)，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shù)而數(shù)之以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shù)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span>（第547-548頁）[2]
這里的“其一不用”就是“寂然至無”之道體。這個道體既不是數(shù)目上的一，也不是與“四十九”相對的一，而是“演成天地之數(shù)、生發(fā)萬物之有”的宗主，也就是王弼所說的“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shù)而數(shù)以之成”的“易之太極”。相比于漢易諸家拘泥于象數(shù)、術數(shù)解《易》，無法超出具體的形象，王弼此處以《老子》的本體論來解釋大衍論中的“其一不用”， “扭轉(zhuǎn)此質(zhì)實之心靈而為虛靈之玄思，扭轉(zhuǎn)圖書式的氣化宇宙論而為純玄理之形上學” （第114頁）[3]。橫掃漢人繁亂支離的天道觀，代之以更加思辨抽象的本體論，由此成為漢魏學術思想的一大轉(zhuǎn)折點。從哲學史的角度看，王弼通過對大衍之數(shù)的解釋，以太極為世界本原，進而將太極觀念玄學化，視其為虛無本體，構建起有別于老學的玄學貴無本體論。這是王弼對玄學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
兩漢象數(shù)易學沿襲數(shù)百年，積弊重重，不但一味拘泥于象數(shù)，而且在對《易》之解讀上更是支離繁雜，尤其災異說更加偏離《易》道。王弼正是在掃落漢易象數(shù)之積弊，對此，近人
王弼之論《易》，其大旨在由漢人象數(shù)之學進一步。……在漢人之論《易》，恒是要把《易》之一切配合卦爻變化，通通視作一具體之物理現(xiàn)象之構造之圖畫。于是卦氣、爻辰、納甲、納音之說，皆相沿而生。由此而某一卦某一爻，亦必指一特定事物之象?！蹂稣摗兑住罚瑒t正是要去此漢人之太質(zhì)實之病，以求進一步。（第573頁，《導論篇》）[5]
此論對于王弼“得意忘象”之解《易》方法可謂公允。正是在此基礎上，經(jīng)由孔穎達撰《周易正義》沿襲王弼“闡理”解《易》一路，宋明理學家開始借易象言易理，走上義理解《易》的道路。 [⑦]
三、王弼“得意忘象”解《易》之意義
從哲學史上看，王弼的“得意忘象”解《易》方法，通過對言、象、意的層層超越與把握，進而在思想上“儒道兼綜”，直追玄理，力圖把儒家的仁義道德價值和道家的自然人情價值在理論上整合為一，建立一種有別于儒道兩家價值規(guī)范的新道德價值——在自然基礎上的仁義道德，這種道德價值觀念在理論上具有內(nèi)在統(tǒng)一性，比較合乎天理人情。在“得意忘象”為指導的解《易》方法背后是王弼的玄學的義理指向，即構建至健的本體秩序，建立一個以自然人性為基礎、以仁義禮智為價值規(guī)范的有序的理想世界。在他看來，似乎只有將建立在自然主義基礎上的仁義道德觀內(nèi)置于人心，才能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亂象，從根本上保證世界的和諧有序，
王弼以“得意忘象”作為玄學解讀經(jīng)典的主要方法，動搖了漢代以來抱守經(jīng)典、尋章摘句、牽強附會的解經(jīng)思路。在超越與簡約的玄風下，過去人們認定的經(jīng)典，均可重新審視了。湯用彤也認為“王弼以此方法，乃將漢易象數(shù)之學一舉而廓清之，漢代經(jīng)學轉(zhuǎn)為魏晉玄學，其基礎由此而奠定矣。”（第26頁）[6]王弼從義理方面解《易》，開創(chuàng)了義理易學，從此易學發(fā)展明顯分為象數(shù)、義理兩途?？梢哉f，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開啟了解《易》新風，發(fā)宋明理學家義理解《易》之先聲，對后來的宋明理學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哲學史上的意義尤為重大。
但王弼的玄學思想傾向決定了他解《易》關注的重點在義理，不在象數(shù)，他以玄學義理解《易》，彰義理而息象數(shù)，對象數(shù)重視不夠已是事實，這是他解《易》的明顯不足，也多遭后人指責。但作為一個具有清醒的歷史責任感的思想家，王弼以義理解《易》，緊緊圍繞其時代問題，積極予以回應，并從試圖理論上給予總結與解答，這正是王弼作為思想家的可貴之處，也是王弼用玄學義理解《易》的價值所在。
從易學史上看，王弼第一次討論了言、象、意三者的關系，并得出“意”是第一性的東西，是目的；言和象都屬于次要的地位，是卦義的載體，是工具。
參考文獻：
[1][魏]王弼.周易略例[M].樓宇烈.王弼集校釋[Z].北京：中華書局,1999.
[2][魏]王弼.周易注[M].樓宇烈.王弼集校釋[Z].北京：中華書局,1999.
[3]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4][晉]陳壽,[宋]裴松之.三國志:第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2.
[5]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6]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 朱伯崑先生認為王弼易學“是以玄學觀點即老莊哲學觀點，解釋周易中的卦爻辭?！保ㄒ娭觳畭嫛兑讓W哲學史》第一卷，華夏出版社，第280頁），實際上，王弼解《易》不只是用老莊觀點，而且這種方法也是儒家所本有，如《論語·為政》中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敝祆洹端臅戮浼ⅰふ撜Z集注卷第一》中對此句下注釋為“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指眾星拱北辰之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后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另，漢代鄭玄在其《易贊》中提出“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比彘T主張的易簡功夫由此肇始。故此，王弼解《易》固然有汲取老莊之思想，然以此下結論為王弼解《易》為以老莊解《易》，難免失于偏頗。
[③]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代表王弼解《易》之一種方法，故在本文中此種方法以“得意忘象”統(tǒng)稱之。
[④] 事實上，不僅是王弼，包括宋代義理派易學家解《易》，也沒法拋掉《易》之象數(shù)而單獨言易義。以學術界公認的義理解《易》典型代表作《程氏易傳》為例，其解《易》一樣離不開爻位與卦象。程頤在《答張閎中書》中，程頤表述其看法：“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shù)，易因象以知數(shù)，得其義則象數(shù)在其中矣……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shù)在其中矣。”此處，程頤以為象數(shù)是義理的顯現(xiàn)。詳見《二程集》上，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二版，第615頁。但另一方面，王弼在運用“得意忘象”這一解《易》方法過程中，確實過度拋棄漢易象數(shù)解《易》的可取之處，走向另一個極端，因而多受后人批評，晉代干寶批其為虛誕和浮華；今人林忠軍先生在其《象數(shù)易學發(fā)展史》第二卷中曾結合王弼之后易學的發(fā)展分析指出：“王弼為“掃象”制造理論依據(jù)，不惜違背邏輯規(guī)律進行辯駁，歪曲《系辭》本意?！痹斠娏种臆姟断髷?shù)易學發(fā)展史》第二卷，齊魯書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83頁。類似王弼“得意忘象”造成解《易》過程中出現(xiàn)的許多問題，《象數(shù)易學發(fā)展史》第二卷中多處談及。
[⑤] 《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部總序》中說：“《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shù)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于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shù)，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
[⑥] 有關王弼在解《易》過程中吸收漢易象數(shù)學之處，林忠軍先生在其《象數(shù)易學發(fā)展史》第二卷中指出，王弼解《易》并沒有完全擺脫象數(shù)易學的影子，“按照宋儒、清儒的研究，王弼雖然掃漢儒之象，但其易注中暗含漢儒之象”，并以宋儒、清儒為例列舉了大量王弼解《易》吸納漢易象數(shù)學之處。詳見林忠軍《象數(shù)易學發(fā)展史》第二卷，齊魯書社，1998年7月版，第6—7頁。另，田永勝也有較為詳盡的論述，詳見其所著《王弼思想文本與詮釋文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82頁。
[⑦] 我們可在宋明理學家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點，如周敦頤《太極圖說》、《通書》，邵雍《皇極經(jīng)世書》，張載《橫渠易說》、《張子正蒙》，程頤《程氏易傳》，朱熹《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書。另有今人鄭萬耕先生《試論宋明易學的太極動靜觀》一文也涉及此問題。詳見《周易研究》，2002年第5期。
[⑧] 相關論述詳見朱伯崑先生所著的《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頁。
（注：本稿已于《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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