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書洛水漢宮 · 主播 | 阿成
有書君說
戰(zhàn)火紛飛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有這么一個流派：
它思變求新，力圖富國強兵，掀起了春秋戰(zhàn)國的改革浪潮；
它尚法重信，主張法無貴賤，開啟了以法治國的新時代；
它注重實踐，講究實際效用，被人們稱為積極入世的行動派；
它，就是法家。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看有關(guān)法家思想的故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陽。
自此，周王室衰微，諸侯崛起，政由方伯。
雖然繼位不久，但齊桓公卻有著宏偉的目標(biāo)，他要成為天下霸主！
恰好，法家先驅(qū)管仲，有成就霸業(yè)的方法。
在鮑叔牙的穿針引線下，二人一見面，便生出相見恨晚的感慨，而法家也逐漸登上歷史舞臺。
“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section>
在管仲看來，想要成為天下霸主，必須走富國強兵之路，必須善于“牧民”。
“凡舉事，令先必出。”
在管仲看來，“牧民”之要，在于尚法令。
為此，他在每個鄉(xiāng)派一個人來指導(dǎo)人民落實法令。
“鄉(xiāng)置師以說道之，然后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世代相傳的思想根基，不會立即消失。
雖然看重法治，但管仲也不忽視禮教。
對內(nèi)，他主張進行“禮、義、廉、恥”教育；
對外，主張做事也有“禮”。
公元前656年，齊國打敗蔡國后，順勢攻打楚國，以此提升自己的影響力。
楚成王質(zhì)問齊國為何要侵犯楚國，管仲卻以“禮”來使這次行動合法化：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fù)，寡人是問?！?/p>
你們不按規(guī)定給周王室進貢，所以我要征伐你們。
其實，周天子根本就沒有說過要打楚國。
管仲之法，出于“禮”，又不想囿于“禮”，正是法家慢慢從其他學(xué)派中分離的表現(xiàn)。
近百年過去了，鄭國的一個人，進一步發(fā)展了管仲的“申之以憲令”的主張。
這個人就是子產(chǎn)。
以前，“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是大家的共識。
因此，法律條文都是保密的，有沒有罪，得看貴族階層怎么說。
子產(chǎn)打破了這個規(guī)定。
他鑄刑鼎，將法律公布出來，讓人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子產(chǎn)此舉，開啟了我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子產(chǎn)的做法得到了貴族們的強烈反對，他們甚至揚言要買兇殺人。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鑄刑鼎的好處日益顯現(xiàn)。
鄭國犯罪案件日益減少，國力迅速恢復(fù)。
連晉國，也學(xué)鄭國鑄造了刑鼎。
子產(chǎn)鑄刑鼎，也是無奈之舉。
“禮崩樂壞”，舊的社會秩序失衡，新的又未建立，國家紛亂不堪，子產(chǎn)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重新建立秩序。
每個新思想的產(chǎn)生，都有它的現(xiàn)實基礎(chǔ)。
隨著春秋晚期的結(jié)束，戰(zhàn)國初期的到來，法家的繼承者們在借鑒前人思想的情況下，又提出了許多新思想。
首先登上歷史舞臺的，是魏國國相李悝。
李悝認為“法”應(yīng)當(dāng)“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
并在總結(jié)各諸侯國立法司法的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魏國實際，制定了《法經(jīng)》。
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的法典，被稱為“律定之祖”。
不僅如此，李悝還提出，賞罰分明，廢除世襲為官制度。
一次，魏文侯問李悝：
“我賞罰得當(dāng)，為什么老百姓還不歸附于我？”
李悝回答：
“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section>
李悝在《法經(jīng)》中的主張，在繼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發(fā)揚光大。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不久，便向天下發(fā)出《求賢令》，招攬四方賢能，以圖恢復(fù)秦穆公時候的霸業(yè)。
三十多歲的商鞅得到這個消息后，興奮異常，懷揣李悝的《法經(jīng)》投奔秦國。
經(jīng)過三次試探，商鞅與秦孝公達成合作共識。
從此，秦國的變法圖強之路正式啟程。
在變法前，商鞅曾和杜摯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
杜摯說：
“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變成法；
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器。
仿效成法沒有過失，遵循舊禮不會出偏差?！?/section>
商鞅堅決反對：
“湯武不沿襲舊法度能王天下，而夏殷不更換舊禮制卻滅亡。
因此，治理國家沒有定法，只要與國家有利就行！”
他還進一步打破世襲制，提出“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并將嚴(yán)刑酷法放到國家治理的首位。
“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section>
他認為，刑法能產(chǎn)生實力，實力能產(chǎn)生強大，強大能產(chǎn)生威力，威力能產(chǎn)生恩惠。
他直接否定禮教的作用，說：
“禮樂，淫佚之徵也；
慈仁，過之母也?！?/section>
在商鞅的嚴(yán)刑酷法下，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
但也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法家的那樣，商鞅的做法過于“嚴(yán)而少恩”。
因此，在他失勢時，竟無一人敢?guī)退?，只得感嘆“嗟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與商鞅同時期的慎道，因其中吸收了眾多道家思想，較商鞅而言，他的主張明顯溫和多了，他更看重權(quán)勢。
他打過一個比喻：
就算西施、毛嬙這樣的美人，如果穿得不好看，大家都不會多看一眼；
如果穿得漂亮，大家都會駐足觀看；
像堯這樣的賢人，在沒有權(quán)勢的時候，都不能夠指使他的鄰居。
但是一旦南面稱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
因此，對國君而言，定君臣名分，“握法重勢”才是最重要的。
慎子的主張，即使在當(dāng)今社會，也很有啟發(fā)性：
很多時候，別人尊敬你，奉承你，你頭腦清醒地想一想，是自己真的厲害呢？
還是別人看在你所處平臺的份上，給你說的違心話。
經(jīng)過幾百年的發(fā)展，戰(zhàn)國末期，法家思想變得日趨成熟，這時候，法家出了一個集大成者。
這個人，就是韓非子。
韓非子結(jié)合其他諸子百家思想，提出了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法治理論。
他繼承了商鞅不循法古的思想，更加鮮明地提出時代變了，制度也應(yīng)隨之而變的想法。
“時移而法不易者亂，世變而禁不變者削。
故圣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世變?！?/section>
他惡禮儀，甚至認為“民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br>
不僅如此，韓非子還認為人都是唯利是圖的。
因此，統(tǒng)治者要善于用人性的弱點來治理人民。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
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具矣?！?/section>
在人都是唯利是圖的基礎(chǔ)上，韓非子更加激進地提出夫婦、父母、子女之間的關(guān)系，都只是一個“利”字。
他曾說，作為君主，將喜愛的兒子立為太子，太子就會感激君主嗎？
不一定。
太子可能會盼望著君主早死，自己好早早登基，以免產(chǎn)生變數(shù)；
君主立太子后，還會毫無防備地喜愛太子嗎？
不一定。
因為君主，會擔(dān)心太子篡位。
因此，韓非子認為，治理國家，一定要彰明法律禁令，要嚴(yán)格執(zhí)行賞罰規(guī)定。
只有這樣，人民才會服從管教。
正因如此，韓非子比法家前輩們更加注重馭臣之術(shù)。
他說：
“術(shù)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zé)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section>
只可惜，韓非子因得不到重用，只能著書立說，他的理論沒有用于實踐。
韓非子的遺憾，李斯幫他完成了，并最終幫助秦國統(tǒng)一了六國。
正因為后期的法家過于激進，司馬遷才說法家：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yán)而少恩”?！?/section>
正如司馬遷所說，法家不可長用。
果然，只存在了14年，秦朝就被人民推翻了。
雖然秦朝滅亡了，但發(fā)展了幾百年的法家思想并沒有隨之消亡，只是以一種更加隱秘的方式存在，連漢宣帝都承認，漢朝是“霸王之道雜之”。
人類種族最穩(wěn)定的因素，莫過于世代相傳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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