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人詩話》是朝鮮半島首部以“詩話”命名的詩話集,作者是李氏朝鮮著名文人徐居正(1420—1488)?！皷|人”一詞意指中國東鄰之朝鮮人民,其中既暗含了以中國為參照的自我民族體認,又滲透了區(qū)別于中國的文學自主意識?！稏|人詩話》所涉內(nèi)容上起新羅,下至李氏朝鮮初期,對本國詩人及其詩作進行了全面評析。同時由于長期浸染于同質(zhì)性的漢字文化圈,在對中國文學文化的依附心理作用下,《東人詩話》中也涉及和引用了豐富的中國詩學思想。李氏朝鮮后期學者李德懋曾表示:“大抵東國文教,較中國每退計數(shù)百年后始少進,東國始初之所嗜,即中國衰晩之始厭也?！笨梢哉f,古代朝鮮對中國文學大抵呈現(xiàn)出亦步亦趨的接受姿態(tài)?！稏|人詩話》自不例外,對中國詩學思想的征引次數(shù)為197次,其中唐宋詩人合計達166次之多,唐宋詩學思想對朝鮮半島詩學的深度影響由此可窺一斑。《東人詩話》以仰視視角將唐宋詩人詩作奉為圭臬和典范的同時,也通過主體自覺和文學反思,凸顯了鮮明的自主意識。
將唐宋詩學奉為圭臬和批評尺度
《東人詩話》對唐以前的詩歌并未呈現(xiàn)出太多關(guān)注,只是略微提及嚴子陵、班婕妤、陶淵明、謝靈運等人。相較于此,《東人詩話》曾言及31位唐代詩人和50余位宋代詩人,援引5次以上的就有李白、杜甫、韓愈、賈島、蘇軾和王安石。徐居正引用這些唐宋詩人及其詩作,主要是將其視為衡量和評判朝鮮詩作的尺度和標準。如面對時人對陳澕“碧砌落花深一寸”夸張手法的批判,徐居正以李白《北風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白發(fā)三千丈)和蘇軾《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扶桑大繭如甕盎)為典據(jù),強調(diào)“是不可以辭害意,但當意會爾”。以李白和蘇軾的詩作為依據(jù),闡明夸張手法的合理性,這說明徐居正在將唐宋詩作奉為典范的同時,也將其視為本國詩歌批評的理論基準。在“重韻”問題上,徐居正將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重韻現(xiàn)象合理化并據(jù)此對高麗詩人李奎報的《三百韻詩》進行評論。首先提出“文順三百韻詩,重押二施字二祇字,有何所祖乎?”的設(shè)問,接著指出杜甫《飲中八仙歌》中的“船”“眠”“天”皆為二重韻,“前”為三重韻,強調(diào)“一韻重押,蘇杜尚然,非但蘇杜,魏晉諸集中多有之,獨何怪于李乎?”在此,徐居正認為李奎報的“重韻”手法正是取法于杜甫,這也從另一個側(cè)面說明當時朝鮮詩人對唐宋詩歌創(chuàng)作手法的借鑒和參照。
與此同時,徐居正還在《東人詩話》中闡述了朝鮮詩人對唐宋詩作的模仿和改作現(xiàn)象。尤其對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著墨較多,佐證了李白詩歌在朝鮮廣為傳誦的事實。徐居正首先點明“古人作詩無一句無來處”,證明當時的朝鮮詩壇取法中國詩學已成慣例。接著強調(diào)朝鮮朱子學的代表人物李混《浮碧樓詩》中的第二句“永明寺前江自流”、第八句“淡煙斜日使人愁”分別取自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中的“鳳去臺空江自流”和“長安不見使人愁”。同時指出第四句“人斷小舟橫渡頭”源自韋應(yīng)物《滁州西澗》的“野渡無人舟自橫”,第五句“長天去鳥欲何向”則出自陳師道《登快哉亭》中的“度鳥欲何向”。最后點評道:“句句皆有來處,妝點自妙,格律自然森嚴?！睂@種改作和仿寫行為表示贊賞。事實上,由于《登金陵鳳凰臺》蜚聲內(nèi)外,王安石和郭祥正曾同登鳳凰臺,對此詩進行次韻模仿并由此詩名遠播,而高麗的權(quán)漢功和李齊賢也據(jù)此步韻該詩而聲名大噪。這說明當時的朝鮮詩人不僅借鑒和參照唐宋詩作,而且對唐宋詩人們的風流逸話也表現(xiàn)出欽慕和關(guān)注并竭力模仿。
凸顯民族自尊與文學自主意識
《東人詩話》在將唐宋詩學視為典范和典據(jù)的同時,在民族自尊意識的驅(qū)使下,也呈現(xiàn)出主體觀念支配下的文學自主意識。這種自主意識主要表現(xiàn)在對唐宋詩作的批判上,當然這種批判也是基于將唐宋詩作視為本國詩歌參照物的論詩方式。如對金之岱《洛山寺》的“云間絕磴七八里”因過分夸張進而失實進行批判時,以對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夸張手法的質(zhì)疑和批判為依據(jù),指出“老杜詩圣也,后之評者尚有之”。對于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推敲”和“苦吟”作詩方法,徐居正認為賈島的詩“寒瘦澀癖,何至垂淚”,表現(xiàn)出不敢茍同乃至批判的姿態(tài),直言孟郊和賈島“以寒瘦枯淡之詞為奇警”。
蘇軾雖然是《東人詩話》中被提及次數(shù)最多的中國詩人,被評價為開創(chuàng)宋詩新境界的文壇盟主,徐居正甚至發(fā)出“高麗文士,專尚東坡”的慨嘆。但對于蘇軾的詞,徐居正卻未表現(xiàn)出推崇的態(tài)度,反而認為其樂府詞“非本色語”。同樣,李師中和蘇舜欽的詩作雖然也被奉為典范,但徐居正同時也主張,模仿他們的朝鮮詩作也毫不遜色。在徐居正看來,李師中的詩對句絕妙,但高麗詩人鄭誧的詩同樣對句精巧,并不次于李師中的作品。徐居正在比較李師中與李穡引用經(jīng)書的作詩方法時,認為李穡對經(jīng)書的引用精致獨到而更勝一籌。在評價李仁老次韻蘇舜欽《中秋松江新橋?qū)υ潞土钪鳌范傻臑t湘八景詩之《洞庭秋月》時,對李仁老在原作基礎(chǔ)上的創(chuàng)新表示贊賞,隱性表達了仿作勝于原作之意。不難看出,除了蘇軾等詩壇巨匠,《東人詩話》對其他宋代詩人的評價采用了與朝鮮詩人對等比較的立場,暗含了徐居正基于民族自尊意識的平視視角,甚至表現(xiàn)出朝鮮詩作技高一籌的自豪心理。
從奉為圭臬、極力模仿到自主自尊、平等對話,是《東人詩話》面對以唐宋詩學為代表的中國詩學所經(jīng)歷的文化心態(tài)嬗變歷程。在徐居正心目中,朝鮮詩學正是在中國詩學的影響籠罩和自主理性思索的雙重變奏中,逐漸獲得了與中國詩學比肩甚而進行學術(shù)較量的勇氣。而此過程中的文化角色調(diào)整,也正是包括朝鮮半島在內(nèi)的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接受中國詩學影響的普遍規(guī)律。即在吸收中華文化精髓的基礎(chǔ)上,在與中國文學的借鑒、交流、融合和對峙中,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本國文學,成為豐富世界文學的重要構(gòu)成要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異質(zhì)’與‘同軌’——中國與朝鮮半島新文學關(guān)系研究”(18BZW12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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