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尚書》
《尚書》是中國最早的政治文件的匯編，其時代從堯、舜、禹經(jīng)夏、商、西周到春秋中期。作為上古文獻，它成為其后兩千多年時間里儒家學派政治學說的基本經(jīng)典；在儒家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中國，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它是帝王們的政治教科書，也是士大夫們?nèi)找拐b讀的“圣經(jīng)”。今天，它是我們研究上古三代歷史的基本材料，也是研究其后兩千多年間政治思想史、傳統(tǒng)文化史的基本材料。
所謂“書”，在上古專指史官的記載。史官的職掌是記載君主的言論與重大事件。史官的記錄匯集成冊，便稱為《書》。記載春秋時期史事的《左傳》中已出現(xiàn)過《虞書》、顧炎武《日知錄》卷二：“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睂O氏志祖曰：“按《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shù)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為《虞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币姟度罩浖尅?，岳麓書社1994年版73頁?！断臅贰ⅰ渡虝?、《周書》的名稱。（戰(zhàn)國時代，“書”有泛指書寫品，不必專指史官所記者。）到了漢代，學者們將幸存下來的這些《書》統(tǒng)稱為《尚書》。王充《論衡·正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比缤醭渌f，其解有二：一、尚指上古，由來久遠；二、尚指帝王，高居在上。這比那些“依違作意以見奇”的解說平實近真，可以信從。
由于年代久遠，它命途多舛；由于多人解說，它歧義紛出；由于輾轉傳抄，它錯訛百出；由于語言文字習慣的變遷，它字句古奧，難以詮釋；又由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影響巨大，先秦文獻與后世儒家的解說或編造混雜而下，真?zhèn)坞y辨。盡管如此，歷代學者不敢輕視、不予迴避，默默誦習，孜孜考索，終使《尚書》不斷流傳，歷兩三千年以至于今日。
《尚書》之難讀，是不爭的事實。唐代文學家、古文運動首領韓愈曾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的感嘆。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云：
《詩》、《書》為人人誦讀之書，然于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暗，于《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詩》亦十之一二。國學大師王國維，竟稱于《書》所不能解者近半！此雖自謙之詞，實亦無奈之嘆。
《尚書》研究之艱辛，《尚書》命途之多舛，真可令人浩嘆！過去兩千年間的情景，在后文介紹《尚書》文字今古、版本真?zhèn)?、篇目存佚、章句疑惑時自將涉及。我們僅以晚近學者的研究經(jīng)歷略舉數(shù)例，可見一斑。
清代《尚書》學之被譽為“集大成”者孫星衍，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二十年（1794—1815），歷時二十余年，撰成《尚書今古文注疏》，自知“必多疏漏謬誤之處”；之所以匆忙付梓，實因：
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壽命之不長，亟以數(shù)十年中條記《書》義編纂成書……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經(jīng)學淵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極。（《尚書今古文注疏·序》）
匆忙出書，目的在“聊存梗概，以俟后賢”，并且承諾“或炳燭馀光，更有所得，尚當改授梓人，不至詒譏來哲也”。
山東棲霞人牟庭（1759—1832），窮畢生精力完成兩部大著：一是《詩切》，一是《同文尚書》。后者自三十歲左右始撰，至基本脫稿時已六十三歲，又繼續(xù)修改至七十四歲辭世，尚未定稿。其子牟房將書稿攜至浙江刻版，遇太平軍攻浙，急將書稿移回山東。數(shù)十年后王懿榮得到書稿，亦想?？?，因八國聯(lián)軍入京，身死書亡。又數(shù)十年王獻唐得到書稿，清抄一本，將要排印，七七事變又作。到了1958年，獻唐先生高興地為之作序，以為終將印行，不料稍一耽擱，“文革”又起。歷時百余年，三位想刻印之人四遇厄逆，竟都未能如愿。所幸者1982年，齊魯書社終令此書問世，實現(xiàn)先賢遺愿。
現(xiàn)代國學大師顧頡剛立志將《尚書》徹底整理一番，編輯一部《尚書學》。其先期工作分四步：
第一是把各種字體的本子集刻成一編，看它因文字變遷而沿誤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種書里所曾引用的《尚書》句子輯錄出來，參校傳本的異同，并窺見逸《書》的原樣。第三是把歷代學者討論《尚書》的文章匯合整理，尋出若干問題的結論。第四是研究《尚書》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金文作比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書》全部的考定。（《尚書通檢·序》）
而在此四步之先，還有《尚書通檢》的編定，這是1936年的事。然顧氏萃其大半生精力，亦未能完成宏愿。其四項任務中第一項，顧氏與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合作，于20世紀三十年代已著手摹寫刻版，并于1935年發(fā)出《出版預告》（見《古史辨》五），有“著手已歷三年”，“刊刻逾半，年內(nèi)可望出版”之語。旋因日軍深入華北，未能成書（其驚險經(jīng)過及同人頑強努力之情，可閱顧廷龍《尚書文字合編·后記》）。其后動亂不止，至1982年顧廷龍重新整理編纂，有上海圖書館孫起治協(xié)助，歷時又十二年；在《出版預告》六十年之后的1996年，終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顧氏計劃中最后一項，其實只完成《尚書》中一篇《大誥》的譯證工作。《尚書大誥譯證》歷時八年，四易其稿，成書約70萬字，惜又遇“文革”，至今尚未能按原貌出版。
由此數(shù)例，足可見《尚書》詮釋難度之超常和文化價值之超常。其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不能缺少《尚書》這塊宏大而堅固的基石。
二、《尚書》的流傳
《尚書》既從上古傳下，篇目自應極多，字形自是奇古。遙想當年官府柱下，典冊累積充棟。然竹木簡冊易為蟲蛀斷爛，而量大又難以重新抄寫。年代久遠，史料難免殘缺。虞夏之世傳下者，寥若晨星。商代傳世史料亦不可多得。周代文獻本是很豐富的。王室衰微后，天子失官，禮樂卜史流散四方。凌夷而至春秋末年，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史記·儒林列傳》）。孔子整理古籍，“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史記·孔子世家》），有學者認為孔子與《書》關系不大，認為史遷此語是漢武帝時社會上漸漸產(chǎn)生出的論調(diào)。我們認為既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且孔子對詩、禮、樂都進行過整理，“序（編次）《書傳》”亦應可信。至于其所編次是否即漢初伏生傳出的本子，尚可討論。然作為教材，亦不可能有很大部頭。
到了戰(zhàn)國時期，大國紛爭，諸侯對典籍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自然不滿。
《漢書·藝文志》說：“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狈易陨眺北阌小办軙敝h。韓非則認為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韓非子·奸劫弒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延及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建言：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制曰：“可?！?/span>
此為中國上古文化之最大浩劫！始皇帝欲使其政權“傳之萬世”而焚書，其實是使政權失去了精神支柱，使人人盡可為豺虎。燒書之后不到六年，秦王朝土崩瓦解。
漢王朝建立之后，有識之士便致力于先秦文獻的搜集。正如西漢末年劉歆所說：
漢興，去圣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后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漢書·楚元王傳》附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又《史記·儒林列傳》云：
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jīng)藝，講習大射鄉(xiāng)飲之禮……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由史遷此處所列，可知武帝之世已立有五經(jīng)博士?！对姟酚恤敚ㄉ旯R（轅固）、韓（太傅）三家，《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易》有田生，《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兩家。
以上諸家博士，皆“諸子傳說”，即由先師傳講，用漢時流行之隸書寫成（后世為區(qū)別隸書寫成的書與出于“山巖屋壁”、用先秦文字寫成的古書，即稱博士所掌隸書所寫為“今文經(jīng)”）。諸家各有所掌，其師從有自，不敢有一字之出入。且其老師之列于學官，往往經(jīng)過出生入死的政治斗爭。例如傳魯《詩》的申公，得罪楚王劉戊，遭腐刑；其弟子王臧（景帝時為太子少傅，武帝時為郎中令）、趙綰（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因竇太后好《老子》言，遷怒至綰、臧，下獄死。又如齊《詩》轅固生，景帝時博士，因貶《老子》書為“家人言”（猶今人說是“農(nóng)夫之見”），竇太后怒，令“入圈刺豕”（試以“家人”之事），幸有景帝給以利刃得免一難。這里表面是一語惹禍，實質上涉及治國方略。竇太后死后，儒學得興。各級官吏，多用能誦儒經(jīng)者。西漢初年公卿大臣如絳、灌之屬，多介胄武夫；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之后，“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
“今文”《尚書》，出自濟南伏生。伏生，秦時博士，遇焚書，藏書壁中。漢立，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尚書》篇目問題，詳見第三節(jié)）教授于齊魯之間，傳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文帝欲召伏生進京，時伏生九十余歲，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即晁錯或作鼂錯）往受之。其后，以《尚書》得顯者，有兒寬、周霸、孔安國、賈嘉等。
武帝之后，宣帝、元帝時，五經(jīng)博士續(xù)有增列，皆為“今文”，計十四家；其中《尚書》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伏生之孫曾以治《尚書》見征召，然其不能講誦，故無“伏氏”《尚書》，而由歐陽生與張生傳下。歐陽生，名容，字和伯，清人張金吾《兩漢五經(jīng)博士考》卷三20-21頁引歐陽修族譜。見《叢書集成·初編》。授千乘（今山東廣饒附近）兒寬。寬以《尚書》教歐陽生之子，其后累世相傳，因此《尚書》歐陽氏學最有勢力。濟南張生教夏侯都尉，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勝，勝又學于兒寬門人簡卿。勝為學務于精熟，又能打破門戶之見，故自成一家。勝傳從兄之子夏侯建。建又受學于歐陽高，且又向五經(jīng)諸儒請教與《尚書》有關內(nèi)容，遂自成一家。大（勝）、?。ńǎ┫暮钣谛鄹事度辏ㄇ?/font>51）列為《尚書》博士。
再說景帝時之孔安國，為孔子后裔，曾從兒寬受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景帝子劉余徙封于魯，是為魯恭王。王好治宮室，欲廣其宮，壞孔子宅，于屋壁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等凡數(shù)十篇，皆先秦古字；安國為孔子后人，悉得其書。安國以古文《尚書》與伏生今文二十九篇對照，發(fā)現(xiàn)多出十六篇。武帝建元之后，儒學大興，安國將書獻于朝廷，不巧適逢陳皇后巫蠱之案，相連及誅死者三百余人，倉促之間未及討論，更未能列于學官。不久安國卒，古文《尚書》遂藏于中秘，外人不復得見。陳皇后巫蠱案在元光五年（前130）。此用白新良說，見《孔安國獻書考》，《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書社1984年3月版。
古文《尚書》的發(fā)現(xiàn)，本為學術史上一大收獲。但因今文《尚書》已流行達數(shù)十年，在學術界取得統(tǒng)治地位，而時人多不識古文，又未列于學官，盡管安國曾“以今文字讀之”（《漢書·儒林傳》），或在民間已有所流傳，今文經(jīng)學家們卻不予注意。
至西漢成帝時，劉歆受詔與父劉向領校中秘圖書。劉歆發(fā)現(xiàn)中秘所藏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內(nèi)容詳于今文，文字多有不同，便想促其列于學官。哀帝時，令歆以古文與五經(jīng)博士講論經(jīng)義，諸博士竟不肯置對。歆憤然寄信責讓諸位太常博士，其中說：
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fā)秘藏，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jīng)》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驊讯始?，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余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shù)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征驗，外內(nèi)相應，豈茍而已哉？夫“禮失而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ā稘h書·楚元王列傳》附《劉歆傳》）
劉歆一番議論擊中了今文經(jīng)學的要害。故雖言辭肯切，卻招來諸儒怨恨。光祿大夫龔勝以辭職相要挾；大司空師丹上奏稱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懼誅求退，以病免官。
平帝時王莽擅權。莽少時與歆俱為黃門郎，頗看重歆，遂召回，累遷至封紅休侯，典儒林之官。莽稱帝，封劉歆為“國師”、“嘉新公”。除古文《尚書》外，逸《禮》、毛《詩》等古文經(jīng)都得到重視。凡“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進京，“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漢書·王莽傳》）。
東漢建立，光武中興，全盤否定王莽所立古文經(jīng)學；仍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見《后漢書·儒林列傳》），皆今文。章帝建初年間，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論五經(jīng)同異。其結果是由班固起草，以章帝名義著為定論的《白虎通義》?！栋谆⑼x》是今文經(jīng)學與陰陽五行思想結合的產(chǎn)物；可以說，東漢時期愚昧虛妄的讖緯神學的盛行，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與此同時，章帝也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和左氏《春秋》等。“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wǎng)羅遺逸、博存眾家”（《后漢書·儒林列傳》）。可以說，古文經(jīng)學的地位，也開始得到官方承認。而此時期保持清醒頭腦的正宗儒家學者，自然地把注意力轉向了古文經(jīng)學。
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習古文《尚書》而成為“博士”者有二人。一為“薦補博士”，一為“特征博士”。汝南人周防，初習今文，后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40萬言。太尉張禹薦周防為補博士。陳留人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后特征博士。楊倫先后三次得以公車征，皆因直諫不合，歸，閉門講授。史評其“志乖于時”，“不能人間事”。大將軍梁商當權，征為常山王傅，辭疾不就。詔敕催促，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zhí)，彊于三軍?！庇墒怯^之，其志在于道，而不在仕進。習古文經(jīng)學者，往往如此。
古文《尚書》既是西漢景帝時出自孔安國家壁中，安國以此學傳授人是可以相信的?！逗鬂h書·儒林列傳》說：“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贝擞棺T應即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中所提到的膠東庸生。既未列學官，便在民間流行。而孔氏自安國下亦世世傳習古文《尚書》。孔僖曾祖父子建，曾對仕王莽千乘郡守的友人說：“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后漢書·儒林列傳》）由此語可見古文經(jīng)學與今文經(jīng)學在致思方向上是有區(qū)別的。這種區(qū)別也是今、古文經(jīng)學者長期相爭難以相容的重要原因。
東漢初，扶風茂陵人杜林從西州（今甘肅境）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以授東海衛(wèi)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炙菇?jīng)將絕。何意東海衛(wèi)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愿諸生無悔所學?！保ā逗鬂h書》卷二十七）于是古文《尚書》遂得流行。
杜林所傳古文《尚書》，與孔安國家傳出者似有不同，因其缺少所謂“逸十六篇”。但林之所以“寶之”，文字語句自有諸多不同于今文者。不能說是杜林參照其中“一卷”，用古文字體寫今文二十九篇，就寶貴了?！逗鬂h書·儒林列傳》載：“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當時一流學者如此服膺杜林，絕非偶然。
賈逵，扶風人，賈誼九世孫。其父徽，從塗惲受古文《尚書》。逵承父業(yè)，且兼通今文五經(jīng)，章帝時入講北宮、白虎觀及南宮云臺。他批評劉歆不該恃其義長，輕率移書責讓太常博士，以至諸儒不服，相與排斥，致古文經(jīng)遭埋沒厄運。因逵多次為章帝講到古文《尚書》，帝詔令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逵纂集為三卷，帝給以肯定。
馬融，扶風人，博通經(jīng)籍，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注《孝經(jīng)》、《論語》、《詩》、《易》、《三禮》、《尚書》等。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yǎng)諸生常有千數(shù)。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太學，師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 《春秋》等今文經(jīng)，又師事東郡張恭祖受《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等。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師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而由高業(yè)弟子傳授。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術，乃召見。玄因得質疑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洞呵铩饭騻鳛榻裎?，左氏傳為古文。鄭玄乃著《發(fā)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其融合今古文，打破門戶之見的能力，由此可見。正如其《戒子書》所說：“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后漢書》本傳）玄所注，有《尚書》、《尚書大傳》、《毛詩》等十余種，又著《駁許慎五經(jīng)異義》、《毛詩譜》等凡百余萬言。
在賈逵、馬融、鄭玄等人努力之下，古文經(jīng)學遂得顯明于世。然終漢世，官方仍以今文經(jīng)為定本。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詔諸儒正定《五經(jīng)》，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后漢書·儒林列傳》）。熹平石經(jīng)的《尚書》參校了古文《尚書》字體，但用的還是今文。若據(jù)《后漢書》字面，則熹平石經(jīng)為三種字體。據(jù)《水經(jīng)注》酈道元身在北魏，得目驗原碑，記漢石經(jīng)不言三體，下言曹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jīng)，可知漢石經(jīng)字應為一體。如是則南朝劉宋范曄著《后漢書》時所記有誤。至于刻石經(jīng)所用今文經(jīng)是歐陽氏抑或大夏侯《尚書》的文字，學者們各持有故，尚未可遽定。
十年之后，“黃巾大起義”爆發(fā)。董卓之亂，中國古代文獻又遭浩劫，喪及殆盡。 及至曹魏代漢，采掇遺亡，藏于秘書中外三閣，且設中經(jīng)秘書監(jiān)管理典籍，收集群書近三萬卷，又得汲冢中竹書，略具規(guī)模。
曹魏建國不久復立五經(jīng)博士。此時古文經(jīng)學已占上風，鄭玄諸注最為流行。其后王肅以散騎常侍領秘書監(jiān)，兼崇文觀祭酒。肅女適司馬氏生晉武帝司馬炎，權勢煊赫不可一世。肅年十八時，讀揚雄《太玄》而更為之解，竟得傳世?！端鍟そ?jīng)籍志》有《揚子太玄經(jīng)》七卷，王肅注。又《華陽國志·蜀郡士女·揚雄·贊》云：“其玄源淵懿，后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為注解?！卑矗和趺C字子雍。肅習古文經(jīng)，肯定賈、馬之學而不容鄭玄，于是采會同異，另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等書之解，以及其父王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如清人張惠言所言：“肅著書，務排鄭氏。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然其訓詁，大義出于馬鄭者十七，疑出于馬鄭者其父朗之學也；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鞭D引自盧弼《三國志集解·魏書·王朗傳》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287頁。
以今文古文言之，則如皮錫瑞所云：肅“雜糅今古與鄭君同，而立意與鄭君為難。鄭注書從今文，則以古文駁之；鄭從古文，則又以今文駁之”?！督?jīng)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版85頁。
平心而論，肅難鄭，往往言之成理。試舉三例：一，鄭玄說孔子纂《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肅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肅說平實。二，玄以為舜“流四兇”在禹治水之后；肅謂“若待禹治水功成后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jù)，亦甚迂哉”。肅說有理。三，“曰若稽古”，玄解“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肅解為“順考古道而行之”。肅解較妥。轉引自盧弼《三國志集解·魏書·王朗傳》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287頁。
《隋書·經(jīng)籍志》有王肅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撰《尚書駁義》五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有肅注《尚書》十卷、肅撰《尚書釋駁》五卷、《尚書答問》三卷，及《易》、《詩》、《周官》、《春秋左氏傳》、《儀禮》、《孝經(jīng)》等，肅皆有注。肅又撰《圣證論》以譏短鄭玄。肅與鄭皆治古文經(jīng)，然不相能至于此。史家評肅“好下佞己”，喜歡下屬恭維自己。其意欲貶鄭揚己，取而代之；然終未能得逞。
曹魏正始年間，再刻石經(jīng)，每字用三種字體古文、篆書、隸書寫成；《尚書》和《春秋左氏傳》，已采用了古文經(jīng)經(jīng)文。然此時所謂博士，率皆粗疏；弟子則往往為避兵役，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高才子弟則醉心“三玄”（《周易》、《老子》、《莊子》），這是為逃避曹氏與司馬氏的權利之爭，也是對深受讖緯滲透的東漢經(jīng)學的反叛；魏晉時期，儒學演變?yōu)椤靶W”。
政治腐敗、儒學衰敗的結果，是中原文化的又一次浩劫：永嘉之亂。
繼晉惠帝時“八王之亂”后上臺的晉懷帝，年號永嘉（307—313）。時東海王司馬越專政，司馬氏諸子弟繼續(xù)攻殺無已。匈奴人劉淵據(jù)有今山西中部自立。永嘉五年（311）淵侄劉曜攻入洛陽，擄晉懷帝，焚燒宮室，諸王公及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人。如《隋書·經(jīng)籍志》所說：“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蔽簳x藏書，毀于一旦。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
據(jù)《晉書·荀崧傳》，西晉置博士十九人?！渡袝酚朽嵭?、王肅二家，依王國維《漢魏博士考》，《書》有賈、馬、鄭、王四家。依蔣善國考，則為鄭王二氏。見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頁。皆為古文。到了東晉，元帝踐阼，簡省博士，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等九人。此處“《古文尚書》孔氏”是馬融、鄭玄都沒有見過的“安國注”《尚書》，是東晉忽然新出之書，至唐時竟取鄭氏而代之。其后流傳上千年，至明清才被學者判為“偽書”（《尚書》篇目真?zhèn)?，詳見第三?jié)）。
東晉《尚書》博士無王氏之學，可知永嘉喪亂之后，王氏之學漸廢。南朝“孔安國傳”漸行，北朝則流行鄭玄注本?！侗笔贰と辶謧鳌氛f：
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嗣輔，《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文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江左”即南朝，“河洛”即北朝。北朝流傳鄭玄所注《尚書》，不知南朝有“孔氏注本”。至陳時，費甝《尚書義疏》傳到北朝，方為“二劉”（劉焯、劉炫）所矚目。
唐貞觀年間，太宗因經(jīng)籍文字多訛謬，儒學門派多，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jīng)》義訓，凡一百八十卷，詔定名曰《五經(jīng)正義》，令天下傳習。
孔穎達認為，《孔傳古文尚書》雖然流行最晚，然“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尚書正義序》），奉敕撰《尚書》義訓，即以安國所注之本為據(jù)。
《尚書正義》二十卷，成書于貞觀十六年（642），高宗永徽二年（651）復有增損，成為定本。
《尚書》的文字字形，在殷周時期應與今日所見殷周青銅器銘文一致。到戰(zhàn)國則應與出土戰(zhàn)國簡牘帛書一致。西漢初，伏生用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成。后來孔壁中出書系以先秦古字寫成，藏于中秘，西漢末古文經(jīng)學派出現(xiàn)，于是稱伏生書為“今文《尚書》”。東漢杜林在西州所得漆書古文《尚書》，鄭玄以其筆畫形似蝌蚪稱之為“科斗書”。漢熹平石經(jīng)用“今文”隸書寫成。曹魏正始石經(jīng)用古、篆、隸三體寫成，其章句所依據(jù)則是古文《尚書》。東晉時依古字筆畫，用隸書寫成，稱“隸古定”；時人范寧又曾將“隸古定”寫成當時通行的正體隸書，以便諸生誦讀。唐玄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wèi)包改古文從今文”（《新唐書·藝文志》），這里所謂“古文”，實為“隸古定”；這里所謂“今文”實為唐時流行之楷書。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又據(jù)衛(wèi)包寫本刻成石經(jīng)，以免傳寫錯訛。五代以下千有余年，《尚書》刊本文字悉依此經(jīng)。此經(jīng)二萬七千余字，至今基本完整，藏于西安市碑林博物館。其價值自應在宋明以來各種版本甚至敦煌石室經(jīng)卷之上。
《尚書》的“今古文之爭”，到孔穎達這里告一段落。它留給人們的遺憾是很多的。這里有文字詮釋之爭，有治學方法之爭，也有門戶派別之見。許多本可以討論清楚的文字、訓詁，變得無法判別，變成永久的困惑。
形式上，古文經(jīng)學取得了勝利。后來人們逐漸發(fā)現(xiàn)，它是以“偽古文尚書”和“偽孔安國傳”的形式取得的勝利。真正的古文《尚書》失傳了。后人剝?nèi)プ鱾蔚某煞种螅l(fā)現(xiàn)真實可靠的先秦史料，即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被偽“孔安國”注之《古文尚書》保存下來。
三、《尚書》“經(jīng)”、“傳”的真?zhèn)螁栴}
《尚書》經(jīng)文的真?zhèn)螁栴}，學術界多以秦始皇帝焚書為界。凡形成于先秦的文獻典籍皆認為“真”；秦火之后，后人編造而冒稱《尚書》經(jīng)文者為偽。解說《尚書》經(jīng)文的《傳》，也有后人所撰而冒稱前賢所撰的現(xiàn)象；因其所冒者為西漢武帝時的孔安國，故被稱為“偽孔《傳》”。
始皇焚書，《尚書》首當其沖?！对姟啡傥迤硕嗄苤S誦；《易》為筮卜之書而得免；《禮》本不完整，雖因秦焚而散亡，后人可陸續(xù)搜集整理；《春秋》經(jīng)文，本有瞽史口授之傳統(tǒng)，其所寓褒貶刺譏之義，亦由口授而不必書具，故受害較小。唯有《尚書》遭焚禁最嚴，亡數(shù)十篇?！稘h書·藝文志》說：
《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仂軙麑W，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西漢之世，多方征求遺書，獻書有賞，便有作偽者出?！稘h書·儒林傳》載：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shù)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shù)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
按西漢成帝時，征求為《尚書》學者。山東萊州人張霸根據(jù)傳說孔子所作的百篇之《序》，編造了《百兩》之篇所謂《尚書》，獻于成帝，帝命找出宮中秘藏之古文《尚書》校對，不能對應。于是將霸交有司處理。有司認為霸欺君罪當至死。成帝惜其才高，不誅，且不滅其文。故《百兩篇》居然還在世間流傳。
據(jù)此，可知《尚書》或許本有百篇之多，因殘缺不全難以解說遂秘藏宮中書庫。世間徒聞有百篇而不得見，遂有張霸起而作偽。張書未毀，傳在世間，有可能躲過赤眉、董卓、永嘉諸亂。有人認為東晉時忽然出現(xiàn)偽古文《尚書》，很可能是在張霸偽書基礎上改作而成。然從文辭看，霸書淺陋（例如《論衡·感類篇》引霸書《百兩篇》有“伊尹死，大霧三日”語，王充不信，馬、鄭諸儒亦不信）。東晉所出“古文”《尚書》淺則淺矣，卻絲毫不陋。說后者承襲前者，證據(jù)不足。
所謂《孔傳古文尚書》，東晉元帝時出。據(jù)隋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說：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nèi)史枚賾段玉裁謂“賾”當作“頤”。黃焯據(jù)唐寫本《尚書音義·舜典》下作“梅阜責”，認為“阜責”即“賾”之變體。宋本《釋文》及注疏并訛作“頤”，段說不可從。見黃焯《經(jīng)典釋文匯校》，中華書局1980年9月第1版第6頁。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第五”“”字下云：“古人名頤者字真，晉枚頤字仲真，作梅賾者誤；李頤字景真?！比粍t唐代已訛？本文暫從唐人，定作“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xù)之，學徒遂盛。
此《孔傳古文尚書》前有一篇《序》（后人為與每篇前《小序》區(qū)別，稱之為《大序》），其中講到“先君孔子，生于周末”，則作《大序》的應是孔子后人。其中又有“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巫蠱事，經(jīng)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據(jù)此，陸德明、孔穎達均認為作《傳》者乃漢武帝時孔安國?！犊讉鞴盼纳袝酚纱说妹?。
為弄清《孔傳古文尚書》真?zhèn)螁栴}，讓我們先熟悉一下此“孔傳”《尚書》的篇目：
1．堯典，2．舜典，3．大禹謨，4．皋陶謨，5．益稷，6．禹貢，7．甘誓，8．五子之歌，9．胤征，10．湯誓，11．仲虺之誥，12．湯誥，13．伊訓，14．太甲上，15．太甲中，16．太甲下，17．咸有一德，18．盤庚上，19．盤庚中，20．盤庚下，21．說命上，22．說命中，23．說命下，24．高宗肜日，25．西伯戡黎，26．微子，27．泰誓上，28．泰誓中，29．泰誓下，30．牧誓，31．武成，32．洪范，33．旅獒，34．金縢，35．大誥，36．微子之命，37．康誥，38．酒誥，39．梓材，40．召誥，41．洛誥，42．多士，43．無逸，44．君奭，45．蔡仲之命，46．多方，47．立政，48．周官，49．君陳，50．顧命，51．康王之誥，52．畢命，53．君牙，54．冏命，55．呂刑，56．文侯之命，57．費誓，58．秦誓
五十八篇加上書前“大序”，凡五十九篇。
孔穎達曾見到鄭玄所注《尚書》。此五十八篇目有三十三篇與鄭注本同，余二十五篇是《孔傳古文尚書》新增多者?？追f達在《堯典》“虞書”二字下有一《疏》，列出增多二十五篇篇名：
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
篇目與鄭注本相同的三十三篇，大體就是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何以成為三十三篇？《孔傳古文尚書·序》這樣解說：
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
這就是說，《孔傳古文尚書》中的《舜典》是從伏生的《堯典》中分出來的，《益稷》是從《皋陶謨》中分出來的，《盤庚》一分為三，《康王之誥》是從《顧命》中分出來的。這樣就增多了五篇。伏生所傳二十九篇，本來《顧命》與《康王之誥》就是分開的，按：此依皮錫瑞說，見《經(jīng)學通論·書經(jīng)》：“論伏生傳經(jīng)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不當數(shù)序與大誓?！币驖h武帝時民間有得《大誓》一篇獻上，經(jīng)博士讀說而列入《尚書》，其后便將《顧命》與《康王之誥》合為一篇。陳夢家《尚書通論》：“司馬遷時《顧命》與《康王之誥》分為二篇，東漢時三家今文合為一，其故因后得《泰誓》加入，所以有歸并的必要以保持二十九篇之數(shù)?！敝腥A書局1985年10月版第52—53頁?！犊讉鞴盼纳袝凡蝗 洞笫摹罚碜短┦摹飞现邢氯?，伏生所傳就成了二十八篇，加上五篇即是三十三篇。
伏生二十九篇（即《孔傳古文尚書》中的三十三篇）與其余二十五篇經(jīng)文之間的差異很快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南宋吳棫在其所撰《書稗傳》中說：
安國所增多之書，今書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氟|《尚書考異》卷一引）
晚出的所謂“古文”二十五篇，文從字順，伏生所傳寫為“今文”者，反而佶屈聱牙，此事甚可怪，難道《尚書》文句是由兩個人手定的？
到朱熹這里，他首先懷疑所謂西漢孔安國所作的《傳》及《傳》前那篇《大序》：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似〕？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于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余，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ā吨熳诱Z類·尚書一》余大雅錄）
朱子疑及《孔傳》及《大序》，且認為其出于東晉、劉宋年間。朱子又疑及晚出二十五篇經(jīng)文：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于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ā吨熳诱Z類·尚書一》萬人杰錄）
《孔傳古文尚書》另有置于各篇之前的《小序》。從熹平石經(jīng)殘石看，這些《序》是集中附在二十九篇之后的?！洞笮颉氛f：
《書序》，序所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朱子對這些《小序》亦有疑問。漢時諸儒多以為《小序》是孔子“序《書傳》”時所作。朱子說：
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朱子語類·尚書一》董銖錄）
宋以后人多從朱子，不信《小序》為孔作。但《小序》出自史遷之前，對于理解經(jīng)文幫助甚大，不應輕視。
朱熹門人蔡沈作《書集傳》，不依《孔傳古文尚書》將《小序》置于各篇之首，而是依漢代例仍將所有《小序》合為一卷置于書末；且在今文經(jīng)三十三篇前注明“今文古文皆有”字樣，于晚出古文二十五篇則注明“今文無，古文有”。蔡氏《集傳》將所謂“孔安國注”和孔穎達《疏》僅視作參考，而以宋儒心性義理“二帝三王之心法”為主旨。至元明兩代，蔡《傳》“宋學”取代了以二孔《注》、《疏》為代表的“漢學”，成為士子科考的主要依據(jù)。
元人吳澄撰《書纂言》，因二十五篇之不可信，乃棄去古文，專釋今文。
宋元疑《書》“古文”為偽者尚有多家。至明梅鷟《尚書考異》，確切指斥所謂“古文”為偽書，且具體指出二十五篇“皆雜取傳記中語以成其文”。這在吳棫、朱熹的基礎上又邁進了一步。梅鷟又揭示所謂“孔安國傳”之晚出。例如“瀍水“《漢書》、《后漢書》中的《地理志》皆謂出谷城縣，晉代才省谷城并入河南縣，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又如“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武帝時早卒，載于《史記》，史遷約卒于武帝晚年，孔安國豈能得知昭帝時地名？
至清初，諸多學者分別找出《孔傳古文尚書》作偽的不少證據(jù)；至閻若璩（1636—1704）集其大成。他集三十余年，本朱子之說，匯前賢成果，條分縷析，以抉《古文尚書》之罅漏；引經(jīng)據(jù)古，一一指出其矛盾之故。由此，《古文尚書》之偽大白于天下。
閻氏所列，共128條。時人毛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為《古文尚書》辯護，然“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部書類二》）。其后，閻氏當有所修正。其書缺第二卷之28、29、30三條，第三卷全卷33至48計十六條，第七卷102、108、109、110計四條，第八卷122至127計六條，共缺29條，實存99條。很可能，凡是證據(jù)尚欠充足或《冤詞》所駁之有理者，徑刪去。如此，仍以祛千古之大疑而足以不朽，“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尚書疏證》條）
閻氏辨“古文經(jīng)”二十五篇之偽，首先指出其與孔壁所出十六篇古文（鄭玄將其中《九共》分作九篇計二十四篇）不同?！安华毱缓险咂湮霓o不可得而同，即篇名之適相符合者其文辭亦豈得而盡同哉！”（《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三）又指出二十五篇偽古文外之三十三篇，亦多有不同于伏生今文之處。伏氏今文保存于蔡邕書熹平石經(jīng)，殘碑遺字收入宋洪適《隸釋》中有547字。洪氏以之校偽《孔書》，其間多10字，少21字，不同者55字，借用者8字，通用者11字。閻氏云：“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保ā渡袝盼氖枳C》卷二第二十三）閻氏發(fā)現(xiàn)偽“古文”具體敘述中有違史書體例的破綻多處，一一揭示其偽。例如：朱子說到古史例不書時（即不寫季節(jié)），二十八篇中書年、月、月相、干支而不書季節(jié)，《春秋》則書年、時、月、干支。閻氏曰：
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為《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為《書》。今晚出《泰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四）
又如，據(jù)劉歆《三統(tǒng)歷》引《武成》“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辛亥越五日為乙卯，可知“粵五日”是連帶首尾而數(shù)。現(xiàn)晚出《書》之《武成》說：“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丁未到庚戌應書“越四日”才是。閻氏曰：
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墩僬a》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shù)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為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五）
閻氏之辨《孔安國傳》之偽，承前人所見而更深入。他指出，漢武帝時代，《經(jīng)》與《傳》是分別成冊的?！秱鳌犯接凇督?jīng)》文之下隨《經(jīng)》為注，始見于東漢馬融為《周禮》作注。所謂《孔安國傳》稱出于漢武帝時，卻已“就經(jīng)為注”，顯系后人偽托。
西漢孔安國曾為《論語》作注?！墩撜Z》“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安國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薄爸苡H”指管蔡，“仁人”指箕子微子。東晉所出《尚書·泰誓中》“孔”《傳》卻說：“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睋?jù)此，說《尚書》孔《傳》非西漢孔安國所作，斷斷不誤！（見《疏證》卷二第十九）又，偽古文《泰誓》經(jīng)文原文是武王在誓詞中說“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后說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這里仁人確指周之“亂臣”。由此亦可推知此《泰誓》經(jīng)文必非當年孔安國壁中所得。
經(jīng)閻氏反復疏證，《孔傳古文尚書》之為偽書，已成定論。
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力辯“孔安國”作《傳》之《古文尚書》經(jīng)文為真。毛氏知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后地名，他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至東晉，豫章內(nèi)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之文，不顧《經(jīng)籍志》上下文皆在講經(jīng)文存亡，將“傳”字改為《傳》字；謂賾所得《傳》中有《傳》無《經(jīng)》，說梅賾所上的是孔《傳》，不是《古文尚書》經(jīng)文。他又不顧《史記》、《漢書》等載《逸書》為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之說，認為二十五篇為真孔壁古文。
事情正如清末學者皮錫瑞（1850—1908）所說，“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皮氏具體列出閻證之誤十三處：
閻證古文之偽甚確。特當明末宋學方盛，未免沾染其說。夫據(jù)古義以斥孔《傳》可也，據(jù)宋人以斥孔《傳》則不可。閻引金履祥說，以《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為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其誤一也。引邵子書以定“或十年”等年數(shù)，其誤二也。引程子說謂武王無觀兵事，其誤三也。駁《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為妄，其誤四也。駁孔《傳》以居東為避居，不為東征，其誤五也。信金履祥以為武王封康叔，其誤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為在《多士》前，其誤七也。知九江在尋陽，又引《水經(jīng)》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未免騎墻之見，其誤八也。解三江亦以為有二，與九江同，其誤九也。信蔡氏說，以《康誥》屬武王，其誤十也。移易《康誥》、《大誥》、《洛誥》以就其說，其誤十一也。謂伏生時未得小序，其誤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為文從字順、章妥句適，其誤十三也。（《經(jīng)學通論·書經(jīng)》）
毛奇齡之后，眾多學者繼閻氏之業(yè)，陸續(xù)研究補證，揭露《孔傳古文尚書》之偽。其著名者如惠棟（《古文尚書考》）、程廷祚（《晚書定疑》）、王鳴盛（《尚書后案》、《蛾術編》）、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崔述（《古文尚書辨?zhèn)巍罚O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等十余家。《孔傳古文尚書》之偽，終成鐵案。
此后各家多棄偽“古文”二十五篇不再講說。然今日我輩將《尚書》作為古代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對象，二十五篇卻斷不可廢置不顧！《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尚書冤詞提要》如是說：
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jīng)、排比聯(lián)貫，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驗證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皮錫瑞說：
偽孔《古文尚書》自宋至今，已灼知其偽矣，而猶相承不廢，是亦有故。宋之不廢者，“人心惟?！彼木洌稳逡詾椤暗澜y(tǒng)”相傳，其《進〈尚書注〉表》，首以“三圣傳心”為說。而四語出偽《大禹謨》，故宋儒雖于偽《傳》獻疑，而于偽《經(jīng)》疑信參半……此其遠因一。且古文雖偽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彼木洹似溥h因二……阮元曰，《古文尚書孔傳》出東晉，漸為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為出自古圣賢，則聞者尊之……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是知其偽而欲留為納言之益，此近因一，……龔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是知其偽而恐廢之無以垂誡，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廢。（《經(jīng)學通論·書經(jīng)》）
清末學者王先謙（1842—1917）撰《尚書孔傳參正》。他認為，《孔傳古文尚書》雖經(jīng)官方承認論定為偽書，“然功令所布，家傳僮習，莫敢廢也”，他“仍用其《經(jīng)》、《傳》原文，附諸考證”，“以便讀者雅才好博，亦或取斯”。他又說明：“今文有偽俗，不妨以古文參考；古文無說解，仍兼采三家所長，庶為盡善。”王先謙說：
自熹平石經(jīng)亡后，今文遂無本。二十九篇反借偽《傳》而存。古書遺碣，可以參證文字同異。馬、鄭《傳》、《注》亡佚，宋以來頗有輯本，所當全采以暢《經(jīng)》恉。眾家疏解，冶為一爐。時有管闚，弗忍割棄。（《尚書孔傳參正·序例》）
正因如此，我們解偽古文二十五篇經(jīng)文，多以王氏此書為據(jù)。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孔傳古文尚書》之作偽者，究竟是誰？此真乃千古之謎！
朱熹疑是撰《孔叢子》之人偽作。按《孔叢子》是孔氏子孫雜記其先祖言行之書，托為陳涉時博士孔鮒撰。其末卷為《連叢子》，載有所謂漢武帝時孔臧事及東漢末孔季彥等獨家世世承傳《古文尚書》事。此書可能為孔季彥編撰，其后又有竄改，亦有人認為齊、梁時好事者所為。
明梅鷟則疑是西晉皇甫謐作。孔穎達《堯典·虞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住妒琛酚忠稌x書》更重要一段：
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榆，榆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nèi)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梅氏認為是皇甫謐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遂獻上而施行。（見《尚書考異·自序》）
因疑謐證據(jù)薄弱，不少學者疑到王肅。肅有《書》注及《尚書駁義》、《尚書答問》等，其釋義多與孔《傳》同。陸德明《釋文·敘錄》說：“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有此依據(jù)，清儒疑肅者不少，如惠棟、戴震、王鳴盛（認為不外乎肅、謐二人之手）、丁宴、皮錫瑞、王先謙等等。但王肅說疑點甚多，近人多有揭示；且肅當時權勢煊赫，沒有必要偽造一部書又秘藏起來。
因《孔傳古文尚書》由東晉梅賾所上，閻若璩引黃宗羲語曰：
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平帝時暫立），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上偽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偽。
由是觀之，閻氏似疑梅賾本人作偽。
東晉時另有一名孔安國。
《晉書·孔愉傳》附其子孔安國傳：
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歷仕侍中、太?！贋闀鼉?nèi)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nèi)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道達津梁，依仁游藝?！焙髿v尚書左右仆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此東晉時之孔安國有才華，通儒學，操守直亮，得到孝武帝賞識；活動時代為東晉后期，略晚于上書之梅賾。他有條件廣采馬、鄭、王諸家以作《傳》，且不必刻意作偽。后人很容易將他的《傳》誤會為西漢臨淮太守孔安國作。加之其受禮遇之孝武帝與漢武帝同謚，極易混淆。很可能，后來淺人補撰一《大序》來說明這部 《書傳》的原委，造就了這千古之謎。
持東晉孔安國作《傳》說者有清儒馮登府。近人陳夢家力證此說，認為梅賾所上者大約是東漢馬、鄭之徒的古文，與《孔傳》無關；《孔叢子》不偽；《大序》最后一段“自‘書序’至‘不復以聞’疑是齊、梁、隋、唐間人所竄入”。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1985年10月版第122—133頁。
然此說仍有難以彌縫處。如西晉郭璞注《爾雅》，已引有偽《孔傳》文；《晉書》中只字未提孔安國“奉詔作《書傳》”事。
今人蔣善國承近人范壽康說，疑偽《孔傳》為西晉博士孔晁所作。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51—361頁。其所論吸取前人之失，據(jù)汲郡出竹書之時代背景及孔晁本人治學經(jīng)歷，疑《晚書》二十五篇“經(jīng)文”及《孔傳》皆孔晁所作。蔣氏之論，或許近真。
四、《尚書》篇目章句選釋
孔穎達在《堯典》題目下有一《疏》，將《尚書》體例分為十類：
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
直接從篇名看，孔《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中，有典二篇、謨二篇、貢一篇、歌一篇、誓八篇、誥八篇、訓一篇、命九篇、征一篇、范一篇。此外各篇歸類：《益稷》，謨也；《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訓也；《盤庚》三篇、《西伯戡黎》、《武成》、《梓材》、《多士》、《君奭》、《多方》、《周官》、《呂刑》，誥也；《君陳》、《君牙》，命也；《金縢》自為一體，其中祝辭，可歸于誥類。另有《微子》、《立政》二篇，孔疏未提到，但《小序》言“微子作誥”，《微子》亦誥也；《立政》周公告成王用臣之法，應亦誥類。孔氏分類似嫌瑣細。此前《書·大序》已將《尚書》文體約略概括為典、謨、訓、誥、誓、命六類。而征、貢、歌、范各只一篇，未必可據(jù)以為體例。
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約成書于晉宋年間，已見上節(jié)。至于伏生所傳今文三十三篇，其成書年代亦值得探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學者顧頡剛、錢玄同等已展開討論。
顧氏認為，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以《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可分為三組：
第一組，《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等十三篇，各為該時代之產(chǎn)物，可信為真。
第二組，《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無逸》、《君奭》、《立政》、《顧命》等十二篇，或文字較為平順，不似當年原文；或思想觀念較晚，有似后世追記。這一組，定為東周間史官追記整理出來的作品。
第三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顧氏認為“決是戰(zhàn)國至秦漢間的偽作”?！豆攀繁妗ひ弧返谝粌裕虾９偶霭嫔?/font>1982年3月版第201—202頁。
對于顧氏所分之三組，爭議較多的是第三組。
1925年秋冬，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古史新證》，認為：
《虞夏書》中如《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中如《湯誓》，文字稍平易簡潔，或系后世重編，然至少亦必為周初人所作。
王氏并認為，顧氏等疑古似有過頭及欠嚴謹之處。他說：
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tài)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豆攀沸伦C》，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3頁。《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65頁。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學者們對于今文《尚書》之制作時代多有向下拉的傾向?！队菹臅匪钠圆槐卣f，甚至《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等篇都認為出自戰(zhàn)國時期，甚至秦漢年間。我們的看法，還是王國維先生之說較為平允：除《虞夏書》和《商書》中《湯誓》為后世（西周）所作，其余諸篇，應視作各該時代史官所記。至于曾經(jīng)后人輯定整理，亦不可否認。
學者們對今文各篇成書時代的討論，我們將選擇有代表性的篇目，在下文摘要評介。
賴梅賾所上之偽孔《傳》《古文尚書》，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析為三十三篇）幸得保存。偽古文二十五篇較為易解；三十三篇今文，章句欲得通詁，殊非易事。前人所解，有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宋代蔡沈《書集傳》、清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等等。以上所列是我們詮釋《尚書》章句的主要依據(jù)；至于近人新說，或依新出甲骨金文，或依新興學科成果，或許有超越前人之處，我們擇善而從。
以下即按篇目順序，擇有爭議或有必要說明之處略加解說。
《堯典》
首句，“曰若稽古”?！霸蝗簟保赫f到那；“稽古”：考察古事。四字證明，《堯典》是后世史官所追記。然其所據(jù)史料，應當視為可信。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四仲四星，其中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與殷墟甲骨文中四方風名相近，與《山海經(jīng)》中有關記載一致或暗合。竺可楨《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認為所中之星位置應是殷末周初天象。這有利于證明《堯典》此段文字成于周初?！秷虻洹分袕娬{(diào)“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協(xié)和萬邦”的思想，很明顯地是周初思想，可是卻被一些學者說成是戰(zhàn)國時期思想。我們知道，戰(zhàn)國時宗族宗法崩解，七雄爭相兼并弱國。說“明德”、“親族”、“和萬邦”是戰(zhàn)國思想，令人難以茍同。
顧頡剛先生說《堯典》、《皋陶謨》“取事實于秦制”、“取思想于儒家”（儒家講“禪讓”），認為《堯典》中的“人治思想”、“德化思想”不合于商周，故“考定為秦漢時書”?！豆攀繁妗返谝粌裕虾９偶霭嫔?/span>1982年版第203—204頁。陳夢家先生也認“《堯典》為秦官本《尚書》”。因其文內(nèi)有“十有二州、十有二山、十有二牧”（今見《舜典》中），秦“數(shù)以六為紀”，十二為六的倍數(shù)。又有“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守”等語，遂認其為“秦代官本”。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1985年10月版第135—146頁。
《舜典》
先秦時本有《舜典》。如《孟子·萬章上》中孟子引《書》曰：“只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所言舜事，今本《堯典》無，偽孔《傳》《舜典》中亦無?？芍惹亍端吹洹吩囊淹鲆荨?/span>
梅賾所上《孔傳古文尚書》中，《舜典》是從伏生所傳《堯典》后半“帝曰欽哉”之后“慎徽五典”以下分出來的，且缺少“孔氏”的《傳》。時人因王肅注頗類“孔氏”，遂取王氏注補充孔《傳》文。
齊蕭鸞建武四年（497），吳興人姚方興稱從大航頭購得“孔《傳》《舜典》”，可能是他本人采馬融、王肅注偽造而成。且其所獻《舜典》經(jīng)文，在“慎徽五典”之前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xié)于帝”十二字。其所獻尚未施行，卻因罪致被殺。至隋朝開皇初年購求遺典，方興所獻始得列入《孔傳古文尚書》之內(nèi)。然此時所見之本，在十二字之后又有十六字“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不詳來歷，清儒臧琳、王鳴盛等疑其為劉炫所增。
從《堯典》后半分出來的《舜典》篇首的二十八個字，也可以說是“偽古文經(jīng)”。閻若璩友劉珵說：“欲黜偽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閻氏亦云：“‘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上第六十五）
因《舜典》系由《堯典》分出，文中舜“咨四岳”前之“帝”皆指堯；“奮庸熙帝之載”之“帝”，仍是堯；此以下“帝曰”之帝，才是指舜。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典》末句，依偽《孔傳》，前人斷句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鼻迦迦鐚O星衍、皮錫瑞改為：“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偽《孔傳》說舜“凡壽百一十二歲”，甚可疑；史遷說：“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保ā段宓郾炯o》）如是則舜年一百歲，實仍可疑。近人周秉鈞《尚書易解》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前人自鄭玄至段玉裁等均以“征庸”二字連讀，然皆不如斷開之后易懂。而舜的年齡，則認為在位五十載含“庸三十”在內(nèi)，終年八十歲較合情理。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舜典》正文末尾，附有《汩作》、《九共》（九篇）及《槀飫》等十一篇的“小序”。這是偽《孔傳古文尚書》的安排。將“小序”放到各篇之首，而正文亡佚之篇的“小序”便放到前篇之末。
此段小序標點，依孔《傳》，則標作“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然《詩經(jīng)·商頌·長發(fā)》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句，知當依方字句，作“帝釐下土方，設居方……”為是。
《皋陶謨》、《益稷》
孔壁原古文《尚書》，有《棄稷》篇?！皸墶睘橹苋耸甲嬷?，“稷”為其官名。依閻若璩考，西漢時尚存此篇。著《法言》之揚雄曾見《棄稷》文字，其中多載稷、契言論。然今《益稷》篇系由《皋陶謨》截下，其中稷與契無一話一言流傳于后世，可見其非《棄稷》原文。閻氏云：“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為一篇，即蔡氏猶知之?！保ā渡袝盼氖枳C》第六十六）。
偽《孔傳古文尚書》作偽者見《皋陶謨》經(jīng)文下有“暨益”、“暨稷”之文，便將該文下半截下，攀附以“棄稷”之名，改名《益稷》，如此可省卻另外擬目，便于湊夠五十八篇之數(shù)。
此篇文字，較周初諸誥平易簡潔；觀其內(nèi)容，如：安民、惠民，行有“九德”（寬、柔、愿等），“浚明有家”，“同寅協(xié)恭和衷哉”等，宗族社會、重民思想，仍是西周文字，至遲不晚于春秋，不應出自以法為教、耕戰(zhàn)為務、馳騁言說、伏尸百萬的戰(zhàn)國、秦代和漢初。
因其紀數(shù)大多為“五”，與秦代尚“六”更無關系（僅有“十有二師”一語算是涉及六的倍數(shù)）。又有學者斷言“所謂‘五辰’、‘五典’、‘五服’、‘五采’、‘五色’、‘五言’，都應是五行觀念比較發(fā)達之后才構成的”，因此“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皋陶謨》應當在秦漢間才寫定”。張西堂《尚書引論》，轉引自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9頁，蔣氏亦主此說，見該書第172頁。一般認為，相生相克的五行觀念成熟于戰(zhàn)國后期。我們知道，以五為數(shù)之常紀，與人手五指相關，源頭甚早，為什么一定要到五行觀念發(fā)達之后，才能以五為紀？更何況，《皋陶謨》中的“五”與“相生相克”毫無關系。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句難點在“在治忽”三字?！妒酚洝は谋炯o》引此作“來始滑”。唐司馬貞《索隱》云：“‘來始滑’于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聽諸侯能為政及忽怠者是也?！彼坪跻呀鉀Q了問題。然《漢書·律歷志》引此又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nèi)五言，女聽”，《尚書大傳》亦有“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之文。由此可知，“在治”當是“七始”，古字因形近而訛。所謂“七始”，《大傳》鄭玄注指黃鐘、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又《隋書·律歷志》引《漢志》，“詠”字作“訓”。段玉裁云：“當從《隋志》作‘訓’。”皮錫瑞斷曰：“今從《隋志》引作‘訓’，從班《志》釋為‘順’，‘七始’上屬為義，‘訓’字下屬為義?！鼻Ч乓筛]遂由清儒理清。
《禹貢》
《禹貢》出現(xiàn)之時代，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古史辨》中多有討論。
顧頡剛先生認定《禹貢》作于戰(zhàn)國，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條理由：其一，古代只有種族觀念而無一統(tǒng)觀念。其二，古代的“中國”地域甚不大。其三，九州之說出于戰(zhàn)國。（《古史辨》第一冊第207頁）然此三條均可商榷。
先說“九州”。戰(zhàn)國實際上是七雄并立，不是九州分區(qū)；是列國爭霸不是大一統(tǒng)?！队碡暋返摹熬胖荨庇^念與戰(zhàn)國實情也毫無關聯(lián)?！队碡暋分小叭瓮磷髫暋保渫恋雀呦屡c戰(zhàn)國時不類。如冀州無貢，絕非戰(zhàn)國時燕趙情形。禹治水是“夾右碣石入于河”（《史記》作“入于?！?，是），“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冀州洪水初退，故有田賦而無貢物。又以兗州“田惟中下”（江聲考原文當作“下下”），兗州田賦擬列最下或尚未定（“厥賦貞”），是兗州治水最后洪水剛過之證。此亦絕非戰(zhàn)國時齊魯情形。又荊州云夢澤旁尚有“三邦”即三國，此豈是戰(zhàn)國時楚國情形？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又豈是戰(zhàn)國時秦國景象？戰(zhàn)國時期，吳楚寶劍名揚天下。荊揚二州不求入貢兵器卻要求入貢商周時期視作靈物而戰(zhàn)國時期已無用處的大龜。凡此種種，如何證明《禹貢》成于戰(zhàn)國？
再說一統(tǒng)觀念?！捌仗熘?，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種族觀念還是一統(tǒng)觀念？此語見《左傳·昭公七年》，是楚國人無宇觀念中的“古之制也”。原詩亦見《小雅·北山》，至遲也在西周?！队碡暋分衔髦苡^念如此。
再說地域觀念。顧先生似認為，直到戰(zhàn)國時人們才認識了“九州”的范圍，此前則不能達到如此廣闊。數(shù)十年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中華民族的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遍及華夏大地。蘇秉琦先生曾用“滿天星斗”形容這一時期的文化面貌，又用“裂變”、“撞擊”和“融合”三種形式說明文明起源和文化交流。蘇先生說：
“中國”概念形成過程，還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不斷組合與重組的過程。這也是在春秋戰(zhàn)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以至更早就已出現(xiàn)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區(qū)看得最為明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紅山文化南北匯合產(chǎn)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組合成新的族群，他們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間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組合，產(chǎn)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貢》九州之首的冀州為重心奠定了“華夏”族群的根基。與此同時，從中原到長江中、下游文化面貌發(fā)生了規(guī)模、幅度空前的大變化，黑、灰陶盛行，袋足器、圈足器發(fā)達，朱繪、彩繪黑皮陶代替了彩陶，大型聚落遺址（古城）出現(xiàn)，墓葬類型分化，大墓中使用雙層或多層棺槨以及由玉器、漆器、彩繪陶器、蛋殼陶器組成的禮器等等，以西北古文化為一方，以東南古文化為另一方的更大范圍的組合與重組，這就是“龍山時代”出現(xiàn)的文化背景。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北京版第161—162頁。
在考古工作者眼前展示的是文化的組合與重組的過程。這一過程移易到歷史學家的腦中，便有了當時人們地域觀念的范圍。蘇先生提到的“龍山時代”即我們所謂“五帝時期”或《尚書·堯典》的時代。那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已遍及《禹貢》九州。我們還可以提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發(fā)現(xiàn)的湖北黃陂盤龍城、八十年代發(fā)現(xiàn)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廣漢三星堆古蜀國“祭祀坑”、九十年代湖南寧鄉(xiāng)出土商代大銅鐃以及此前出土諸多青銅重器如四羊方尊等，說明殷商人的活動范圍地理觀念確實已遍及于《禹貢》九州的范圍。
記得顧頡剛先生對于李玄伯先生提出的解決古史問題要靠考古學成果的觀點，是表示肯定的。《古史辨》一冊，第270頁。以顧先生的求實求真精神，他若了解到考古界這些新成果，相信是會同意《禹貢》至遲寫成于西周的觀點的。
《甘誓》
據(jù)“小序”，《甘誓》為啟與有扈戰(zhàn)前誓詞。然《墨子·明鬼下》引文稱《禹誓》，《莊子·人間世》則云“禹攻有扈”，《呂覽·先己》載夏后相與有扈戰(zhàn)于甘， 《召類》篇又載“禹攻……有扈以行其教”。由此看來，禹、啟之族與有扈氏多年不和，戰(zhàn)斗亦不止一次。因此，不可改啟為禹；當信《史記》與《小序》，《甘誓》為啟之誓詞。
《甘誓》文字稍平易，王國維斷為周初人所作。顧頡剛認為出于東周，又在《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中說可能作于戰(zhàn)國末、西漢初。文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一語最有爭議，亦可作為確定成文時代的依據(jù)。
馬融說“三正”指歷法中正月之“建子、建丑、建寅”三種?！叭比绾巍暗墶庇秩绾纬蔀橛懛サ睦碛桑坎缓美斫?。鄭玄說“三正”為“天地人之正道”。若依《國語·楚語下》講顓頊氏“絕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鄭氏之說可取?！罢敝杆咎臁⑺镜?、司民“世守其職”的氏姓宗伯。顓頊氏設“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其中“類物之官”，從夏人《九歌》列舉的神來看，應是“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見《左傳·文公七年》），“六府”到西周成為“五祀”，由五個氏族“世守其職”，稱為“五正”（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其原因，蓋后稷為周人始祖，周人既為天子，“谷”便由“六府”中請出另有所尊。五正所守五種物質大類，在西周，很可能已有“五行”之稱（見《尚書·洪范》）。西周后期宣王“不籍千畝”，世守其職的“五正”貴族，“失其官守”，“遭世之亂而莫之能御也”（《楚語下》），人們遂不再稱“五祀”、“五正”而言“五材”（見《國語·鄭語》），物質大類從神學軀殼中解脫出來。到春秋后期，“五材”被“五行”取代成為流行術語（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國語·魯語上》），與可以“威侮”的五個貴族氏姓沒有任何關系了。
由“五行”內(nèi)涵的演變，我們可以考定，可以言“威侮五行”的時代，必在周人成為天子之后，又在宣王“不籍千畝”（《國語·周語上》）之前。如是，則《甘誓》之成文，必定在西周時期。
《湯誓》
《湯誓》文字亦平順易懂，其成文應在《牧誓》及周初諸誥之后。
《孟子·梁惠王上》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與今本《湯誓》同。《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薄罢D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庇帧秴问洗呵铩ろ樏瘛份d湯禱于桑林，亦因大旱。時人以烈日喻惡人，是湯時真實寫照。這些情況，武王伐紂時是沒有的。故《湯誓》成文雖遲至西周，其事實是可以相信的；不能因某些字句類似《牧誓》而疑其真實。
《盤庚》
《小序》說：“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看來三篇應是盤庚遷殷所作。《史記·殷本紀》卻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比粍t《盤庚》為小辛時所作。二者雖難定是非，終歸肯定《盤庚》三篇為殷中期實錄。然近人卻提出不少“疑竇”，認為出自西周甚至戰(zhàn)國，其懷疑精神可嘉，然其證據(jù)卻甚為薄弱。我們讀《盤庚》，其文句古樸、佶屈聱牙，非它篇可比；其中講到“先后”與“萬民”的祖先在天上交換意見，可“自上其罰”、“崇降弗祥”，是關于商代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的寶貴資料；盤庚要求民眾與統(tǒng)治者同舟共濟，要求“百姓”（貴族）“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則是那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社會的重要特征。《盤庚》篇對于商代社會研究的史料價值是無與倫比的。
《高宗肜日》
依《小序》，此篇是武丁祭成湯之次日，有雉鳥停于鼎耳而鳴，祖己對王的訓詞。依《史記》，是在武丁崩后，祖己追述當年武丁“修政行德”之事而作的追記。有學者據(jù)篇名認為是武丁之子祖庚祭武?。ǜ咦冢┲螅婕核?。然據(jù)文本，關鍵似在最后一句：“典祀無豐于昵?！标鞘墙囊馑迹R融直接說“昵，考也，謂禰廟也”。則高宗所祭者是其父小乙。所祭不豐而引來雊雉異兆者，當是小乙的三位兄長、相繼為帝的陽甲、盤庚、小辛。這三位都“罔非天胤”，都是帝南庚的后裔。武丁感祖己之言，乃為陽甲等修繕寢廟。此舉意義重大，用祖己的話說，是“典厥義”、“正厥德”；用史遷的話說，是“常祀無豐于棄道”是“修政行德”。由此可見，殷人祖先崇拜及其“德”的觀念，與周人是有所不同的。上世紀中，有學者以“奴隸社會”觀念看待殷商，認為“民”相當于奴隸，認為商代沒有“德”的觀念，因此，“王司敬民”的說法是不能相信的，《高宗肜日》只能是東周或者說戰(zhàn)國時代的作品。此論在今日看來，是站不住腳的。
《泰誓》上、中、下
按漢代《泰誓》原文，非伏生所傳。劉向《別錄》認為出自武帝末年。王充《論衡·正說》：“孝宣皇帝之時，河內(nèi)女子發(fā)老屋，得《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而《尚書》二十九篇始足矣?！薄逗鬂h書·獻帝紀》說：“宣帝泰和元年，河內(nèi)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睎|漢時，馬融對這三篇所謂《泰誓》已表懷疑：“《泰誓》后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雕’，‘五至，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馬融又列舉《孟子》、《國語》、《春秋》、《禮記》等書所引先秦《泰誓》文字，后得的所謂《泰誓》中竟然沒有！融說：“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無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見《泰誓上》孔穎達《疏》引）梅賾所獻今本《泰誓》上中下三篇，其中沒有《史記》所引、史遷曾見過的《泰誓》文字，也沒有馬融所質疑的“淺露”文字。大約因馬融所疑，作偽者為證明此本出自孔壁，另外采輯古書中所見語作成。閻若璩指出：凡馬融指出古書中引用《泰誓》之文，今本中都有，而馬融未指出或未見到者，今本都無。其作偽之跡，何其明顯?。ā渡袝盼氖枳C》卷一第七）
漢代《泰誓》早已失傳。后人有據(jù)《史記》等引文復原《太誓》者，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其中《泰誓》即由孫氏輯成。然仍不盡可信。
限于篇幅，這里不能將《尚書》篇目章句一一釋講，不過我們可以在這里說明我們釋讀《尚書》的原則：
1、我們傾向于尊重古訓，因為數(shù)千年間人們多作如此理解、如此引用。若要拋棄古訓而用今人新訓，即便新訓或許可以更為準確理解原文，但于兩千年間古人之引用、議論，就可能產(chǎn)生迷惑。這對于文化史的研究，無異乎橫生枝節(jié)。而事實上，今人對《尚書》的研讀，主要是為了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
2、由于今文經(jīng)、古文經(jīng)的差異，以及歷代學者的理解發(fā)揮，《尚書》中幾乎每一句話、每一個詞，往往都有多種解說，且可能都有合理性。我們只能從中擇取影響較大流行較廣的解說。遇有十分有價值的不同觀點不忍割愛，不敢獨斷，則加以“或曰”或“又一說”之類，但仍不可能包羅諸家。
3、《尚書》佶屈聱牙，號稱難讀。事實上有些章句是無法讀懂。例如《微子》中“舊云刻子”四字，依王充，則為微子語；依古文，則為父師語；且文義不明。皮錫瑞批評江聲、王鳴盛、陳喬樅、魏源等人勉為其難的解說時說道：
夫漢人遺說存者無多。學者當塙守其說，深思其義，不得妄生駁難。如實不可解，闕疑可也。何得全無證據(jù)，妄改古人之書以就己之臆說，此豈“信而好古，不知蓋闕”之義哉？
我們于有爭議未決之處，亦有勉為其難之苦，不得不闕疑或從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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