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的出現(xiàn)和使用大約始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說文解字》釋“印”曰：“印，執(zhí)政所持信也?！眰魇烙∥淖钤绲挠袘?zhàn)國時“上師之印”。在印章出現(xiàn)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印章只是作為權利的象征和取信的實物，隨著社會發(fā)展，印章的功能不斷增加，而用于藏書是其多種功能中最具文化特色的一種。
藏書印是鈐印在圖書上的，能夠體現(xiàn)藏書所有關系或表達特定的思想內容。古代藏書家多有印，因其制作形式、蘊含內容、價值作用等十分豐富，成為藏書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關于古代藏書印起源，近代學者葉德輝說：“吾嘗憶及古人藏書印記，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為不達而已?！保ㄈ~德輝《書林清話》卷十《藏書家印記之語》，廣陵書社2007年版）味其語，似乎是說私家藏書印始于唐代，而事實上，早在東晉時期，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畫上加蓋印記，唐代學者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諸好事家印，有東晉仆射'周顗印，古小雌字?！保◤垙┻h《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其中的“古小雌字”，指的是用唐以前的古體字所作的白文。現(xiàn)存最早的藏印為敦煌寫本《雜阿皮曇心經(jīng)》上的“永興郡印”，永興郡為南齊郁林王蕭昭業(yè)隆昌元年（494）所設，因此此印當為南齊時代之物。到了唐代，私家藏書普遍使用印章，據(jù)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其高祖張嘉貞藏印為“河東張氏”，曾祖張延賞藏印為“烏石侯瑞”。（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詩人皮日休《魯望戲題書印囊奉和次韻》詩云：“金篆方圓一寸余，可憐銀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將心印，印破人間萬卷書。”（《全唐詩》卷六百一十五，中華書局1960年版）可知這方印使用頻率非常高。更有尋常人家“偶獲圖書，便即印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反映出唐代藏書家用印已經(jīng)是十分普遍的現(xiàn)象了。
宋代私家藏書蔚為大觀，藏書印使用也超越前代，大多數(shù)藏書家習慣在藏書上加蓋印章，以取信于人。宋人藏書印在形制和內容上都遠超唐人。宣和年間（1122年前后），文士鈐章用印于書畫藏品風行一時，受此影響，藏書家開始鐫刻鈐印自己的藏書印，宋室南渡后，此風仍不衰，主要有名號印、室名堂號印、紀事印、鑒賞印、校讀印、箴語印、詩文印、紀年印等。明清時期，私家藏書風氣更盛，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書印遂成了藏書家必備的征信之物，每位藏書家?guī)缀醵加袔追侥酥潦畮追健⑸习俜接?，每得好書，把玩欣賞或閱讀之余，必鈐印書上，成為那時的時尚。
葉德輝在《藏書十得·印記》中說：“藏書必有印記，宋本《孔子家語》以有東坡折角玉印，其書遂價重連城。晉家明文莊公菉竹堂藏書，每抄有書，鈐以歷官關防，至今收藏家資以考證。”（葉德輝：《葉德輝書話》，李慶西標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葉德輝所強調的正是藏書印的價值。
古代私家藏書印內容多樣，部分印語體現(xiàn)出特定時期的藏書風尚和藏書家的藏書思想，是研究古代歷史文獻承繼傳播、藏書事業(yè)發(fā)展變化以及藏書文學的主要依據(jù)之一，亦可資古代篆刻藝術史的研究。晚清蘇州學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所記古代藏書家的藏書印最多，這是因為葉昌熾本人尤好金石學，他先后撰著《語石》和《邠州石室錄》等，與金石學關系至密的印章學，自然也在其研究范圍之內。此外，今人吳則虞《續(xù)藏書紀事詩》體例上最類葉書，于藏書印記載亦多。今略述二書所載藏書印文化內涵。
宋元之際著名書畫家趙孟書齋名“松雪齋”，他對書籍非常愛護，諄諄告誡子弟謹為保守，不少藏書流傳至今，如所收藏的宋刻本《漢書》《后漢書》一直為明清藏書家所稱羨。趙孟藏書最大的特點是喜歡鈐蓋名氏印和閑章，所用印章成為判斷宋元刻本的重要標志之一，其常用印章有“趙”字方圓二印，還有“松雪齋”“趙孟印”“趙氏子昂”“大雅”“水晶宮道人”“天水郡圖書印”等。關于“水晶宮道人”之印的來歷，《藏書紀事詩》記載說：“孟以湖州四面皆水，自號水晶宮道人?！保ㄈ~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二《趙孟文敏》引《天祿琳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趙孟是文學和書法大家，傳世的史料文獻頗多，故其生平比較清晰。但是，在其眾多的別號、別署中，“水晶宮道人”或“水精宮道人”，爭議頗多。雖一字之差，但是涉及鑒定趙孟書畫真?zhèn)蔚膯栴}。許慎《說文解字》說：“晶，精光也。”從文字學來說，“精”與“晶”并非通假字，不過，“水晶”與“水精”倒是可以通用。水晶亦稱水玉，東晉郭璞注《山海經(jīng)》云：“水玉，今水精也。”水玉還是玻璃的別稱。《本草綱目·金石部》：“（玻璃）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其瑩如水，其堅如玉，故名水玉，與水精同名。”趙孟《題苕溪絕句》中有云：“我居溪上塵不到，便當家在青玻璃。”故“水晶宮道人”亦可寫作“水精宮道人”，似無疑義。但在書畫鑒藏史上，究竟是“水晶宮”？還是“水精宮”？一直喋辯不休，至今猶聚訟未息。曾有學者和鑒定家認為，凡署款或鈐印“水晶宮道人”者皆偽。但是，在傳世的古代書畫中，偽贗之作要遠遠多于真跡，前人的鑒定結論未必可信。（萬君超《水精宮道人漫筆》，《翰墨真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藏書紀事詩》的記載，雖不能給史上這樁筆墨聚訟做出裁斷，但至少為后人研究提供一種佐證。
明末清初江蘇常熟藏書家黃翼一生性好古銅瓷器及宋元版書，搜訪把玩，視如美人好友，樂此不疲。黃氏愛用藏書印，常用的有“黃子習讀書記”“印溪黃子習氏藏書記”等。此外，還有一方比較特殊，曰“有明黃翼收藏”，鈐在宋本《林和靖詩》卷首，圜朱記。卷尾跋稱該書為“戊子夏”收購而來。關于這方藏書印中的文字，葉昌熾解釋說：“戊子為順治五年（1648）。子羽國變后，杜門不出，此跋僅題戊子，而無紀元，圖記冠以'有明二字，蓋猶有故國故君之思焉?！保ㄈ~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黃翼圣子羽》“昌熾案”）其時雖在清朝，但是身為明遺民，黃翼通過藏印隱含故國之思，因懼怕清初殘虐的文字獄，而只好隱晦如此。
藏書印是藏書文化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因而印文內容對藏書事實多有反映，可以藉此研究藏書家的藏書喜好及情趣。如清代居住在陽湖（今常州）的漢軍鑲黃旗藏書家楊繼振收藏甚富，主要是金石和圖書，自稱藏書有數(shù)十萬卷之多，皆卷帙精整，標識分明。其藏書樓名較多，有“石箏館”“蘇齋”“雪蕉館”“星風堂”等，至清末，因貧困潦倒，相繼將藏書出售，葉昌熾曾得零散本數(shù)種。楊氏酷愛藏書印，印文主要有“石經(jīng)廠”“古燕楊氏星風堂鑒藏”“承壽雙碑之館”“宏農(nóng)楊氏世家”“又云”“繼振”等。其中一枚為長方印，文曰：
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shù)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靜幾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庇柚^吳興數(shù)語，愛惜臻至，可云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于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毙区P堂主人楊繼振手識，并以告后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楊繼振幼云》“昌熾案”）
全印195個字，不啻一篇小品文，堪稱巨印。在這篇印文中，楊氏自述藏書因由，并引用了趙孟（文敏）的藏書箴言，敷衍愛書情狀，諄諄告誡，用心良苦。
清代秀水（浙江嘉興）學者、藏書家朱彝尊精于金石文史，游大江南北，所到之處無不搜剔考證。曾先后收購李延昰、項元汴藏書，又到曹溶、徐乾學等家借抄，所藏益富，自稱擁書8萬卷。朱氏藏書處曰“曝書亭”“古藤書屋”“潛采堂”等。所用藏書印有“購此書，頗不易，愿子孫，勿輕棄”“梅會里朱氏”“潛采堂藏書”“七品官耳”“我生之年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在橘莊十四日癸酋時”“秀水朱彝尊錫鬯氏”“南書房鏑史記”“南書房舊講官”“小長蘆釣魚師”“得之有道傳之無愧”“別業(yè)在小長蘆之南轂山之東東西峽石大小橫山之北”等。其中一方尤為獨特——“七品官耳”，關于此印來歷，朱氏自述說：“予中年好抄書，通籍以后，見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坐是為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朱彝尊錫鬯》引《曝書亭集·鵲華山人詩序》）因為偷抄史館藏書而丟官，可為藏書一癡，但是朱氏并不后悔，“七品官耳”，一語道破心中重書輕官之意，十分難得。朱氏還撰《書櫝銘》稱：“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jīng)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jié)，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后，家無恒產(chǎn)。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遍讀也。銘曰：'奪我七品官，寫我萬卷書?；蚰蛘Z，孰智孰愚?！保ㄈ~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朱彝尊錫鬯》引《曝書亭集·書櫝銘》）同樣灑脫。
晚清近代藏書家葉德輝有一印曰：“長沙葉氏郋園藏書處曰麗廔，藏金石處曰周情、孔思室，藏泉處曰歸貸齋，著書處曰觀古堂。”（吳則虞《續(xù)藏書紀事詩》卷七《葉德輝煥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印文交代自家四個藏書室的不同功能：藏書、藏金石、藏古幣和藏著述，葉氏果真如此富有？非也，此為葉氏以藏書印表明一心向古，從事學術之心態(tài)。歷史上，葉德輝學問很大，歷仕三朝，骨子里反對維新，反對社會變革，所以對這方印章要辯證看待。
藏書家用印并非一枚，一般都有多枚，眾多藏印更能反映出他們豐富的藏書心態(tài)。明代常熟藏書家毛晉建汲古閣廣收天下圖籍，從事刻書和藏書工作，其藏書印眾多，大致有如下幾類：（一） 鐘愛宋元刻本者，如“宋本”“元本”；（二） 表明藏書所有者，如“玈谿”“弦歌草堂”“仲雍故國人家”“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綆”“毛晉秘篋審定真跡”“毛氏藏書”“東吳毛氏圖書”“汲古閣世寶”；（三） 告誡子孫精心保存，如“子孫永寶”“子孫世昌”“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yè)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后人不讀，將至于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等；（四） 提倡閱讀，如“開卷一樂”“筆研精良人生一樂”，等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毛晉子晉》引《東湖叢記》）眾多藏印有助于對毛晉及其汲古閣藏書研究。
古代藏書印文，多明藏書之艱，要后人妥為保守。明代山陰（今浙江紹興）藏書家祁承建藏書樓曰澹生堂，藏書9千多種，10萬多卷，這個規(guī)模在當時比天一閣藏書還多3萬余卷。為了不讓藏書流失，祁氏曾與兒輩訂立《澹生堂藏書約》，并撰寫藏書銘鐫刻于印，文曰：“澹生堂中儲經(jīng)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保ㄈ~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祁承爾光》）
無獨有偶，清代青浦（今屬上海）藏書家王昶，建藏書室曰“蒲褐山房”，富于藏書。其有一藏印說：
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勚。愿后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誡。（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五《王昶德甫》引《東湖叢記》）
告誡子孫不可變賣藏書，用語嚴厲，甚至用上了詛咒和恐嚇?？v然藏書家們苦口婆心，但是，自來藏書不過三世，子孫能夠永守者鮮有其人，如祁承死后十幾年，即發(fā)生明末戰(zhàn)亂，澹生堂藏書開始散失，入清，藏書樓不復存在。
清代浙江臨海藏書家洪頤煊一生讀書、為官，性喜聚書，曾廣購嶺南舊本至3萬余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見，致仕歸里后，聚書更多，為防子孫不守，刻多枚藏書印，諄諄告誡，有“子子孫孫永為寶”“子孫寶之”“子孫世守”“鬻及借人為不孝”“子孫保之”（吳則虞《續(xù)藏書紀事詩》卷三《洪頤煊》）等，用心極為良苦。
當然，《藏書紀事詩》在收集各類用印情況時，也不忘批評史上藏書家亂用藏書印的惡習。如明代秀水（浙江嘉興）藏書家項元汴家資雄厚，收藏大量的法書名畫，建有天籟閣儲之，其藏書印主要有“世濟美堂”“傳家永寶”“神游心賞”“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但項元汴有個惡習，每得珍貴典籍、書畫，必在上面鈐滿累累的印章，這一習慣眾人皆知，而不忍卒睹的是，其印章又多出于俗手所制，手法惡劣，粗俗不堪，時人給以“美人黥面”“佛頭著糞”之喻。針對項元汴亂用藏書印一事，葉昌熾給以詩說：“十斛明珠聘麗人，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莧秋風里，一度題詩一愴神?！保ㄈ~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項元汴子京》）語雖尖刻，卻是切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