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浦江
有關歷史時期中國北方民族與漢民族的關系問題，歷來受到來自東西方世界的廣泛關注，然而時至今日，中外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似乎還很難找到共同語言。主要的分歧在于，應當怎樣估價那些曾經(jīng)入主漢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或狩獵民族的漢化程度？
在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看來，除去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國歷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遼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滿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終沒有被漢文明所同化，從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這些民族被稱作“騎馬民族”。近半個世紀以來，這種觀點主宰了歐美各國的東方學界和日本、韓國的東洋史學界，于是當陶晉生教授在《十二世紀的女真人：漢化研究》一書[1]中得出女真人全盤漢化的結(jié)論時，就招致了西方學者的普遍批評。
與上述觀點形成尖銳對立的是中國學者的立場。對于“征服王朝”、“騎馬民族”之類的說法，中國學者歷來是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態(tài)度，根本沒有商榷的馀地。我們的主流觀點是，歷史上入主漢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終都無一例外地要被先進的漢族文明所“同化”，──換一個比較策略的說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數(shù)中國學者來說，恐怕就連“涵化”（Acculturation）這樣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們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困難的處境：幾乎沒有對話的可能。一方是強調(diào)文化沖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農(nóng)耕民族同化的事實；另一方是強調(diào)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漢族文明的說法。觀點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場的不同，顯然這已超出了學術的范疇。如果我們拋棄任何成見，回到學術上來考慮這一問題，可能就不會有如此相左的結(jié)論。事實上，北方民族的漢化是一種無可否認的歷史趨勢，但是否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漢族文明同化了呢？卻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本文討論的女真漢化，只涉及這個命題的前一半答案。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國，提供了北方民族漢化王朝的典型模式。通過對女真漢化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北方民族被漢族文明徹底征服的過程，以及它給這個王朝的命運所帶來的決定性影響。
一、決定女真漢化的主要因素
在遼、金、元、清四個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滿族建立的清朝屬于典型的漢化王朝，盡管西方學者至今仍不肯承認這一點。女真人的漢化程度，用“全盤漢化”四個字來概括是并不過分的。那么，同樣都是北方民族，為何有的對漢族文明全盤接受，有的卻持一種抵制的態(tài)度呢？所以我們首先應該解釋的問題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女真人的全盤漢化？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決定北方民族漢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見的公式是：與農(nóng)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小，漢化就越容易、越徹底；與農(nóng)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大，漢化就越困難、越膚淺。中國歷史上的北族王朝，對漢文化是采取積極接受的態(tài)度還是采取消極抵制的態(tài)度，大抵上即取決于此。
從生活方式來考慮，我們很容易理解女真人的漢化選擇。[2]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帶，這種地理環(huán)境使他們與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建國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個狩獵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兼有漁獵、農(nóng)耕和畜牧三種形態(tài)。需要說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業(yè)與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jīng)]有任何相似之處，據(jù)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鐘邦直描述說，金源內(nèi)陸會寧府一帶，“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shù)十家，……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便于牧放，自在散居”。[3]這是作為漁獵和農(nóng)耕經(jīng)濟補充成分的定居畜牧業(yè)。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國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稱生女真“舊俗無室廬，……遷徙不常”，至獻祖綏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筑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cè)矣”。[4]獻祖時代大約相當于十一世紀初葉，從這個時候起，女真人開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 奈墨I材料中可以找到有關女真人農(nóng)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證據(jù)。《高麗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條，有東女真酋長向高麗索求耕牛的記載。[5]金太祖天輔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馬擴交待說：“傳語童太師（即童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6]這說明海上之盟時金人曾向宋朝索要過水牛。據(jù)南宋歸正人介紹說，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擊土牛”的習俗，[7]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經(jīng)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關于生女真的農(nóng)耕生活，宋人有這樣的描述：“其地則至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鑿為業(yè)，不事蠶桑。”[8]金初，宋使前往會寧府時，沿途所見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9]金朝初年，專門針對以女真人為主的猛安謀克實行了牛頭地制度，可見當時女真社會中普遍存在著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
建國以來的大量考古成果也為女真人的農(nóng)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許多物證。在生女真的活動區(qū)域內(nèi)，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龍江，西起大興安嶺東麓的金東北路界壕邊堡，東至三江平原，都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金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如1958年在黑龍江肇東縣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鐵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農(nóng)具50馀件。[10]有人統(tǒng)計，黑龍江省境內(nèi)歷年來出土的金代鐵器多達數(shù)萬件，其中以農(nóng)具最為普遍。[11]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直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農(nóng)業(yè)還處在原始的、粗放型的階段，對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在女真人經(jīng)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宜估計過高?！督鹗贰吩谟涊d金太祖稱帝建國的儀式時有這樣一段文字：“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chuàng)新儀，奉上即皇帝位。阿離合懣、宗翰乃陳耕具九”，[12]“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13]不少論著都以這條史料為據(jù)，謂金朝建國之初即以農(nóng)業(yè)為本。我覺得這個結(jié)論未免有些造次?！督鹗贰防锏倪@條史料源于《大金集禮》，[14]而《大金集禮》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由禮部尚書張暐等人編修的一部官書，據(jù)它記載，太祖完顏阿骨打稱帝建國時有一套相當復雜的儀式。我對此深表懷疑?！督鹗贰芬约八罁?jù)的金朝官方文獻如實錄、《大金集禮》等等，其中關于金朝開國史的記載存在很多疑點，我已有專文加以指摘。[15]《大金集禮》里的這段記載，可能就有許多藻飾的成份。在金朝建國前后，漁獵經(jīng)濟在女真人的經(jīng)濟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毋忘稼穡之艱難”之類的理念，只有當后來女真人徹底漢化之后，才會從他們嘴里說出來。
根據(jù)我們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來看，與其說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寧說它更接近于漢民族的農(nóng)業(yè)定居生活方式。姚從吾先生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感慨：我們常有一種感覺，女真這個北方民族竟沒有一種自成套數(shù)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缽文化那樣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6]其實這就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與漢人的生活方式差異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樣有一套迥異于漢文化的東西。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漢文化來就顯得非常自然和特別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礙。這就是女真人全盤漢化的基本背景。
?。ǘ┮泼駶h地
在促使女真人徹底漢化的諸多因素中，猛安謀克的大批南遷肯定在必須考慮之列。
生女真的傳統(tǒng)居住區(qū)域是所謂的“金源內(nèi)陸”。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圍僅限于上京、東京和咸平府三路。后來隨著金朝的軍事擴張，女真猛安謀克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遼朝的領地內(nèi)遷徙，不過當時尚未進入長城以南的漢地。太宗時滅掉北宋后，原本沒有長期占據(jù)中原漢地的意圖，所以先后扶植起偽楚、偽齊兩個傀儡政權。但由于漢人的傀儡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無法與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變策略，對中原漢地實施直接統(tǒng)治。這樣一來，就勢必要讓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從太宗末年起，開始將女真猛安謀克大批遷往長城以南漢地，宋代文獻有“金左副元帥宗維（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的記載，[17]這是天會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統(tǒng)初，當金朝從南宋手中重新奪取河南、陜西之后，又將大批猛安謀克遷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18]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間，為了加強對女真貴族的控制，“不問疏近，并徙之南”，[19]除了少數(shù)安置在長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遷入中原漢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謀克的人口分布區(qū)域已從金初的上京、東京、咸平府三路擴展到上京、東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東西、山東東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謀克人口狀況研究》一文[20]中，曾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謀克人口在全國各地的分布數(shù)量做過一個粗略的估計，其中長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計為360萬左右，約占全部猛安謀克人口的47% 。這個數(shù)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漢地的比例。
如此眾多的女真人進入中原漢地，自然給女真族的徹底漢化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緣。遷居中原的猛安謀克多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習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顏燕京、蒲察燕京、完顏絳山、裴滿河西、蒲察西京、完顏鄯陽、烏古論兗州、粘哥荊山、尼龐古華山、徒單渭河等等，這說明他們并沒有客居異土它鄉(xiāng)的感覺，一種新的鄉(xiāng)土觀念很快就已經(jīng)在他們的頭腦中扎根。若是與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較的話，女真人確實很容易融入漢人社會。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來加以解釋，因為漢人的生活方式與女真人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才會有那么多的女真人遷入漢地并且長期定居下來。
?。ㄈw制一元化
遼朝的漢化色彩始終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堅持實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雖也一度摹仿遼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時奉行兩套體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拋棄了女真舊制，全盤采用漢制。政治體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漢化很徹底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朝建國之初，朝廷中樞權力機構(gòu)實行女真?zhèn)鹘y(tǒng)的勃極烈制度，對于所占領的遼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舊制。如太祖收國二年（1116年）占有遼東京州縣以后，“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遼籍女真，還是漢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區(qū)別，“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進入燕云漢地，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漢官制度。史稱“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時奉行女真舊制和漢制的雙重體制。金初的所謂“南面官”，亦即漢地樞密院制度，故《金史》謂“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24]與此相對的“北面官”，主要指當時實行于朝廷之內(nèi)的勃極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漢地樞密院系天輔七年（1123年）始設于營州廣寧（今河北省昌黎縣），后遷平州，再遷燕京，天會間一度分設燕京和云中兩樞密院，后又歸并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結(jié)束了雙重體制并存的局面，這是熙宗漢制改革的結(jié)果。
早在太宗天會初，就有一些女真貴族的上層人物積極主張摒棄女真舊制，全盤改用漢制?！督鹗贰肪砥甙恕俄n企先傳》曰：“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顏杲，太宗時為諳班勃極烈，與國論勃極烈宗幹同主國政，可見當時支持漢化的勢力已經(jīng)相當強大。不過終太宗一代，仍維持著二元政治的局面?！督鹗贰防镫m有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建尚書省的記載，但人們一般認為當時的尚書省是設在燕云漢地，與后來建立的三省制度無關。[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會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詔中外”。[27]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實質(zhì)性的漢制改革是在熙宗朝進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頒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自金初以來實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極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廢”，[29]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30]這不只是簡單地改換一個名稱而已，它的性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漢地樞密院是作為雙重體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臺尚書省則只是中央尚書省的派出機構(gòu)。這兩件事情的發(fā)生，標志著二元政治的終結(jié)和金朝政治體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漢制改革，從天會末年至皇統(tǒng)初年，大約持續(xù)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內(nèi)容極為廣泛，涉及中央職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勛爵制度、禮制、儀制、服制、歷法、宗廟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謀克制度以外，女真舊制大都已被廢棄，故宋人謂金朝“政教號令，一切不異于中國”。[32]這是金朝走向全盤漢化的重要一步。
?。ㄋ模┐_立漢地本位
金人曾明確指出遼金兩國國家本位的差異：“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yè)根本在山北之臨潢，……我本朝皇業(yè)根本在山南之燕。”[33]遼金兩朝漢化程度的不同，這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遼朝始終堅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時代就已確立了漢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內(nèi)陸的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市）。據(jù)說從太宗時起，就有遷都燕京的打算?！洞蠼饑尽肪矶摹缎诨实邸罚ㄉ希┯写艘徽f：“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卷二二《東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獻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遼人宮闕，于內(nèi)城外筑四城。”這兩條文字均抄自《金人南遷錄》，而《南遷錄》是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偽書，因此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很值得懷疑。
據(jù)金朝方面的文獻記載來看，大概在熙宗改制以后，開始出現(xiàn)政治重心南移的傾向。從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統(tǒng)元年（1141年），熙宗駐蹕燕京長達八九個月，當時漢制改革的一些舉措就是在此期間制定實施的?；式y(tǒng)二年與南宋訂立和議后，金朝已占有大半個中國，在此情況下仍定都于遠在東北一隅的上京，確實有諸多的不便。故熙宗時期不得不為此采取某些權宜措施，如官員銓選的地點，《金史》里有這樣一條記載：“凡省選之制，自熙宗皇統(tǒng)八年以上京僻遠，始命詣燕京擬注，歲以為常。貞元遷都，始罷是制。”[34]由此看來，遷都中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海陵王稱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廢罷行臺尚書省，這表明他已決意遷都中原。次年四月，“詔遷都燕京”，[35]同時派人擴建燕京舊城，營建宮室。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為中都。海陵王的遷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舊貴族的抵制，比如在遷都燕京之后，徒單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會寧府，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跡象。[36]為了徹底鏟除保守勢力的根據(jù)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決絕的措施：“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37]如此堅決的態(tài)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可以相比。
遷都燕京不過數(shù)年，海陵王又有了進一步南遷開封的打算。這一計劃與侵宋的戰(zhàn)爭準備有關。據(jù)《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對宋使宣稱他將前往河南巡幸，并說不會在南京開封久留；是年四月，“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nóng)司、太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jiān)，大理司官各留一員”。雖然海陵王否認他將遷都開封，但這可能只是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覺罷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準備在統(tǒng)一全國后正式定都于開封。據(jù)說海陵王曾對吏部尚書李通說過這樣的話：“朕欲遷都汴京，將宮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內(nèi)一統(tǒng)。”[38]另外從宋朝方面的文獻來看，當時南宋朝野輿論普遍認為金朝將遷都開封。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書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說：“竊聞道路洶洶，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40]這說明宋人確實是將海陵王的“南巡”理解為金朝國都的南遷。
及至海陵王對宋開戰(zhàn)，世宗稱帝于東京遼陽之后，圍繞著國都的選擇問題，又發(fā)生過一場爭議。時“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離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群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41]這說明當時有相當多的女真貴族并不贊成海陵王的漢地本位政策，主張還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張玄素、獨吉義等人的勸說，世宗最終還是決定進據(jù)中都，仍舊堅持漢地本位。
女真人的徹底漢化，主要就取決于上述諸項因素。如果做一縱向的鳥瞰，可以說金朝的漢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兩朝就基本上已經(jīng)決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謀克的大規(guī)模南遷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體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時期，海陵王完顏亮則確立了金朝的漢地本位政策。所以后來清朝統(tǒng)治者在總結(jié)金朝亡國的經(jīng)驗教訓時，總是把責任算到熙宗和海陵兩人的頭上，指責他們“循漢人之俗”、“效漢人之陋習”、“盡失其淳樸素風”。[42]客觀地說，清人并沒有平白無故地冤枉他們。
二、不可阻擋的漢化潮流
對于金朝的漢化程度，前人多有評說。元代史家如是說：“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3]清人趙翼亦謂“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44]人們一般認為，若論漢化之徹底，大概沒有哪個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比，但宋人真德秀卻說：“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元初郝經(jīng)稱此說“為不刊之論”，謂金朝“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廁其列也”。[45]如此高度的評價，說明金朝的漢化程度的確給宋元時代的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金朝建國之初，女真人十分質(zhì)野，一般都不通漢語、不識漢文，故多以契丹人或漢人為通事，《松漠記聞》卷上謂“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說的就是金初的情形。然而曾幾何時，女真人已非復吳下阿蒙。大定間，參知政事梁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其一曰“罷隨司通事”。[46]說明當時女真人已經(jīng)普遍會漢語。當然，接受漢文化最快、漢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層社會。
金朝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當高的漢文化素養(yǎng)。熙宗就是一個典型的漢化女真人，關于他對漢文化的態(tài)度，《大金國志》有一段極生動的描述：“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后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tài)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47]從這段記載來看，熙宗的漢化背景可以用漢族儒士的影響來解釋，《大金國志》說他自幼“喜文辭，……所與游處盡文墨之士”，[48]這種生活環(huán)境決定了他的文化選擇?！督鹗?span lang="EN-US">·熙宗紀》記有這樣一件事：一次將帥奏捷，群臣紛紛賦詩稱賀，熙宗看后說道：“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這就是他的文化主張。熙宗（1119—1149年）可算是金朝第一代漢化女真人，他在位時期進行的漢制改革，顯然與他本人對漢文化的態(tài)度是大有關系的。
海陵王完顏亮與熙宗的漢化程度相若，史稱他自幼“好讀書，學弈、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嗜習經(jīng)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49]當時人對他的漢文化修養(yǎng)津津樂道，宋金人筆記中就常常稱引他的詩詞。[50]海陵王的文化取向充分表現(xiàn)在他的政治舉措之中，在他在位期間確立了金朝的漢地本位政策，他之所以發(fā)動侵宋戰(zhàn)爭，則是因為他具有強烈的正統(tǒng)觀念。海陵王曾對臣下說過這樣的話：“天下一家，然后可以為正統(tǒng)。”[51]這分明是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的政治倫理觀念。
比起熙宗和海陵王來，金朝中期女真統(tǒng)治者的漢化程度顯得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顯宗和章宗。顯宗允恭是世宗太子，章宗、宣宗之父，未及嗣位而早卒，章宗即位后上廟號為顯宗。據(jù)《金史》說，允恭是一位醉心于儒學的女真少年，他被立為皇太子后，“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義于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輒以疑字付儒臣校正”。[52]生當金末的劉祁對允恭備極稱贊，說他“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53]又說他“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54]元人王逢題允恭《百駿圖》云：“金家武元靖燕徼，嘗誚徽宗癖花鳥。允恭不作大訓方，畫馬卻慕江都王。”[55]這首詩對允恭過份沉溺于漢文化不無譏諷。與熙宗和海陵王那些第一代漢化女真人所不同的是，允恭這一代人幾乎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世宗曾有一次告誡允恭和諸皇子說：“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56]太子太保完顏爽也對允恭說過這樣的話：“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人，皆用女直人？”[57]可見允恭對于本民族語言已經(jīng)很生疏了，不過他倒是曾經(jīng)讓他的兒子們學習過女真語和女真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允恭選派完顏匡教諸皇孫，時“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58]金世宗一向反對女真人全盤漢化，矢志弘揚民族傳統(tǒng)，積極倡導學習女真字、女真語，允恭之所以要讓宣宗、章宗學習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為世宗的緣故。世宗曾對臣下說過：“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59]知子莫如父，世宗這句話道出了允恭對漢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實態(tài)度。
在這樣一種家庭環(huán)境中長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其漢學根柢之深厚，更要勝出他父親一籌。金人對他的評價是：“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60]又云：“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61]日本學者外山軍治認為，若論中國式的教養(yǎng)，章宗在金朝歷代皇帝中堪稱首屈一指，甚至與漢天子相比也毫不遜色。[62]這種評價并不夸張。元人有一種說法，謂“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莊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見章宗是何等樣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專學徽宗，筆跡酷似，以致后人難分彼此?，F(xiàn)藏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女史箴圖》古摹本，圖卷左端書有《女史箴》一則，明清以來諸畫譜均認定為徽宗手書，后來經(jīng)過外山軍治氏仔細辨識，才確認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筆，外山氏認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諱）。[64]這使我們想起了宋人的一則傳說：“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為盛。”[65]但據(jù)《金史·章宗紀》和《后妃傳》的記載，我們知道章宗的母親是女真徒單氏，可見宋人的這種傳說是靠不住的；不過從上面談到的情況來看，宋人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傳說，該不是無緣無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漢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個女真上層社會的情況而言，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漢文化也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從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對儒學的崇尚，如宗室完顏宗浩字師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紇石烈良弼，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名字，據(jù)《金史》本傳，紇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書少監(jiān)為宋主歲元使”，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條載：“金主使宣奉大夫尚書右丞蔡松年假戶部尚書，與廣威將軍秘書少監(jiān)兼行右拾遺赫舍哩師顏來賀來年正旦。”這里說的“赫舍哩師顏”就是紇石烈良弼（清人輯本將“紇石烈”改譯為“赫舍哩”），“顏”者顏回也。
關于女真貴族熱衷乃至沉湎于漢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獻中多有記載。劉祁說：“南渡后，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喜與士大夫游。”[67]這是說的宣宗以后的情況，此時女真人的漢化程度已經(jīng)相當深入，劉祁指出的這種現(xiàn)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們不妨舉出幾個典型的例子：
完顏弼，蓋州猛安人，護衛(wèi)出身，宣宗朝累官知東平府事。“弼生平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為常”。[68]
完顏陳和尚，金末名將。“雅好文史，自居侍衛(wèi)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軍中，從經(jīng)歷官王渥“受《孝經(jīng)》、《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69]
虎邃，女真納鄰猛安。“雖貴家，刻苦為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初受學于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后與侯季書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詠為事，詩益工。……甚有唐人風致”。[70]
烏林荅爽，女真世襲謀克。劉祁稱其“風神瀟灑，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余家，夜歸其室，抄寫諷誦終夕。……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許莫過于完顏璹。完顏璹是世宗之孫，越王允功之子。史稱其潛心學問，“日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72]據(jù)說其“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73]元好問對他極為推崇，說他“于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鑒》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于史學者不加詳也”。[74]據(jù)元好問說，完顏璹“讀《通鑒》至三十馀過”，[75]與蔡珪、蕭貢并稱為金源一代《通鑒》名家。[76]
關于一般女真民眾的漢化情況，儘管金朝文獻里缺乏詳細的記載，但我們?nèi)钥梢詮哪承┷E象中明白無誤地看出整個女真社會的漢化傾向。對于普通女真百姓來說，自然談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響，“漢化”主要表現(xiàn)在生活習俗這樣一些比較淺近的層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漢姓、著漢服的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世宗、章宗時期曾屢次下詔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77]說明此時女真人改用漢姓的情況已經(jīng)比較常見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頒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規(guī)定了嚴格的處罰措施，《金史》卷四三《輿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為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違者杖八十，編為永制。”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內(nèi)容。章宗時也多次頒布過類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為漢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為漢姓及學南人裝束”。[80]儘管如此，卻根本無法阻止這種社會風尚的蔓延。至金朝后期，幾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應的漢姓，據(jù)陳述先生統(tǒng)計，金代女真人譯改的漢姓共計59個。[81]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對黃河以北的漢人（包括南人在內(nèi)）始終堅持薙發(fā)左衽的政策，即強令漢人改從女真之俗，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女真人卻紛紛改著漢人服飾，雖屢禁而不止，可見女真社會的漢化委實是大勢之所趨。
估價金朝的漢化程度，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就是女真統(tǒng)治者汲汲于“德運”的正統(tǒng)觀念。五德終始是中原王朝國家的傳統(tǒng)政治學說，女真統(tǒng)治者大概是從金朝中期開始接受這種觀念的，《金史·世宗紀》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舉行臘祭的記載，而丑日臘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冊封長白山冊文云：“闕惟長白，載我金德。”[83]說明世宗時已確定本朝德運為金德。后來章宗朝和宣宗朝兩度討論德運問題，最終改金德為土德，這是金朝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統(tǒng)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運，是因為自海陵王確定漢地本位政策之后，女真人即已自視為中原王朝，并進而全盤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統(tǒng)觀念。不僅如此，從金朝后期重議德運的結(jié)果中，我們還可以體察到某種很微妙的心態(tài)。當時朝廷百官對于德運問題大致有三種意見，一是承唐土德為金德，二是承遼水德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為土德。從《大金德運圖說》所載章宗諭旨來看，他對這幾種意見似乎沒有什么偏向，然而據(jù)元好問說，呂子羽“在史館論正統(tǒng)，……謂國家止當承遼，大忤章廟旨，謫西京運幕”。[84]實際上，章宗的真實態(tài)度是主張繼承北宋的火德，最后確定金朝德運為土德，就正是遵從了他的意見。揣度章宗的本意，無非是認為正統(tǒng)在宋而不在遼，只是他不便公開承認這一點罷了；由此說明了一個問題：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邊來考慮問題的，他的立場是內(nèi)華外夷。與此極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態(tài)度，乾隆題《大金德運圖說》曰：“夫宋雖南遷，正統(tǒng)自宜歸之宋。至元而宋始亡，遼金固未可當正統(tǒng)也。”[85]同樣也是一個北族王朝，卻偏不承認遼金為正統(tǒng)，其出發(fā)點和金章宗是完全相同的，只不過清朝的國情與金朝不同，乾隆毋須有金人的那些顧慮，因而可以坦率地表明他的意見。
從生活習俗到價值觀念，女真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經(jīng)歷著一場文化的蛻變。
三、挽救女真?zhèn)鹘y(tǒng)的努力
自熙宗、海陵以來開始的漢化進程，至金代中葉已呈潮流澎湃之勢，這使當時的金朝統(tǒng)治者感到非常憂慮。大定間，世宗曾對參知政事孟浩說：“女直本尚純樸，今之風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孟浩對此也頗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圣訓。”[86]在世宗看來，要想使大金王朝國運久長，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真人的民族傳統(tǒng)。他曾向右諫議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過這種想法：“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87]大定年間曾任宰執(zhí)的女真人粘割斡特剌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有一次對世宗說：“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shù)百年。”[88]這是當時部分女真上層人物的一種共識，他們認為應該仿效遼朝和西夏的做法，努力保持女真人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本色。
正是基于上述考慮，世宗和章宗時代，金朝統(tǒng)治者曾進行過許多努力，采取種種措施，試圖遏止女真人的漢化趨勢。三上次男氏將這些努力稱之為女真文化的復興運動。[89]
金世宗完顏雍是一位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堅定捍衛(wèi)者，他為保存女真文化可謂苦心竭慮，不遺馀力。世宗經(jīng)常像這樣諄諄告誡女真貴族說：“女直舊風最為純直，……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90]一次，世宗與太子等人前往宮中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當體朕意，至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91]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擔憂的是，自海陵南遷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經(jīng)漸漸遺忘了本民族傳統(tǒng)，他曾對朝廷宰執(zhí)吐露過這種憂慮：“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幼？）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之悤r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92]后來世宗果真實踐了他的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親率諸皇子、皇孫回上京會寧府尋根，并在太祖完顏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勝陀頌碑》，以弘揚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復興民族文化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大力倡導人們學習和使用女真語、女真字。世宗時曾一度要求世襲猛安、謀克必須學習女真字，“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93]后來又進而規(guī)定“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直字經(jīng)史然后承襲”。[94]大定九年（1169年），世宗采納樞密使完顏思敬的建議，規(guī)定“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95]為了強制宮中衛(wèi)士學習女真語，世宗甚至還下過這樣一道強硬的命令：“應衛(wèi)士有不閑女直語者，并勒習學，仍自后不得漢語。”[96]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月，世宗又詔諭宰相說：“諸王小字未嘗以女直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97]金代的女真人大都以漢名為學名，但一般習慣于用女真語稱小名，而當時宗室諸王連小名也喜歡采用漢字，所以世宗才要求改用女真語。
為了大金王朝的未來考慮，世宗尤其注重對皇子、皇孫們進行女真文化教育。太子允恭長子完顏璟（即章宗）原來不懂女真語，十歲時“始習本朝語言、小字”。后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立為皇太孫，“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為之感動，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甚習，朕甚嘉之。’”[98]可見世宗對此事是特別在意的。他還曾向朝廷大臣贊許說，皇太孫為大興府尹時，“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且謂“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99]在世宗的這種思想主導之下，儘管太子允恭對本民族文化沒有什么興趣，但他的兒子們卻大都學習過女真語言和文字，如鄆王琮，“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瀛王瓌，“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100]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女真貴族子弟中是并不多見的。
興辦女真字學，創(chuàng)立女真進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譯儒家經(jīng)典，是世宗時期復興女真文化的幾項重要措施。女真字學雖然始創(chuàng)于太宗天會年間，但數(shù)量有限，可考者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三處。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學已默默無聞。世宗大定初，在全國各地大興女真字學，“擇猛安謀克內(nèi)良家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謀克取二人”。[101]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創(chuàng)女真國子學，后又創(chuàng)建女真太學，各路廣設女真府州學，“其學大振”。據(jù)《金史·選舉志》載，諸路女真府州學共計22所，但實際上可能不止此數(shù)；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樓鑰，途經(jīng)中都路保州時見到的保州女真字學，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學校之內(nèi)。[102]世宗興辦女真字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廣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傳統(tǒng)。
女真進士科的創(chuàng)立，與女真字學的興辦是分不開的。大定九年（1169年），選拔諸路女真字學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之”。[103]大定十三年（1173年），就以這批女真字學生為主，試以策論，取徒單鎰以下27人，是為“策論進士”。值得考究的是，世宗創(chuàng)立女真進士科的意圖何在？這當然不會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女真人的漢化，其主要目的是鼓勵女真人學習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弘揚女真?zhèn)鹘y(tǒng)文化。女真進士科的定制是以女真大字試策，以女真小字試詩，故元代史家如此評論說：“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為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104]不僅如此，女真進士科的創(chuàng)立可能還隱含著另外一層用意。一次，世宗對左丞相完顏守道說：“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chuàng)制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后人議論。”守道回答說：“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圣賢漸加修舉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譯經(jīng)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105]看來世宗創(chuàng)設女真進士科的初衷不止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要讓它逐漸發(fā)展壯大，自成體系，使其能夠與漢文化相抗衡。世宗真可謂深謀遠慮了。
將儒家經(jīng)典翻譯為女真字文本，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設的又一貢獻。自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詔翻譯漢文典籍始，先后譯出《易》、《書》、《論》、《孟》、《春秋》、《孝經(jīng)》、《老子》、《文中子》、《劉子》以及《史記》、《漢書》、《新唐書》、《貞觀政要》等十馀種，這些譯著被作為女真字學的教科書頒行到全國各地。以女真字來翻譯儒家經(jīng)典，這種做法最能體現(xiàn)世宗的文化主張，他一方面積極倡導學習女真語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贊賞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在他看來，女真人樸實無華的傳統(tǒng)美德與儒家的價值觀念非常契合，他曾這樣對人說：“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106]從這個角度考慮，世宗很樂意接受儒家文化，他曾“以女直字《孝經(jīng)》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wèi)親軍”，并對宰執(zhí)說：“朕所以令譯五經(jīng)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107]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讓女真人拋棄本民族文化來接受漢文化。
騎射之長技是女真民族傳統(tǒng)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世宗對這個問題也相當重視。世宗本人“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108]在這方面可以說是身為表率了。女真人舊日的尚武傳統(tǒng)，是“以射獵打圍便為戰(zhàn)陣，騎射打毬閱習輕銳”。[109]為了倡導女真人習武，世宗常常在宮中或野外圍獵擊毬，臣僚以危險諫阻，世宗便說：“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tǒng)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110]大定年間，世宗曾先后十次到山后的金蓮川駐夏捺缽，每次駐夏的時間長達四五個月，時人謂“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111]其目的主要也是為了習武。對于女真人的圍獵騎射，世宗總是當作一件大事，時時掛在心上，他有一次與宰執(zh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jiān)視，并決罰之。”[112]此外，為防止女真人丟棄騎射之長技，還采取過一些特殊的措施。《金史·世宗紀》有這樣一條文字：大定九年（1169年）三月，“以尚書省定網(wǎng)捕走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所謂“網(wǎng)捕走獸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章宗紀》的下述記載就明白了：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諭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網(wǎng)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鵰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廢射也”。顯然，章宗只是在重申大定九年的那條法令。
對于保存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問題，章宗與世宗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章宗表現(xiàn)出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他非常熱衷于漢文化，具有很高的漢學造詣；而另一方面呢，他又堅定地維護本民族傳統(tǒng)，為挽救女真文化繼續(xù)不懈地努力，以避免女真族被漢文化徹底征服。劉祁對他的評價就著重指出了這種矛盾的心態(tài)：“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然學文止于詞章，……且無志圣賢高躅，陰尚夷風。”[113]所謂“陰尚夷風”，就是指他竭力維護女真?zhèn)鹘y(tǒng)的態(tài)度。
為了振興女真文化，章宗仍舊積極提倡和推行女真語言文字。自熙宗以來，漢文、女真文和契丹文一直是金朝的三種法定文字，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廢罷契丹大小字，可能與推行女真字的政策有一定關係。明昌五年（1194年），章宗下詔對女真文字的創(chuàng)制者完顏希尹和葉魯二人加以封贈，依倉頡廟例，“祠于上京納里渾莊，歲時致祭，令其子孫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戶春秋二祭”。[114]又據(jù)《金史·章宗紀》載，自承安二年（1197年）四月起，“親王宣敕始用女直字”。這樣做的目的自然也是為了督促女真貴族子弟學習和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在涉及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問題上，章宗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承安五年（1200年），朝議拜禮當從漢制抑或女真制，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部分漢官主張“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女真官員則主張“公服則朝拜，便服則從本朝拜”。最后由章宗定奪，“上乃命公裳則朝拜，諸色人便服則皆用本朝拜”。[115]也就是說，不論什么民族，只要是著便服都必須使用女真拜禮。泰和五年（1205年），“詔拜禮不依本朝者罰”。[116]顯見是重申承安五年的定制。在女真人已經(jīng)普遍趨于漢化的金朝中后期，統(tǒng)治者仍一如既往地堅持對漢人實行薙發(fā)左衽的政策，強制漢人接受女真禮俗，這說明他們對女真人過分漢化的現(xiàn)狀懷有一種深刻的危機感，因而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為了使女真人保持其傳統(tǒng)的尚武精神，章宗也煞費心機。明昌初設置的諸路提刑司（后改稱按察司），其職掌為：“鎮(zhèn)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之事，仍專管猛安謀克，教習武藝及令本土純愿風俗不致改易。”[117]其中上京、東京兩路提刑使、副兼安撫使、副，“安撫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俗”。[118]金朝的提刑（按察）司前后只存在了二十多年，從它的職掌來看，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維護女真的民族傳統(tǒng)。
世宗當初創(chuàng)立女真進士科，其本意是要推廣女真大小字，加強女真文化建設，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章宗時代，女真人競趨此途，越來越多地喪失了其傳統(tǒng)的尚武精神。如赤盞尉忻，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第”；[119]又完顏仲德，曷懶路人，“少穎悟不群，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wèi)軍，雖備宿衛(wèi)而學業(yè)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120]這樣的結(jié)果顯然違背了世宗的初衷。為了對這種趨勢加以遏制，章宗制定了一系列補救措施。承安二年（1197年），“敕策論進士限丁習學，……若猛安謀克女直及諸色人，戶止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者許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許三人”。[121]“限丁習學”的規(guī)定，最直接的目的當然是要保證猛安謀克軍隊有足夠的兵源，這是在當時女真人紛紛棄武習文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的一個限制手段。此外，章宗時對策論進士還增加了騎射的考試內(nèi)容?！督鹗?span lang="EN-US">·兵志》云：“至章宗明昌間，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這就是指的《章宗紀》明昌四年（1193年）四月“敕女直進士及第后，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的規(guī)定。根據(jù)這項條令，騎射的考試結(jié)果只用于決定“科甲高下”，尚不影響中第與否。至承安三年（1198年），又進一步規(guī)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試進士舉，于府試十日前，委佐貳官善射者試射”，凡射十箭中兩箭者方能取得參加府試的資格。[122]這就更加大了騎射考試的力度。次年，禮部尚書賈鉉對這項新規(guī)定提出反對意見，但遭到章宗否決。
金代中葉，世宗和章宗為挽救女真民族傳統(tǒng)而采取的種種措施終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盤漢化，這場女真文化復興運動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下面提到的兩件事情，標志著章宗最終放棄了維系民族傳統(tǒng)、遏止女真漢化的努力。一個標志是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許猛安謀克戶與州縣民戶自由通婚。在此之前，金朝統(tǒng)治者的一貫政策是禁止猛安謀克戶與州縣漢人通婚的，世宗對此尤其注意嚴加防范，《金史》卷七○《完顏思敬傳》云：“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其后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但隨著女真人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與漢人之間的通婚事實上已無法禁止。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123]這是當時為緩和女真人與漢人之間因土地爭端造成的矛盾激化而采取的一個權宜之計。至泰和六年（1206年）十一月，“詔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為婚姻者聽”，[124]亦即正式宣布開禁。此舉意味著金朝政府撤除了阻擋女真人漢化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個標志性事件是，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毬”。[125]這說明章宗出于不得已而放棄了維護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企圖。
對于世宗、章宗挽救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企圖，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向來是給予否定的評價。這種價值觀中包含著太多的狹隘：立場的狹隘，觀念的狹隘，以及胸懷的狹隘。我覺得，將世宗和章宗的所作所為一味地斥之為落后、保守、倒退，未免過于簡單粗暴了。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生存權利和存在價值，文明和野蠻、先進和落后，都不能構(gòu)成一種文化必當同化于另一種文化的全部理由。不管歷史的最終結(jié)局如何，他們?yōu)楸４婷褡逦幕?、維護民族傳統(tǒng)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
不過，女真族的漢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時代就已經(jīng)決定，金朝中期，漢化已是大勢所趨，世宗和章宗不但無法改變這一方向，甚至不能減緩漢化的速度，因此他們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勞的。以女真字為例。儘管世宗、章宗時代曾千方百計地提倡和推廣女真大小字，但種種跡象表明，這種民族文字在金源一代使用并不普遍。目前已經(jīng)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的碑刻材料多達數(shù)十種，并且近年還不斷有所發(fā)現(xiàn)，其中多數(shù)為墓碑誌銘；而金代的女真字碑刻材料總共只發(fā)現(xiàn)了五種，其中竟沒有一方墓誌。這說明在金朝的女真民間社會中，女真字始終沒有得到普遍的應用，可能很少有人用女真字來撰寫墓誌銘。另外一個跡象也很能說明問題。遼朝的契丹字碑刻沒有與漢文對譯的，而金朝僅有的幾種女真字碑刻倒多是有漢文相對照的，如《大金得勝陀頌碑》、《海龍女真國書摩崖》就是這樣，又《女真進士題名碑》碑面刻漢文，碑陰刻女真文，因碑面的漢文后來被磨去改刻河神廟碑，現(xiàn)已無法對照，但估計也是與女真文對譯的。像這種漢文、女真文對譯的情況，一般底本都是漢文，女真文本則是漢文的譯本。譬如《大金得勝陀頌碑》，碑陰的女真文與碑面的漢文完全對譯，唯獨女真碑文第22行頌詞比漢文少四句，顯系翻譯時遺漏，據(jù)此即可知碑文的底本原是漢文。這種情況也反映出女真字在金朝不會是一種很普及、很成熟的文字。[126]世宗和章宗的苦心孤詣完全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六百年后，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也面臨著與金世宗和金章宗完全相同的處境。滿洲統(tǒng)治者對于漢化的消極影響早就有所警惕，還在入關以前，太宗皇太極就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極召集諸親王、郡王、貝勒及朝廷臣僚等讀《金史·世宗紀》，對世宗維護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舉動大加贊賞，并以此勸諭眾人不忘滿洲傳統(tǒng)，他說：“朕發(fā)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更變之理?？秩蘸笞訉O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127]皇太極的擔心確實是有道理的。但這個問題真正引起高度重視，是高宗乾隆朝的事情。自乾隆以后的清朝統(tǒng)治者，日益感受到漢化的威脅，因此發(fā)起了“騎射國語”的運動。他們極力倡導滿洲人保持騎射的長技和本民族語言，強調(diào)保持民族傳統(tǒng)的重要性。
高宗乾隆曾告誡滿洲臣僚說：“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圍校獵，時時以學習國語，熟練騎射。”[128]高宗還多次強調(diào)要保持滿洲的傳統(tǒng)服飾，決不改服漢人衣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為官修的《皇朝禮器圖式》一書所作的序中就表明過這一態(tài)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129]后來他又在《御批通鑒輯覽》中屢屢發(fā)揮他的這種觀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在審閱三通館進呈的《嘉禮考》一書時，就服制問題再次對滿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遼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淳樸素風，傳之未久，國勢寖?nèi)?，及淪胥。蓋變本忘先，而隱患中之。覆轍具在，甚可畏也。”[130]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為鑒，把保持滿人衣冠舊制看作是維系民族傳統(tǒng)的最重要一環(huán)，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diào)這個問題。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三朝，繼續(xù)高揚“騎射國語”的旗幟，反復重申保持滿洲民族傳統(tǒng)的重要性。仁宗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諭內(nèi)閣曰：“我八旗滿洲，首以清語騎射為本務。……我朝列圣垂訓，命后嗣無改衣冠，以清語騎射為重。圣謨深遠，我子孫所當萬世遵守。”[131]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的一則上諭說：“清語騎射，為滿洲根本，人所應習。……各省將軍、副都統(tǒng)等，其仰體朕意，將所屬滿洲官兵，教以清語騎射，俾各精熟，毋得漸染漢人習氣，廢弛滿洲舊業(yè)。”[132]又咸豐時頒發(fā)的《八旗箴》中有這樣兩句箴言：“國語勤習，騎射必強。”[133]體現(xiàn)在這些話里的基本精神，都是強調(diào)不忘傳統(tǒng)。
從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的一百來年，清朝統(tǒng)治者為搶救滿洲民族傳統(tǒng)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卻未能阻止?jié)M族人的徹底漢化。直到咸、同以后，面對列強的洋槍洋炮，才不得不放棄了要求滿人勤習“騎射”的一貫主張。乾、嘉、道、咸四朝為保存滿洲文化和維護滿洲傳統(tǒng)所進行的種種努力，與金世宗和章宗朝的情形極為相似，這兩個北方民族的漢化王朝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在漢化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人為的努力無法改變歷史的走向。
四、“金以儒亡”
在金朝亡國十三年之后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時為藩王的忽必烈召見金朝遺老張德輝，并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zhí)中雖用一二儒臣，馀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nèi)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134]
張德輝對“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斷然加以否認，但他之所答并非忽必烈之所問。所謂“金以儒亡”，是說金朝因過分的漢化而喪失其民族傳統(tǒng)，最終導致亡國，而不是說金朝亡于儒生之手。張德輝顯然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然而令人奇怪的倒是，張德輝似乎從未聽說過這種說法，不過從忽必烈的提問來看，這一定是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一種言論，是當時人對遼、金兩朝國祚傾覆的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
歷史記載表明，金朝之亡國，并不是由于君王的無道、政治的腐敗、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顏守緒是一位勤勉有為、勵精圖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國之后仍受到人們的普遍贊揚。劉祁在總結(jié)金朝亡國的原因時說：“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135]金末進士、后仕元至翰林學士承旨的王鶚，在《汝南遺事》卷四“總論”中列舉了哀宗的許多德政，對他評價甚高，謂“雖未洽于太平，亦可謂小康小息者矣。屬天開一統(tǒng)，地入大朝，遂至滅亡，猶足稱頌”。以一位亡國之君，尚且可稱“小康”，尚且“猶足稱頌”，這評價不可謂不高。郝經(jīng)在一首詠史詩《汝南行》中如此評價哀宗：“天興（哀宗年號）不是亡國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稱小康，若比先朝少遺失。”[136]詩中充溢著惋惜之情。歷代亡國之君大都是遭人唾罵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禎皇帝才是例外。
總的來看，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屬清明。金源一代，僅發(fā)生過一次比較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即宣宗時期的紅襖軍起義。這次起義距金之亡國尚有二十年，沒有給晚金的國勢帶來直接的影響。金末的內(nèi)政給人們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金史》卷一一九“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這可以代表元人的看法。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金末的吏治，金朝遺民楊宏道在金亡以后寫下過這樣的詩句：“興定紀年后，治道日修飭?？h令選尤重，非人莫輕得。”[137]興定（1217—1222年）是金宣宗的年號，“興定紀年后”主要指的是哀宗一朝。哀宗時期的吏治何以會贏得人們的贊許？《金史》是這樣解釋的：“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監(jiān)察御史、司農(nóng)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為舉主者，然后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殿最，而升黜舉主。故舉主既為之盡心，而被舉者亦為之盡力。是時雖迫危亡，而縣令號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138]看來這一套制度確實行之有效。
如上所述，對于金末的國君和晚金的國政，元人是普遍予以贊許的，可見金朝之亡國，顯然不是因為內(nèi)政的緣故。前面曾經(jīng)說到，在金朝亡國以后，社會上流傳著“金以儒亡”的說法。這就是說，當時已經(jīng)有人將金朝的亡國原因歸結(jié)為女真人的全盤漢化。我覺得這種說法基本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那么，女真人的漢化何以會導致金朝走向覆亡呢？我想就以下兩點關鍵性的因素加以說明。
第一，女真人的漢化徹底改變了其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養(yǎng)成他們懶惰奢靡、耽于逸樂的生活作風，從而使這個一度生氣勃勃的民族最終走向衰落。
女真人本以狩獵和農(nóng)耕為生，生活質(zhì)樸，不事奢華。但當他們遷入漢地之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發(fā)生了變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對朝廷臣僚所說的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當時一般女真人的生活狀況：“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nóng)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游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兇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shù)，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于人。仍禁其農(nóng)時飲酒。”[139]《金史》里的類似記載屢見不鮮。當時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或者“種而不耘，聽其荒蕪”，[140]甚至靠出賣奴婢和土地來維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懶惰的生活積習更是臻于極致，陳規(guī)在寫成于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議中，稱南遷的猛安謀克軍戶均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飲賭博，習以成風”。[141]顯見得已是無可救藥了。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猛安謀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謀克完全喪失了戰(zhàn)斗力，這對金的敗亡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生活在金源內(nèi)陸的女真人也同樣染上了懶惰奢靡之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巡游上京時，聽說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yè)”，而女真官僚“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142]次年四月，世宗在離開上京時，十分傷感地對前來送行的宗室戚屬們說：“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143]留居金源內(nèi)陸的女真人，理應能夠保存較多的民族傳統(tǒng)，可就連他們也陷入了這種可悲的境地。
在元初女真人李直夫創(chuàng)作的雜劇《虎頭牌》[144]中，非常生動地塑造了一群金代中后期女真貴族破落子弟的典型形象。此劇主人公行樞密院事山壽馬（女真人）有兩位叔父，一稱金住馬，一稱銀住馬，他們的祖上“是開國舊功臣”，而到了他們這一代卻變得一貧如洗。金住馬懷念他早年的富貴生活時唱道：“往常我便打扮的別，梳妝的善：干皂靴鹿皮綿團也似軟，那一領家夾襖子是藍腰線。……我那珍珠豌豆也似圓，我尚兀自揀擇穿，頭巾上砌的粉花兒現(xiàn)，我系的那一條玉兔鶻是金廂面。”但他后來竟一步步淪落到饑寒交迫的悲慘境地。他自稱“往常我幔幕紗幮在繡圍里眠，到如今枕著一塊半頭磚，土炕上彎著片破席薦”。當銀住馬被侄子山壽馬授以金牌上千戶（猛安），奉命前去鎮(zhèn)守夾山口子時，金住馬特地向他討了一件舊棉襖以抵擋嚴寒。
金住馬何以會從一個貴族子弟淪落到這般田地呢？從他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出個大概：“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緣、舊日的莊田，如今折罰的我無片瓦根椽、大針麻線，著甚做細米也那白面，厚絹也那薄綿”；“我無賣也那無典，無吃也那無穿，一年不如一年”。恰如我們在《金史》里看到的那樣，金住馬的貧困正是他奢侈、懶惰、不事生產(chǎn)的結(jié)果，于是一份好端端的家業(yè)最終被他“折罰”得一無所有。
金住馬還有一個名叫狗皮的兒子，已經(jīng)離家多年，一直在外面四處游蕩。當銀住馬向他問起狗皮時，他答道：“有人向中都曾見，伴著火潑男也那潑女，茶房也那酒肆，在那瓦市里穿，幾年間再沒個信兒傳。”這個狗皮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女真貴族破落子弟的形象。
從金住馬父子身上，我們看到了金代后期女真社會的一種世相，這很容易讓我們聯(lián)想到晚清的八旗子弟。女真人走到這一步，與他們的全盤漢化顯然很有關系，而這正是當初世宗和章宗想要極力避免的結(jié)果。
第二，女真人的漢化徹底銷蝕了其傳統(tǒng)的尚武精神，使得這個昔日強大無比的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變得不堪一擊。
十二世紀初的女真人，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一部神話般的歷史：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顏阿骨打，僅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就將遼、宋兩大帝國徹底征服。當時的女真為何如此強大？《金史·兵志》這樣解釋說：“金興，用兵如神，戰(zhàn)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yè)。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作為一個新興的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種天然的尚武精神，這就是他們當時無敵于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僅僅三四十年之后，女真人就盡失其昔日的勇銳。陳亮謂金人一自南遷漢地，便“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145]據(jù)南宋歸正人說，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長的騎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虜人所射弓不過五斗，本朝戰(zhàn)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146]至世宗時，統(tǒng)治者開始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世宗曾對兵部郎中高通說：“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147]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從猛安謀克中遴選侍衛(wèi)親軍，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48]可見女真人的日趨文弱化已經(jīng)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
自金初以來，金宋兩國使節(jié)相互往來時，照例要舉行射弓宴，雙方在宴會上射箭以決勝負。金朝前期，金人在這種場合往往是勝多負少，然而從世宗以后，勝負就顛倒過來了。大定十年（1170年），宋使來賀皇帝生辰，世宗“命護衛(wèi)中善射者押賜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149]衛(wèi)紹王崇慶元年（1212年），南宋賀金國正旦國信使程卓至中都，在朝廷例行的射弓宴上，金朝方面的“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wèi)將軍完顏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150]由于這種情況屢屢發(fā)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早在世宗時，太子允恭就曾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每遣奉使入宋國，朝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后使人射不勝者乞加罪。”左司郎中粘割沒雅遂建議說：“今后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預選，令于南京考射閱習。”[151]據(jù)大定十年（1170年）跟隨賀正旦使汪大猷到過中都的宋人樓鑰說，在這年正月四日舉行的射弓宴上，由金人完顏仲雄押宴，“仲雄于進趨酬應一無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而來。射雖不能命中，而善于發(fā)矢，人多服之”。[152]這大概就是采納了粘割沒雅上述建議的結(jié)果。
從金代墓葬的變遷中也能看出女真尚武精神的蛻化?？脊盼奈锕ぷ髡叩难芯拷Y(jié)果表明，金初女真人有隨葬鞍馬的習俗，但到金朝中后期就很少見了，金墓與漢墓基本無異，鮮有自己的特征；相比之下，遼墓雖也摹仿漢墓，但無論是墓室結(jié)構(gòu)，還是葬具、隨葬品等等，都始終保留著一些契丹人的特點。[153]
更值得注意的是，喪失了傳統(tǒng)尚武精神的并不只是移居中原的那些猛 安謀克。章宗明昌間，右丞相夾谷清臣到胡里改路省親，回朝以后，章宗問他：“胡里改路風俗何如？”夾谷清臣回答說：“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又謂“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囊時”。[154]西南、西北路招討司位于長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胡里改路則位于黑龍江下游地區(qū)，地處邊裔。胡里改人在金初還不被認為是女真人，當?shù)夭孔逅匾?span lang="EN-US">“勇悍”著稱，開化程度不及女真。[155]但到了金朝中后期，就連這種地方也未能避免漢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女真人的漢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昔日的好戰(zhàn)精神和勇敢無畏的性格。宋人對此做過比較：“金人之初甚微，……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zhàn)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zhàn)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孥、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有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場之后，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別，自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慮。其軍畏怯如此。”[156]這是說的海陵末年的情況。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因蒙古侵擾而用兵北邊，這年正月，宋使回程途中經(jīng)過相州時，聽當?shù)嘏嫒怂较聦λ麄冋f：“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而今只怕簽起去。”[157]這種厭戰(zhàn)情緒真實地反映了女真人的精神狀態(tài)。
金代中期，作為國家主要軍事力量的猛安謀克軍已經(jīng)日趨衰敗。大定十八年（1178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當時軍政存在的嚴重問題：“軍政不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馀，不堪戰(zhàn)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愿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158]在女真人生活上墮落、精神上缺乏斗志的情況下，猛安謀克軍制必然要走向廢弛。據(jù)《金史》卷九一《孛 魯阿魯罕傳》記載，世宗時，阿魯罕任陜西路統(tǒng)軍使，“陜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內(nèi)選補”。這里說的“子弟”，是指猛安謀克軍戶的正軍子弟，他們本應是作戰(zhàn)的主力，而阿里喜、旗鼓手等多是以驅(qū)口充任的，但由于女真甲軍子弟“材多不堪用”，只好以阿里喜、旗鼓手來補充缺額。對猛安謀克甲兵的庸懦無能，金朝中期詩人史旭已經(jīng)看得很明白，他有詩寫道：“郎君坐馬臂彫弧，手撚一雙金仆姑。畢竟太平何處用，只堪粧點早行圖。”元好問評論說：“景陽（史旭字）大定中作此詩，已知國朝兵不可用，是則詩人之憂思深矣。”[159]
金朝以兵立國，女真人從尚武到不武的轉(zhuǎn)變，給大金王朝的國運興衰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借用一句元人的話來說，就是“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160]
這就是我對“金以儒亡”說的理解。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漢族士人中，對金朝的亡國原因還有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就在蒙古滅金的次年，劉祁寫下了《辯亡》一文，意在總結(jié)金朝亡國的經(jīng)驗教訓，他說：“金國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又謂“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內(nèi)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161]按照劉祁的說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為漢化得還不夠徹底，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夠繼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樣“盡行中國法”的話，金國就未必會敗亡得這么快了。
持有類似觀點的還有元初的漢族儒士郝經(jīng)和許衡。郝經(jīng)在作于中統(tǒng)元年（1260年）的《立政議》中，極力鼓吹當行漢法，并以金朝作為前代北族王朝行漢法的成功例子，謂金人“一用遼宋制度”，“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可以為鑒也”。[162]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為榜樣，力行漢法。許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時務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說：“自古立國，皆有規(guī)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后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163]《時務五事》的主旨也是勸諫蒙古統(tǒng)治者采用漢法，并且斷言“必行漢法，乃可長久”，認為金朝之所以能立國百馀年，乃是因為行用漢制的緣故。
上述觀點與“金以儒亡”的說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為什么對金朝的亡國原因會有如此大的分歧？這與蒙元初期的時代背景有關。蒙古人初入漢地，統(tǒng)治手段相當野蠻，根本無視漢文化的價值，對漢族文明持抵制的態(tài)度，因此當時的漢族士人總是積極鼓動蒙古統(tǒng)治者推行漢法。在這種特定的政治氛圍中，他們當然不肯接受“金以儒亡”的說法，而是把金朝當作漢化成功的典范來看待，甚至要說金朝的亡國是因為漢化程度還不夠！這種苦衷我們是不難理解的。
時過境遷之后，十七世紀的滿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種說法了。清太宗皇太極曾向宗室諸王和滿漢大臣闡述他對金朝亡國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于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后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164]皇太極的這種解釋，與“金以儒亡”的說法基本上是吻合的，后來的清朝諸帝也都持有類似的觀點。由于滿洲統(tǒng)治者所處的地位與當初的女真人極為相似，所以他們對于金朝敗亡的教訓有比常人更為深切的理解。
五、尾論
女真人的漢化是金朝歷史長河中的主流之一，從這個角度著眼，我們可以將金源一代的歷史變遷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ㄒ唬慕鸪跄曛潦雷诖蠖ǔ跄?span lang="EN-US">
這是女真漢化道路中最關鍵的一個階段。熙宗和海陵兩朝對漢文化無保留的接受，決定了金朝的漢化方向。至世宗大定初，無論是從政治體制的層面來看，還是從文化觀念的層面來看，金國與中國傳統(tǒng)的王朝國家已經(jīng)沒有什么根本的差異。姑且以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行臘祭一事作為這個階段下限的標志，這意味著金朝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統(tǒng)觀念，基本完成了從北族王朝到漢化王朝的轉(zhuǎn)變。
?。ǘ氖雷诖蠖ǔ跄曛琳伦谔┖湍┠?span lang="EN-US">
這是女真文化與漢文化的抗爭階段。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漢化的趨勢，金朝統(tǒng)治者發(fā)起一場女真文化復興運動，以挽救女真人的民族傳統(tǒng)。但這一人為的努力根本無法扭轉(zhuǎn)女真人的漢化方向，完全沒有達到世宗和章宗所預期的目的。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許猛安謀克戶與州縣民戶自由通婚，以及泰和七年宣布女真進士免試騎射，標志著金朝統(tǒng)治者最終放棄了對漢文化的抵抗。
?。ㄈ恼伦谔┖湍┠曛两鹉?span lang="EN-US">
這是女真族走向全盤漢化的階段。金朝后期猛安謀克制度的崩潰，打破了女真人與州縣漢人之間的藩籬，給女真人的漢化創(chuàng)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在金朝統(tǒng)治者保存民族文化的努力失敗之后，女真族的徹底漢化成為不可避免的結(jié)果。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nèi)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nèi)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