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tǒng)，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其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寫作理論，對后人極具啟發(fā)作用，其《師說》影響深遠。
韓愈三歲時，便成孤兒，由其兄韓會撫養(yǎng)。因為孤苦，韓愈從小便刻苦向學，無須別人嘉許勉勵。他七歲時，言出成文。十三歲時，就寫得一手好文章。十九歲時，至京師長安，當時為文崇尚仿古，模仿?lián)P雄、董仲舒的著述風格，而獨孤及、梁肅學問最為深奧，受人推崇。韓愈刻意與其交往，銳意鉆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嶄露頭角。然而，他之后三次參加科考皆失利，直至公元792年，終登進士第。也就在這一時期，他的文章在公卿間傳閱時，被前宰相鄭余慶大加贊賞，一時之間，韓愈之名鼎沸。
韓愈談文論道直爽坦率，從不畏懼或回避什么，操行堅定純正，卻不善于處理人際俗務，因而一直得不到任用。直至公元796年，韓愈受宣武節(jié)度使董晉推薦，得試秘書省校書郎，并出任宣武軍節(jié)度使觀察推官。在任觀察推官三年間，韓愈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宣武兵變后，韓愈應徐、泗、濠三州節(jié)度使張建封之聘，出任節(jié)度推官，試協(xié)律郎。一年后，前往長安朝參加吏部考試，通過銓選，被任命為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
此后幾起幾落，屢遭貶斥，韓愈寫下《進學解》以自喻。宰相李吉甫讀過后很是同情，認為他史學才識超群，于是同年三月改韓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雖然韓愈才識豐厚，忠心可鑒，但因他一向豁達率真，心直口快，難免有粗疏之處，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與被貶的輪回里。
所謂“成也文章，敗也文章”，用在韓愈身上再恰當不過了。韓愈“發(fā)言真率，無所畏避”，“鯁言無所忌”，敢于講話，敢講真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用語獨到，氣勢磅礴，不同凡響。
韓愈被貶后，曾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詩句，表達了自己忠心進諫、一心為國為民的情懷。
韓愈尊儒卻不墨守。在《讀墨子》一文中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抵牾。對于這樣的言論，有人指為“刺謬”。
韓愈敢于突破流俗。《諱辯》一文，是他“考之于經(jīng)，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fā)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不以為然，更有《師說》一文，不顧流俗，不怕笑侮，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結論，揭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道理，可謂勇氣鼎沸，膽識過人。
韓愈吐辭造語精工。在《進學解》一文中，就有“業(yè)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業(yè)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等成語，也是從此文語句中凝縮而來。
韓愈也寫詩，其詩作，長篇居多，氣勢雄大，意象怪奇。他的詩思一旦噴涌，便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歐陽修曾評價說：“退之（韓愈字）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p>
白居易說韓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這名望，于韓愈而言，來自文字的成分大抵會更多一些。韓愈的文章之所以被傳誦不絕，成為后人師法之典范，其造語精工，無人企及，恐怕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梢哉f，韓愈被后人尊為“百代文宗”是名副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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