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總結(jié)漢朝的特點時，常常會說“漢承秦制”。
將秦漢并在一起討論，這并非沒有道理。
漢朝實行的郡縣制、三公制等制度都是繼承自秦朝。
但有一個方面是一個例外。
那就是，服飾。
漢代的服飾也繼承了秦代的一些特點，但它更像是楚文化的“孩子”。
衣裳、發(fā)型乃至審美，都有非常明顯的楚文化特色。
楚文化為什么特征那么鮮明？
這種文化又為什么會獲得漢代統(tǒng)治者與百姓的青睞呢？
楚國國君姓羋，這個姓是祝融八姓之一。
因此楚國先祖理論上是“赤帝”，即火神祝融的后代。
但羋姓是個大姓，熊氏卻不是個大氏。
羋姓熊氏的楚國先祖地位非常低下。
在周代分封中，他們只得到了南方荒蠻之地方圓百里的土地。
蘇洵的“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對于楚國第一代國君熊繹來說，可不是一句玩笑話。
近期出土的清華簡中就明確記載，熊繹去分封地赴任時，靠著偷鄰國的牛才勉強完成了祭祖儀式。
古代人非常重視祖先與祭祀，寧可挨餓受凍也得認真把祭品湊齊去祭祀祖先。
熊繹身為祝融的后代，連一頭牛都出不起，只能靠著偷才能湊齊祭品。
當時楚國的貧弱可見一斑。
楚國建國后的前三百年里，沒少被鄰國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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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楚國人傷自尊的是，中原列國都不承認有自己這么個“窮親戚”。
他們稱楚國為蠻夷。
這種不認可使楚國只能自力更生，發(fā)展自己的文化。
但楚國也由此因禍得福，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擴張。
對此，感受最深的應該是封地在湖北的隨國。
隨國也弱。
但隨國國君姓姬，與周王室血緣近。
因此，他們自認為是中原“文明人”，楚國不會也不敢侵略他們。
但他們沒想到，楚國真的有這個膽子吞并他們。
當隨國國君半困惑半憤怒說“我無罪”時，楚國國君給出了一個他們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蠻夷也”。
我是野蠻人，野蠻人為什么要講道理？
這是當時楚國人心態(tài)的一種縮影。
既然我融入不進去中原文化，那索性就不融入了，我攤牌了，我就是蠻夷。
在這種心態(tài)的影響下，楚人逐漸發(fā)展出了自己的楚文化。
這種文化的不同，體現(xiàn)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比如北方諸國主要祭祀“昊天上帝”，而楚國則祭祀自己的太一神，也就是所謂的“東皇太一”。
北方諸國追求“膀大腰圓”，而楚國則獨樹一幟地追求“楚腰”，也就是細腰。
北方諸國有詩歌總集《詩經(jīng)》，而楚國則有可以分庭抗禮的《楚辭》。
這些區(qū)別并不代表北方諸國與楚國在文化上是對立的。
相反，楚國先祖本就是中原人。
楚文化本質(zhì)上是中原文化的獨特變種。
它的存在反而豐富了中原文化，使中國文化的內(nèi)涵更加豐富。
楚文化其實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jīng)可以與北方諸國的中原文化并駕齊驅(qū)了。
但是真正將楚文化大規(guī)模傳播到北方的，是秦末大起義。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秦國統(tǒng)一六國是大勢所趨，但卻讓關東六國的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舊六國的百姓、貴族不甘于喪失獨立的地位，也不甘于生活在一個政法嚴苛的帝國內(nèi)。
因此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高舉祖先旗幟，力圖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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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些人中，最躍躍欲試的無疑是楚國人。
楚地一直流傳著一句話，叫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這句話有深刻的歷史緣由。
楚、秦兩國之間的關系與20世紀前德國、沙俄之間的關系非常像，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處得非常和諧，說是鐵桿同盟也不過分。
幾乎歷代秦國國君都會娶一個楚國貴族女性當夫人，而且她們往往都會成為太后。
華陽夫人、葉秋夫人、羋八子也即羋月，都是身為秦國太后的楚國人。
秦始皇自己長子扶蘇的生母，也有可能是楚國人。
因此，即使在秦楚關系急轉(zhuǎn)直下后，楚國也一直對秦國抱有一定的好感。
他們覺得只要修復好關系，秦國人就不會趕盡殺絕，更不至于“絕人之嗣”。
但楚國顯然低估了秦國一統(tǒng)天下的決心。
楚懷王就曾想要和秦國好好談談，盡量化解恩怨，結(jié)果被秦國囚禁至死。
如果公子扶蘇真的有母系楚國血統(tǒng)的話，那么楚國被滅國后，楚國人所有的希望應該都寄托在這個仁愛的公子身上了。
但歷史跟他們開了個大玩笑，秦始皇去世后，趙高與丞相李斯聯(lián)合偽造詔書，賜死了扶蘇。
楚人被秦國的高壓政策搞得喘不過氣。
本來想著能在扶蘇即位后緩一口氣，結(jié)果上來了一個更不省心的胡亥。
這種心理上的憤慨、不滿與悲傷，在陳勝吳廣起義后徹底爆發(fā)。
秦末大起義中，來自楚地的起義軍人數(shù)最多、作戰(zhàn)最活躍、戰(zhàn)斗力最強大。
甚至都不用加之一。
首先發(fā)難的陳勝吳廣是楚國人。
破釜沉舟、連破秦軍的項羽是楚國人。
甚至攻入關中、建立大漢的劉邦也是楚國人。
楚人在秦末大起義中做出的貢獻之大，從這些人名的“含金量”中就可見一斑。
在楚人子弟兵征戰(zhàn)全國的過程中，楚文化也隨之傳播到了中國各地，并逐漸融入了當?shù)匚幕?/p>
秦末大起義表面上是一場舊六國人民的起義。
但實際上是一場楚人內(nèi)部的巔峰對決，而這場對決的高潮，無疑是楚漢爭霸。
項羽是下相人，也就是江蘇宿遷人。
劉邦是沛縣人，也即江蘇徐州人。
他們兩人都是楚人，同屬于楚文化。
說他們之間的戰(zhàn)爭是楚國內(nèi)部的“手足相殘”，似乎也不為過。
無論是誰贏得了戰(zhàn)爭，最后的勝利者都是楚文化。
這種文化成為社會主流已經(jīng)沒有了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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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的“全明星”陣容中，楚人占了小一半。
韓信、蕭何、曹參等人都是楚人。
這些王侯被分封到各地，將楚文化進一步擴展到了全國。
劉邦自己也致力于楚文化的傳播。
他自己穿的是楚地的衣服，唱的是楚地的歌，跳的是楚國的舞。
上行下效，漢朝的官員在制定各種典章禮儀時，都以楚地的習俗、文化為最重要的參考。
漢朝并沒有像明朝一樣嚴格規(guī)定各級階層的服飾穿著。
理論上只要不與皇家獨享的服飾“撞衫”，大多數(shù)人都可以自由選擇穿著本地的服飾。
但王侯們的穿著代表著當時的時尚。
他們大多都是楚人。
因此楚地的服飾習慣還是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最能體現(xiàn)漢代服飾楚文化特點的無疑是各種“漢化”“楚冠”。
楚地的帽子特點非常鮮明，比較典型的是長冠。
這種冠“鮮冠組纓”追求華麗、高聳，講究的就是一個氣勢。
劉邦當亭長時就很喜歡戴長冠。
因此在漢朝建立后，劉邦把這種冠改良后命名為劉氏冠，并苛刻要求“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還有一種楚國特色冠，叫“獬豸冠”。
傳說是用獬豸的角制成。
獬豸能辨別是非曲直。
所以在漢代，這種冠演變成了非常流行的“法冠”，成為漢代“執(zhí)法人員”的標配冠。
與此同時，楚地的衣服也被漢代廣泛接受。
比如低領衣。
楚國的低領并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低胸裝之類的，而是說外衣低領，露出里面的內(nèi)襯，最低的甚至能到腹部。
漢代穿低領衣時一般比較收斂，一般在胸口上下，不至于到腹部那么夸張。
漢代出土的“深衣”大多也是楚制深衣。
“深衣”的意思其實就是上下連在一起的衣服。
周代的衣服大多是上衣下裳，分開裁剪、分開穿。
但是深衣不一樣，他是縫在一起。
穿的時候直接上下衣一起穿好了。
不太恰當?shù)卣f，深衣類似于連衣裙而周代服飾類似于上襯衫，下長裙。
當然，這樣說只是方便理解，實際上區(qū)別還是很大的。
漢代的服飾形體審美也和楚國的非常相像。
楚國的形體特色“楚腰”和審美特色“華美”，都一并被漢代繼承。
漢代的壁畫幾乎看不到腰比較粗的女性形象。
用現(xiàn)在的話說，全是A4腰，與隋唐以胖為美的審美取向截然不同。
屈原的《離騷》中有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這說明楚國貴族有好華美服飾的風氣，發(fā)掘的古墓也能證明這種觀點。
漢初確實窮，但是貴族依然也有能力享受。
所以他們非常欣賞楚國服飾的華麗，拼命模仿，對秦國的呆板服飾不屑一顧。
非常出名的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不少衣服。
這些衣服都極盡華美，有很深的楚國烙印，材質(zhì)多樣、圖案眾多。
甚至顏色也非常豐富，有褐、紅、灰黃、綠、白等。
秦國統(tǒng)一了全國，但其文化卻終究因為自己的短命而沒能成為文化的主流。
就此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反而是被視作蠻夷文化的“楚文化”。
在經(jīng)歷了幾百年的發(fā)展后，憑借秦漢交接之際的楚人當權，其快速融入到了全國百姓、貴胄的生活之中，并在漢朝大放光彩。
隨著大漢四百年時光，和“漢”這個字一樣，嵌入進了所有漢人的記憶中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鑒》
《史記》
《楚辭》
《山海經(jīng)
秦朝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大一統(tǒng)王朝，為中國的地理版圖、傳統(tǒng)文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但秦朝存續(xù)的時間太短，國祚僅15年。
秦文化還沒能普及到關東舊六國地區(qū)，就隨著秦帝國的崩潰而一蹶不振了。
漢朝取代秦朝后在政治上極力模仿秦朝。
“漢承秦制”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但漢初的文化取向卻有些復雜，既不是純粹的秦文化，也不是純粹的楚文化，更像是秦楚雜糅之后的產(chǎn)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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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混血”傾向在今西安、咸陽附近出土的漢初墓葬中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
之所以能下這樣的判斷，是因為秦、楚兩國的文化差異實在是太大了。
大到不可能被混淆的地步。
為什么秦楚兩國的文化會有這么大的差異？
這些墓葬又是如何“混血”的呢？
秦國先祖在歷史上非常有名。
根據(jù)史記的說法，秦國祖先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天下共主顓頊。
但更保守的說法，一般認為秦國祖先只能被確切認定為是商朝名將惡來之后，在商朝時世代鎮(zhèn)守西戎。
惡來是勇將，卻不是個好官員。
他只會助紂為虐，惹得天下民怨沸騰。
武王伐紂時，惡來被斬殺，嬴姓部落不服氣。
因此在周成王時期，他們決定聯(lián)合紂王的兒子武庚發(fā)起叛亂。
上古時期非常重視家族、血緣的傳承，比較流行“滅人之國，不絕人之嗣”。
也就是說，滅掉了他人的國家，但不能滅掉他們的家族，要給他們的家族一定的生活空間，讓他們延續(xù)血脈。
因此紂王死后，紂王的兒子并沒有被殺，反而繼承了封地，有相當?shù)膶嵙Γ?/p>
嬴姓部族聯(lián)合武庚叛亂的做法也不能說錯。
但他們碰上了文武雙全的周公。
周公很快就把武庚給收拾了。
戰(zhàn)敗后，嬴姓部落的地位一落千丈，喪失了獨立地位，被周王室控制在手里，靠給周天子養(yǎng)馬維持生計。
不過，嬴姓部落倒也沒有沉淪。
后來，他們靠著養(yǎng)馬養(yǎng)得好，居然又獲得了獨立的地位。
此后，秦非子帶著他的部族又回歸到了老本行，世代鎮(zhèn)守西戎。
不過這時秦國依然不是一個諸侯國。
他們只能算周王室的附庸，類似于士大夫的地位，位卑言輕，還要經(jīng)常挨西戎的打。
其日子過得很是慘淡。
后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把自己的國家給玩滅亡了。
嬴姓部族輔佐周平王復國，建立東周。
直到這時，秦才真正成為了一個諸侯國，并在中國西北地區(qū)不斷拓展勢力。
此后，經(jīng)過秦國歷代先君的奮斗，秦國最終崛起并統(tǒng)一了中國。
從秦國的發(fā)家史中不難看出，秦國一直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
他們是助紂為虐之人的后代，也是武庚之亂的始作俑者之一。
其地位低下、為人不齒、位卑言輕。
能在夾縫中生存下去，對他們來說已經(jīng)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現(xiàn)實情況不允許他們享受，更不允許他們懈怠。
也是這個原因，秦文化給人的形象一般都是軍人形象，突出的特點就是“粗獷”和“功利”。
也就是古人所說的“秦晉之風多剽急，而少舒緩之體?！?/p>
這種“剽急”體現(xiàn)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在音樂方面。
關東六國傾向于欣賞曲風華美、奢靡的音樂。
但秦國獨具一格的喜歡“嗚嗚快耳者”，講求一個朗朗上口，聽起來活潑。
甚至在變法上，秦國也比其他六國更為“剽急”，并以嚴苛著稱。
它極其強調(diào)等級制度，極其強調(diào)耕戰(zhàn)。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商鞅變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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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變法能在秦國推行并順利實施，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秦文化與商鞅變法內(nèi)在精神的契合。
而反觀楚文化，則更顯自由與浪漫。
楚國建國的時間比秦國要早三百年。
而且楚國沒有秦國那樣的歷史包袱。
楚國先祖很早就依附了周部落，算是“早期合伙人”，對周朝的建立并沒有什么不滿，也沒有發(fā)起過什么叛亂。
但其部落不大，在分封時只分到了南方蠻夷之地方圓百里的土地。
這一分封對熊氏部落的影響非常深遠。
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將熊氏踢出了中原文化。
羋姓熊氏是中原古老的部落之一。
但在受封前往楚地后，中原各國都逐漸不再承認羋姓熊氏的中原文化屬性，而把他們當作蠻夷。
楚國對此的反應呈現(xiàn)出了階段性的回應。
第一個階段是模仿，想要通過模仿北方列國的文化習俗，重回中原文化圈，得到列國的認可。
第二個階段是棄絕，回歸失敗后直接“黑化”，因地制宜，開始發(fā)展自己的文化，并利用自己不被認可這一特點為自己謀實利。
早期的楚國國君深受“被鄙視”的困擾。
但來到第二階段時，他們發(fā)現(xiàn)，被鄙視并不是壞事，反而是開疆拓土的好借口。
比如，楚國在吞并隨國時，隨國國君就曾氣憤地說“我無罪”。
而楚國人則直接回懟“我蠻夷也”。
顯然，楚國人將早期中原列國對楚國文化上的鄙視轉(zhuǎn)化為實際的好處，也由此發(fā)展出自己獨特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點一個是“浪漫”，另一個是“華美”。
楚人不受中原正統(tǒng)文化的拘束，得以自由發(fā)展他們自己的中原文化變種，
這種文化變種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無疑是《楚辭》。
《楚辭》之浪漫、華美，是中原列國的詩經(jīng)無法超越的。
同時，在服飾方面，楚國的衣服形制多樣、色彩豐富，比秦國清一色的黑衣要活潑的多。
楚、秦這兩種文化在氣質(zhì)上非?！安淮睢?，本來不應產(chǎn)生大的交集。
但秦末漢初的楚人當權，使這兩種文化“被迫”融合了起來。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楚人在滅秦之戰(zhàn)中出力甚多。
陳勝吳廣是楚人、項羽是楚人、劉邦也是楚人。
因此在秦末的混戰(zhàn)中，基本都是楚人當權。
楚國子弟兵在征戰(zhàn)全國的過程中，將楚文化大規(guī)模傳播到秦地。
對這種傳播做出最大貢獻的，無疑是劉邦與他們的功臣集團。
劉邦和他們的功臣大多都是受楚文化熏陶的楚人。
他們生活在長安，卻習慣于用楚地的方式生活。
因此在秦末漢初這個階段，長安墓葬秦楚雜糅的特點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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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墓的形制。
根據(jù)目前已經(jīng)發(fā)掘的7000多座楚國墓葬來看，楚人習慣于建造豎穴土坑墓。
這種墓的建造過程比較簡單，基本就是豎向挖一個深坑，然后豎直將棺槨放入，最后再放入陪葬品，重新填埋。
這種墓對墓道的形制非常重視，不同的等級能夠使用的墓道臺階數(shù)量有較嚴格的規(guī)定，不能隨便逾越。
比如士大夫一般五到七級臺階，普通人不能有臺階等。
而秦國則完全不同。
秦人不喜歡豎穴土坑墓。
他們更習慣建造洞室墓。
這種墓豎向挖一個墓道后，在坑底橫向再挖出一個凹槽墓室，把陪葬品放在凹槽里面，類似于L型。
漢初的長安墓葬則是按等級選擇墓葬。
一般中大型墓更喜歡楚人的墓葬形制。
而小型墓則更喜歡秦人的墓葬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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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按等級選墓葬的情況也許與漢初貴族集團多來自楚地、平民多為關中本地人有關。
但這個結(jié)論并不絕對，畢竟?jié)h初也有很多大型秦文化墓葬。
最能體現(xiàn)秦楚文化雜糅的其實是陪葬品。
畢竟墓葬形制不可能同時為豎穴土坑墓與洞室墓。
但陪葬品可以同時有秦文化的與楚文化的。
楚文化陪葬品中最突出的就是泥幣、陶幣等冥幣。
這在其他六國是很少見的。
甚至根本見不到的。
這種冥幣在戰(zhàn)國時期一般被稱作“泥郢金”。
郢爰為楚國的黃金貨幣。
因此這種陪葬品的習慣可能和今天的燒紙錢在目的上是相同的，都是希望亡者能夠有足夠的錢花。
秦人的陪葬品則和他們的務實性格息息相關。
秦人墓中發(fā)現(xiàn)的比較多的一般都是生活器具。
比如罐子、盆子、甑等，非常接地氣，很可能是希望亡者用這些在地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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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些陶器、銅器一般也不會有太多裝飾。
漢初墓葬則汲取了兩者的優(yōu)點，并融合了起來。
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漢初長安墓葬，一般都會有泥幣、陶幣。
比如泥半兩、 泥五銖錢、陶金餅。
或許是漢初的經(jīng)濟不算發(fā)達，真的金幣、金餅還比較少見。
秦文化務實的生活陶器、銅器也會有。
但是有些也加上了楚文化的裝飾物。
比如特色鮮明的“云氣紋”。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其實也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那就是，墓穴方向。
1400多座能夠確定墓穴方向的楚國墓中，有1000多座都是南向的。
而在900多座能夠確定方向的秦國墓中，則有近800座是西向的。
因此漢初的墓葬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展示出秦楚文化的勢力大小。
很可惜，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秦文化的西向墓確實最多，能夠占35%左右。
但其遠遠沒能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
因為楚文化的南向墓也有25%。
也許在漢初，兩種文化確實無法分出高下。
秦末漢初，楚人當權，造成了舊秦國長安地區(qū)，大量出現(xiàn)楚文化特色墓葬的情況。
這并不是一件壞事。
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也并非是楚人的勝利或者秦人的失敗。
相反，這代表著楚文化的回歸。
從此，楚文化不再“叛逆”，重新成為了中原的主流文化之一，并和其他文化比如秦文化、齊文化等再度融合。
等到了西漢中期，早已經(jīng)沒有了秦文化與楚文化之分。
所有的文化，都有了同一個名字，那就是漢文化。
參考資料
《考古學報》
《史記》
《資治通鑒》
《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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