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指人提高修養(yǎng)的三個階段所應學習體味的對象。由此可見,孔門對于禮是相當重視。平時他也教學生各種禮儀,所以他的一些學生從政后都很能干。但孔子似乎并沒有將禮的知識形成系統(tǒng)的“禮學”?;蛘吆唵蔚卣f,自孔子之后,人們研究孔子的禮學思想才開始有了禮學。(這僅僅是采用一種簡單的理解,其實還是比較復雜的。)司馬遷所述漢代初期禮學的狀況是,那個時候只有一部 《士禮》流傳下來了,今天我們稱之為《儀禮》,有十七篇,據(jù)說這就是所謂的《禮經(jīng)》,(六經(jīng)中的禮經(jīng),)漢武帝時期只有魯國的儒生高堂生能讀懂它。不過高堂生雖然能夠讀懂這本書,卻不知道怎么做,按照當時的話來說,他不懂“禮容”。不過,漢文帝時期魯國有個徐老先生特別熟悉各種禮儀的姿態(tài),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皇帝任命他為禮官大夫,他把這一套傳給了兒子,兒子又傳給了兒子:徐延和徐襄。其中徐襄又做得特別好,后來也做了禮官大夫,不過他們這一家僅僅知道動作,并不懂《禮經(jīng)》。這是很遺憾的。
高堂生將學問傳給了學生,在漢宣帝的時候,有個叫后倉的后輩學得特別好,后倉后來收了三個學生:戴德、戴圣和慶普。戴德是戴圣的叔叔,所以人們稱他為大戴,稱侄子為小戴。這三個人都跟著后倉學習,并將前人關于禮的解釋記錄下來,這就是《禮記》。(當時人們把解釋禮經(jīng)的文字都稱為“禮記”。)他們?nèi)穗m然同出一門,但是傳出來的學問在講法上卻不一定都相同,在禮學中,很多問題幾乎沒有標準答案,于是人們讓他們并世流傳,朝廷也分別把他們作為官學樹立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兩漢今文經(jīng)學中禮學的源頭。(所謂的今文就是書籍的文本是用當時流行的隸書寫的,與之相對的古文,就是保留了戰(zhàn)國時期文字風貌的文本。)
其實,在西漢除了這一條禮學傳承的線索外,地方上還有一些考古發(fā)掘,如漢武帝叔叔河間獻王,這個王爺特別愛好古籍,往往不惜重金購求,于是人們紛紛將古書獻給他,他的藏書規(guī)模因此也跟朝廷差不多,有一些朝廷沒有收藏的,他就向上進獻一些,其中也包括用戰(zhàn)國時期六國文字所寫的古文《禮》,雖然文字有異,但內(nèi)容跟高堂生傳的差不多。后又有漢武帝的一個弟弟被分封到魯,這位王爺喜好建筑宮殿,在魯?shù)厮氚芽资系睦险鹆松w自己的宮殿,結果在這些房子的墻壁中發(fā)掘了一堆古書,也包括《禮》和《禮記》。就這樣,零零總總,朝廷收藏了不少,有時候我們稱這些文獻為“逸禮”。
后來,劉向受命整理國家藏書,將這些東西清理出來,重新眷寫定本,但工作未竟,便死了,皇帝又讓他的小兒子劉歆繼承下來。劉歆完成任務后,覺得這些古文“禮”很有價值,就建議朝廷把他們也作為官學,結果招致那些學習今文禮經(jīng)的人反對,這就是漢代學術歷史上有名的今古文之爭。這個時候正是西漢衰微的時候,王莽逐漸將漢氏江山變?yōu)榧河校莿㈧У暮门笥?,所以他采納了劉歆的意見,將一系列古文經(jīng)立為官學,當然也包括古禮經(jīng)??墒遣痪猛跏蟽A敗了,光武帝中興漢氏,這個時候又不可避免地為國家官學課本爭起來。古文經(jīng)雖然有了一席之地,但古禮經(jīng)卻是勝利中的失落者,沒有取得官學的地位,整個東漢都沒有人再請求皇帝立“逸禮”博士。就這樣古禮經(jīng)似乎就消失了。不過有的學者揣測,古逸禮“存而不盡存,亡而不盡亡”,因為它已經(jīng)被當時學者所采納,所以就沒有必要再立于學官了。
劉氏在整理國家藏書時,還發(fā)現(xiàn)了一部《周禮》,劉歆覺得這是一部周公治理天下之書,應該立于官學。其實,《周禮》在史上的出現(xiàn)很早,早在河間獻王獻書的時候就有這部書。這部書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河間獻王得到這部書的時候,“冬官”部分已經(jīng)殘缺不全了,于是就用《考工記》來充數(shù)?!吨芏Y》在兩漢的流傳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以上所述,《士禮》、《逸禮》和《周禮》是兩漢時期的三種“禮經(jīng)”,但我們說“六經(jīng)”的時候,通常只是指《士禮》十七篇。解釋《士禮》的書稱為傳,孔子的弟子們已經(jīng)開始作“傳”了,但流傳于世的不多,后倉在曲臺這個地方講授《士禮》,他的解釋被稱為《曲臺記》。他的學生戴德對禮學做的筆記叫做《大戴記》,八十五篇,戴德的筆記叫做《小戴記》,四十九篇,而另外一個學生慶普所傳的學問后來失傳了。二戴的內(nèi)容很多是相同的。今天我們《十三經(jīng)》中所收的《禮記》是《小戴記》。
禮學與四書五經(jīng)的歷史
漢代經(jīng)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分為今文經(jīng)和古文經(jīng)兩派。所謂的今文經(jīng)派,簡單的說就是經(jīng)傳的文字是用漢代的隸書寫的,他們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經(jīng)派的經(jīng)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不僅推崇孔子,還推崇周公,覺得孔子是周公的繼承者。文字不同還是小事,關鍵的是他們所誦讀的書也有差別,比如同是《春秋》“三傳”,《公羊》、《榖梁》和《左傳》,今文經(jīng)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經(jīng)崇信《左傳》,所信不同,那么解讀的方式便產(chǎn)生了差別。如果僅僅是學術的爭論,那倒沒什么,可是這又涉及到國家應該將哪種經(jīng)傳立為官學,作為立國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就嚴重了,于是人們便爭執(zhí)不休。從總體上來看,西漢是今文經(jīng)派的天下,畢竟劉歆挑起這場爭論是在西漢末年,東漢今文經(jīng)學派的勢頭有所減弱,古文經(jīng)學派逐漸占了上風。
到了東漢后期,出現(xiàn)了一個大學問家,他叫鄭玄,高密人,所以有時候人稱“鄭高密”。他對“六經(jīng)”無所不通,(漢代“樂經(jīng)”早已失傳,其實只有“五經(jīng)”。)不僅如此,就是解釋“六經(jīng)”的兩個學派——今古文經(jīng),也了若指掌,于是他遍注群經(jīng),將今文經(jīng)學派和古文經(jīng)學派中的優(yōu)點都融為一爐。從他開始,兩漢經(jīng)學中所謂的家法師法就不再區(qū)別了。后來曹魏時期,有個專門挑他毛病的王肅,也遍注群經(jīng),處處反對鄭玄,但即使如此,王肅爭得也不是家法和師法,今、古爭辯由此告一段落。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們喜歡清談,即所謂的談玄,玄指“三玄”,即《易》、《老》、《莊》,后來佛教流行了,人們又談佛理。這個時期人們不重視儒學,獨“三禮”是個例外,尤其是《禮記》中的《喪服禮》。這是因為這個時期,國家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選拔官員,品評一個人首先要看門第。由此門第就特別重要,門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別嫡庶的重要體現(xiàn)就是喪服制度,所以人們也就愛討論這門學問。以至于聚談的時候,有些題目也是從《禮記》中找的。另外,還有一項應該附帶說明的是,先前人們所說的“禮經(jīng)”是指《士禮》十七篇,現(xiàn)在改了,變成了《禮記》。
到唐代,唐太宗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繼續(xù)推行隋文帝創(chuàng)立的科舉考試制度,他還派人整理“五經(jīng)”。因為科舉首先要看文學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經(jīng)學的地位。擔任整理“五經(jīng)”工作的人就是大學問家孔穎達,孔穎達組織了一批人來寫“五經(jīng)正義”,將前代的研究成績作了一次總結,同時也向世人提供了經(jīng)傳解釋的定本。“三禮”中,孔穎達作了《禮記正義》,另一個禮學家賈公彥仿照《五經(jīng)正義》寫了《周禮義疏》和《儀禮義疏》,他也幫孔穎達寫過《禮記正義》。
有宋一代,漢朝人那種治學的路數(shù)已經(jīng)不行了,人們不再滿足于章句注疏,家法師法,而是喜歡議論。這就是理學,所謂的理學雖然旨在強調(diào)“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但這人欲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扼殺人欲,而是希望通過對人之自然欲望的調(diào)節(jié),達到回歸被自然欲望所屏蔽的質(zhì)樸本性,即仁義之性,追究起來大概就是“善性”吧!換句話說,他們推求的是“內(nèi)圣外王”的人格,所以理學大師單單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兩篇來加以闡釋,前者指出修身的路數(shù),后者辨明修身的境界。(《中庸》前代也有單單抽出來解釋的,但不似朱熹這樣有邏輯理路。朱熹還把大學的次序調(diào)整了一番。)再與《論語》、《孟子》湊在一起,合為《四書》。元、明、清三代的士子科舉便在這《四書》中討生活了。
明代王陽明的影響很大,他繼承的是南宋陸九淵那一派,在宋儒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被稱為“心學”,講“致良知”,心即理。不過“心學”的末流像狂禪一樣,明朝滅亡后,那些遺老們就開始反思朱明滅掉的原因,覺得心學之空談浮躁不可免責,于是認為空談說理,不如求諸經(jīng)典,做些實際的工作。總體來說元、明二代,禮學都不是很發(fā)達。
明亡之后,有的學者認為,理學再也說不出新的道理了,再爭論下去還是經(jīng)典該怎么解釋的問題,根據(jù)還是章句訓詁。顧炎武就說要“以經(jīng)學濟理學之窮”,自顧炎武、黃宗羲后,那種恢復樸質(zhì)的治學風氣漸漸濃了起來,在這種風氣影響下的學術被稱為“樸學”。(或者被稱為漢學。)到乾嘉時代,樸學之風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思潮,他們認為要恢復漢人治學的特點,于是他們?nèi)ヅΓY果他們?nèi)プ饔栐b研究,甚至比漢朝人搞得更好。這個時期還形成了兩個有名的學派,一個是以徽州戴震為首的徽派,也叫皖派、皖學,另一個是以吳興惠棟為首的吳派。吳派易學最有特點。(也有人認為后來還有融合二派的揚州學派。)皖派精于小學、天算,尤擅“三禮”。戴震曾負責《四庫全書》中經(jīng)部的審校工作。戴震的老師是江永,跟江永學習而以禮學見長的還有程瑤田、金榜等,皖學中的后起之秀還有凌廷堪,他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此外還有被稱為揚派的阮元后來刊刻了《十三經(jīng)注疏》。凌、阮二人還將顧炎武的觀點再向前推一步,說“禮學即理學”,與此同時,出現(xiàn)了一批人對禮學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學者,如秦蕙田、黃式三、黃以周父子、陳澧、胡培翚、孫詒讓等人。今文經(jīng)學以理論見長,到了晚清之際,康有為等人為了變法革新,提倡漢代今文經(jīng)學,于是作了一部《新學偽經(jīng)考》,所謂的新學,就是王莽代漢,號為新朝,前面我們已經(jīng)說過,他將劉歆所倡議的古文經(jīng)都立為官學。康有為說這些古文經(jīng)都是劉歆偽造的。如果這個結論成立,清儒們的考證就要大打折扣了。不過,這中間并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所以比較麻煩。我們也就點到為止。
隨著歷史的進步,中國的封建王朝借書之后,雖然有些禮學思想仍然保存在民族的個性中,但那套傳統(tǒng)的禮學卻進入了學院,成為專門的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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