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 16:21 來源：《禹城與大禹文化文集》2007年 《皋陶謨》是《尚書·虞夏書》中的一篇，根據傳統的解釋，晚出的《孔傳》將《皋陶謨》一分為二，從中析出《益稷》，其實未必。但不論如何，《皋陶謨》雖然記錄帝舜與大臣討論政務的話，而它確實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前記皋陶與大禹論其慎身、知人、安民之謀，后記大禹與帝舜論其注重民生、君臣之道以及對待苗民之計等?！陡尢罩儭菲子小霸蝗艋拧彼淖郑馑际菍彶榛蛘呖季抗糯论E，由此證明該篇屬于后人的追記。但它是根據當時流傳下來的資料寫成，其成篇也不會如現代一些學者所說太晚[1]，它其實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皋陶謨》全篇字數不及兩千，但其中內涵之豐富，意義之精微，足以引起今人重視。皋陶、大禹處在堯舜時代，二人共輔舜政，是大舜最為得力的兩位助手，所以孟子說：“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盵2]在《皋陶謨》中，舜與大禹、皋陶的討論談話，涉及到修身養(yǎng)德、順天應人等許多治國安民的根本道理，人們解讀《皋陶謨》，很自然發(fā)現該篇與儒家主張之間的聯系，并將皋陶的思想看作儒學的源頭。[3]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繼續(xù)研讀《皋陶謨》，分析該篇所蘊含的學術信息，認為它與作為儒學創(chuàng)始人的孔子之間有重要關系，或者說它對孔子思想產生的影響的確不可低估。
一
孔子以前，《詩》《書》《禮》《樂》等已經頗受社會重視，到了孔子時代，《詩》《書》《禮》《樂》有所散亂，于是，孔子對其進行整理加工，并以之教授生徒，使其影響越來越大?？鬃又匾暋渡袝?，也看重其中的《皋陶謨》，從孔子對《尚書》的編訂以及他對該篇的評價中，可以看出該篇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尚書》中蘊涵著豐富的內容，具有教化的功能。關于這一點，春秋前期的人們已經注意到?！蹲髠鳌焚夜吣暧涊d晉人的話說：
臣亟聞其言也，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断臅吩唬骸百x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本湓囍?div style="height:15px;">
由此可知，早在孔子以前，《尚書》已經在社會上流傳，人們重視該書，發(fā)掘其中的的義蘊，用以指導自己的行為。上述《左傳》中所引《夏書》之言，見于《堯典》和《皋陶謨》，在《皋陶謨》中作大禹的話。
到春秋末年，由于社會的劇烈變動，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在這樣的情勢下，《尚書》也出現了一定的缺失?！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吩疲骸翱鬃又畷r，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薄段宓郾炯o》也說“《書》缺有間”；新出土的馬王堆帛書的《要》篇中有“《詩》《書》《禮》《樂》，不□百篇，難以致之”之語，這說明《詩》《書》《禮》《樂》都是有文成篇的。[4]但該篇又記述孔子的話，說“《尚書》多於也，《周易》未失也”，李學勤先生推測“於”字原為“闕”，后訛而省作“於”?！瓣I”與下句的“失”，正好互相呼應。[5]孔子正是在《尚書》出現缺失的情況下對該書進行整理的。
孔子整理《尚書》，也是因為其中蘊涵著理解圣王政治、認識社會人生的義理?？鬃訉Α渡袝返淖饔每吹煤芮宄f：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書》之失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6]
在這里，他是把《尚書》與《詩》、《樂》、《易》、《禮》、《春秋》一起進行議論的。孔子認為，“疏通知遠”的《書》教就像“溫柔敦厚”的《詩》教、“廣博易良”的《易》教、“恭儉莊敬”的《禮》教等一樣，對邦國教化、對人的舉止行為起到重要作用，在他看來，知識廣博，通達于政事，了解歷史，遠知古代帝王，是得力于《書》的教化。如果不善于學《書》，就有可能知識失實。疏通博洽而不失實，就是真的深通《書》教了。
既然《書》可以疏通，可以知遠，那么，對于缺失的《尚書》就有整理“論次”的必要?！盾髯印氛f書為“政事之紀”，那么，孔子以前當有許許多多的書篇。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世家》所說的“《詩》《書》缺”及《五帝本紀》所說的“《書》缺有間”，其中“缺”更多的應該是缺失、缺損、不完整的意思，而不一定有匱乏的意思。當時，《詩》《書》同樣出現缺失，對于《詩》，孔子就進行了整理，《論語·子罕》記孔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和《漢書·禮樂志》的相關記述，孔子所“正”主要是正其篇章。另外，孔子時候，詩篇很多，他還作了刪詩的工作。[7]“《詩》《書》缺”的“缺”應沒有匱乏之意。
對于《書》，孔子可能主要是篩選和斷限。《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薄段宓郾炯o》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鬃铀鶄髟子鑶枴段宓鄣隆芳啊兜巯敌铡?，儒者或不傳?！眻蛞郧暗牟牧希C據不足，難以取用，所以上限自堯開始。看來，劉歆《七略》所言是對的：“《書》之所起遠矣，孔子篹焉，上斷自堯，下迄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盵8]
孔子編訂《尚書》以堯為起點，是因為孔子崇尚先王之道，崇尚古代圣王，《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痹诳鬃泳幱喌摹渡袝分?，就有這樣的體現。在孔子的心目中，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是圣王明君，據《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庇衷唬骸拔∥『?！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子又對古圣王的禮樂文明制度倍加贊賞，據《論語·泰伯》，孔子贊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又極力稱贊舜時的《韶》樂，《論語·八佾》記曰：“子謂《韶》：‘盡美也，又盡善也?！笨鬃痈Q頌舜能選賢任能以至無為而治?！墩撜Z·顏淵》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薄短┎吩唬骸八从谐嘉迦硕煜轮?。”《衛(wèi)靈公》記：“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痹凇陡尢罩儭分杏浀鬯吹脑捳f：“臣作朕股肱耳目。”他重視臣下的作用，在《皋陶謨》的記載中，舜與禹、皋陶等賢能之士相與陳其智謀，討論政治，一派君臣和諧氣象。
孔子于《尚書》有“七觀”之說?！渡袝髠鳌酚浛鬃诱f：
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觀誡，《洪范》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孔叢子·論書》也有相近記述，子夏“問《書》大義”時，孔子回答說：
《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范》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兩相比較，二者大同小異。孔子編訂《尚書》時選取這些篇章，應該有其用意在里面?？鬃诱摗陡尢罩儭罚辉豢梢杂^治，一曰可以觀政，意思完全一致。孔子心目中的政治，正是《皋陶謨》所顯示的樣子。
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尚書》雖為官方文獻的匯編，但它的成書過程卻寄寓了編者的思想傾向。既然孔子“祖述堯舜”，他還說“吾于《帝典》，見堯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勛焉”，他刪訂《尚書》，“論次”《尚書》順序，于眾多篇籍中選出《皋陶謨》，將它置于記載堯舜事跡的《帝典》（《堯典》等）之后，明顯可以看出孔子對皋陶論述的重視。反過來，《皋陶謨》對孔子的影響應當不可低估。
二
我們將孔子學說與皋陶主張進行對比，不難看出他們思想的內在聯系。在《皋陶謨》中，皋陶明確提出了“慎厥身”和“知人”、“安民”的主張，專家指出：“這篇作品的中心內容是‘在知人，在安民’六字。”[9]這是對的，該篇重點討論任人用人、知人善任問題。儒學是孔子創(chuàng)立的以修己治人為宗旨的學說，孔子以修己和安人之道為基本內容的學說的提出，標志著儒學的誕生。從根本上講，孔子的思想是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述，他的其他思想也都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闡發(fā)的。
孔子考慮社會政治的時候，特別注重人的因素，孔子強調“為政在人”，這與《皋陶謨》所顯示的皋陶主張是一致的。
如果對儒學的博大體系進行剖析，不難發(fā)現，在早期儒家的視野中，“人”處在最為根本的位置上，或者說“人”是最受關注的對象。無論是天下、國家還是作為天下、國家基本單元的家庭或者家族，人都是基本的構成要素。解決了人的問題，也就解決了社會的根本問題。社會基層的人要按照一定的行為規(guī)范處世做人，社會的管理者更要按照德政的要求為政治國。孔子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宜者義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盵10]看得出，孔子把人作為國家長治久安的最關鍵因素，國家治理得好，必須以用人得當為前提。儒家強調修身，強調道、義、仁、禮，但說到底，還是一個“人”的問題。社會政治能否穩(wěn)定，更取決于人?！吨杏埂酚浛鬃又栽唬骸拔奈渲?，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可見，孔子十分重視政治中人的因素，他的思想思想與皋陶完全一致。
在《皋陶謨》中，皋陶的“知人”、“安民”主張乃是從修德、修身開始的。皋陶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币馑际钦\實地遵行仁德，就能夠謀慮高遠，決策英明，使君臣協力同心。具備仁德，必須謹慎修身，而且要不懈地堅持下去，此即皋陶所謂“慎厥身，修思永”。要使九族親厚順從，使賢明勉勵輔佐，都應該從修身做起。
人們注重修身、修德之后，更重要的還有兩點：一是“知人”，即對德行的認識和辨別；二是“安民”，即安撫百姓，使民得安。知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大禹的話說：“知人則哲，能官人?！蹦軌蜃R別和理解臣下就是明哲，就能夠選取人才，從而任命和使用人才。安民則是重視民眾，取得民眾的支持。大禹認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定了人民，受到人們的愛戴，民眾就會懷念。既知人，又安民，就使人明哲而又慈愛，就不用擔心天下不穩(wěn)、人心不服?？磥恚爸恕迸c“安民”都十分重要，但二者相比較，前者似乎更為根本，沒有“知人”作為前提保障，哪里談得上“安民”？
那么，怎樣才能做到“知人”呢？皋陶進一步談論了考察人們德行的方法，這就是他所說的“九德”。皋陶詳細列出了檢驗人的行為的“九德”，即：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這里所談的“九德”中，前后每兩字組成一“德”，實際包含著“允執(zhí)其中”的思想。如其中的“寬”指寬宏，但過于寬宏，不把握分寸，就會沒有威嚴；與之相同，“柔”也應有度，“柔”指和柔、柔順，如果一味地強調這一點，就會“植立”，難有建樹。如此等等。這些德行也為后世所遵行，它具體要求人們寬厚而不失威嚴，柔順而不失主見，隨和而不失莊重，具有治世能力而又謹慎認真，馴服而不失剛毅，正直而不失溫和，寬大簡潔而不忽略小節(jié)，剛正果敢而實事求是，堅強而不失良善。
儒家重視“德”，而在儒家學派形成之前，不少早期的文獻中對于“德行”體系就進行過概括[11]。有的是歸為三德、四德、六德、九德，有的歸為三行、三達道、四道、五教、六行、七教、八政、九行、九守、十倫等等，名目不一，內容也有很大區(qū)別。就內容而言，這些德目有的表述了個人的品質，有的則是社會基本的人倫關系，有的是兩者結合在一起。大要別之，有的屬于政治，有的則屬于倫理。但綜合儒家學說，把這些德目放在整個儒家思想體系中考察，其實它們又沒有嚴格的界分。這些所謂的“德行”分別出現于《尚書》、《左傳》、《禮記》、《逸周書》、《周禮》等典籍，從中看出，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德行的傳統，儒家的道德體系正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
當然，“德”的內涵是變化的，早期的“德”與后世“道德”的“德”有一定區(qū)別，但二者之間的聯系也是顯而易見的。[12]
如果把《皋陶謨》的“九德”進行這樣的比較分析，同樣會發(fā)現值得重視的學術信息。金景芳、呂紹綱先生討論過“九德”之后就產生了“三點想法”：第一，《皋陶謨》所謂“九德”，無非人之性格、心理以及行為能力方面的特點，尚不具有后世如仁義禮智信忠孝等道德范疇的意義；第二，《皋陶謨》的“九德”反映出了一種“過猶不及”的思想與后來孔子所表述的中庸之道一致；第三，《皋陶謨》的“九德”與《堯典》的“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似有淵源關系。而《洪范》的“三德”重視這里“九德”的概括。“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相當于《洪范》的“柔克”；“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相當于《洪范》的“正直”；“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相當于《洪范》的“剛克”?！秴涡獭芬嘤小叭隆敝f。這說明《尚書》各篇內容是貫通的。以上三點共同證明《皋陶謨》“九德”的早期性與真實性。[13]
《尚書》有所謂四德、九德、三德，《逸周書》中有所謂八政、九行、九德，《周禮》有所謂六德，將三者進行比較，不難看出《尚書》中的“德”屬于個人品質，而《逸周書》和《周禮》中的“德”則既有屬于個人品質的，又有屬于社會的人倫關系的。而《周禮》的六德則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價值。我們認為，《逸周書》和《周禮》的德目，基本反映了西周的道德觀念的面貌。通過這樣的比較，可以看出德目出現的先后關系，也可以看出各種典籍與儒家的密切程度。儒家重視《尚書》，儒家在討論人的問題時常常論及其中的德目；儒家更重視《周禮》，孔子等早期儒家向往的正是“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禮樂文明，他們尤其對《周禮》中的禮樂教化思想格外看重，儒家大談仁、義、忠、信、禮、智、圣、和等等，都與《周禮》所顯示的道德思想一致。新出郭店楚墓竹簡中有《六德》一篇，該篇是十分重要的儒家文獻，學者們認為它是子思學派的作品，其中以圣、智、仁、義、忠、信為六德，正可資這方面的理解和認識。
皋陶談論的“九德”屬于個人品質方面，那時的人們已經注意到了“人”在社會政治中的重要性，人們便當然地視之為中國早期“人學”思想的濫觴。皋陶、大禹作為當時的統治者，他們當然十分關心如何“官人”，如何鑒別的使用人才，只有任人、用人得當，才能保證政治的良好運作?？疾臁熬诺隆钡卯敚x出才能出眾的人擔任官職，用他們輔佐政事，各種事情都會辦好。
“官人”之事屬于最高統治者要做的工作，這里的話都是對最高統治者而言的。皋陶繼續(xù)說到，當政者應當表彰有德行的人，臣僚們互相效法，使各級當政的人都能用德行勉勵自己，從而順從君王，處理好各種政務。治理國家的人更不能貪圖安逸和私欲，要兢兢業(yè)業(yè)盡職，完成上天交給的紛繁復雜的各項事情。
三
在談論了“知人”問題之后，皋陶又談到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的問題，這些則屬于“安民”的范疇?！拔宓洹币话阒肝宸N常法，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就是后世所謂五常?！拔宥Y”何指，鄭玄說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王肅說是王、公、卿、大夫、士，孔安國說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從下面“同寅協恭和衷哉”的句子看，這里的五禮說的是尊卑等級是有道理的，上天規(guī)定了這種等級，君臣之間就應當相互敬重、協力同心、和善相處。“五服”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等禮服。五服五章，以五等禮服表彰五者。“五刑”指墨、劓、剕、宮、大辟五種刑罰。五刑其實是用來配合不德者，以懲罰有罪的人。
總體分析《皋陶謨》，可以看出，皋陶由修身出發(fā)，談及知人、安民。語言雖然十分簡練，內容卻十分豐富。該篇以修身為根本，通篇談論治國的方略，后面對知人、安民等方面的論述，都無一不是在闡發(fā)治國的方略。我們研究《逸周書》，發(fā)現周初訓語如《度訓》、《命訓》、《常訓》等也是如此，里面談論人的需要，分析人的特征，都是闡述為政治民的原則和方法。[14]
皋陶所談修身的重要性，早期儒家也有清楚的認識?？鬃?、孟子等人談論修身、知人和道德，都著眼于當時的社會政治，都首先是對統治者闡發(fā)的。[15]他們思想中有民本主義的傾向，決定于他們的思想以社會國家為本位，因此，他們首先必須注意到社會上層的道德問題。意欲安民，必先修己，對此，孟子的話很有代表性，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盵16]又說：“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17]安民、安國、安天下，都必須從自身做起。
從對“刑”、“德”關系的論說看，孔子思想與皋陶主張同樣若何符節(jié)。關于這一點，是有必要特別加以指出的，因為不少人注意到皋陶與中國刑罰的密切關系?！陡尢罩儭分械母尢照撌鎏岢鲆浴拔逍獭睉妥?，但認真研究，皋陶乃是把道德修養(yǎng)作為治國的根本，提出“九德”作為對人的要求，強調德治教化，“五刑”仍然是德治的輔助。
孔子也常常論述“刑”與“德”的關系，他特別強調“德治”，強調“德主刑輔”。除了不少文獻的零星記載，《孔叢子》、《孔子家語》都有集中的論述，這些文獻向來不被重視，其實它們都可以與新出竹書相互印證，都是極可珍貴的資料。如郭店楚簡的《成之聞之》中曰：“ 民可敬道（導）也 ，而不可弇（掩）也；可馯（馭）也，而不可 敺（驅）也。 ”與《大戴禮記·禮察》所說“導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完全一致。據介紹，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楚竹書中有《魯邦大旱》篇，其中所記，據說是孔子評論魯國大旱是其當政者“刑”與“德”的措置問題。[18]
一般研究者都注意到，孔子的思想與周公的主張有明顯的繼承關系。在孔子思想中，周人的傳統政治觀念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而周公就是周人傳統觀念的奠基人。周初，周公明確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思想主張，這些主張都是以西周王朝的長治久安為出發(fā)點。不難看出，周公的這一思想主張同樣是對統治者闡發(fā)的。他主張以德為主，以刑作為補充，對后來的思想家、政治家影響很大，春秋時期，崇德、重德甚至形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孔子敬仰的古代圣王，他編訂《尚書》，有記錄大禹、皋陶對話的《皋陶謨》等篇，更有記載周公事跡的諸篇《周誥》，在德、刑關系等方面的思想主張，無論皋陶還是周公，都肯定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孔子，影響了孔子以后的儒家。
皋陶對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影響，有直接的史料可以顯示。例如，《論語·泰伯》記孔子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边@里的五人是指禹、稷、契、皋陶、伯益，而其中最為主要的恐怕就是大禹和皋陶，所以《孔子家語·王言》記孔子的話說：“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薄渡袝髠鳌氛f：“左曰輔，右曰弼?！备尢张c大禹同為帝舜的輔弼，難怪后人稱頌皋陶“功不在禹下”。所以《論語·顏淵》記孔子的弟子子夏說：“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薄睹献印る墓稀酚浢献诱f：“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div style="height:15px;">
《皋陶謨》不是堯舜時代的作品，而是出于后世的整編，這當然沒有什么問題。其整編的年代在什么時候，還遠遠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站在現在學術發(fā)展的高度，透過人們的爭論與懷疑，同樣可以加深對該篇內容的理解。
以前，人們對《皋陶謨》并沒有太多的懷疑，只是指出該篇“文字稍簡潔平易，或系后世重編”，這當然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皋陶謨》既然不是大禹時代史官的直接記錄，而是以后的學者根據那時傳留下來的資料寫成，那么它語言的平易就可想而知了。我們將《尚書》與《史記》的相關部分對讀，就不難發(fā)現《史記》“以詁訓代經文”的撰述方法。《皋陶謨》敘述的史實雖然時代在前，但經文未必最為古奧難懂。
關于《皋陶謨》的寫成時間，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認為“至少亦必為周初人所作”，這是近代以來關于《皋陶謨》成篇時間的較早估計。以后，疑古思潮盛行，人們對此篇成篇時間估計就越來越晚，有的認為在周室東遷以后，有的認為在戰(zhàn)國初年，有的認為在戰(zhàn)國之末，有的更認為在秦漢時期。
時至今日，《皋陶謨》具體的成篇時間仍然難以確定，但它不晚于孔子還是可以肯定的?？鬃訒r候，《尚書》早在社會上流行，《尚書》之名已經存在[19]，古籍中也間有引述《皋陶謨》語句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出的郭店楚墓竹簡中有《緇衣》一篇，該篇共征引《尚書》六篇九條，很值得我們對《尚書》的成書與流傳問題進行新的思考。郭店楚簡出土于戰(zhàn)國中期的墓葬，其中的《緇衣》篇成篇當然早于這個時間，而《緇衣》引述的《尚書》文句時代更早。尤其令人驚訝的是，《緇衣》還征引了《咸有一德》、《君牙》、《君陳》三篇四條古文《尚書》，從中可以看出，“清人關于晚出古文《尚書》乃東晉人偽造的結論并非無懈可擊，仍可以再作討論”[20]。
不少學者認為《皋陶謨》成篇時代很晚，主要是看到其中所顯示的思想主張與儒家有相同或者相通之處，例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認為它“為后世儒家偽托”，“完全是儒家的創(chuàng)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資料，但要作為古代的信史，那是斷斷乎不可！”因為在郭沫若看來，《皋陶謨》中所顯示的人格發(fā)展的階段、天人一致觀的表現以及折衷主義的倫理都應當在儒家出現之后。[21]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中，郭沫若更具體指出《皋陶謨》出自孔子的孫子子思之手。
受郭沫若的影響，蔣善國也不相信《皋陶謨》記述的真實性，他在《尚書綜述》中認為該篇與相關的篇章是受了周、秦制度的影響，“并染了儒家思想的色彩”，《皋陶謨》中所提到的“九德”是“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其“整編時代當在《論語》以后”，他還推測《皋陶謨》的材料乃與堯、舜傳說同時出現，“漢代以來所傳的《皋陶謨》，是秦并天下，禁《詩》《書》時儒家和博士所整理的”。[22]
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的不當是顯而易見的。與疑古學派在古籍成書問題認識上的不少錯誤一樣，他們對《皋陶謨》主張與儒家思想關系的認識，陷入了邏輯上的顛倒。但他們看到了儒家思想與《皋陶謨》的一致性，這一點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1]疑古學風盛行時期，《堯典》、《皋陶謨》的真實性受到懷疑。例如，有學者認為：“就史料的原始性質說，今本《堯典》和《皋陶謨》是最欠真實的，雖里面有些原始的史料，可是大半卻受了周、秦制度的影響，并染了儒家思想的色彩，至于文詞，更是戰(zhàn)國時代的文詞占大部分?！庇终f：“《堯典》是秦統一天下到禁《詩》、《書》時所整編的，《皋陶謨》的整編也一定在……這個時期?！保ㄊY善國：《尚書綜述》第170、1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這樣的看法十分具有代表性。其實，《尚書》中的《堯典》和《皋陶謨》所記堯、舜、禹、皋陶的史跡基本可信，已有學者分析指出了疑古派觀點的錯誤。（請參看金景芳、呂紹綱著：《〈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
[3]安徽六安市成立有皋陶研究會，1997年5月，安徽六安又舉辦了“全國皋陶文化研討會”，有學者就將皋陶與儒學淵源問題聯系起來進行考察?？蓞⒖春纬?、孟世凱主編：《皋陶與六安》（第二集），黃山書社，1997年。
[7]上海博物館竹書《詩論》發(fā)現后，有人據而否定孔子刪詩之說，其實《詩論》并不能說明孔子沒有刪詩?？蓞⒖紬畛鳎骸渡虾２┪镳^竹書〈詩論〉與孔子刪詩問題》,《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劉生良：《上博論詩竹簡的發(fā)現并不能否定“孔子刪詩說”》，載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學苑出版社，2002年。
[14]楊朝明：《周訓：儒家人性學說的重要來源 —從〈逸周書·度訓〉等篇到郭店楚簡〈性自命出〉》，《關于21世紀的儒家文化國際會議報告論文集》，日本磐城 · 東日本國際大學儒學研究所， 2000年6月22-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