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與“燕”，兩國的國名不同，受封者也不同，這當然不會是一個國家，但是為何薊城又成了燕國的都城呢？這段歷史在文獻中有記載，班固《漢書.地理志》廣陽國薊縣下云：“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是說，薊城是古燕國的國都所在地，是召公所封的。西周初年的召公，是輔佐周王的三公之一，是武王分封的功臣謀士之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召公是“受封”，召公并沒有分封的權(quán)利。既然班固說是“召公所封”，那么此“召公”當指的不是西周初期的召公，而指的是共和時期執(zhí)政的召公，他才有的分封權(quán)利。因此《漢書.地理志》所謂“薊，故燕國，召公所封”，當理解為“薊，故燕國，西周共和時期召公所封”。
關(guān)于這一見解，趙評春孫秀仁《論燕國新城年代與燕都薊城方位道里》【1】一文中有過精彩的論述：
“關(guān)于燕國受封于薊城的年代，歷代史家所述并不一致。目前，學(xué)界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認為是周初封燕【2】；有關(guān)專家也認為周初分封后，燕國“兼并薊國，并遷都薊城”，同時認為酈道元《水經(jīng)注》所述薊城沿革是可信的【3】。
根據(jù)現(xiàn)存有關(guān)文獻，可知漢代史家對燕國受封年代尚可辨識。反之，酈道元作《水經(jīng)注》時，在薊縣城（薊縣故城）條中前后所述自相抵牾，究其原因當是酈氏對漢代史料理解有誤，遂以訛傳訛，后世則多以為“武王封召公之故國”。......
今考《水經(jīng)注》先曰：薊縣故城，“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又曰：“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4】。在此條，同地、同時、同屬武王之封中，即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這就可以肯定地說，二者其中必然有一誤說。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帝堯之后于薊”，“封召公奭于燕”，可見薊、燕本屬分封之兩地?！墩x》云：“觀其文似稍重也”，是以附會“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5】。......東漢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6】，案此語相當重要，原本無誤地表達是為共和時期，召穆公（召公穆虎）所封燕國于薊之意。由此可見，漢代史家對召公奭之受封與召穆公執(zhí)政封國等兩大歷史事件尚可辨述清楚。惟酈氏作誤，將“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同共和時期，召穆公執(zhí)政封燕惠侯于薊混為一談。所以，燕都薊城受封之時為共和時期，召穆公所封與燕惠侯，決非“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而這一歷史的誤會，在現(xiàn)存文獻中原出自《水經(jīng)注》【7】，及至唐時期又依此說而附會出燕薊兼并的情由【8】。于是，當代學(xué)術(shù)界皆從此千古誤說，從而忽略了周武王時期之召公奭與共和時期召穆公二者時間上相差二百余年，召公奭“受封”與“召公（穆虎）所封”的截然不同概念之差異。所以，共和時期召穆公所封燕惠侯，始有燕國定都于薊城的歷史?！?/font>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其中召公謚穆，名虎。 按周共和元年，史學(xué)界公認為公元前841年，周公、召公共同執(zhí)政十四年，到公元前828年。
由上述可知，召公所封燕國都薊的時間在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828年之間。
薊城成為燕國都城之時，意味著這時薊國不存在了，薊國廢除的原因，古人做過推測。宋范處義著《詩補傳》云：“或曰：黃帝之后封于薊者已絕，......更封......薊為燕【9】”。
注釋：
【1】趙評春、孫秀仁《論燕國新城年代與燕都薊城方位道理》，《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會議專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3月1日，18-4185頁。
【2】參見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3】侯仁之等《古代永定河渡口和燕都薊城》，《中國七大古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年版。
【4】《水經(jīng)注.?水》卷十三。
【5】《史記正義》卷四。
【6】《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
【7】《水經(jīng)注.?水》卷十三。
【8】《史記正義.周本紀》卷四。
【9】曹子西主編《先秦時期燕史資料》，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2月，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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