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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是輕視知識的教育嗎？
——與王策三先生商榷
發(fā)布時間：2004-12-14 文章來源：轉載自《全球教育展望》 2004年第10期 文章作者：張正江
[摘要]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是我們黨和政府及其最高教育行政部門近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提法，根本不存在什么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教育應該以學生的身心發(fā)展為本，不應該以知識為本，這決不是輕視知識。應試教育作為“唯分數(shù)論”背景下以片面追求升學率為目的的一種學校教育范式，不是指我國整個的基礎教育，而是對當下基礎教育中的弊病的概括，它在我國教育的各個階段中客觀存在，而且具有普遍性。素質教育由此提出，并超越了與應試教育相對立的地位，這是順應時代的必然價值選擇，因而成為繼承、豐富和發(fā)展了的、具有時代氣息的、以促進學生身心整體、全面發(fā)展的現(xiàn)代教育。
[關鍵詞]應試教育 素質教育 全面發(fā)展教育
2004年7月，《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2卷第5期刊登了王策三教授的一篇文章：《認真對對待視知識”的教育思潮——再評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提法的討論》（以下簡稱《討論》），文中對近些年來在學界幾成定論的教育問題進行了批判，得出了許多有違歷史邏輯的觀點，不過王先生在文章開頭提出“如果開展溝通、交流，相互啟發(fā)，將是很有益處的”。因此本人就不揣冒昧，將個人的一些想法寫出來，以求教于王先生和教育界專家、學者和同仁。
一、“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提法”真的沒有政策依據(jù)嗎？
在《討論》的第一部分，王先生首先是把近十多年來關于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提法名其為“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接著就斷定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提法沒有政策依據(jù)。而且王先生以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為惟一依據(jù)，指出：“《決定》沒有采用這一提法，沒有為素質教育設置一個‘應試教育’對立面，沒有說要經(jīng)過‘轉軌’才能達到素質教育，甚至沒有出現(xiàn)‘應試教育’和‘轉軌’這兩個詞。”由此，王先生得出結論：“《決定》所作的指示，與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提法之間，其思想觀點的區(qū)別是很明顯的。”于是，王先生堅決要求摒棄上述提法。
難道黨和政府真的沒有這樣的提法嗎？讓我們首先把目光追溯到更早些時候來看。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明確提出了“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1994年6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明確指出：“基礎教育必須從‘應試教育’轉到素質教育的軌道上來，全面貫徹教育方針，全面提高教育質量。”[1]1994年11月10日，國家教委發(fā)布的《關于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yè)負擔的意見》提出：“必須克服長期形成的‘應試教育’模式，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全面貫徹教育方針。”1996年3月17日，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第五大部分的“（二）優(yōu)先發(fā)展教育”部分中的第5條規(guī)定指出：“積極推進教學改革。改革人才培養(yǎng)模式，由‘應試教育’向全面素質教育轉變。”1997年9月4日，李嵐清副總理在全國中小學素質教育經(jīng)驗交流會上指出：“全面改革社會用人制度，轉變傳統(tǒng)的人才觀念，將有力地促進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2]1997年10月29日，國家教委印發(fā)的《關于當前積極推進中小學實施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指出：“改革人才培養(yǎng)模式，由‘應試教育’向全面素質教育轉變，這是我國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對中小學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基礎教育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3]1998年初，陳至立同志也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們要進一步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定不移地實施素質教育，實現(xiàn)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4]
到了1999年，教育部副部長呂福源同志在第五屆國家督學會議上指出：“我們搞全面的素質教育，可以使我國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差距大大地縮短；而如果我們不堅決改變應試教育傾向，就會貽誤整個民族。”[5]教育部副總督學王文湛同志也指出：“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向各級政府、社會各界和基礎教育戰(zhàn)線提出的一項歷史性的任務。”[6]2000年1月7日，教育部部長陳至立同志在“減輕學生過重負擔工作”電視會議上指出，“分數(shù)至上”、“考試取勝”，學生負擔過重，偏離了國家教育方針。陳部長還指出，造成學生負擔過重的原因有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把育人教育變成了升學教育等等。去年李嵐清同志再次指出：“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存在著‘應試教育’的傾向”，“全面改革社會用人制度，轉變傳統(tǒng)的人才觀念，將有力地促進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7]2002年初，陳至立部長在2002年年度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近年來實施素質教育雖然取得餓一些進展，但總的來看，影響素質教育的傳統(tǒng)觀念和做法依然存在，基礎教育還遠未擺脫‘應試教育’的慣性和影響。”[8]由此可見，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是黨和政府、最高教育行政部門及其領導一以貫之的提法。難道我們能夠摒棄這一提法為應試教育借尸還魂、阻擋教育向前發(fā)展的滾滾車輪嗎？
二、“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究竟在哪里？
王先生認為在我國教育領域有“一股以‘輕視知識’為特點的教育思潮”，并認為“現(xiàn)在還在流行，并從理論走向了實踐”。然而事實上根本就沒有這樣一股思潮，所謂“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只是王先生自己憂患出來的。因為王先生在下這一斷語的時候，只有兩點依據(jù)：一是《光明日報》2002年3月13日A1版中的《破解素質教育的難題——代表委員談素質教育》一文里面的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教授的幾句話：“他認為，要研究素質教育的特點，就要先研究它的對立面——應試教育，而應試教育的核心是知識教育。”通讀全文，其實潘云鶴教授根本就沒有輕視知識的意思，他只是針對高校片面進行專業(yè)知識傳授的情況，強調要培養(yǎng)學生主動獲得知識的興趣和能力，要重視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要重視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王先生的第二個依據(jù)也是《光明日報》2003年6月26日B1版上的一篇文章：《“重質輕知”促進素質教育》，文章說：“報載，一家日資企業(yè)招收杭州市職高應屆機械專業(yè)畢業(yè)生，筆試途中，負責招聘的經(jīng)理就將坐姿穩(wěn)重挺拔、下筆自如流暢的三位學生選定。問其原因，經(jīng)理答道，這三人坐姿穩(wěn)重挺拔，首先說明他們的身體健康，眼睛不近視；其次說明他們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禮儀修養(yǎng)；下筆自如流暢，說明他們既熟練掌握本專業(yè)知識，又有較靈敏的反映能力。這種‘重質輕知’的招才觀的確給人以啟示。”作者是針對日資企業(yè)經(jīng)理在招聘職高畢業(yè)生的情況有感而發(fā)的，而且作者“輕視”知識的真實意思是要把處于惟我獨尊地位的知識降下來，從同一平面的維度將知識與能力、身體、禮儀修養(yǎng)并重，并非要把知識排在能力、身體、品質等后面。作者是針對傳統(tǒng)教育教學過度關注知識的灌輸，唯分數(shù)論學生，根本不重視兒童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的發(fā)展而言的。
至于王先生更擔心的這樣一股思潮“已經(jīng)從理論走向了實踐”，事實上也并不存在。
王先生認為2002年出版的《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一書中關于課程改革的背景和目標的這樣一句話“它將實現(xiàn)我國中小學課程從學科本位、知識本位向關注每一個學生的發(fā)展的歷史性轉變”是“不再拐彎抹角而直截了當?shù)乇磉_了輕視知識的思想”。難道這句話真的是直截了當?shù)乇磉_了輕視知識的思想嗎？難道教育要以學科為本、以知識為本、智力第一、知識唯一，才算是重視知識嗎？王先生又舉例說：新近的一次調查結果表明，在教師的心目中，一堂好課的標準排在前三位的是：學生在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等方面有所發(fā)展；學生廣泛參與，師生充分交流；學生自主思考、探究學習。王先生由此認為“學生是不是切實學到科學知識這個最基本的標準，在教師的心目中已經(jīng)降位了”。我們認為，從這個例子根本看不出知識在教師心目中的地位已經(jīng)下降。第一，我們過去的教育僅僅重視什么知識最有價值，可是今天我們在此基礎上卻要繼續(xù)追問“誰的知識最有價值？怎樣獲得的知識最有價值？”因此，在原來教學大綱中已有的“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新課標增加了對“過程與方法”、“情感態(tài)度與價值觀”等層面的關注，因此在評價一堂好課的標準時，教師從過去僅有的對關涉知識傳授的“教學意識”中開始了“課程意識”的蘇醒，立足于學生的全面發(fā)展，避免“單向度的人”的養(yǎng)成；第二，學生廣泛參與、師生充分交流、學生自主思考、探究學習，這是在評價教師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方式的問題，而不是評價教學內容問題，怎么能夠由此認為不重視知識呢？上述師生充分交流和對話不正是共同參與、主動獲得知識、探究知識產生過程的教學過程嗎？
三、誰說素質教育是非知識教育
王先生的邏輯是：既然有人認為應試教育就是知識教育，既然應試教育是與素質教育對立的，所以素質教育就是與知識教育對立的，所以，“所謂素質教育就是非知識教育”。王先生認為轉軌的提法導致了“整個問題的性質就都變了”，“改變了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或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四有’新人等多年的基本共識……緊跟著素質概念的改變，這一提法中的‘素質教育’概念內涵也就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素質成了與知識對立的概念，素質教育就是與知識教育對立的概念了，素質不是全面發(fā)展，素質教育不是全面發(fā)展教育了。”這些都是王先生的推論。
素質教育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其涵義、本質，還有待人們深入探索和研究。目前人們由于沒有認識清楚，因而存在一些歧義、甚至錯誤的理解，都是正常的。但是，從來沒有人認為素質教育就是非知識教育。翻開十多年以來出版的幾十本有關素質教育的書籍，以及成百上千的論文，我們就可以看到，人們在研究素質的結構時，從來就是把知識作為其中之一，稱之為知識素質，或者智力素質的一部分。例如，柳斌同志就曾指出：“當前我們提出的素質教育是與應試教育相對立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學文化和身體、心理、勞動技能素質，培養(yǎng)能力，發(fā)展個性為目的的教育。”[9]趙洪海認為，智力素質包括“文化、科技、技能等方面的素質。文化科學方面的素質在素質教育的整體結構中處居中心地位。”[10]在素質結構的研究中，“傳統(tǒng)派”的三分法把素質分成德、智、體三要素；四分法把素質分成德、智、體、美四要素；五分法把素質分成德、智、體、美、勞五要素。“深化派”的六分法把素質分成身體素質、政治素質、思想素質、道德素質、專業(yè)素質和心理素質六種；三分法把素質分成基本素質、超常素質、專能素質，其中基本素質包括精神素質、智能素質、文化素質等；二分法把素質分成相對素質和絕對素質，相對素質即專業(yè)素質。[11]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素質教育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教育、文化科學素質教育、身體素質教育、心理素質教育和審美素質教育。[12]不管哪一種分法，都把知識作為素質的一部分，沒有任何專業(yè)研究者將知識、文化排斥在素質教育的內容之外。
王先生認為在黨和國家最高機關頒發(fā)的、正式的政策文件中，找不到關于“改變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等等說法。但是我們找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監(jiān)獄的決定》，就提出要“改變課程過于強調學科體系、脫離時代和社會發(fā)展以及學生實際的狀況”。在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即國家教育部2001年6月7日發(fā)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就一再指出：“改變課程結構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改變課程結構過于強調學科本位、科目繁多和缺乏整合的現(xiàn)狀”，“改變課程內容‘繁、難、偏、舊’和過于注重書本知識的現(xiàn)狀”。1999年陳至立同志在教育部2000年年度工作會議上指出：“時代在發(fā)展，正在促使教育從傳統(tǒng)的傳授知識為主轉向培養(yǎng)學生學會學習和創(chuàng)造為主”。關于“知識只能是第二位的”，確實在黨和國家最高機關頒發(fā)的文件中找不到，但是也找不到“以知識為本”、“知識唯一”的說法呀！我們倒是在許多文件中找到了“健康第一”的說法，例如2001年5月29日發(fā)布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第20條就有這樣的規(guī)定。
四、應試教育是全面發(fā)展教育的一種具體形式嗎？
王先生認為我國中小學根本就不存在應試教育，他認為“有國家教育方針、國家課程計劃、整個教師隊伍、歷史傳統(tǒng)和一套運行機制等等作為保證，怎么能說成‘應試教育’呢？”這里，王先生在斷定中小學是否存在應試教育現(xiàn)象時，依據(jù)的不是客觀事實，而是猜想。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于各種原因，學生學習的直接目的就是升學，教師教學也是僅僅圍繞升學考試范圍來進行。師生之間以書本知識傳授、習題強化演練為中心而展開一切教學活動。我國中小學出現(xiàn)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xiàn)象。1979年以來，教育行政領導、教育實際工作者、學生、家長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都對此進行了廣泛的揭露和批評。這僅從《人民教育》1979年以來短短的幾年中揭露的事實就可以發(fā)現(xiàn)事情是多么的嚴重。
1979年5月5日，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同志就指出：“單純追求升學率，向學校布置升學指標，給升學率高的學校發(fā)獎金，對升學率低的或者沒有學生升學的學校給以不適當?shù)膲毫Φ茸龇?，是不合適的”。[13]連我國著名美學家、當時已83歲高齡的朱光潛先生也指出：“現(xiàn)在許多學校，尤其是小學，課程排得過分繁重……學生、老師和家長心里都擔憂的是考不出好成績而影響升學。于是增加作業(yè)，考試頻繁，造成學生負擔過重。”[14]《人民教育》于1979年第10期就發(fā)表短評《考試要適當》，文章指出：“當前，某些地區(qū)中小學考試頻繁，部分學生負擔過重，已經(jīng)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教育部副部長張承先同志于1980年8月4日在全國重點中學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指出：“當前中小學教育工作中出現(xiàn)了一些違背全面發(fā)展方針、違背教育規(guī)律、單純追求升學率的錯誤做法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忽視了德育和體育；第二，只抓少數(shù)學生，忽視大多數(shù)；第三，在教學工作中，忽視基礎知識的教學和基本技能的訓練，隨便改變教學計劃，高考不考的課程就不開，高考算分少的課程也不開，考什么突擊什么；第四，打亂正常的教學進度，為應付升學考試，高中兩年的課程，一年或一年半年就趕完，搞突擊復習，‘搞題海戰(zhàn)術’；第五，考試頻繁。”張先生還指出了這種做法的危害，最后指出：“為了保證全面發(fā)展的方針的貫徹，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改變當前中學教育中存在的單純追求升學率的一些不正確的做法”，并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措施。[15]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同志通過調查指出：“在調查中，還反映了這樣一些問題……片面追求升學率……只抓畢業(yè)班，放松了其他班級；只抓智育，放松了德育和體育；智育只抓應付高考的幾門功課，放松了其他功課。音樂、體、美都擠掉了，加上考試壓力大，一部分學生負擔過重，體質下降，知識面搞得很窄，不能不影響到教育質量的提高。”[16]連一位參加高考過后的學生也寫信反映：“今年的高考已經(jīng)過去了，回顧一下考前的情景，高考復習資料之多是令人驚嘆的。有不少地方編輯出版了各種高考復習資料，有不少地、市、縣教育部門或學校，為了適應‘需要’，也編印了一大批習題或試題。我從班里的同學那里看到，語文復習資料就有七、八種之多。”[17]另有教育醫(yī)務工作者反映：“三年級小學生李小紅，一放學就不停地寫呀算呀，天天搞得很晚。小剛前兩年也是個愛熬夜用功的學生。不料考上大學沒有多久，因神經(jīng)官能癥、體弱多病退學了。看來，學習負擔過重及睡眠不足，確實給青少年兒童的健康和學習帶來了嚴重危害。”[18]有老師反映，在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影響下，一些學生班干部也辭職了，因為“班委差事多，耽誤功課”，影響了高考成績。[19]《人民教育》1981年第5期登載了一位小學生家長的來信反映：
夜，時鐘當當敲了九下，我們九歲的孩子此刻還伏在燈下抄著生字。下午三點多，孩子放學回家，顧不得和小朋友稍玩一下會，就打開書包，攤開本子做作業(yè)了。今天老師布置的作業(yè)有：抄寫兩遍課文計600個字左右；抄寫64個生字，計128行，1024字；背誦第一單元到第五單元的語文復習提綱的問題和答語；做13道算術應用題……昨天，他還抄寫140行生字計1120個，做了10道應用題，完成語文復習提綱的擴詞142個，還要背誦語文課的部分章節(jié)。前天的作業(yè)數(shù)量基本也一樣……看孩子寫字寫得手也酸了，背也彎下去了，因為思想負擔過重，睡眠不足，食量減少，面色發(fā)黃，又因長時間在燈下讀書寫字，視力也減退了，凡此種種，莫不使人擔心，長期這樣下去實在不行啊！
同期評論員文章指出：“有些情況，較之本刊登載的這封家長來信所反映的問題，還要嚴重得多。”一位中學老師發(fā)出了“題海無邊，回頭是岸”的呼吁，指出：當前，不少學校在追求升學率的競賽中，增加課時，延長學習時間，上課拼命“灌”，趕進度，不重視理科實驗。在教學上搞“題海戰(zhàn)術”，頻繁地舉行測驗和名目繁多的考試，考題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出偏題、怪題，甚至猜題、押寶，以應付“高考的競賽”。該老師還詳細指出了這種做法的危害。[20]何東昌同志也指出：片面追求升學率“這種嚴重違背黨的教育方針、違背教育和教學規(guī)律的錯誤做法，對學生的健康成長危害極大”，提出要“全面貫徹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教育方針，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21]
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僅僅從《人民教育》上就可以看到片面追求升學率是多么的激烈，其危害是多么的嚴重！而且，這種情況是在我國的教育方針、全面發(fā)展教育理論指導之下出現(xiàn)的，幾十年以來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愈演愈烈?？梢?，王先生所說的教育方針、全面發(fā)展教育學說、課程計劃、歷史傳統(tǒng)等等一整套機制實際上并沒有阻止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改革教育體制的決定》的指導下，教育實際工作者和教育理論研究者們共同提出了素質教育的思想。“應試教育”不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基礎教育的否定，而是對其中暴露出的弊病的概括。
王先生認為教育方針、歷史傳統(tǒng)等等保證了我們的中小學不存在應試教育?？磥?，王先生對我國的歷史傳統(tǒng)也更加不關心。大凡懂一點中國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主要就是在科舉制度籠罩之下，一切圍繞科舉進行。廣大學子為了在科舉考試中順利通過，博得功名，不惜皓首窮經(jīng)，傾家蕩產，一直讀到老?？婆e教育的弊病，教育史學專家早有揭露，在此不再贅言。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學子魚貫而入考場參加科舉考試，放心地說道：“天下英雄，盡入吾觳中矣。”可見科舉考試是一種禁錮知識分子思想、維護統(tǒng)治、培養(yǎng)封建衛(wèi)道士的教育。舉世聞名的四大發(fā)明、四大名著等古代科技、文學藝術領域的杰出人物，就極少是科舉出身的。
當然，應試教育并非一無是處。因此，素質教育并非要全盤否定應試教育，其合理成分，素質教育是應該吸取的。但我們不應該因為應試教育中還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就主張保留“唯分數(shù)論”的應試教育。而王先生卻正是這樣。他在猜測實際中不存在應試教育后，又換一種說法，認為“應試和應試教育有什么不好？”他竟然把這個全國人民一致批判的單純追求升學率現(xiàn)象說成是“在我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全面發(fā)展教育的一種具體形式，也就是學生個人全面發(fā)展的一種具體形式”。他說：“兒童在游戲時特別喜歡別人考他們，他們十分關心并要求知道自己的成績以及在伙伴中所處的位置即名次。爭強好勝，這正是美好人性的表現(xiàn)之一，我們哪能一般地反對考試、應試和應試教育?”對此，我們相信，人和人之間有競爭，但同時也存在合作；競爭可能促成你獲得財富，但它并不承諾一定給你帶來幸福。如果我們連幸福都不要，那生活的意義該在何處追尋？讓我們繼續(xù)考察。在2001年5月9日發(fā)布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第25條指出：“改革考試內容和方法，小學成績評定應實行等級制；中學部分學科實行開卷考試，重視實驗操作能力考查。學校和教師不得公布學生考試成績和按考試結果排隊。”
王先生因為贊同應試教育，所以堅決反對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他說：“所謂‘轉軌’或轉變，則意味著人世間還有什么不是素質教育的教育，也意味著我們原來幾十年的教育，不是素質教育。”在王先生看來，我們幾十年來所實行的都是素質教育，不僅如此，人世間所有的教育都是素質教育，按照王先生的說法，既然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都是素質教育，那么我們現(xiàn)在哪還需要進行教育改革、課程改革呢？我們堅持原來的“素質教育”就好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等文件簡直是多余的了？！何況最好的教育只有一種模式嗎？對個體而言，是否存在一種具有普適性的最好的教育？我們永遠保持對它的質疑。
認為素質教育的對立面不是“應試教育”，而是“輕視教育、輕視知識、輕視人才”的思想。眾所周知，素質教育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礎教育面臨的“內憂外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一方面是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對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各行各業(yè)的數(shù)以千萬計的勞動者、創(chuàng)新人才），另一方面是我國的基礎教育卻陷在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怪圈之中，無法滿足這一需求。于是素質教育應運而生。
誠如顧明遠同志所指出，素質教育的提出是針對“應試教育”而來的，為什么要反對“應試教育”？這是因為“應試教育”不能培養(yǎng)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所需要的人才。[22]任何事物都是發(fā)展變化的，矛盾的雙方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我們不能用靜止的眼光看待事物。素質教育是作為應試教育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它們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關系。其統(tǒng)一性表現(xiàn)在應試教育可以走向素質教育，隨著二者的斗爭，力量的變化，應試教育中不合理的一面最終將消滅，其合理性的一面將被素質教育所吸收。戰(zhàn)勝了應試教育，吸收了應試教育中合理性部分后的素質教育，這時候已經(jīng)超越了與應試教育對立的地位，已經(jīng)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不僅僅是基礎教育要實行素質教育，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幼兒教育、成人教育等都要實行素質教育，素質教育已成為了新時期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走向全面發(fā)展教育理想的具體形式和實踐模式了。素質教育是繼承、豐富和發(fā)展了的、具有時代氣息的全面發(fā)展教育，這是順應時代的必然價值選擇。
王先生繼續(xù)他的推理：古今中外一切教育都是素質教育，沒有什么不追求提高素質的教育，哪有什么教育不是為了提高素質?素質教育實際上與教育是同義語。這就同義反復……沒有實質意義。同一概念而用兩個術語，也很難不生疑義、歧義……它本身并不具有必然良好的涵義……這個概念可以說是沒有具體內容的……即使提出一百個定義也無法否定從而也無法肯定。無論是誰也回答不出究竟什么是素質教育這個問題……真正能夠表達出我們講的素質教育的實質、具體內容和確定的意義的，就是全面發(fā)展教育……
如果從知識邏輯來講，“素質教育”和“教育”這兩個符號所指稱的對象完全同一，對此我同意王先生的這一觀點；但從歷史邏輯來看，“素質教育”這個符號在中國教育改革的語境下不僅蘊含了“為何”的意義而且凸顯其“何為”的價值。因此，筆者不敢茍同。不管王先生認為素質教育是名正言不順也好，應試教育是全面教育的一種具體形式也罷。我想，“回到事實本身”，讓教育世界中長期被遺忘的個體的“人” 凸顯其主體地位，通過教育成人功能的客觀化，從而實現(xiàn)教育的終極目的。這應該是我們教育人共同的追求。因為教育的真正對象是人，而不是知識。盡管我不輕視知識，但我將用生命去維護這一教育真理。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新生事物的發(fā)展。素質教育的理想已經(jīng)深入人心，并得到全社會的廣泛認同，任何人也不可能否定它的價值?，F(xiàn)在重要的是，我們做教育理論研究的，也應該到一線去看一看，走一走?；蛟S看一看，我們就會真的明白：我們的孩子確實需要一種不同于他（她）們目前不想要的這一種教育。
注釋：
[1]李嵐清.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J].人民教育，1994（7-8）.
[2]李嵐清.面向21世紀，開創(chuàng)基礎教育的新局面[J].人民教育， 1997（11）.
[3]國家教委.關于當前積極推進中小學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J].人民教育，1998（1）.
[4]陳至立.認真貫徹十五大精神，加快教育改革和發(fā)展步伐[J].人民教育，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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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員：周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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