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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謙：“夏代有無”之爭已成過去式

skysun000001 >《文史哲理論意識形態(tài)》

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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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伯謙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

通過多學科合作尤其是科學測年技術的應用，不僅可以確認夏代的相對年代乃至絕對年代，還可確定其大型聚落或城址的性質，甚至可能考察出某位夏王居住的都城。相信通過學科間的融合，將多重研究手段結合起來，夏朝的存在年代、活動地域、重大歷史事件，均有可能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

1940年前后，我在上小學之前，從大人們講的故事里了解到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事跡。讀書后，又得知大禹是夏代的第一個王，夏代傳了14代17個王，到桀時夏被湯滅掉。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聽了張政烺先生的先秦史課，開始知曉興起于20 世紀20 年代的疑古思潮，了解到有關夏代的歷史可能只是一個神話傳說的觀點。大學二年級分專業(yè)時，我被分到考古學專業(yè)，認識到考古學是通過古人留下的遺跡、遺物來研究歷史的，那么夏代有無的問題是否可以通過考古來確證呢？當時，鄒衡先生開商周考古課，很重要的一章就是夏文化探索。他提出，在判定某種文化的性質或族屬時，應做到考古遺存與歷史文獻在時間、地域、文化特征、文化關系等方面相互對應。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方法，在其后的相關研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96年，國家啟動“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要多學科聯(lián)合攻關，即是這一研究傳統(tǒng)的拓展。

夏商周斷代工程于2000年結項，至今己過去20年，但其研究成果影響深遠。工程的目標是制定有科學依據(jù)的夏、商、周歷史時期年表，圍繞這一目標共設置9個大的課題，內容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現(xiàn)代測年技術等，其中現(xiàn)代測年技術又包括常規(guī)物理、化學及核物理、化學等。

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guī)劃的大型都邑，開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制和王朝文明的先河。圖為二里頭遺址六號基址俯瞰圖資料圖片

九大課題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夏代年代學研究，下面又分設若干子課題，主要研究考古發(fā)掘的遺址，并對其年代進行測定。早期發(fā)掘的有河南登封王城崗、偃師二里頭、鞏義稍柴等，后來又增加了河南新密新砦、鄭州商城、堰師商城及陜西商州東龍山等地點。研究這些遺址，目的是尋找夏代遺存，力圖找到可以用來測年的含碳標本，例如木炭、獸骨、人骨、植物籽實等。其中，新砦一期城址、王城崗大城的發(fā)掘成果是突破性的。新碧遺址發(fā)掘出兩期城墻，早的一期屬河南龍山文化，根據(jù)出土陶器的類型學分析，相對年代略晚于王城崗龍山文化大城;后一期屬新砦期，與之同期的一批陶器，如子母口罐、乳足鼎、瓦足簋、鬶 ,盉等，帶有明顯東方文化色彩。王城崗大城復原面積約34.8萬平方米，是當時河南發(fā)掘的龍山文化城址中規(guī)模最大的，其始建年代屬安金槐先生王城崗龍山文化分期的第二期(龍山文化中晚期)。根據(jù)考古研究，王城崗大城所處位置與文獻推定的禹都“陽城”相對應。而在距王城崗大城不遠、東北方向戰(zhàn)國城址中出土的印有“陽城”、“陽城倉器”戳記的陶器，證明至遲到東周時，在王城崗一帶，存在被稱為“陽城”的城市，這是王城崗大城為禹都“陽城”的重要旁證。為獲知其確切年代，考古工作者采集了大量標本進行測年研究。根據(jù)測年結果，新砦一期遺存年代在公元前1870—前1785年范圍內，王城崗大城始建的王城崗龍山文化三期遺存年代在公元前2090—前2030年的范圍內，與從文獻推定的“羿浞代夏”之年（約公元前1870—前1720年）及禹建陽城時間（約公元前2070年）相符。

歷史文獻中有不少禹夏時期的天象記錄，其中有關于“禹時五星聚”、“仲康日食”的內容，還有專記夏代事跡的《夏小正》。根據(jù)天文學推算，這些記載所涉天文現(xiàn)象的年代亦均在夏代紀年范圍內。文獻記載、天文研究和碳十四測年結果三者若合符節(jié)，由此夏商周斷代工程認定，夏的開始之年為公元前2070年前后，有關夏的記載是可信的。

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有20多個單位、200多人參加，從文獻史料和考古發(fā)掘入手，運用現(xiàn)代科技手段得出的相關結論，是符合實際的，完全可以成立。然而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建成開放的一段時間內，居然又泛出關于“夏代有無”、“二里頭遺址是夏還是商也說不清楚”的疑問，反映出的問題非同小可。對于這些疑問，學術界有不同認識是正?，F(xiàn)象，但不應忽略夏代歷史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科學結論，同樣不應忽視歷史觀和研究方法是否科學的問題。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在夏代年代學研究上能夠取得上述成果，正是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又采用了科學研究方法的結果。

就歷史觀而言，我們一直堅持歷史是不斷發(fā)展的。司馬遷的《史記》將先秦正史由古及今地排列為《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這正是應用樸素唯物主義歷史觀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客觀記述。在商朝之前有一個夏朝是不可否認的，夏代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如何通過研究加以證實的問題。

青銅禮器的大量出現(xiàn)，是二里頭文化已經(jīng)進入國家文明階段的重要標志。圖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鼎。引自《中國考古學·夏商卷》

歷史流傳下來大量人類生活、生產(chǎn)實踐的記錄，這些記錄包括傳說甚至神話，文字出現(xiàn)后，增加了用文字記載的文獻，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揭示的物質遺存和精神遺存也是歷史記錄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歷史研究離不開大量的文獻記載、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實物資料以及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成果。誠然，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夏代文字，但考古出土的有關夏代遺跡、遺物同樣也是研究夏代歷史不可多得的材料。通過多學科合作尤其是科學測年技術的應用，不僅可以確認夏代的相對年代乃至絕對年代，還可確定其大型聚落或城址的性質，甚至可能考察出某位夏王居住的都城。通過出土陶器等遺物的比較研究，也可推出反映族際交往的文化關系，推出夏代社會發(fā)展的大體階段。相信通過學科間的融合，將多重研究手段結合起來，夏朝的存在年代、活動地域、重大歷史事件，均有可能呈現(xiàn)在公眾面前。

總之，通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系統(tǒng)研究，“夏代有無”之爭已成過去式。夏已經(jīng)進入國家文明，夏是早期中國一個重要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夏代是商代之前的一個朝代等論斷，已成共識。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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