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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信息】《世界歷史》2015年第2期。
【摘要】在西方學術界,一直具有重視思想史研究的傳統(tǒng)。通過對思想史研究學術史的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長久以來,雖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歐洲學術界重點研究的領域,但還沒有真正形成“歷史性”的考察。20世紀80年代,“劍橋學派”的興起才改變了這一研究范式。與此同時,以昆廷·斯金納和德國的考斯萊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又提出“概念史”這一新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學者們又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思想史的“國際轉向”。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對具體內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同時展開了對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和討論。而對這種學術史的梳理和反思將會有助于我們理解歐洲學術界研究范式不斷推陳出新的基礎和動力,以及重構思想史研究未來的取向與學術特性。
【關鍵詞】歐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轉換/學術路徑
【作者簡介】李宏圖,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重點研究課題“西歐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核心概念的形成與演進”(項目批準號:11JJD840008)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創(chuàng)新項目“當代歐洲思想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考察”(項目批準號:14ZS014)的階段性成果。
在西方學術界,一直具有重視思想史研究的傳統(tǒng),這不僅因為思想觀念是歷史的有機組成,而且還因為人們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行動過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觀念的制約,要在既定的原則和規(guī)范下進行,又不斷試圖進行超越,創(chuàng)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則。因此,如果說歷史是人們在既定的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下的一種能動性的實踐的話,那么,思想觀念也就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參與到這一歷史進程之中,并與社會和政治等要素建立起緊密的聯(lián)系。饒有意味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思想觀念本身也在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歷史。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歷史,就需要考察這些思想觀念,這也就是歐洲學術界為何一直重視思想史研究的內在原因。
通過對思想史研究學術史的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長久以來,雖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歐洲學術界重點研究的領域,但還沒有真正形成“歷史性”的考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直到80年代,“劍橋學派”的興起才改變了這一研究范式。“劍橋學派”這一新的研究范式也被學界稱為歷史語境主義,同時也將這場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轉型以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為名稱之為“斯金納式的革命”①。當然,作為一種思想史研究范式或一個學派,它經歷了約三十年的時間,并通過三代學人的努力才最終得以形成。
與此同時,斯金納自己也將這一“歷史性”的視野開拓成為另外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他說:“研究不斷變化著的概念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獨特的形式。如果我們希望去寫作這一類型歷史的話,我們就必須特別關注于我們用來描寫和評價如霍布斯所說的我們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雹谕瑸椤皠驅W派”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波科克教授也說,政治思想史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對穩(wěn)定的概念。③由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同時也在理論和方法論上推進了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其體現(xiàn)在:“概念史”研究通過吸收語言學和解釋學等學術資源,打破了原先的“觀念單元”式以及從思想家出發(fā)來進行思想史研究的學術范式。與以往那些思想史研究的反歷史性以及所體現(xiàn)的線性演進相比,“概念史”研究則注重從概念內涵的系譜出發(fā),進行?？率降摹爸R考古”。意圖充分辨析出在歷史演進過程中這些概念所呈現(xiàn)出的豐富內涵,展現(xiàn)其變化,進而達到解構既有的理解,重建人們的認知這一目的。誠如斯金納所說:“系譜學可以讓我們認知到這些概念在本質上的偶然與爭議,并明白我們不可能找出這些概念的本質或自然界限。若狀況如此,采取系譜學途徑更進一步的價值,就是讓我們在寫作時不再用當前習見,但可能是錯誤的方式,來分析概念。這也讓我們不要過于推崇這些概念當前主流的觀點,并把焦點放在這些概念從過去的爭論、辯論中發(fā)展出來的程度。我甚至會主張,這能讓我們后退一步,與目前的認知拉開距離,重新想想,目前我們看待重要道德與政治概念的方式,是否足以反映出其豐富的內涵?！雹?/span>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學術界,不單單是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提出了概念史研究。在歐洲大陸,以考斯萊克為代表的一些德國學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提出,并產生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由此呈現(xiàn)出思想史研究的德國風格。同樣,由于受到語言哲學的影響,到了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界遂有“語言轉向”這樣的正式提法。因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也就自然成為呼應這一轉向的具體體現(xiàn)。因為概念史研究范式的要旨就是借助于語言學理論,通過語義學的分析來研究影響社會和政治進程的概念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動與接受,從而揭示概念是社會和政治生活運轉的核心。⑤從此,在思想史研究中,對政治和社會中核心概念的研究成為主流。借用一位芬蘭學者的話說,思想史研究今后要“從觀念史轉向概念史”⑥。
當思想史研究在其自身內部展開更新,創(chuàng)造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時,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以及在社會觀念框架下對人們心態(tài)、觀念和情感研究的展開,現(xiàn)有的以經典性思想家為主導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也遭到了極大的沖擊。學術界一些學者開始質疑思想史研究,認為新文化史研究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或者說兩者可以合為一體,甚至也可用“社會文化史研究”來取代“思想史研究”這一稱謂。由此,法國歷史學家夏蒂埃才提出這一問題:是思想史還是文化史?同樣,歷史學家達恩頓也感嘆地表達道:在過去很多年間,思想史已經漸失昔日的風采,開始變得落魄了。面對這一沖擊,正如拉卡普拉等學者所說,在批判理論、解釋學、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思想史研究中,什么研究內容是切題的。同時,在思想史內部,社會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導向看來已經發(fā)生。在這種情況下,存在思想史特有的問題和方法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關系需要開始重新加以思考嗎?⑦面對歷史學科內部的學術競爭,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們并未放棄,而是選擇了堅守和創(chuàng)造。經過20年的發(fā)展,時至今日,學者們又驚異地發(fā)現(xiàn),原先輝煌至極的新文化史研究風頭漸失,思想史又重新恢復了它固有的迷人的魅力。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目前在歷史學專業(yè)各分支學科中,思想史正占據(jù)主導,幾乎達到了自鳴得意的狀態(tài)。⑧
在思想史研究又迎來一波新的高潮的過程中,除了繼續(xù)堅持原有的研究范式之外,學術界也在不斷開拓創(chuàng)新。其體現(xiàn)為一些學者開始提出思想史的“空間轉向”,并進行了饒有意義的學術實踐。其表現(xiàn)為兩個維度:一是重視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展開研究,打破原先的以“歐洲”或者“西方”等這一整體性的空間構想,更為關注歐洲各個國家與民族內部之間的不同特性。探討這些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語境對思想史研究所產生的影響,希冀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進路,或者說建構起了不同的“話語表達”體系。例如,由達里奧·卡斯蒂廖內和依安·漢普歇爾-蒙克主編的《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書,就是在“民族國家”的空間和特性下來理解歐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種學術系譜的。⑨“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也一再表達,“在探討‘自由’與‘國家’時,我將關注這些語匯在英語世界的論辯”⑩。也就是說,他將是在這一特定的英國文化空間中來探討這些概念的變遷。
思想史研究“空間轉向”的第二個層面就是,思想史正朝向“國際史”方向拓展,或思想史和全球史正日趨結合,目前這一取向已經十分鮮明。面對全球化的飛速發(fā)展,人員、知識與思想觀念的快速流動,勢必要求研究者打破原先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研究框架與思維定式,如英國思想史研究、法國思想史研究等;或者以文化特征為空間范圍的研究取向,如西方思想史研究等。而要從重要問題或基本概念入手,進行一種跨國家與跨文化單元的“空間轉向”,考察一些核心概念在不同空間的轉移中如何被理解,甚至被誤讀式的理解,從而被增添了新的含義,或者說進行了“再概念化”。一旦引入這樣的視角,就會發(fā)現(xiàn),思想史研究值得開拓與重新討論的內容也就異常豐富。如就研究主題而言,我們可以就“啟蒙運動”、“共和主義”思想進行一種空間性社會網絡(social-network)分析,從而重繪出思想的地圖;(11)就基本概念而言,當我們討論英國或歐洲工業(yè)革命時期的“工人”與“工人階級”這一概念的時候,常常總是以他們的歷史經驗來進行理解。但今天中國的工業(yè)化現(xiàn)實狀況告訴人們,理應用“農民工”這一獨特群體所形成的經驗來進行新的闡釋。可以設想,如果加入了中國的經驗,勢必會豐富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階級”這一概念的內涵。(12)再如,對于歐洲和中國而言,“革命”都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并且從概念史研究的意義上來說,沒有比“革命”這個概念充滿了歧義,更成為一個競爭性的概念。(13)正因為此,我們就需要在英國、法國、中國,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同的空間中展開研究,從全球史的視角來考察各個社會空間的人們如何理解這一概念,以及再概念化的。因此,可以說全球性的“空間轉向”將會迎來新的思想史研究成果迭出的新時期。在這一方面,國外思想史研究者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對“帝國”的思想史研究,特別是對“文明”和“野蠻”這兩個概念的考察。(14)同樣,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思想史家大衛(wèi)·阿蒂米奇對《獨立宣言》的全球史研究也是一則很好的示范,為此,他十分鮮明地表達道:“對于《獨立宣言》,每一代人都有自身時代的解讀。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獨立宣言》就需要全球史的解讀?！?15)
值得注意的是,對這一新的“全球史”學術取向,也有學者提出用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來定義。例如,大衛(wèi)·阿蒂米奇就是這一提法的首創(chuàng)者。他在《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一文中寫道:要超越或者高于民族和民族國家所界定的個別歷史,而朝向歷史書寫中一種名為“國際轉向”(international turn)的方向發(fā)展。由此,國際轉向借由關注比國家更大的地區(qū)而出現(xiàn)對空間概念產生興趣。如此大范圍的地區(qū)不受國家政治疆界的束縛,借由跨國管道與流通來聯(lián)系。因此,現(xiàn)在的空間可能是思想史的最后疆界。(16)當然也有些學者仍然堅持使用“全球思想史”這一概念。(17)在筆者看來,使用何種稱謂來表述并非問題之關鍵,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范式已經開始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正在不斷拓展自己的新“邊疆”。
實際上,目前的思想史研究的“空間轉向”正在向民族國家化和全球化兩種方向發(fā)展,前一種是在國家成長的維度下展開,而后一種則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思想觀念的跨國傳播、接受與流變。而這一轉向,相比于歷史學內部的其他學科而言,對于思想史研究來說所遇到的困難也許是更大。因為,如果人們接受著將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看作一種思想觀念性的“話語表達”的話,那么,如何將全球化與民族化進行協(xié)調,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并找到融通的方式將是異常困難的。正如《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書開篇所說,政治社會既塑造了自身的歷史,也書寫了自身的歷史。在現(xiàn)代世界中,政治社會與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活動的各共同體之間的相契合,賦予民族語境以一種特殊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它既決定了政治思想的角色以及對于它(政治思想史)的理解。因此,在這里,最緊要的問題不在于迥然有別的民族傳統(tǒng)對于政治思想史可能有什么貢獻,而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種共享的政治思想敘述和詮釋,這種共享的敘述和詮釋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被視為同一種政治話語。(18)這也就是說,無論從研究對象還是從歷史書寫的視角來看,如何在全球化中定位民族性,以及基于民族性和國家單元的立場又將由此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將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正是如此,在全球史的視野下展開在不同民族國家以及文化范圍內的基本概念的比較思想史研究將會是饒有意義的。
隨著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轉型,對一些主題的討論也在新近展開。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思想史學界開始對昆廷·斯金納所提出的“現(xiàn)代性”問題進行反思。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斯金納在其早期的成名作中提出的。1978年,斯金納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全書共分兩卷,第1卷為“文藝復興”,第2卷為“宗教改革的時代”。此書出版后,立刻獲致好評,一直以來被視為當代思想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可以說,無論從其研究內容還是“歷史語境”這一研究范式方面都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場“革命”。正是在這本書中,斯金納提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現(xiàn)代性”問題。
最初,斯金納應約為企鵝出版社撰寫一本關于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概述這樣的著作,時間為16世紀到19世紀初。但是,斯金納考慮到他對十八九世紀的思想演進不是特別熟悉,于是便轉向自己非常擅長的近代早期,具體為13世紀至16世紀,并且以這樣的書名來出版。此書出版后在獲致好評的同時,也引發(fā)了對其的批評,這種批評主要集中在書名“基礎”上。因為使用這樣的詞語很容易和當時美國哲學家羅蒂提出的“基礎主義”相混淆,導致人們認為,作者已為判斷什么是現(xiàn)代國家設定好了一種絕對性的標準,而這恰恰違背了“劍橋學派”所提倡的“歷史語境主義”的主旨。在批評中,斯金納沒有想到使用這一詞語所帶來如此的后果,盡管后來他也為自己進行了辯護,但還是坦陳不應該選用這個詞語。因此在1999年的意大利文的譯著中,這個詞就被更為確切地翻譯成“起源”(19)(origin)。其實,在斯金納看來,他的任務是要描寫“國家”這個概念是如何在現(xiàn)代世界中“起源、基礎、演變和發(fā)展的”(20),或者說是梳理“國家”概念是如何進入到現(xiàn)代西方世界的。現(xiàn)代國家的理論仍有待構想,而這個理論基礎現(xiàn)已完備。(21)所以,一些學者認為,斯金納在這本書中,是從歷史語義學出發(fā)研究“現(xiàn)代國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22)。
令人驚奇的是,很多研究者集中對斯金納所使用的“基礎”一詞進行批評,但對這一書中的“現(xiàn)代”以及斯金納所闡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卻沒有給予關注。直到2002年,斯金納在訪談中還對國家概念進入“現(xiàn)代西方世界”做出說明,并一再使用“現(xiàn)代西方”這樣的詞匯。他說:“我試圖確認那些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過使用這些概念,我們構建了現(xiàn)代(modern)西方宣布為合法化的各種理論,這就是我們在談及公民的各種義務和國家的各種權利時繼續(xù)使用的各種理論。我的著作第1卷集中于各種關于公民美德和自治的理論;第2卷集中于專制主義的興起和與之對立的自然權利理論的出現(xiàn)。我試圖表明,這些是我們現(xiàn)代(modern)西方著手構建國家理論的概念基礎?！?23)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例如,澳大利亞學者巴里·亨德斯教授就撰文質疑“現(xiàn)代”這樣的用法。(24)
如何理解斯金納所說的“現(xiàn)代”,其含義是什么?在2003年為紀念此書出版25周年而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有學者指出,傳統(tǒng)的政治科學對于成為現(xiàn)代性誕生基礎的國家概念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把現(xiàn)代性形成的時間定位在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這一時期。而斯金納這本書的創(chuàng)新之一,就是它打破了這種一向被公認為“現(xiàn)代之誕生”的時間界限,將此時間向前推移。因此,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是關于中世紀的,第1卷的最早時間是1085年;更為重要的是,它將歷史研究的重心從學界一直關注的諸如馬基雅維利、博丹、霍布斯等人轉到了在思想史研究中幾被忽視的一些“小人物”身上,如巴托雷斯、馬西略和但丁等。(25)
不僅如此,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其概念本身成為政治討論的中心等意義上,斯金納所考察的國家概念在朝向“現(xiàn)代”演進的歷史過程中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在此書中,通過對思想的歷史考察,斯金納提煉出了標志著國家概念所實現(xiàn)的現(xiàn)代轉變,或者說判定“現(xiàn)代國家”特性的四項內容。(26)如果說這是對實體性內容的考察的話,與此同時,斯金納還考察了對“國家”這一概念的使用,從而將研究轉向了對概念的歷史考察。
在贊譽之后,也有學者開始質疑和批評斯金納使用“現(xiàn)代”(或近代)作為書名,現(xiàn)代的含義究竟是什么?是對隱含的現(xiàn)代性的追求嗎?當我們說歐洲政治思想的現(xiàn)代性,特別是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所指稱的“現(xiàn)代”究竟意味著什么?誠如巴里·亨德斯教授所說,什么是政治思想,那么在這里,更應該問什么是現(xiàn)代政治思想;或者說,政治思想中的現(xiàn)代內涵是什么,政治思想中的現(xiàn)代性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斯金納所說的國家概念的現(xiàn)代轉變就是政治思想現(xiàn)代性的形成,兩者之間具有等同性。從歷史進程來看,顯然不應該完全一致。同時,巴里·亨德斯教授還指出,如果斯金納認為“國家統(tǒng)治的技藝”被看作是政治思想的現(xiàn)代內容的話,那么,如何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如“帝國”的空間中來進行討論。因為在歷史上,不同政治類型的國家,諸如“帝國”或者說“君主制國家”都成功地發(fā)展起了“國家統(tǒng)治的技藝”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因此,斯金納將其視作為“基礎”也就值得商榷,或者說至少是需要進一步完善。
從“空間轉向”的視角來重新思考的話,斯金納一直在談西方政治思想的現(xiàn)代世界,這樣就涉及另外一個問題,他是在特定的歷史時間和空間,也就是說,這是在以西方為歷史依據(jù)的考察中所得出的結論。這樣,西方政治思想中發(fā)展出的現(xiàn)代性是否作為現(xiàn)代性的標準適用于其他地區(qū),西方政治思想的現(xiàn)代性和非西方的現(xiàn)代性又能否等同一致。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政治空間中發(fā)展出了對政治的不同理解,顯然具有各種差異性,這與現(xiàn)代性究竟是什么關系。因此,當我們在反思斯金納所表述的“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提醒著我們自身,如何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甚至在競爭性的不同概念和群體中來理解政治思想的“現(xiàn)代性”。是局限在民族國家的空間中,還是需要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以及國家之間的互動中來考察每個民族和國家對政治的思考,從而提煉與概括出“現(xiàn)代性”的內涵。對此,正如有些思想史家所批評的那樣,斯金納所追溯的國家概念,以及對它的定義幾乎完全是從其內部的、國內的或內政的角色來考慮的,很明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尚未成為政治學或歷史分析的重要對象。(27)由此,政治思想現(xiàn)代性的邊界究竟在哪里?當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學術思考路徑。
另外,盡管斯金納使用了一些小人物的材料,但重點還在于像馬基雅維利、博丹、霍布斯等這些大思想家,他們都屬于政治精英。那么,普通民眾是如何討論國家概念的,他們的國家認同以及對國家概念的現(xiàn)代演進起了何種作用,這些在斯金納的這本書中都沒有得到體現(xiàn)。因此,現(xiàn)代國家形成就缺失了普通民眾這個重要的群體。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樣的國家概念的現(xiàn)代性表達只是一種精英的構建。因此,就現(xiàn)代性的形成是由多種力量博弈的產物而言,顯然這還不夠完整。
對此,同為“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的波考克給予了辯解性澄清。他說:他不太關心政治思想成為“現(xiàn)代”的時刻,也不關心不管以什么為題的“基礎”。他不曾介入——他覺得斯金納也沒有對“現(xiàn)代性”的追求和試圖解決這一問題,雖然他注意到意義發(fā)生變化的“現(xiàn)代”這個詞項被使用的若干歷史時刻。(28)斯金納自己也說道:在寫作這本書時,本想有個宏大的計劃,之所以放棄原先的計劃,是因為認識到,在政治思想中追溯所謂的現(xiàn)代性的興起,這一想法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問題。(29)所以,斯金納在之后所發(fā)表的一系列論著中都改變了提法,例如在2010年出版的論文集中,斯金納從系譜學的視角來考察主權國家這一問題,而不再是簡單地使用“現(xiàn)代國家”或“國家的現(xiàn)代性”這樣的表達。(30)
回顧“劍橋學派”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實際上這體現(xiàn)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一種取向,就是從思想史的維度來反思現(xiàn)代性的成長以及走向現(xiàn)代的歷史進程。如果從概念史的視角來看,就是著力從社會和政治核心概念入手來解釋歐洲現(xiàn)代性的要素,以及支撐其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基石。盡管這一研究需要在全球性范圍內來展開,但由于歐洲在現(xiàn)代性成長的時間序列中走在了前列,也率先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因此,目前學界已經從梳理和研究這樣一些概念入手來展開研究。
在歐洲現(xiàn)代性的成長中,市場一直是其重要的基礎,現(xiàn)代社會也就意味著在經濟層面上構建起了市場經濟體制,由此成為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yè)社會”。那么如何理解市場,是否如一些思想家所說的,這是一種自然和自發(fā)而形成的秩序,市場的運行會自動帶來公正。這些問題長久地伴隨著歐洲現(xiàn)代社會的成長,在學術界,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也都始終圍繞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歷史語境中的市場》一書將“市場”置于思想史的維度中來考察,“設法解答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市場的影響及相伴隨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各種規(guī)章和協(xié)調是如何被設想和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社會凝聚力和道德規(guī)范的思想史是如何影響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對市場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場的甚或批判市場的思想和實踐是以什么方式影響現(xiàn)代資本主義演進的?這本論文集轉換視角,不考慮制度前提或制度信任的問題,而是考慮思想、語言及孕育其中的非主流觀點,以此來推進有關市場所受影響的爭論”(31)。這樣的考察在研究主旨上打破了原先的國家和市場兩分的研究方法,而是將思想觀念引入作為另外一種市場形成的力量。通過思想史的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通常人們所說的自由市場經濟遠非自發(fā)形成,而是植根于一定的思想觀念之中,并在其不斷的博弈中形成不同的市場模式。因此,對“市場”這一概念的思想史研究,將會為人們展現(xiàn)出這一復雜的演進過程以及多樣性的市場特質,進而改變我們對“市場”這一社會經濟空間所持有的簡單與偏狹的理解。
在歐洲一些學者看來,從市場出發(fā),自然也涉及市場經濟與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政治秩序和政治結構既是形成市場特性的要素,又是市場安排和運行的制度性保證。并且,其中一個重要的基本問題就是要去解答:“商業(yè)統(tǒng)治是否比美德統(tǒng)治更有利于發(fā)展與保護自由呢?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會發(fā)現(xiàn)何種自由?商業(yè)、美德與自由是如何與政府形式,包括最重要的即最清晰地設置了財富—美德二分法的共和主義形式產生聯(lián)系的?”(32)由此,自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開始關注“共和主義”,直到今天,這一研究熱潮仍然方興未艾。在復興共和主義研究的一批學者中,應當首推“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展開了對共和主義思想的研究,特別是挖掘了英國革命時期的共和主義思想,這些研究成果相繼反映在他的一些著作中。(33)而斯金納對共和主義的研究不僅在學理上拓展和豐富了關于“自由”的含義,更為重要的是推動了思想史研究的“共和轉向”(34),不斷深化了人們對共和主義類型、內容和內在價值的理解。(35)
和思想史研究的空間轉向有關,在對現(xiàn)代性的研究中,一些學者也從社會空間的視角研究現(xiàn)代社會的形成。例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喬易斯撰寫的《自由的法則:自由主義與現(xiàn)代城市》一書,借鑒法國思想家?？玛P于“治理”的理論,作者希望討論和回答的問題是,流行于社會之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如何成為建構社會實體性內容的力量。在一個社會中,特別是在一個城市中,如何將思想觀念化為實踐,最終得到社會的普遍接受以及按照這一理念來進行治理,使得在這個社會建構起自由主義的空間體制。為此,作者并非從思想家的著作文本來對自由主義思想進行考察,相反,他是發(fā)揮出高度的想象力,將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研究的“文本”,選擇19世紀工業(yè)革命時期的倫敦和曼徹斯特兩座城市進行研究。進行這一考察的意義就在于,它實現(xiàn)了研究“文本”的轉換,這對思想史研究而言是一種新的開拓。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于,通過考察這一思想觀念變成為一種社會治理的理念以及對治理實踐各環(huán)節(jié)的細致研究,可以更為清晰地知曉,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是否存在,社會的空間如何在不同的力量博弈中被建構,從而可以更好地反思人們自身與這一空間的關系以及如何獲得一種“自由”。因此,對社會空間的研究也會是未來“空間轉向”考察的重要內容。(36)
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對具體內容的研究,另外伴隨著這些研究的同時也展開了對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這些新的學術動態(tài)自當引起我們的重視。這里介紹三本思想史研究的新書,也可以說是在三個不同的維度上對思想史理論和方法的思考。一是在2003年,眾多學者齊聚劍橋大學,舉行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出版25年學術研討會。其實,這不僅是在討論這本經典性的學術著作,而且是在重新反思“劍橋學派”的研究范式。二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wèi)·阿米蒂奇出版的《現(xiàn)代國際思想的基礎》一書。阿米蒂奇原在劍橋大學工作,也是“劍橋學派”的傳人,在該書中他不僅從國際性視角研究了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而且明確提出了“思想史的國際轉向”這一具有理論方法論標志的話語。第三本則是在2014年新近出版地匯集了眾多學者文章的論文集《重思歐洲思想史》,涉及觀念史、語境主義、概念史、思想史的國際轉向和全球思想史等內容。該文集不僅可以看作學者們對思想史研究理論和方法進行的集體性的嶄新思考,而且也為未來的思想史研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37)
注釋:
①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②昆廷·斯金納:《政治的視界:思考方法論》(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Regarding Method)第1卷,劍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頁。
?、蹌P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16頁。
?、芾ネⅰに菇鸺{:《政治價值的系譜》,中國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15頁。
?、堇ネⅰに菇鸺{:《政治的視界:思考方法論》第1卷,第180頁。對德國和其他國家概念史研究的介紹,詳見周保巍翻譯的《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以及張智翻譯的《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兩書均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⑥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88頁。
⑦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卡普蘭主編:《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⑧達琳·麥克馬洪、薩繆爾·莫恩主編:《重思歐洲思想史》(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徇_里奧·卡斯蒂廖內、依安·漢普歇爾-蒙克主編,周保巍譯:《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饫ネⅰに菇鸺{:《政治價值的系譜》,第15頁。
(11)約翰·蘭多夫(John Randolph)在題為《思想的空間和空間的思想》(“The Space of Intellect and the Intellect of Space”)一文中,列舉了一些研究主題來闡述思想史研究中的“空間”問題。參見達琳·M.麥克馬洪和薩繆爾·莫恩主編的《重思歐洲思想史》一書。
(12)在這一研究領域,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社會史研究所的馬塞勒·馮·德·林頓(Marcel von de Linden)教授就提出“全球勞工史”(Global Labour History)這一研究主題,希望在全球范圍內對“勞工”這一概念進行比較性研究。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這一選題屬于社會史范疇,但也可以看成是概念史研究的內容。
(13)例如,約翰·鄧恩就說:革命這一概念本身的某種深層特征,使得它甚至比絕大多數(shù)其他政治認識中的重要現(xiàn)代范疇更不穩(wěn)定且更具爭議。詳見特倫斯·鮑爾等著,朱進東譯《政治創(chuàng)新與概念變革》,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頁(注:此處譯文有修改)。也可參考特倫斯·鮑爾、詹姆斯·法爾、拉塞爾·L.漢森編:《政治創(chuàng)新與概念變革》(Terence Ball,James Farr and Russell L.Hanson,eds.,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頁。
(14)烏代·辛格·梅塔:《自由主義和帝國: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研究》(Uday Singh Mehta,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邁克爾·萊文:《約翰·密爾論文明和野蠻》(Michael Levin,J.S.Mill on Cililization and Barbarism),勞特里奇出版社2004年版;大衛(wèi)·阿米蒂奇:《英帝國觀念的起源》(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史蒂芬·豪編:《新帝國歷史讀本》(Stephen Howe,ed.,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勞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版;?？āつ沸蘧?《帝國和政治思想》(Sankar Muthu,ed.,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劍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5)大衛(wèi)·阿蒂米奇著,孫岳譯:《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7頁。
(16)陳正國主編:《思想史》第1輯,中國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21頁。
(17)例如,學者史茹提·卡皮拉(Shruti Kapila)提出“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參見達琳·M.麥克馬洪、薩繆爾·莫恩主編《重思歐洲思想史》。
(18)達里奧·卡斯蒂廖內、依安·漢普歇爾-蒙克主編,周保巍譯:《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3頁。
(19)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71頁。
(20)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71頁。
(21)昆廷·斯金納著,奚瑞森、亞方譯:《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508頁。
(22)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80頁。
(23)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胡傳勝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第70頁。
(24)巴里·亨德斯:《現(xiàn)代政治思想中的“國家”概念》(Barry Hindess:,The Concept of‘the State’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清華大學法學院2011年11月國際討論會論文集,未刊稿。
(25)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主編:《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Annabel Brett,James Tully and Holly Hamilton-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26)對“國家”的現(xiàn)代性內容的具體陳述,詳見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的“結語”部分,第495-508頁。
(27)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主編:《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219-220頁。
(28)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主編:《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41頁。
(29)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主編:《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236頁。
(30)亨特·卡勒莫、昆廷·斯金納主編:《主權國家概念的碎片化:一種競爭性概念中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Hent Kalmo and Quentin Skinner,eds.,Sovereignty in Fragment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nsted Concept),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在這本論文集中,開篇即是斯金納所寫的題為《主權國家:一種系譜的考察》(“The Sovereignty State:A Genealogy”)這篇文章;同樣,在臺灣所作的演講結集出版時也是冠名為《政治價值的系譜》,中國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2014年版。
(31)馬克·貝維爾、弗蘭克·特倫特曼主編,楊芳、盧少鵬譯:《歷史語境中的市場——現(xiàn)代世界的思想與政治》,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32)戴維·伍頓編,盛文沁、左敏譯:《共和主義、自由與商業(yè)社會:1649-1776》,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頁。
(33)昆廷·斯金納主編:《共和主義:一種共享的歐洲遺產》(Quentin Skinner,ed.,Republicanism: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馬基雅維里和共和主義》(Quentin Skinner,ed.,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劍橋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彌爾頓和共和主義》(Quentin Skinner,ed.,Milton and Republicanism),劍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他自己也撰寫了《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一書,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4)菲力普·佩蒂特:《共和主義:一種自由和政府的理論》(Philip Pettit,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Covernment),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35)西方學術界已出版較多學術價值很高的共和主義研究著作,例如:約翰·邁諾:《現(xiàn)代世界中的共和主義》(John Maynor,Republicanism in the Modern World),波利梯出版社2003年版;莫瑞佐·維約里:《共和主義》(Maurizio Viroli,Republicanism),希爾和王出版社2001年版;克勞德·尼古萊:《法國的共和主義觀念:1789-1924》(Claude Nicolet,I’idee republicaine en France,1789-1924),迦里瑪出版社1994年版。
(36)帕特里克·喬伊斯:《自由的法則:自由主義和現(xiàn)代城市》(Patrick Joyce,The Rule of Freedom: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沃索出版公司2003年版。類似對“公共空間”的研究還有如詹姆斯·馮·豪恩·邁爾頓的《啟蒙運動時期歐洲公共性的興起》(James Van Horn Melton: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在這一研究中,除了關注“公共空間”這一主題外,與此相關聯(lián)的另一主題就是“公共輿論”(Pubilic Opinion)“社交性”(Sociability)問題。從學術上來講,這些主題都值得我們重視。
(37)A.布雷特、詹姆斯·塔利、H.H.布利克利主編:《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大衛(wèi)·阿米蒂奇:《現(xiàn)代國際思想的基礎》(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劍橋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達琳·M.麥克馬洪、薩繆爾·莫恩主編:《重思歐洲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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