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董仲舒年譜”獻疑
孫景壇
作者提記：
當仁不讓于師。——孔子
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
周桂鈿先生是國內(nèi)董仲舒研究的大家，筆者研讀過他先后編制的兩個“董仲舒年譜”，即《董仲舒年譜考略》(1)與《董仲舒年譜簡編》(2)。必須承認，周先生對“董仲舒年譜”的許多問題，考證縝密，見解獨到，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些問題令人感到困惑，如：他在《簡編》中突然增加了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曾“回鄉(xiāng)教授講經(jīng)”，兩個“年譜”都不載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不系《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成書，《簡編》對《天人三策》是否為董仲舒的作品未考等。對此，筆者有疑惑，特提出向周先生求教。文中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 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是否曾“回鄉(xiāng)教授講經(jīng)”？
周先生在《簡編》中，破天荒地于漢景帝前五年下，寫道：“《史記·儒林（列）傳》：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剜l(xiāng)教授講經(jīng)講經(jīng)。”（3）他在與吳鋒合著的《董仲舒》一書中解釋說：“胡毋生在京城住了一段時間后，因為生活無聊，又無所事事 ……突發(fā)奇想：算了！回家去吧。 ……胡毋生匆匆地離京返鄉(xiāng)了。 ……董仲舒想想政治狀況、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偏向，再想想家里這幾十年來的狀況，便也坐不住那博士官位，等不得皇帝的任用。他也離開了京城，打道回府了。”（4）
應(yīng)當指出：盡管《簡編》是從《史記》切入話題的，《史記·儒林列傳·胡毋生傳》也的確說過：胡毋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但《史記》從未講過董仲舒曾“回鄉(xiāng)教授講經(jīng)”；《漢書》亦無，古今其他文獻均無，即便周先生本人，在其舊作《董仲舒年譜考略》中也無。
周先生為什么要在《簡編》中增董仲舒曾“回鄉(xiāng)教授講經(jīng)講經(jīng)”呢？筆者蠡測：他是為了維護“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周先生是理論界“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堅持者，此說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董仲舒既然在漢景帝時就是有名的儒學博士，為什么要在武帝初期再參加儒學博士考試？如，筆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論》（5）中，就質(zhì)問過這個問題。為了解決董仲舒二進考場的可能性，周先生這才仿公孫弘的先例，如《史記·平津侯傳》說：“丞相公孫弘者……建元元年……征以賢良為博士……乃病免歸。 ……元光五年……征儒士各對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認為董仲舒在景帝晚年曾“回鄉(xiāng)教授講經(jīng)”，以便讓他在武帝初年再出來對策。
這里有三點值得商榷。第一，公孫弘二進考場與董仲舒無可比性。公孫弘在武帝初期兩進考場，中途曾“歸鄉(xiāng)”，考的是兩個不同學科，授的是兩個不同的博士，第一次是百家博士，第二次是儒學博士，即貨真價實的雙學位；而董仲舒若兩進考場，考的是同一學科，同一學科、同一個人怎么能拿雙博士呢？
第二，“對即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班固在《漢書·董仲舒?zhèn)鳌分姓f：“對即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不敢給董仲舒再授博士。按漢代“詔賢良”對策的規(guī)定，第一名要先授博士，后任官。班固讓董仲舒先任官，不授博士，有違常理，這是怕露了董仲舒在同一學科授了兩個博士的馬腳！“以仲舒為江都相”，不能反證他參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學考試。因為江都相只是一個一般的官職，董仲舒是老儒學博士，給他一個江都相實是正常升遷，論資排輩也該當了。尤其是，田蚡在武帝初期任相后，一下子“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6），一般的文學儒者（非博士）幾乎都被擢用了，很難想像董仲舒不在其中。
第三，武帝征轅固生可旁證董仲舒未二進考場?！妒酚?#183;轅固生傳》載：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久之，病免。今上即位，復(fù)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嫉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余歲矣。”要知道，博士在中國古代是學銜，不是官銜，學銜終身可享。武帝連歸鄉(xiāng)已“九十余”的老儒學博士都想重新征用，怎么會讓年事不高的另一有名的儒學博士董仲舒在家逍遙，非要他二次對策才肯見用呢？
可見，周先生的董仲舒“回鄉(xiāng)教授講經(jīng)”說沒有可靠的歷史依據(jù)。
二、為什么不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
周先生在兩個《年譜》中，詳盡地系載了董仲舒時代的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尤其是與儒學有關(guān)的事件。但于武帝六年下，卻未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而且，他在《董學探微》（7）和《董仲舒》（8）二書中，對此均未置言。
應(yīng)當指出：田蚡在武帝六年“絀抑黃老，崇尚儒學”，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有明載。如《史記·儒林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武帝時期在尊儒問題上的一件非常重大事件，比“置《五經(jīng)》博士”還重要。武帝五年“置《五經(jīng)》博士”時，漢代還是“黃老之治”，儒學只是治國的輔助思想，而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則正式結(jié)束了“黃老之治”，使儒學成了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并使“五經(jīng)”博士考試成為現(xiàn)實。
周先生為什么在兩個《年譜》中都未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呢？筆者蠡測：他是在因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維護“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司馬光是中國古代“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正式泡制者，他在《通鑒》中認為：“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始作俑者班固，在《漢書》中將董仲舒的對策時間系在了武帝七年不妥，在武帝七年之后，在歷史上找不到“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實證。于是，司馬光大筆一揮，便將董仲舒對策的時間，由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司馬光試圖用武帝元年至六年的思想斗爭，尤其是武帝六年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來做“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實證。然而，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系到了武帝元年，遭到了古今理論界的質(zhì)疑，如“武帝元年未置《五經(jīng)》博士，何來董仲舒的儒學對策”等。周先生既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的堅持者，也是司馬光的崇拜者，他以司馬光的《獨樂園詩》為座右銘。（9）這里，他否定了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系于武帝元年的做法，卻堅持認為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實證。這值得商榷。
第一，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錚鐵史，很難否定。上文已引過《史記》，再以《漢書》為例，如《武帝紀》說：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儒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shù)。”《史記》與《漢書》在對這個問題的記載上，除在個別文字的用字上有別外，說法基本相同。
第二，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先按班固原來的說法去思考）是兩件事，不能混淆。二者：1、時間不同。前者的時間為武帝六年，后者為武帝七年；2、行為主體不同。前者的行為主體是田蚡，后者是董仲舒；3、性質(zhì)也不同。前者的的性質(zhì)屬正常的思想斗爭，后者本質(zhì)上是思想專制。（10）
第三，周先生必須要在漢武帝是否真的采納過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上作文章。漢武帝是否真采納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自身要有實證，即武帝采納的詔令，和執(zhí)行的結(jié)果。自身沒有實證，以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來頂替，就象一個人自已沒小孩，硬說另一人的孩子是他的，經(jīng)不起基因檢驗！
因此，周先生這種過分相信司馬光而不相信司馬遷、班固的做法欠妥。
三、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獄》的成書是否妥當？
周先生在兩個《年譜》”中，對董仲舒的一些零散作品不僅系之較詳，有的還做了認真的考證。如對《災(zāi)異之記》、建議“使關(guān)中益種宿麥”和“鹽鐵皆歸于民”等，但對《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二書的成書卻未系。
應(yīng)當指出，《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是董仲舒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其代表作。這兩部著作，還是研究董仲舒的思想與董子思想的社會實踐，最可靠、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獻。
周先生為什么在兩個“年譜”中都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獄》呢？筆者蠡測：他是為了維護“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說，有意抬高《天人三策》，貶抑《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因為周先生認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所有思想的提綱。”（11）這也值得商榷。
第一，《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確為董仲舒的重要作品。《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雖不見于《史記》，均見于《漢書·藝文志》，但《史記·儒林列傳》說“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chǎn)業(yè)，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閑，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為我們透露了董仲舒在晚年居家著述的信息。劉歆與班固對此都持肯定態(tài)度?！稘h書·董仲舒?zhèn)鳌愤€列舉過《春秋繁露》中的某些篇名，如《聞舉》、《玉杯》、《 蕃露》、《 清明》、《竹林》等，并說：“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這說明《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來路都是正的。
第二，《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理論價值遠比《天人三策》高。即使《天人三策》真是董仲舒的作品（下文將予以討論），也僅是三篇論文，在理論上沒什么大的新貢獻，而《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都是大部頭著作，且二書在理論上都有重要的突破。如《春秋繁露》提出過“三綱”學說，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公羊董仲舒治獄》提出了“誅心定罪”說，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法制理論，等。這是董仲舒研究一定要重視的問題。
第三，《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的社會影響也不可忽視。《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二書，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后世有廣泛影響?！豆蚨偈嬷为z》的主要影響在漢代，如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決淮南獄”，用的就是“誅心定罪”的思想；宋、明以后，國家倡導(dǎo)“婦女守節(jié)”等，即是以董仲舒的“三綱”思想為理論基礎(chǔ)的。舍《春秋繁露》與《公羊董仲舒治獄》，我們怎么全面、科學地評判董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
因此，周先生這種做法有點丟西瓜撿芝麻。
四、對《天人三策》的真?zhèn)挝纯?div style="height:15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