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原告資格與利害關系：臧金鳳訴碭山縣政府案）
行政訴訟制度之發(fā)端，終究是為了對每一個其自身權利受到侵害的個人提供法律保護?！缎姓V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guī)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本腕w現(xiàn)了這樣一種更加側重權利救濟的主觀訴訟性質。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看似將適格原告區(qū)分為兩大類，但事實上適用了一個相同的標準，這就是“利害關系”。通常情況下，行政行為的相對人總是有訴權的，因為一個不利行政行為給他造成的權利侵害之可能顯而易見。為了保證直接相對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訴權，而又不使這種訴權的行使“失控”， 法律才限定了一個“利害關系”的標準。所謂“利害關系”，也就是有可能受到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具體要考慮以下三個要素:是否存在一項權利;該權利是否屬于原告的主觀權利;該權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訴行政行為的侵害。
裁判要旨（共同原告：王薇訴市南區(qū)政府、青島市政府案）
設置共同訴訟的目的，固然有訴訟經濟的考慮，但同時更是基于法的安定。具體而言，不僅是為了回避對同一事件進行再度審理、判決，也是為了防止因再度審理作出與前次判決相矛盾的判決。正因如此，學理上將訴訟對象的合一確定理解為判決既判力的合-確定，即對于任一共同訴訟人作出的判決，其既判力也及于其他的共同訴訟人。
行政賠償之訴在訴訟類型上屬于一種給付之訴，與傳統(tǒng)的撤銷之訴有著本質不同。行政賠償之訴的目的是解決賠償與否以及賠償多少的問題，并不僅僅是為了撤銷一個違法的賠償決定。在事證清楚且裁判時機成熟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首先選擇對賠償問題作出具體裁判，而非一概交由賠償義務機關重新作出賠償決定。
裁判要旨（確定適格被告的依據(jù)：陳前生、張榮平訴金寨縣政府案）
在行政訴訟中，確定適格被告的依據(jù)是所謂法定主體原則，即:行政機關作出了被訴的那個行政行為，或者沒有作出被申請的行政行為，并且該機關在此范圍內能對爭議的標的進行處分。通常情況下，法定主體原則具體包括這樣兩個要件:第一，誰行為，誰為被告:第二，行為者，能為處分。以行政協(xié)議之訴而言，所謂“誰行為”，就是指誰是行政協(xié)議的相對方; “能處分”，就是指該相對方有能力履行協(xié)議所約定的給付義務。
盡管行政協(xié)議在性質上仍然屬于一種行政行為，在主體、標的以及目標等方面與民事合同多有不同，但它的確是一種“最少公法色彩、最多私法色彩”的新型行政行為。與民事合同類似，行政協(xié)議同樣是一種合同，同樣基于雙方或者多方當事人的意思合致，同樣具有合同當事人地位平等以及非強制性等特點。正是基于這種類似性，在行政協(xié)議訴訟中“可以適用不違反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強制性規(guī)定的民事法律規(guī)范”。
合同相對性原則，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fā)生法律約束力，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合同的相對方提出請求或者提起訴訟，而不能向合同相對方以外的其他主體主張。同理，行政協(xié)議的一方當事人針對協(xié)議提起訴訟，只能以協(xié)議的相對方為被告，以協(xié)議相對方以外的其他主體為被告提起訴訟，是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的違反，也是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違背。
裁判要旨（形式上適格與實質性適格：李春山訴懷遠縣政府案）
在行政訴訟中，被告適格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形式上適格，亦即《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guī)定的“有明確的被告”。所謂“有明確的被告”，是指起訴狀指向了具體的、特定的被訴行政機關。但“明確”不代表“正確”，因此被告適格的第二層含義則是實質性適格，也就是《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又按照《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的規(guī)定， 提起訴訟應當“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jù)”，這里的“事實根據(jù)”就包括被告“作出行政行為”的相關事實根據(jù)。
裁判要旨（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蘆保家訴朝陽區(qū)政府、北京市政府案）
在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情況下，審理的焦點通常仍會指向原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這是因為維持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決定并沒有施與當事人新的權利義務，可能對當事人合法權益造成侵害的，實質上仍是原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人民法院對于復議決定的審查也側重于復議程序是否合法，這是由復議決定和原行政行為的統(tǒng)一性所決定的。 對于復議決定實體合法性的審查已經包括在對于原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審查當中。
《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規(guī)定:“復議機關與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對復議決定和原行政行為一并作出裁判?！北緱l所指的情形主要限于實體裁判，比如，判決原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則同時判決撤銷維持原行政行為或駁回復議申請的復議決定。駁回起訴則是對全案起訴的駁回，既包括駁回原告針對原行政行為的起訴，也包括駁回針對復議決定的起訴。
裁判要旨（第三人輔助參加與原告舉證責任：劉成運訴慶云縣政府案）
行政訴訟第三人制度的性質是“訴訟參加”，設立這一制度不僅是對利害關系人權利的尊重和維護，也有利于增強判決的確定性和穩(wěn)定性，減少訴訟周折，從而實現(xiàn)訴訟的最佳效益。與被訴行政行為有關的其他行政機關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通常屬于一種單純輔助參加，尤其在涉及批準行為、前置行為、輔助行為、行政合同以及超越職權的案件中，允許其他行政機關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對于查明案件事實、分清法律責任，更具有積極意義。
在行政訴訟中，被告適格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形式上適格，也就是《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guī)定的“有明確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條規(guī)定的關于適格被告的各款規(guī)定。形式上適格屬于法定起訴條件的范疇，不符合這些規(guī)定的，應當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后裁定駁回起訴。二是實質性適格，它是指被訴的行政機關作出了被訴的那個行政行為，并且該機關在此范圍內能對案涉標的進行處分。實質性適格問題相對復雜，通常需要通過實體審理查明，如果通過實體審理確實不構成實質性適格，則以理由不具備為由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當然，也不排除在特別明顯地不具備實質性適格的情況下，在進入實體審理之前即以起訴不符合法定條件為由裁定駁回起訴。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雖然規(guī)定，“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jù)和所依據(jù)的規(guī)范性文件”，但這不是說，行政訴訟中的所有待證事實都要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對于指控的行政行為是否存在該行政行為是否由被告實施顯然應當由原告舉證證明，這屬于原告賴指控行政機關作出了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的事實根據(jù)，也屬于訴訟請求能夠成立的實質理由，并非將行政行為違法的舉證責任轉嫁給原告一方。同理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應當對行政行為造成的損害提供證據(jù)也已為《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所明文規(guī)定。
行政訴訟的第二審程序并非完全是“以的一審代替原一審”，第二審程序中實行言詞審理，主要限于“提出新的事實、證據(jù)或者理由的情形，而且，在第二審程序中提出“新的據(jù)”也并非不加任何限制主要應當限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五十二條規(guī)定的三種證據(jù)，即:在一審程序中應當準予延期提供而未獲準許的證據(jù)；當事人在一審程序中依法申請調取而未獲準許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審程序中取的證據(jù)；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舉證期限屆滿后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
裁判要旨（提出新的訴訟請求：侯春明訴離石區(qū)政府案）
所謂“提出新的訴訟請求”，通常是指在不變更訴訟請求同一性的前提下追加或者變更訴訟請求的申請。例如，針對被告作出的同一個行政行為，在原來提出的撤銷請求的基礎上追加賠償請求、將原來提出的撤銷請求變更為確認違法請求或者只是單純對于請求金額作出增減。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具體的請求發(fā)生了變化，但請求的基礎并未發(fā)生變更，因而可以在一個訴訟程序內審理新請求，舊請求的訴訟資料或證據(jù)資料可以被用于新請求的審理。
在訴訟過程中被告對原告作出新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盡管可以將新舊行為合并審理，但卻不是通過原告在同一個訴訟中“提出新的訴訟請求”，而須原告首先針對新的體行政行為另案提起訴訟再由人民法院斟酌是否適宜合并審理。沒有另案提起訴訟固有缺陷但如果基本符合合并審理的其他要件，被告對此亦沒有提出異議的并無予以糾正的必要。
根據(jù)《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的規(guī)定，將案件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受到嚴格限制。必須裁定撤銷原判決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的，僅限于“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即使“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的”，也不是必須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第二審人民法院也可以自己“查清事實后改判”。而且，法律還強調，“原審人民法院對發(fā)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后，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fā)回重審。
《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關于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的規(guī)定，針對的基本是案件仍需要重新作出實體判決的情形，如果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實體判決后，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不應當受理，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的規(guī)定，在撤銷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的同時既可以發(fā)回重審，也可以徑行駁回起訴。
裁判要旨（事實根據(jù)：楊學奎訴津南區(qū)、咸水沽鎮(zhèn)政府案）
所謂“事實根據(jù)”，是指一種“原因事實”，也就是能使訴訟標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識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實。通俗地說，是指至少能夠證明所爭議的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客觀存在。例如，如果請求撤銷一個行政決定，就要附具該行政定；如果起訴一個事實行為，則要初步證明是被告實施了所指控的事實行為。
如果案件屬于共同訴訟，數(shù)個被告中既包括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又包括低于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機關，則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管轄權轉移是人民法院將本由自己管轄案件移交給原本沒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審理，管轄移送則是人民法院將不屬于自己管轄的案件移送到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審理。
裁判要旨（管轄與移送管轄：童傳霞訴安徽省發(fā)改委、安徽省政府案）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的規(guī)定，“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確定案件的級別管轄。”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二條確實對移送管轄作出了規(guī)定，根據(jù)該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發(fā)現(xiàn)受理的案件不屬于本院管轄的，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據(jù)此，移送管轄的前提是案件已經受理。在立案階段即發(fā)現(xiàn)案件不屬于該院管轄可以徑行裁定不予立案。
裁判要旨（起訴時機不成熟：王守保訴宣城市政府案）
過于遲延地請求法律救濟將不受到法律的保護。在有些情況下，過早地請求法律救濟，同樣不被法律所允許。按照成熟原則，行政程序必須發(fā)展到適宜由法院處理的階段才算成熟，才能允許進行司法審查。起訴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就是如此。如果法定履行職責的期限未屆滿就提起訴訟，就屬于起訴時機不成熟，人民法院應當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駁回起訴。
《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規(guī)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緊急情況下請求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不履行的，行政復議申請期限不受前款規(guī)定的限制?！北究钜?guī)定的“緊急情況”，通常強調的是時間緊迫、事項重大而且錯過了這個時間就不可逆轉或者損失不可彌補的情形。例如考試的緊迫性、人身救助需要、參加有時間限制的活動等。
編者按：李廣宇，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分黨組副書記、第一副庭長，一級高級法官，全國審判業(yè)務專家。先后就讀于河北大學、北京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歷任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行政審判庭庭長兼賠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長期擔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全程參與行政訴訟法修改，主持起草關于適用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行政裁判文書樣式等重要司法解釋和司法文件，主持發(fā)布最高人民法院系列十大行政案例。出版《新行政訴訟法逐條注釋》《政府信息公開司法解釋讀本》等法學專著多部。倡導并實踐“對話式”裁判文書，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廣泛關注。
原文載《如何裁判行政案件》，李廣宇著，法律出版社，2018年1月第2版。
整理：蘇州市公安局信訪處“不念，不往”、“詩心竹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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