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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互聯(lián)網在經濟領域的深入影響以及經濟結構的深入調整,勞動者與企業(yè)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當如何定性,是新形勢下處理勞動爭議案件,尤其是解決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案件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重慶部分法院結合近年來審理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案件的體會,向勞動者支出四招,幫助勞動者知曉如何通過司法途徑實現權利“自助”。
1、“網紅”主播與經紀公司
李某與某公司簽訂《藝人獨家合作協(xié)議》,約定李某成為某公司的獨家簽約藝人。之后,李某通過某公司推薦在第三方直播平臺從事網絡直播活動,其直播地點、內容、時長等均不固定,收入主要是通過網絡直播吸引網絡粉絲在網絡上購買虛擬禮物后的贈予。直播平臺根據與李某、某公司的約定將收益扣除部分后轉賬給某公司。某公司根據與李某的約定將收益扣除部分后轉賬給李某,轉賬時間和金額均不固定,有些轉賬名目上載明為工資。履約過程中,李某以未足額支付工資為由要求解除合同,經仲裁無果,訴至重慶市江北區(qū)人民法院,請求確認其與某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并據此主張經濟補償金等。
重慶市江北區(qū)法院經審理認為,主播與經紀公司并無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也無勞動關系性質的經濟、人身依附性,因此駁回了李某的訴訟請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訴。重慶一中院二審認為,雖然雙方約定了保底工資,某公司對李某也有一定程度的管理行為,但從李某直播行為的自主性、主要收入來源以及某公司經營范圍等方面綜合分析,李某與某公司之間不具有勞動關系成立的一般特征,更多的是以互利互惠為目的的商務合作關系。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本案二審承辦法官劉潤荔介紹說,這是一起時下熱門的“網紅”主播與經紀公司之間的勞企糾紛。本案中,主播可以自行決定工作時間、地點、內容,其收入主要來源于粉絲“打賞”,經紀公司并不直接以直播作品獲取收益,而是將主播推薦給第三方直播平臺,從平臺收取約定比例的提成。雙方訂立的合同不僅包含類似勞動合同的條款(如保底薪酬、最低工作時限、直播管理規(guī)則等),還雜糅著居間、行紀、委托關系等約定。對這種較復雜的混合型法律關系,法院首先會通過審查雙方訂立合同時的目的進行認定。如果雙方以商務合作互利互惠為旨,則企業(yè)應當盡量避免對主播的直播活動、內容考核及勞動紀律等方面進行具體的管理與監(jiān)督,否則即使簽訂合作合同也可能被認定為勞動關系。主播也應明確自己從事直播活動的本意,如果是以建立勞動關系為目的的,則應要求與企業(yè)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
2、送餐騎手與“互聯(lián)網+”公司
2017年6月,被告某餐飲公司(甲方)與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乙方)簽訂《合作協(xié)議》,約定甲方授權乙方在重慶市長壽區(qū)經營“吃吧”蜂鳥配送業(yè)務；乙方員工在送餐過程中出現的任何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擔；2017年10月起,乙方員工工資由甲方代發(fā)。后原告李某與第三人簽訂《勞務承攬協(xié)議》,約定李某為該公司提供餐飲配送工作,報酬為送單提成,每單提成5元,沒有底薪,李某自帶交通工具送餐。
李某稱,工作中其通過手機登錄“吃吧”APP平臺接收訂單。接單、取單、送單的工作流程都是通過該軟件操作完成,接單后可以自行取單、送單,亦可交由他人代為完成,如遇中班和晚班需到被告辦公場所參加早會接受安全教育。李某2017年9月至11月的報酬均由被告通過銀行轉賬支付。2017年11月,李某在送餐途中摔倒致傷后經仲裁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其與被告至今存在勞動關系。
重慶市長壽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雖然李某每天通過手機軟件登錄平臺點擊上下班,并通過該網絡平臺接單、取單、送單,但李某主要工作為送餐服務,無須到被告辦公場所上下班；被告對李某等騎手安全教育、服務態(tài)度標準等要求也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規(guī)章制度；李某自帶交通工具,被告按單支付提成給李某,報酬沒有底薪,而是根據送餐數量多少確定。由此可見,原、被告之間不符合建立勞動關系的特征,遂判決駁回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判決后,各方均未上訴。
■法官說法
本案一審承辦法官鄧爽介紹,互聯(lián)網時代下,新興用工關系層出不窮,本案所涉網約送餐騎手與“互聯(lián)網+”企業(yè)糾紛就是新類型勞動爭議案件之一。本案中,區(qū)別于其他勞動爭議案件,對于李某與被告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審查重點在于勞動報酬是如何約定的,該約定直接關系到雙方法律關系性質的判斷。我國勞動法第四十八條規(guī)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而被告與第三人系根據雙方的《合作協(xié)議》結算被告應支付第三人的費用,該費用的多寡則需看第三人與李某等騎手之間的約定。從《勞務承攬協(xié)議》可知,原告與第三人的報酬計算方式是“按單提成、沒有底薪”,這一約定明顯與最低工資報酬的強制性規(guī)定相悖,不符合勞動關系的實質要件。因此,從這個角度分析,本案不應認定原、被告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3、掛靠人員與被掛靠企業(yè)
2013年4月,被告某水電公司(甲方)與原告謝某(乙方)簽訂《項目掛靠合同》,約定:甲方同意乙方將自行承攬的某項目二期二標段建筑安裝工程掛靠在甲方名下施工；掛靠期間,乙方作為該項目的承包人和實際施工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謝某自述,其系由時任被告副總經理的哥哥謝某以公司名義招到案涉工程擔任項目經理,具體工作內容由謝某安排,工資待遇由謝某確定。被告自2012年7月至今一直為謝某繳納社會保險費。謝某的二級建造師信息查詢詳單顯示其工作單位為被告。2018年3月,謝某以被告拖欠工資等為由提出解除勞動關系。后經仲裁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資等。
重慶市渝北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雖然原告自認系謝某招聘到案涉工程擔任項目經理,具體工作由謝某安排,工資待遇也由謝某確定,但基于原、被告之間的特殊掛靠關系,不能認定原告所稱的謝某的行為代表被告,也不能認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勞動,并接受被告的勞動管理。雖然原告的社會保險費由被告繳納,二級建造師信息查詢的工作單位也為被告,但仍不足以證明原、被告之間存在勞動關系。遂判決駁回謝某的訴訟請求。謝某不服上訴,重慶一中院經審理,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法官說法
本案二審跟案法官助理黃靈攀介紹,根據我國勞動合同法第七條之規(guī)定,確認勞動關系的主要標準之一是勞動者實際提供勞動,而對于是否存在用工事實這一實質要件的審查就建筑領域勞動關系的認定來說尤為重要。在建筑行業(yè),勞動者和企業(yè)基于各自目的,雙方可能會簽訂勞動合同,企業(yè)可能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但是,在這些形式表象之下,法院應重點判斷勞動者是否為企業(yè)提供了勞動關系意義下的勞動。如果勞動者所謂的“勞動”實際上是基于非法轉包、違法分包等履行的施工行為,那么雙方的法律關系不宜認定為勞動關系。
4、務工人員與建筑用工單位
某公司將工程勞務分包給自然人練某,由練某自行組織班組施工。胡某經介紹到該工地做工時受傷,住院治療數日。出院后,為獲得工傷認定和工傷賠償,胡某向重慶市北碚區(qū)勞動人事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確認其與某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申請被裁決駁回后,胡某向重慶市北碚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其與某公司在胡某受傷之日存在勞動關系。
重慶市北碚區(qū)法院經審理認為,胡某申請的兩名工友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能夠證明胡某受傷時系在涉案工地做工,但胡某未能舉證證明練某的用工系某公司的職務行為,因此判決駁回了胡某的訴訟請求。胡某不服,上訴至重慶一中院。二審法院認為,胡某舉示的證據僅能證實其在某公司承建工程的工地做工時受傷,不能證明某公司的規(guī)章制度適用于胡某,并對胡某進行勞動管理,故不能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本案二審審判長陳孟瓊介紹,建筑工程中存在發(fā)包人將工程非法轉包或者違法分包給不具備建筑施工資質的自然人,即所謂的“包工頭”,并由他們自行組建施工班組,雇請人員做工。當此類務工人員做工受傷希望獲得工傷賠付時,通常以向司法機關主張確認與施工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作為尋求救濟的第一步。但一來這類訴訟勞動者舉證困難勝訴不易,二來建筑工地上的用工關系往往并不符合勞動關系的實質要件,法院一般不會支持。事實上,法律對此種用工行為已有區(qū)別于傳統(tǒng)工傷認定的特殊擬制規(guī)定,在特定領域中不再將確認勞動關系作為認定工傷的前提條件。比如,本案中做工的傷者,即使與建筑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勞動者也可直接要求建筑公司就其勞動報酬及工傷保險待遇損失承擔用工主體責任,這是國家為最大限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所作的特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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