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三國演義》
三國故事自晚唐時即已開始流傳于民間，至宋時尤盛，金元雜劇中亦多演繹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學者發(fā)現(xiàn)了元刊《三國志平話》，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后來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基本輪廓。經(jīng)過前輩學者的研究，《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過程基本上為人們所了解：即它是在民間的三國故事、戲劇以及正史資料的基礎上經(jīng)過羅貫中的整理、加工而成。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大概是一個不太得志的下層文人。《三國志通俗演義》現(xiàn)存最早版本是嘉靖本，以后各種本子都是在其基礎上加以更動。明末時出現(xiàn)了一個所謂的“李卓吾評本”，將嘉靖本的回目予以合并，并加入批語。清代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岡父子則對此書加以整理，刪掉了原來的評語后自行加批；其次又對該書的文字和情節(jié)都作了一些更動，這使原書的藝術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題亦偏離原著，比如歷史宿命感、歷史循環(huán)論與正統(tǒng)觀念的加強，對“忠”這一君臣倫理的宣揚蓋過原書對“義”的強調(diào)。
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長期以來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比如封建正統(tǒng)說、擁劉反曹說等。這些說法都從各個不同的側面發(fā)掘了這部小說的思想內(nèi)涵。但是縱觀全書，小說中除了對正、邪的截然區(qū)分，對忠、義等倫理價值的宣揚之外，實在很難說還有什么集中的主題思想。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主要是描述了一個歷史過程中的風云變幻，反映了政治與軍事斗爭中的波譎云詭，從一個更高的立場來表達對歷史滄桑的詠嘆。書中最為吸引人的部分也都是對政治軍事謀略鋪排描寫，和對智慧與勇敢類型人物的集中塑造。比如對赤壁之戰(zhàn)的描寫即體現(xiàn)出很高的敘事技巧（可參看林庚先生《中國文學簡史》中的分析），對諸葛亮、趙云、關羽、曹操、周瑜等人物的塑造也十分成功。但書中對許多小規(guī)模戰(zhàn)爭或戰(zhàn)斗的描寫卻之失簡單和草率，對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有臉譜化、平面化的傾向，某些人物性格特征則有夸張過頭的嫌疑。對此，已有許多學者指出，不必贅述。
明代文學--《水滸傳》
《水滸傳》成書的情形有類于《三國演義》。北宋末年發(fā)生了以宋江為首的武裝起義，雖然起義最終被鎮(zhèn)壓下去，但關于這次起義的各種傳說卻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到宋元之間的《大宋宣和遺事》中已經(jīng)具備一個后來水滸故事的輪廓。元代戲曲中數(shù)量眾多的水滸戲說明這一時期水滸故事日趨發(fā)達。到元末明初先由羅貫中將傳說、戲曲中的水滸故事綜合、加工成一個本子，其后施耐庵對這個本子加以完善而成《水滸傳》。《水滸傳》的版本大致可以分為繁本和簡本兩個系統(tǒng)，現(xiàn)在一般認為繁本先出。此系統(tǒng)中所知之最早版本是《忠義水滸傳》一百卷；其次則有嘉靖間郭勛所刻百回本?，F(xiàn)存較完整的百回本則有天都外臣序本。繁本中還有一種袁無涯所刻一百二十回本，但內(nèi)容有所增飾。明末金圣嘆又將繁本刪削成一個七十回本，保留了最精彩部分，成為最流行的一個本子（以上參考章培恒主編《中國文學史》）。
《水滸傳》是一部表現(xiàn)一百零八位好漢聚義梁山、替天行道的英雄傳奇。這些人走上反抗道路的共同原因在于官府的黑暗，所以他們反抗的對象也主要在于權豪勢要。其次，梁山好漢聚義的一個共同基礎還在于俠義精神的感召，這便使梁山的英雄群體具有一種強烈的精神魅力。另外，替天行道的主張也體現(xiàn)著黑暗政治中一種行動理想，并為他們的反抗提供了合法性。而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反抗方式與最終的招安結局固然說明了這種反抗的不徹底性，同時也表明了一種敘事策略（為了小說能夠順利地流傳）。這部小說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歷來受人稱道：首先，是其敘事及結構之精妙，對此金圣嘆在其《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有精辟闡說；其次，是書中眾多英雄性格的成功塑造，正所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zhì)，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第三，是小說強烈的情節(jié)性，讓人在閱讀中獲得欲罷不能而又痛快淋漓的審美感受；第四，是小說的語言生動活潑，極具表現(xiàn)力，堪稱古典白話小說中的一個典范。當然，這部小說在結構上不夠渾融緊密，各個不同人物的經(jīng)歷在小說中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tài)，不過對于早期長篇小說來說，這種缺陷似乎是難免的。
明代文學--《西游記》
《西游記》跟《水滸傳》一樣，也是在歷史與傳說的基礎上經(jīng)文人編撰而成。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取經(jīng)乃實有其事，后來玄奘弟子根據(jù)其口述先后撰成《大唐西域記》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兩部傳記作品。此后關于取經(jīng)的傳說開始在民間流傳，大約晚唐五代時期出現(xiàn)了《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一書（關于此書的成書時代有不同看法，此處取李時人、蔡鏡浩說），此書已初具《西游記》輪廓。到宋元時期又出現(xiàn)了許多與取經(jīng)故事有關的戲曲。至元末明初則出現(xiàn)了比較完整的《西游記》一書（取魯迅、孫楷第先生之說），但此書僅有片段佚文保存在《永樂大典》中?！段饔斡洝返陌姹玖鱾髑樾伪容^復雜，若概而言之則有：明代金陵世德堂刊本（為現(xiàn)存最早刊本）及李卓吾評本——此二本均無“陳光蕊赴任逢災”一回；至清人刊《西游證道書》一百回，乃增第九回，遂成定本。關于此書作者，先有邱處機之說，后有吳承恩之說，然后說亦迭遭質(zhì)疑，其作者歸屬竟成懸案。（以上參考史鐵良《明代文學研究》一書）
關于《西游記》的思想主題，長期以來歧說并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部小說內(nèi)涵之豐富性。諸說之中似以游戲之說出現(xiàn)較早、亦更切近題旨。清人焦循《劇說》中云：“此特射陽游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秘訣，亦鑿矣?！濒斞赶壬铣衅湔f，更進一步指明游戲之中又兼以譏諷當時之世態(tài)（以上參考史鐵良《明代文學研究》一書）。林庚先生則又創(chuàng)新說，認為《西游記》的成功在于其童話般的活潑自由精神，其喜劇性也來源于這種童話性。并認為這種童話性乃是時代思潮（如李贄的“童心說”）在文學中的一種反映。這種觀點可謂抓住了《西游記》藝術魅力的本質(zhì)。此外，本書的成功還在于塑造了孫悟空和豬八戒這兩個成功的人物形象。關于孫悟空形象的來源學界有過長期爭議，主要有來源于印度史詩、來源于本國神話與來源于二者之綜合三種觀點。印度故事對中國小說之影響在六朝小說中已見端倪，至于猿猴變化的故事在六朝至唐代小說中都不乏其例。其次，唐代小說中還有大量表現(xiàn)精怪變異題材的作品，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孫悟空和其他精怪形象的藝術淵源。此外，《西游記》以一個旅行（或歷險）的框架結構全書，這種結構方式在世界文學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清代文學--《紅樓夢》
曹雪芹的家世與《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及情節(jié)有很密切的關系，這已經(jīng)是“新紅學”以來的考證研究所證明了共識。關鍵是與此相關的對小說性質(zhì)的認識，《紅樓夢》當然不是曹雪芹簡單的“自敘傳”，但在這部小說中，作家的經(jīng)歷與感受卻有著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說更重要的聯(lián)系。它強化作品的現(xiàn)實性與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書”自詡，既強調(diào)“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又著意“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chuàng)作理念，更使《紅樓夢》達到了古代小說藝術思維的新高度。
《紅樓夢》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相互關聯(lián)的兩個部分，一是作者深刻全面地描寫了一個貴族大家庭的沒落。作為以家庭為核心的小說，《紅樓夢》較此前的同類小說如《金瓶梅》等有極大的發(fā)展。作者通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揭示了貴族大家庭沒落的原因與表現(xiàn)，其中最嚴重的是所謂“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無論是賈政、賈赦、賈敬等人的昏聵，還是賈珍、賈璉以及賈蓉等人的荒淫，或是賈寶玉的率性而為，這個家庭的男性成員都不能承擔起“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yè)”（秦可卿語）。而在“富而好禮”的掩飾下，家庭成員內(nèi)部的尖銳、復雜矛盾，又昭示出大族人家“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的哲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以強烈的同情，描寫了寶、黛、釵三人的愛情、婚姻悲劇。寶玉鄙棄世俗與傳統(tǒng)觀念，不愿秉承父輩旨意，走求取功名之路，這使得他從心底里親近與功名無緣的女性，特別是與志趣相投的黛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這一脫離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感情追求，難以有美滿的結局。相比之下，寶釵的世俗更多贏得了家長們的認同。后四十回描寫黛玉的早逝、寶玉的出家和寶釵的獨守空房，完成了寶、黛、釵的悲劇命運。不過，從曹雪芹的命意來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是一種對現(xiàn)實更為徹底的否定。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高峰。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大旨寫情，揭示人物內(nèi)心世界；二，真實而內(nèi)涵豐富的細節(jié)描寫；三，整體結構的嚴密、精巧與情節(jié)安排的靈活多樣；四，高超的語言藝術；五，濃郁的抒情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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