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記序》：“大凡今之推名鎮(zhèn)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p>
《容齋隨筆》：“唐世鹽鐵轉(zhuǎn)運使在揚州，盡斡(掌管)利權(quán)，判官多至數(shù)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p>
《舊唐書·德宗本紀(jì)》：“請為兩都、江陵、揚州、成都、汴州、蘇州、洪州等署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收斛斗匹段絲麻?！?/p>
《新唐書·高駢列傳》：“揚州雄富冠天下?！?/p>
《元和郡縣志》：“揚州與成都號為天下繁侈，故稱揚、益?！?/p>
《奉酬淮南中書相公見寄》：“時號揚益，俱曰重藩，左右皇都?！?/p>
《資治通鑒》唐昭宗景福元年：“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p>
《嘉慶揚州府志》：“故有唐藩鎮(zhèn)之盛，惟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p>
《權(quán)載之文集》：“揚州四會五達，此為咽頤?！?/p>
《道程及郡國志》：“四大港，龍編、廣州、泉州、揚州?！?/p>
《舊唐書·秦彥列傳》：“江淮之間，廣陵大鎮(zhèn)，富甲天下?！?/p>
然而之前的文章已經(jīng)分析過了，在對于蜀地的看法上，唐高祖與隋文帝的想法堪稱是不謀而合，一致認(rèn)為此地特別適合用來防范那些不安分的皇子。因為“巴蜀險阻”“地既僻小易制”，可以“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梢娛竦卦谒逄平y(tǒng)治者的心中就是一種“邊地”的存在。所以在唐高祖的這種指導(dǎo)思想下，益州在唐人的心中會是怎樣的一種地位幾乎可想而知了。
而唐人對蜀地的態(tài)度究竟如何，可以從唐朝中央政府對蜀地的種種政策中略窺一二。
唐朝政府先是將好好的一個劍南道劃分成了東西二川，原本“址地瘠薄，民物之產(chǎn)，曾不及西川一大縣”的梓州，一躍成為與益州比肩的節(jié)度使鎮(zhèn)府所在地。結(jié)果諷刺的是，向來被益州人鄙視為“豈得與我為耦哉”的梓州，偏偏在成為東川鎮(zhèn)府后發(fā)展迅速，至宋時已經(jīng)以江山形勝水陸之沖，躍升至與益州相對的劍外都會。
至于中晚唐時候的西川，則再不復(fù)安史之亂時大唐穩(wěn)固后方的輝煌地位了，而是已經(jīng)淪為了戍邊之所，變成了唐朝與南詔吐蕃戰(zhàn)斗的前沿陣地。
事實上早在唐玄宗避難成都的時候，吐蕃棄松德贊贊普便要求南詔的閣邏鳳攻打嶲州。于是閣邏鳳派出大軍將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軍聯(lián)合吐蕃軍一起進攻，一時間占領(lǐng)了大片蜀地，又擄去大量的人畜財物，《南詔德化碑》上稱：“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谷”。等到第二年的時候，南詔再度破越嶲，結(jié)果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擄。一直到唐德宗的時候派遣大將李晟、曲環(huán)，這才大破了吐蕃南詔軍，收復(fù)了被吐蕃占去的維茂二州。
而蜀地因為處于民族茅盾交匯地區(qū)，蠻、羌諸族常常根據(jù)唐與吐蕃的強弱而或臣或叛，所以歷來是唐、吐蕃、南詔的角逐之地。中晚唐的時候，在蜀地發(fā)生的大大小小戰(zhàn)爭簡直是不計其數(shù)。
如《新唐書·南蠻傳》：“吐蕃發(fā)兵十萬將寇西川……吐蕃恥前日之?dāng)?，?fù)以眾二萬寇清溪關(guān)，一萬攻東蠻?！?，韋皋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jié)度戰(zhàn)于巂州臺登谷?！?/p>
又如《舊唐書·吐蕃傳》：“先貞元十六年，韋皋累破吐蕃二萬余眾于黎州、嶲州……詔韋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遂圍維州?！?/p>
同時蜀地因為長期為吐蕃南詔諸獠所剽掠，豪強勢力割據(jù)，往往十?dāng)?shù)年都不曾向唐朝中央上交貢賦。
《資治通鑒》卷二二六大歷十四年九月條略云：“西川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余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jù)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后，貢賦不入，與無蜀同?！?/p>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亦云：“驃旁等自陷巂州，臣于吐蕃，絕朝貢者二十余年?！?/p>
所以當(dāng)韋皋接手西川的時候，承襲的便是蜀土地富兵強的局面。韋皋剛?cè)胧駮r，也曾一度除租賦以爭取民心，然而由于連年的戰(zhàn)爭與“重賦斂以事月進”，最終還是導(dǎo)致了“蜀土虛竭”。
更有甚者，因為安史之亂時南徙避亂人口的大量遷入，益州的人口一度膨脹得很厲害，使得只有區(qū)區(qū)八里之地的益州州城擁擠嚴(yán)重，既無戰(zhàn)守之牢，亦無通商之便，城內(nèi)水源嚴(yán)重枯竭，“數(shù)萬戶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百萬人口一時間岌岌可危。
故而高駢在擔(dān)任西川節(jié)度使后，不得不向朝廷上表，稱“西川境邑，南詔比鄰，頻遭蠻蜒之侵凌，益以墻垣之湫隘?？軄矶渴陡Z，只有子城，圍合而閭井焚燒，更無遺堵，且百萬眾類，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溝池亦干，人氣相蒸，死生共處。官僚暴露，老幼饑悽，但言牢城，未敢出戰(zhàn)，貨財而豈能般輦，商旅而空懷怨嗟”，請求準(zhǔn)許廣筑羅城，以改善當(dāng)?shù)鼐用竦纳顮顩r。
正是在這種連唐朝的中央政府都把蜀地當(dāng)做邊地看、把蜀地作為中樞大員貶所的情況下，蜀地周邊的蠻族又如何能不利用這個機會，隨便動動手，撈撈好處。
《新唐書·南蠻傳》中便有言：“異牟尋立，悉眾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逾文川，擾漠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邾關(guān)。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
雖然異牟尋企圖掠蜀的這種計劃遭到了唐朝的強烈抵抗，未能得逞，然而等到太和三年的時候，蒙嵯巔發(fā)動了全國的兵力大舉攻蜀，“掠子女、工技數(shù)萬引而南”百姓民眾都痛哭流涕，數(shù)千人跳水自殺。此次擄掠，自益州至越嶲八百里間，人畜財物蕩然無存，蜀人說“西戎尚可，南蠻殘我”。
之后蒙嵯巔怕唐朝出兵討伐，又送給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意欲合力抵御唐軍。唐文宗準(zhǔn)許了南詔的求和，立約互不相侵，又將李德裕任命為劍南節(jié)度使，整頓邊防訓(xùn)練士卒，防止南詔再來攻掠。而南詔則借此次機會獲得了大量工匠，“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從此手工業(yè)發(fā)達起來，與蜀地不相上下。
等到咸通十年，南詔再次入侵西川，并于第二年圍攻益州。直到乾符二年高駢為西川節(jié)度使，才將南詔軍驅(qū)逐過大渡河，收復(fù)所失州縣。唐僖宗廣明元年時，宰相盧攜等總結(jié)南詔的攻掠說：“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運糧，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nèi)庫由茲空竭，戰(zhàn)士死于瘴厲，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p>
所以益州在中晚唐的時候能有什么樣的地位，已經(jīng)可見一斑了。
乃綠，小字無臻，自由撰稿人，歷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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