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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光煒【2】

中國詩歌史向來有為歷史代言的傳統(tǒng)，這在唐代之際達到巔峰。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正是上述傳統(tǒng)的某種延伸，只是它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自覺包含了文化激進主義的內容。然而，現(xiàn)在詩歌似乎又轉回到個人的表達，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日常化，關于歷史的重大記憶不僅沒有消失，它反而以另一種形式呈現(xiàn)于文壇，近年來政治抒情詩的小小潮流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詩與當下的同類詩作究竟是不同的。與某些詩人的狂歡心態(tài)有明顯差異的是，他創(chuàng)作的興奮點不再確立在對主題、題材的占有上，也全無附會的目的，更無意以夸張的姿態(tài)來吸引社會大眾。這使他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趨近了唐代詩人們那種感時傷懷的憂患意識，體現(xiàn)出以豐盈的生命狀態(tài)重新進入政治抒情詩的傾向。就我的閱讀所及，最近以來，文學界頗有些“重讀”百年歷史的風氣，已有十余萬字的文化隨筆問世，也有用隱喻形式敘述歷史的小說，一些文化研究自然存在著同樣的敘事策略，但借助詩來實現(xiàn)上述宏大目標的卻不算多。而在我看來，一位寫作者的勝利，除了有開風氣之先的藝術敏感之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表現(xiàn)的深度，是觀察歷史與表現(xiàn)歷史的富有啟示性的思想智慧。胡丘陵的詩，顯示了透視歷史的特殊能力。例如，《1963，雷鋒》在揭示它的時代正題的同時，也揭示了時代的反題。《1965，大寨》通過對“大寨現(xiàn)象”的描述，表現(xiàn)了農(nóng)耕時代的局促心態(tài)，以及它對于今天的意義?！?span lang="EN-US">1976，中國大地震》思索的是個人與大地的復雜關系，并進而把思想觸須延伸到對“革命”的重新審視上。在我看來，“年代”的特殊符號不單串連了與中國人民息息相關的命運，而且由于作者精神主體的自覺介入，它賦予了讀者一種復雜而無言的歷史感受——正是在這座語言的平臺上，我們都產(chǎn)生了對個體生命世界和歷史進行重新檢討和評價的強烈愿望。

　　百年歷史，盡管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瞬間，然而，它卻占有了幾代中國人的全部生命。百年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大手筆，因為無論你驚嘆也好，拒絕也罷，它都不失為一幕時代的壯劇。胡丘陵不是那種感受細膩的詩人，他似乎也無意于風花雪月。他的氣質和詩歌，好象天生有一種“天地之大，舍我取誰”的沉雄之風。其實，這也是三湘文化對他的賜予。以50年折射20世紀的后半葉，用50首詩來再現(xiàn)一個大時代，正是受到上述氣質支配的一種氣凡不俗的藝術構思。他的筆，多是從大處著眼的，通過一個“特寫”來豐富歷史的細節(jié)，然后在千回百轉的運思中一氣呵成。比如，“當正義獲取多數(shù)掌聲的時候/英國的艾登/也敲定了/周恩來的風度和魅力/史密斯先生/友好地/拉了拉周恩來的衣袖/由于用力過猛/把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總統(tǒng)/也拉了過來”(《1954，日內瓦會議》)又比如，“陜北民歌/唱得憂愁不再憂愁/陜北民歌/唱得額上的溝壑越來越深/陜北民歌唱得一代一代/不怕勞作”(《陜北民歌》)在前者那里，歷史構成了一個大循環(huán)，在作者看來，它不是以人的意志而是以歷史的意志來循環(huán)的，正題與反題通過相互的置換，最后走向了合題。在后者那里，民歌鮮明地呈現(xiàn)了黃土高原的生命形式，積淀著生命的深沉內容，所以，民歌實際唱出的是一個地域人民的大情懷，和大生命。我要說，胡丘陵是一個有雄心的詩人，但我也要強調，有雄心還不能成為一個好詩人。因為無可挑剔的作品，需要千百遍的打磨，而藝術的敏感與自覺，則更需要經(jīng)得起語言的嚴格的考驗。

　　然而，作者并不是一味依賴史詩的風格來寫作的。經(jīng)過了時代的大轉變和市場經(jīng)濟的淘洗，當代中國文化已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形態(tài)。或者說，經(jīng)過了歷史的傷痛和反省，人們已學會了以多種方式和途徑與歷史相遇。胡丘陵的詩，適應了現(xiàn)實和藝術的這一變化。我注意到，他不再用獨幕的而是多幕的形式來表現(xiàn)作品的內容。在他的作品中，正劇和喜劇交錯雜陳，抒情與詼諧相得益彰，多種聲音開始掩沒單一的聲音，它們提供給讀者的是越來越多的多重藝術效果。確實，“以詩證史”不是要求詩歌原封不動的拍攝歷史生活，而是要求詩人的主體重新進入歷史和整合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它不單再現(xiàn)了歷史命運的完整性，同時也再現(xiàn)了后者的不完整性，甚至充滿矛盾與悖論的文化性格。這就對政治抒情提出了更高也更嚴格的藝術要求，同時，它重新闡釋了“政治抒情詩”在今天的意義。正如作者在詩集的“跋”中所聲言的：“回望這半個世紀的血淚與亢奮、陣痛與酸楚、凄美與壯烈，總感到有太多的東西沉積心頭，而又難以淋漓盡致地傾吐?！辈还馐菤v史本身已變得復雜，而是我們的心靈已變得復雜而多樣；不是詩歌越來越難寫，而是語言已不能表達大千世界于萬一。我想，這正是本書作者要告訴人們的真實的感受，也是我寫完這篇短文時的真實心情。

1、原載《市場報》《文化周刊》2002/7/26。

2、程光煒（1956.12—），文學博士，著名文學評論家，新詩潮的重要發(fā)言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新詩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主編。主要著作有：《朦朧詩實驗詩藝術論》、《艾青傳》、《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雨中聽楓》等。主編有《舊事與新知——中國現(xiàn)代有爭議作家叢書》、《周作人評說80年》、《紅色經(jīng)典回眸——中國50—70年代文學研究叢書》、《博士思想文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