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最近一次被人們重視，是清代用來破館閣體楷書的僵化的。明朝初建，皇帝崇尚書法，開科選士，都用工整的楷書答卷。字寫得欠佳者，即便是滿腹經(jīng)綸，也會名落孫山。董其昌就深受其害，文章不及他的堂侄因為字比他好，反而奪得頭魁。他也是這件事兒的受益者，從此專心書法，刻苦鉆研，最后才走上書法的正路。
正是因為朝廷的命令，所以無不奉從，也是因此有了臺閣體的稱呼。這種字因為它的實用性，唯求橫平豎直，端正拘謹(jǐn)，寫得象印刷體一樣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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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人們認(rèn)識到臺閣體的弊端，很多有遠見卓識的人想要突破這一現(xiàn)狀。那時正好金石文字學(xué)興起，大量南北朝碑刻出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改變的機會。
不知道當(dāng)時的人們，是不是受到隋末唐初那些書家的影響。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quán)等等，分別從王羲之書法和魏碑中得到筆法，成就了各自不同的書寫風(fēng)格。虞體、歐體、褚體、顏體、柳體都是當(dāng)時形成的，到現(xiàn)在都有很高的影響力的書體。
北海王元詳造像記
說到這里可能有人就會有些疑問，為什么魏碑在隋唐和在清末民國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樣呢？隋唐出了那么多集大成的書法家，清朝為什么就不成了呢？其實清朝因魏碑得利的也不少。像趙之謙、包世臣、康有為、吳昌碩等人。
說到吳昌碩，有人可能要提出不同意見，因為吳昌碩不是得益于魏碑而是得益于篆籀《石鼓文》。不錯，吳昌碩是得益于篆籀，開啟了另一種不同的書風(fēng)。不過要告訴你的是：篆籀文字同魏碑屬于同一文體——銘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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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記載：“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xué)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wù)咭病！蓖跎灿羞@樣的記載，并且明確了“行押書，行書是也。”
章程書，講得很明白，用來書寫公私文書和用了教化習(xí)字的文體。在秦為秦篆、在漢為漢隸、在魏晉為真書，到隋唐就是楷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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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銘石書是什么呢？古時重禮教，每種書都有各自的用途，《唐六典》中有說：“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經(jīng)載之；三曰小篆，印璽所用；四曰八分，石碣碑碣所用；五為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書所用?！毙l(wèi)恒的《四體書勢》中還有專門刻符的書體，用來署名的書體，用來書幡的書體?？梢?，銘石書是大篆和八分書。
因為石碣碑碣一種是用來紀(jì)念或者標(biāo)記，以垂之久遠；另一種是用來歌功頌德，以傳于后世。這樣就注定了銘石書應(yīng)該具有莊重肅穆、規(guī)矩嚴(yán)謹(jǐn)、寬博厚重的特性。先秦多用篆籀，漢魏多用隸書八分，唐以后開始用唐楷入碑，唐楷基本上是從三體中演變而來，具有著三體的各種特性。再以后，就沒有了專事專用的書體，各種書體也就都有入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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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時代的碑碣都是銘石書體寫成，這些隸書、八分等都是正書，當(dāng)然不會有《蘭亭集序》那樣的行押書入碑。所以就算那時的所有碑刻都是各種各樣的正書書體，也不能說明《蘭亭序》的書寫所用的行書就不存在。這正說明了在唐以前古法有定規(guī)，而唐以后這種古法受到了破壞。
我們當(dāng)然不會提倡復(fù)古，但是可以通過這些發(fā)展變化，發(fā)現(xiàn)書法發(fā)展的脈絡(luò)和促成發(fā)展的因素，以用于書法的學(xué)習(x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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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石書、章程書、行押書就像色彩中的紅、黃、藍三原色，隋唐人把它們互相不同程度地融合，就能創(chuàng)造出面目一新的新書體勢。但是今天用楷書和魏碑互相融合，就不一定能能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新體出現(xiàn)。因為今天的楷書已經(jīng)是參雜了各種顏色的復(fù)合色了，再參雜反而會顯得灰暗不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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