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他的創(chuàng)作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出時代的印跡，而他創(chuàng)作于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品，也鮮明地折射出時代的色彩，甚至不乏里程碑式的標志。他上初中時即愛上文學，16歲在報紙上發(fā)表受“紅旗歌謠”影響而寫的詩歌處女作。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當了民辦教師，發(fā)憤自學，以文學寄托理想并企圖以文學改變命運，不數(shù)年，即在報紙上發(fā)表數(shù)篇散文和詩作，引起關注。此時正是“文革”前夕，他二十出頭。“文革”后期，在文化環(huán)境稍有松動而文學環(huán)境出現(xiàn)暖象、政策扶持工農兵新作者的時代背景下，他重新拿起筆，第一個短篇小說就引起文壇強烈關注，并由他改編拍成電影，此后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幾乎篇篇引起較大的反響，在那個荒涼的文學時代格外引人注目。他在這個時期寫的作品特別是小說作品，雖然受到當時政治風潮的影響，帶有一定的政治概念痕跡，但是生活氣息濃郁，人物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鮮明地體現(xiàn)出那個時代的生活特點，是我們解讀和研究那個時代的現(xiàn)實生活和精神文化特征的典型文本。
新時期，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緊密追蹤時代變化的腳步，著力展現(xiàn)時代巨變中鄉(xiāng)村社會的人際關系和人的心理，注重人的思想特別是道德觀念的變化，同時融進了作者在時移世變時期對現(xiàn)實生活的憂慮和思考。隨著社會生活的發(fā)展，陳忠實的文化視野更為開闊，藝術探索更為深入，他的文學筆觸也更為豐富多姿，探索從地域文化與人的關系、文化覺醒與生命的關系以及文化觀念對人的影響等方面描寫人物的性格及其命運，許多作品引起較強烈的反響。陳忠實在50歲以前即《白鹿原》出版以前，一直扎根于農村，從民辦教師到基層干部，從業(yè)余作者到專業(yè)作家，都不脫離他藝術描寫的對象，對鄉(xiāng)村生活有著深刻的觀察、研究和體驗，這樣的作家在當代中國并不多見。
《白鹿原》面世以前，他已經發(fā)表短篇小說50余篇，中篇小說9部，題材涉及當代中國農村的各個時期，人物也是方方面面，藝術上總體堅持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追求“史詩”品格，手法上很少討巧，多是正面切入、正面描寫，因此，他的小說給人的感覺，是鄉(xiāng)村生活的生動畫卷，是農村社會的真實寫照，也是農民包括鄉(xiāng)村干部的真實、準確而且可以見出時代特征并成系列的形象畫譜。陳忠實的文學史意義，還在于他的創(chuàng)作道路、身份變化與共和國的文藝政策、文學體制密切相關，一滴水而映大海，從他的人生履痕可以見出文壇變化的軌跡以至某些內在的脈動。
陳忠實某些時段的創(chuàng)作也有徘徊以至困惑
他是一個看重生活積累、強調生命體驗并在此基礎上極為重視文學的思想性包括政治關懷的作家，原本從文學愛好起步，從業(yè)余寫作入手，后來在環(huán)境、時勢和個人的追求中一步步成為半專業(yè)以至專業(yè)作家，時代所給的思想教育，環(huán)境所給的文化影響，個人所修的藝術準備，先天的和后天的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因此，當他把文學當作終生的事業(yè)孜孜以求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時有自覺的反思。在經歷了文學以及因文學而引起的人生挫折之后，特別是面對變化著的新時期的社會生活，他更是從理性高度自覺地反思自己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文學觀念，博覽群書以廣視野、得啟迪，深刻反省以吐故納新，用陳忠實的話說，就是“剝離”自身的非文學因素，進而“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正是有了自覺的和不斷的“剝離”和“尋找”并在這個過程中，陳忠實的創(chuàng)作才有了大的跨越以至超越。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是一個轉折點。他寫此作時，是1985年。1985年前后的中國文學，是一個轉折點。
此前，自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學形勢總體上是以傷痕、反思、改革這樣的潮流一浪一浪地向前推進著，千帆競發(fā)，百舸爭流，但都行馳在一條文學的河道上。而到了1985年，出現(xiàn)了拐點，出現(xiàn)了分流，出現(xiàn)了各自不同的追求。其中重要的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先鋒”，一個是“尋根”。一個向前求索，一個向后探尋。正像一個人在路上，開始只顧悶著頭急急地趕路，到了岔路口，去向莫明，需要前瞻后顧一番，很合情合理。對陳忠實來說，他在解析藍袍先生的精神歷程并揭示其人生軌跡時，也在解析自己；他以藍袍先生為參照，也在透視自己的精神禁錮和心靈感受的盲點和誤區(qū)，為的是“打開自己”，進行“精神剝離”。他所謂的“剝離”，就是面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某些新事象或變革，面對一些新的思潮和新的觀念的興起，精神受到觸動，心靈受到震動，他就靜下心來進行必要的“回嚼”或曰“反思”，對新事物和新觀念更多地以比較的方式進行辨析判斷，辨其優(yōu)劣，同時伴之以或艱難或痛苦的感情變化，最后完成思想觀念的轉變、精神上的新生和心靈上的回春。
陳忠實的創(chuàng)作方向亦隨之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在《藍袍先生》之前，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基本上是緊密關注并且緊跟當下的現(xiàn)實生活，而藍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命運從新中國成立前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后，在描寫這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現(xiàn)這個人物命運的時候，特別是發(fā)掘這個特意把門額上的“耕讀傳家”的“耕讀”二字調換成“讀耕”的人家的時候，這個門樓里幽深的宅院以及這個宅院所能折射出的一些民族文化心理的隱秘，那歷史深處某些重要而神秘的春光乍泄，讓陳忠實久久凝目并且沉思。仿佛一個急著趕路的人，陳忠實的眼光一直盯著前面和腳下，未曾歇腳，未曾回首來時的路，偶爾一回顧，倒讓陳忠實暗暗大吃一驚。身后的風景居然還有那么多迷人之處，而且，身后的更遠處，迷茫的歷史煙云飄忽不定，腳下的路正從那里遙遙伸展而來。理不清來路，就不知道去路。由此引發(fā)了他對民族命運這一個大命題的思考。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史詩性的作品
《白鹿原》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軒、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這些具有深刻歷史文化內涵的農村地主、長工和鄉(xiāng)村賢哲形象，成功地塑造出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鵬、鹿兆海、白靈等年輕一代鮮明各異的性格，展示了他們追逐時代的步伐或被時代的車輪驅裹而形成的或凌亂或跌宕的人生履痕和復雜多變的命運，深刻地觸及了中國近現(xiàn)代半個世紀歷史行程中的深層矛盾和歷史脈動，展示了一個民族從傳統(tǒng)邁向現(xiàn)代的歷史軌跡和心理行程，揭示了民族的傳統(tǒng)觀念和人格精神在現(xiàn)代文化背景中的深刻矛盾和裂變。該作突破了狹隘的政治斗爭視域，超越了簡單的階級斗爭模式，以寬闊的歷史視野觀照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以幽深的文化眼光打量歷史行程中的各色人物，是一部史詩般的巨作。
該作的主旨是探尋民族的文化心理并進而探求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白鹿原》的核心人物是白嘉軒。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農民，他的身上繼承了幾千年來傳統(tǒng)中國農民的本質特征。他是非常現(xiàn)實也務實的人，沒有不切實際的空想，換句話說，沒有浪漫情懷。他所在的白鹿原的生活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主體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在這樣的生存環(huán)境中耳濡目染，又接受了來自朱先生的儒家思想和倫理觀念的教化，他終生服膺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并以儒家思想“修身”、“齊家”。
在白嘉軒之上，是整個白鹿原的靈魂人物朱先生。朱先生是白嘉軒的精神導師和生活的指路人。白嘉軒則是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實踐者。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文化象征，他的思想淵源是儒家，具體到他的身上，則是儒家思想的變相理學，理學中的關學一脈，關學強調“通經致用”，“躬行禮教”。這樣一種實踐理性非常契合白嘉軒們的生活實踐和生命實踐，對于白嘉軒這樣的農民和族長特別有現(xiàn)實的指導意義，他們易于和樂于接受并且能夠深刻地掌握。鹿子霖也是中國傳統(tǒng)農民的一個典型人物。這個人物與白嘉軒性格相反但卻能成為一個互補的形象。白嘉軒做人行事，遵循的是內心已然形成的信念和意志；而鹿子霖行事做人，則是依照現(xiàn)實的形勢，這是一個能夠迅速判斷時勢也能夠很快順應時務的鄉(xiāng)村“士紳”。
千百年來，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主要的核心人物就是由這兩種人物構成，一個堅守先賢的遺訓和內心的原則，一個觀風看云不斷順應時勢的變化，一靜一動，動靜沖突又結合，構成了一部激蕩的而又穩(wěn)定的中國歷史。白嘉軒和鹿子霖都是白鹿原上的精明人和威權人物。他們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都具有原型的意義。這部小說對秦地文化和渭河平原風俗的精彩描寫，對關中農民日常生活的精確描繪和農民語言的傳神運用，構建了一部難得的中國北方大地鄉(xiāng)村美學文本。
也許是創(chuàng)作《白鹿原》用力過猛，也許是該作后來巨大的成功反而成了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也許是陳忠實所期望的“枕頭工程”已然完成，總之，《白鹿原》之后，陳忠實在創(chuàng)作上多少有些“懈氣”，“原下的日子”稍顯悠閑和平淡。也許，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挑戰(zhàn)或者對抗才能激發(fā)創(chuàng)作的巨大能量，失去了挑戰(zhàn)和對抗，創(chuàng)作的激情也就消散了。當然，這完全可能是對一個作家的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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