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位諾貝爾物理學獎華人得主——崔琦
在1998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又有一名華裔科學家獲此殊榮，他就是繼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之后的第六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崔琦。
許多人說，崔琦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腆靦甚至羞澀。其實皆是因為他有一顆非凡的平常心。獲知喜訊的當天，他仍舊按事先預約，前往醫(yī)院檢查身體，沒有向任何人聲張，甚至沒有給在西岸探望小女兒的妻子琳達，和正在哈佛讀藝術系的大女兒艾琳打電話，與她們分享快樂。
當普林斯頓校方為此召開記者會時，公關人員找了好久，才把他幾乎是“逼上了講臺”。此時他一副實驗室打扮，面對“洶涌的記者”，只是好脾氣地點頭微笑，半個小時的記者會上，崔琦的發(fā)言不超過3分鐘，在簡短的發(fā)言中，他的致辭不無幽默，“蒙幸運之神的眷顧，我才得以進行所謂研究工作，實際上基本就是做一些好玩、有趣及挑戰(zhàn)性的事，而且還有錢拿。”
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寶豐縣的一個鄉(xiāng)村。由于貧困，鄉(xiāng)中連一間校舍也沒有，崔琦只有接受私塾中的四書、五經教育。不久，他便隨大姐來到香港直接進入六年級學習。在香港，他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關，一是學說廣東話，二是學好英文。后來，他進入培正中學就讀，這使他的英文進步很快，因為這是一所雙語并用的學校，課本用中文，授課用英語或是名詞中英對照，這種教學方式使崔琦受益匪淺。他后來回憶認為：華人研讀科學應該中英文交錯使用，才可兼容并蓄，收到真正學習之效。他說，只懂得中文會令科學家無法追讀最新的科研報告，而完全放棄中文卻是舍本逐末。
1958年，19歲的崔琦到了美國伊利諾伊州的奧古斯塔納學院學習，那時全校只有他一名華裔學生。由于青少年的崔琦在從河南輾轉到香港，又從香港到美國的歷程中，克服了種種挫折和困難，培養(yǎng)了他堅韌的性格，他勤奮學習，努力向上，以優(yōu)異的成績從學院畢業(yè)。
為了進一步深造，他又來到芝加哥大學師從史達克教授，在這里，史達克教授風趣的物理教學、及物理學廣博的奧妙，使崔琦對物理學產生了特別的喜好，并開始對物理學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當他圓滿完成這里的學業(yè)后，又前往貝爾研究室跟隨羅威爾教授學習研究，這里的物理實驗更使他趣味盎然，并決心投身于物理學的研究與探索。
崔琦一方面治學嚴謹、專心致志，對自己鐘愛的物理學研究事業(yè)非常投入，他喜愛做物理實驗，需要時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時為了實驗研究的需要，他可不惜四處奔波，走遍波士頓及佛羅里達州，找個強力磁場以進行他的“量子液體實驗”，并且工作時很少理會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在發(fā)現(xiàn)了“分數(shù)量子霍爾效應”后兩年，他便于1984年和另外兩位應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贏得“美國科學院院士”榮譽頭銜及巴克利物理大獎。而另一方面，崔琦又是一個很具幽默感、很隨和的人，他常視物理實驗如玩游戲，他說，能隨心所欲設計新模型，能制造一個個用錢都買不到的新產品，那種滿足感難以形容，做實驗又有何難？“做研究報告才煩人呢！”。在研究中遇到困難時，他也會說：“外面天氣很好，到外面玩玩再回來，不要壓著自己鉆進牛角尖，松弛一下，將會更有利于問題的解決。”這次他與另兩位科學家因發(fā)現(xiàn)強磁場中共同相互作用的電子能形成具有分數(shù)分子電荷的新型“粒子”而獲得1998年諾貝爾物理獎。崔琦卻微笑說：“我還沒有資格去提如何應用這個新理論。但它是客觀存在的，量子物理的電子有其新的特性。”
13日清晨崔琦像往常一樣來到學校當大家向他表示祝賀時，他像平常那樣微微一笑，只說了句“謝謝”就躲了起來。
據(jù)介紹，崔琦非常關心祖國，經常與中國學生談論祖國的發(fā)展情況。此外，崔琦還是一個興趣廣泛、全面發(fā)展的人。他對很多事物均感興趣。當年，他不僅物理、生物、化學、中英文等學科成績都特別好，而且他還喜愛打籃球和唱歌。大學畢業(yè)時，有同學對崔琦如下評價：“六尺身材堪謂高，天賦英聰功課好，兼長國、英、數(shù)，日常小事卻糊徐，五毫當一毫。寫字時筆墨飛舞，筆跡字體猶如亂草，指揮音樂，南拳北腿如比武，歌聲動人，姿勢美妙夠風度……”。他還有一大愛好就是周末數(shù)小時的閱報，從不間斷，無論是政治、科技，還是經濟、藝術、體育，他都不放過。崔琦因此還幽默地說：自己什么新聞都愛看，但不是所有的都看得懂。也正是他廣泛的興趣和寬闊的知識面，使他思維活躍，腦中經常涌現(xiàn)新想法，新念頭像是永無止境。 從一個貧窮鄉(xiāng)間的普通孩子成長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崔琦的成功是華人的驕傲，崔琦的成才經驗和全面素質培養(yǎng)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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