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用人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治理封建國家的成效。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取得“貞觀之治”的政績，是和他善于用人分不開的。
唐太宗即位時，面臨的是社會動亂、百廢待興的局面。他清醒地認識到?！爸掳仓?，在于得人”，“用善人則國治，用惡人則國亂”。因此，他選拔官吏，能夠比較嚴格地堅持以才選人、以賢任人的原則。貞觀時期的許多重要官員中，有原秦王府（唐太宗即位前封秦王）的舊屬，也有從下層破格提拔上來的百姓；有隋朝的舊臣和敵方的降將，也有曾追隨太子李建成反對過唐太宗的人。這說明，唐太宗不論他們是何出身，有何經歷，都能夠據賢量才加以任用。
例如，官至中書令的馬周，曾因家貧寄居在中郎將常何家，他替常何寫了二十多條很有見地的政見上書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贊賞，立即召見馬周，委以要職。前面篇章中提到的隋朝舊臣裴矩，雖然跟著隋煬帝干過一些壞事，但本人頗有才能，唐太宗揚其所長，仍然讓他繼續(xù)作官，使裴矩在貞觀時期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大臣魏征從前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謀奪皇位的生死爭斗中，魏征曾為李建成獻策要及早殺掉李世民。然而。知人善任的唐太宗發(fā)現魏征耿直忠誠，又有出色的政治才干，不僅不計前嫌，反而非常信任倚重，和他“上下同心”。關系“有同魚水”。
唐太宗在用人上還有一個可貴之處——“拔人物不私于黨”，就是說不搞裙帶關系。有些長期跟隨他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的原秦王府舊屬，一直沒有得到升遷，因而表示不滿。對此，唐太宗嚴肅批評道，用人的標準在于是否稱職，怎么能以關系的親疏遠近而論呢？由于唐太宗堅持選賢任能的用人標準，貞觀時期涌現出一批治國治軍有方的杰出將相，在朝廷中形成了一個相當有能力的統治集團。這對唐初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經濟，穩(wěn)定和鞏固封建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基本上做到了唯才是用、唯賢是舉；堅持“茍或不才，雖親不用”的原則，并且具有
“如其有才，雖仇不棄”的胸懷；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雖然不乏善于用人的皇帝，但他們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比，顯然要遜色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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