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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斌：元初的“金宋遺老”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

內(nèi)容摘要：《元詩選》癸集共收錄“金宋遺老”160人。這些遺民詩人雖然經(jīng)歷不同，但由于他們誓不與元庭為伍，而和當時的仕宦類詩人相區(qū)別。在宗師前人方面，“金宋遺老”幾乎均以唐人唐詩為師學的對象，而杜甫詩歌的“詩史”特質(zhì)，白居易新樂府的精神，更是成為他們學習的榜樣。因此，充溢于“金宋遺老”詩歌中的故國之思與黍離之悲，即成為了他們以關(guān)心社會現(xiàn)實與民生疾苦為己任的最直接反映?！敖Y(jié)社式”創(chuàng)作與“同題集韻式”創(chuàng)作，以近體詩為主的審美傾向，是“金宋遺老”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方面的三大特點。

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代的歷史原因，在元初詩壇上活躍著一個特殊的詩人群體，這就是被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稱之為“金宋遺老”的一批遺民詩人。在蒙元政權(quán)162年（1206—1368年）的發(fā)展史上，其先滅金源，繼滅南宋，而使得這兩個朝代的許多詩人，一變而成為了老死山林的“遺老”?！对娺x》癸集，首次將這些“金宋遺老”詩人的詩歌進行收錄與整理，并在材料極為稀缺的情況下為其撰寫了作者小傳，其此舉實堪稱道[1]。雖然如此，但《元詩選》癸集所收錄的“金宋遺老”，實際上只是金源與南宋兩國滅亡后“遺老”詩人的一部分，而并非活躍于元初詩壇上的“金宋遺老”的全部。對于《元詩選》癸集以外的“金宋遺老”詩人，拙作《元初三大詩人群體的樂府詩創(chuàng)作》[2]一文已有所有論及，此不具述。所以，本文主要是對《元詩選》癸集中的一批“金宋遺老”及其詩歌，略作觀照。

一、“金宋遺老”的成員分析

《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以整卷的篇幅，共收錄了各種各類的“金宋遺老”詩人整160家（此數(shù)據(jù)不確，具體詳下）。這些“遺老”詩人，本隸屬于金源與南宋兩個朝代，但由于戰(zhàn)爭的原因，而使得他們成為了一群生活于南北文化大融合背景下的特殊詩人。這些詩人因誓不與蒙元政權(quán)為伍，而以老死山林區(qū)別于當時的仕宦類詩人。他們雖然被稱之為“金宋遺老”，但其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集團與詩歌流派，而只是一個具有相當年份跨度的詩人群體。如果準確地講，他們是由“金遺老”與“宋遺老”兩部分遺民詩人所組成的一個詩人綜合體。據(jù)史載，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元滅金，宋帝昺祥興二年（1279年），南宋又為元世祖忽必烈所滅，這些詩人即因此而成為了“金宋遺老”。即是說，在“金宋遺老”這個大的詩人群體中，“金遺老”與“宋遺老”之間至少存在著45年的時間跨度，此即為這個詩人群體的特殊點之一。45年的時間跨度，橫亙在“金遺老”與“宋遺老”這兩個詩人群體之間，而使得這兩個朝代的“遺老”詩人，極有可能都不曾謀面，或者說謀面者甚少[3]。這是因為，除了45年的時間跨度之外，二者之間還存在著地理區(qū)域方面的隔閡。一般而言，“金遺老”中的成員主要為北方籍詩人，而“宋遺老”中的成員則多占籍南國，因此，除特殊情況外，這兩個“遺老”集團的南北成員是很少有機會相聚或者相識的。所以，盡管《元詩選》癸集將“金遺老”與“宋遺老”合而為一，使之成為一個“金宋遺老”詩人的整體，并以一卷的篇幅收錄其詩，但二者之間所存在的區(qū)別卻是相當明顯的。

據(jù)粗略統(tǒng)計，在《元詩選》癸集所收錄的“金宋遺老”這一詩人群體中，實際上存在著三種情況，即屬于“金遺老”的為9人，屬于“宋遺老”的為整120人，而有32人的原“國藉”則難以確考。其具體為：

（一）“金遺老”中的9位詩人依序為：魏璠、楊弘道、白賁、賈竹、翟炳、王鼎、員炎、程瑁、程希賢。

（二）“宋遺老”中的的120位詩人依序為：趙復、張謙、張楧、羅椅、劉應鳳、陳瀧、樓仲友、顧逢、龔開、胡一桂、劉應李、黃越然、黃宏、丁易東、魏新之、高晞遠、彭九萬、陳巖、蔣捷、張逢源、陳觀、王易簡、錢仲鼎、錢資深、錢以道、凌巖、王復元、王謙、汪斗建、呂起尤、杜浚之、龔孟夔、連文鳳、趙若槸、范師孔、李玨、羅太瘦、詹載道、湯彌昌、劉應龜、貢子仁、郭鏜、盛如梓、戴天錫、盛彪、潘奕、屠約、于昌文、傅定保、鄭芳叔、鄭覺民、張著、羅志仁、熊朋來、熊太古、張夢應、梁相、曾遇、徐天祐、唐良驥、趙璧、曾子良、何鳴鳳、高鎔、全璧、高翔、胡斗南、吳語溪、黃義貞、陳希聲、陳帝用、鄭深勁、趙由燁、馮澄、楊本然、呂文老、方賞、劉汝鈞、翁合老、劉蒙山、周暕、東必曾、趙必范、胡南、姜霖、方尚老、朱孟翁、趙必拆、劉時可、許元發(fā)、洪貴叔、徐端甫、朱釋老、李萼、陳君用、蔡潭、俞自得、王進之、戴東老、陳文增、李草窗、嚴春山、唐涇等17人。

（三）難以考知其原“國藉”的31人為：馬昫、宋遠、周景、李簡、蘇壽元、章彬、趙時遠、陸鵬南、喬在、彭元遜、盧朔、顏奎、楊學文、楊學李、譚夢翁、劉一飛、周伯晹、張叔晹、吳仁杰、周鈞山、陳達觀、林子明、姚潼翔、葉水村、袁安道、陳應江、王劍川、陳天齋、鄭溥、孫平齋、劉南金。

在以上的三類“遺老”詩人中，如果將原“國籍”無考者中的31人不計，則“宋遺老”乃為“金宋遺老”這一詩人群體中的主力軍。雖然，“宋遺老”有整 120人之多，但其中卻有16人并非為“遺老”，即其在入元后均曾為官，且直至病卒。如盛如梓，“大德間為嘉定州學教授，以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4]；又如盛彪，“大德四年，以純?nèi)迕?，清才篤學，授吉水教授，調(diào)鎮(zhèn)江學正，終養(yǎng)歸卒”[5]。其他均與此二人的情況相類。凡此，均是盛如梓等人在元初曾入仕之證。所以，盛如梓等16人實際上皆為仕宦類詩人之屬，而應將其編入《元詩選》癸集的“癸之乙”。這16位非“遺老”詩人依序為：王謙、郭鏜、盛如梓、盛彪、潘奕、屠約、于昌文、傅定保、鄭覺民、張著、羅志仁、熊朋來、熊太古、張夢應、梁相、曾遇。將這16人及其詩作一同編入“金宋遺老”而未編入“仕宦”類者，究竟是顧嗣立初編稿之誤，抑或為席世臣等人重編或修訂所致，因資料所限，已均不可考。如果剔除此16人不計，則“宋遺老”乃為104人，也即《元詩選》癸集中的“金宋遺老”詩人實際為144人。又，顧嗣立在為連文鳳所撰小傳中有云：“當時鼎革初定，宋之遺老，散處東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曾不聞以標榜犯時忌，亦可見元時法綱之寬矣?！盵6]據(jù)此可知，《元詩選》癸集所收“宋遺老”104人，其實只是當時“宋之遺老”“二千七百馀人”中的一個極少部分。

在144位“金宋遺老”詩人中，就顧嗣立為其所撰小傳言（其中有少許詩人無作者小傳，如汪夢狂、李吟山、羅宜城、李叔鈞等），其于各自所在國不曾為蒙元滅亡之前，或仕于金源或仕于南宋者，共有40人左右。但這些人在金源與南宋相繼為元所滅后，即皆入元而不仕。至于那些在金源或南宋乃為布衣者，入元后不僅依然如故，而且有不少人還采用改換姓名的形式，以示堅決不與元廷為伍。在這部分詩人中，以“宋遺老”最具代表性，如連文鳳在“宋亡后，變姓名為羅公?！?；東必曾“元初，變姓名為陳柔著”；劉蒙山“元初變姓名為田起東”；劉汝鈞“元初變姓名為鄧草逕”；何鳴鳳“宋亡后，變姓名，自稱喻似之，又稱陳緯孫”；陳希聲“宋亡，變姓名為元長卿，又稱聞人伯仲”；蔡潭“元初，托名為冷泉僧志寧”等，即皆為其例。而更多的“遺老”詩人，則是結(jié)為詩社（或吟社），并以吟詠聯(lián)唱自娛終生。如翁羅椅“元初與劉鑒清叟、劉應鳳書臺諸人往還唱和，推為一時耆宿”，陳瀧“宋亡后，四人相維不仕，以吟詠唱和自娛”，連文鳳在“變姓名為羅公?！焙?，即“結(jié)杭清吟社”，全璧“與白珽結(jié)社”，周暕“元初，與東必曾孝先結(jié)武林社”，趙必拆“元初，結(jié)杭白云社”等，即無不如此。其中也有一些“遺老”是以講學終生的，如被編為“癸之甲”卷首的“江漢先生趙復”，即為典型的一例。據(jù)該小傳所載，趙復在“歲乙未”（1235）蒙元鐵騎南下伐宋之際，即北上至燕都，并為元世祖所賞識，但其最終卻選擇了以講學終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先生始也”[7]。又如劉應李，“入元不仕，退與熊退齋、胡雙湖講學于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益深。后建化龍書院于莒潭，聚徒講授，學者云集。”[8]此外，以講學終行者，還有龔孟夔、高晞遠、錢仲鼎等多位“遺老”。

生當江山易代之際的“金宋遺老”詩人們，雖然以種種形式表示對蒙元政權(quán)的不可接受，但他們其中卻又有一部分人深得元廷君主的賞識，如魏璠、趙復、陳巖等人，即為這方面的代表人物。趙復為元世祖忽必烈所賞識者，已如上述。而魏璠則曾獲得元廷的征召殊榮，對此，顧嗣立在“魏征君璠”小傳中已曾言之：“璠字邦顏，號玉峰，弘州順圣人。由太學生中金貞祐三年詞賦第，補尚書省令史，遷褒縣縣令，召拜朝朝大夫、翰林修撰。金亡，北還鄉(xiāng)里。庚戌歲，元世祖居潛邸，聞其名，征至和林。入見，璠條陳便宜三十馀事，舉名士六十馀人以對?！盵9]雖然如此，魏璠卻并不曾為蒙元所用，這從“魏征君璠”之“征君”即略可獲知。這些聞名于當時并為忽必烈等人所賞識的“金元遺老”，之所以誓不與蒙元政權(quán)為伍者，“江漢先生趙復”小傳引趙復之所言，乃道出了其中之真諦：“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以“吾父母國”喻宋，則趙復對南宋的殷深情誼與拳拳愛國之心，乃皆寓其中。趙復是如此，魏璠之于金源亦然。此則表明，對故國的念念不忘，是致使大批金元詩人之所以成為“金元遺老”的最根本性原因。

二、“金宋遺老”的師學指向

《元詩選》癸集“癸之甲”共收錄了160 位“金宋遺老”的367首詩，除去上述王謙等16人（非“金宋遺老”）的27首詩，實際為144人詩340首。其中，收詩最少者為1首，有85人（另有“金宋遺老”8人，共為93人），收詩最多者為彭秋宇，凡19首。除彭秋宇外，收詩6首以上（含6首）者，另有15人，即：趙復6首、員炎6首、劉應鳳6首、樓仲友6首、龔開6首、李簡6首、陳觀6首、呂起尤6首、潭夢翁7首、徐天祐8首、顏奎8首、凌巖9首、劉一飛9首、唐涇12首、彭元遜12首。共計16人132首詩。僅從詩歌數(shù)量進行審視，彭秋宇等16人為“金宋遺老”中的代表詩人，已不言而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6人132首詩中，屬于“金遺老”者只有員炎1人6首詩，其余15人122首詩，則全部屬于“宋遺老”這一詩人群體。這一事實表明，“宋遺老”是確為“金宋遺老”詩人詩作之大端的。

作為詩人，“金宋遺老”雖然分別來自金源與南宋兩個國度，且各自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與不同的文學素養(yǎng)，但他們在宗師前人方面，卻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即其幾乎都是以唐人唐詩為師學對象的。金代詩人尊宗唐人唐詩，元好問《楊叔能小亨集引》已有所言：“貞祐南渡后，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湓妼W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yè)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盵10]金代詩人“以唐人為指歸”之說，即因元好問這篇文章而始。而元好問為之寫“引”的《小亨集》的作者“淄川楊叔能”，即正是一位“金遺老”詩人。楊叔能就是《元詩選癸集》中的“楊處士弘道”。顧嗣立為“楊處士弘道”所撰小傳有云：“弘道至叔能，號素庵，淄川人。金末，補父蔭不就，與元好問裕之、劉祁京叔、楊奐煥然輩皆以詩鳴，其詩以唐人為指歸。入京師，見趙禮部閑閑、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不已。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完全是據(jù)元好問《楊叔能小亨集引》一文而為。在其他“金遺老”詩人中，以唐人唐詩為師學對象者，據(jù)顧嗣立所撰寫之“作者小傳”可知，另有翟炳、白賁等，如翟炳是“性坦率，詩效白樂天”；與翟炳同為“林州人”的賈竹、王鼎，不僅“并以詩名”，而且因均曾隱于林慮山被時人稱之為“林慮三隱”，則賈竹、王鼎二人之詩，與白居易詩也應是不無關(guān)系的。

從宗唐的角度言，南宋詩人對唐人唐詩的尊宗與師學，不僅較北宋詩人更為成熟與理性，而且還因之催生出了一個“詩史詩派”[11]，所以，因戰(zhàn)爭而成為元初詩人之一的“宋遺老”，即無不被打上了“善學唐”的文學烙印?！霸娛吩娕伞痹谀纤纬跗诘恼Q生與形成，是當時詩人們尊宗杜甫其人其詩的具體表現(xiàn)。由于這個詩派特別注重于杜甫“詩史”的特質(zhì)，而深深影響著“中興時期”與南宋末期的大批詩人，以至于出現(xiàn)了如文天祥《集杜詩》這樣的大型連章體組詩。而與文天祥生活于同一時期的詩人，如彭秋宇、唐涇等，在入元后即成為了《元詩選癸集》中的“宋遺老”，因此，他們在師學唐人唐詩方面，也就理所當然地會將杜甫詩歌作為其首選的對象。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如戴天錫即為其例。據(jù)載，戴天錫友人鄧善之，曾“謂其詩早宗太白，漸成深沉，用少陵法。每論詩至歷代正變，是非優(yōu)劣，又如老史持律，明燭幽暗?！盵12]戴天錫由“早宗太白”而一變?yōu)椤坝蒙倭攴ā闭?，正可稱得上是“詩史詩派”的余緒。又如“忠義”詩人彭秋宇，還曾以杜甫相喻而自稱為“少陵野老”，其《乙亥冬》詩有云：“少陵野老懷忠憤，醉里攢眉強自吟?！奔仍啤吧倭暌袄蠎阎覒崱?，則彭秋宇詩具有“詩史”的特點，也就不言而喻（說詳后）。又如以《昭忠逸詠》詩集名世的劉如村（麟瑞），也曾自比杜甫，對此，王介夫《題劉如村昭忠逸詠》一詩乃有載：“炎祚當年去不還，欲成良史恨無官。一朝人物歸吟興，千古綱常紀筆端。林下董孤堅直節(jié)，山中杜甫老忠肝。后來多少偷生者，掩面西風不敢看?！盵13]以“山中杜甫老忠肝”相稱者，足可見出劉如村所受杜甫其人其詩的影響之深。而正是因為受了杜甫其人其詩的影響，所以劉如村才將那些死于宋元戰(zhàn)爭中的“忠臣、烈士、貞婦”等進行吟詠，并成就了一部沐浴著血與火的特殊詩集——《昭忠逸詠》。

除了尊宗杜甫其人其詩外，“宋遺老”之于唐人唐詩的學習，還表現(xiàn)在對其他詩人的師學方面，如上舉戴天錫的“早宗李白”，以及“人以陶阮輩目之”的趙若槸“深得晚唐風致”等，即皆為其例。又如崇安人鄭德普，“號景崖，幼穎敏，淹洽子史，而尤刻意于詩，其《題靈巖》云：‘山蒸云氣晴能雨，泉挾風聲夏亦寒。’《題齊云峰》云：‘石潤粘蒼蘚，澗高流白云?！对伳蠘恰吩疲骸銛囡L仍急，鳥啼天正陰?！笨勺放涮迫恕！盵14]所有這一切，都是“宋遺老”尊宗唐人唐詩的一些具體反映。

總體而言，在普遍“宗唐”與“變唐”的宋、金、元三代，作為遺民詩人之一部分的“金遺老”與“宋遺老”，其之尊宗唐人唐詩者，既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的必然反映，也與這些“金宋遺老”雅好唐人唐詩的結(jié)果所致。他們的尊宗唐人唐詩，著眼于各自所處時代的地域文化與審美傾向而言，在以“唐人為指歸”的作用下，或“詩學退之（韓愈）”，或“詩效白樂天”，或“用少陵法”，或自稱“少陵野老”等，雖然師學的對象有別，但大都與社會現(xiàn)實密切相關(guān)。即是說，這些“金宋遺老”們之所以“詩學退之”，之所以“詩效白樂天”與自稱“少陵野老”者，都是重在師學其“憂黎元”、“補時闕”的現(xiàn)實精神。正因此，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反映民間疾苦，憶戀故國山河，即成為了“金宋遺老”詩歌中一個閃光的主題。
                        三、“金宋遺老”的詩歌創(chuàng)作

在“金宋遺老”中，自稱為“少陵野老”的彭秋宇，既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詩人，又是《忠義集》中頗有影響的詩人之一。關(guān)于《忠義集》，顧嗣立在唐涇小傳中引明人何喬新為《忠義集》所寫之序，曾進行了簡要介紹。其所引何序云：“南豐水村劉先生塤、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jù)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所作，附以汪水云、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二劉詩已入初集，今所錄自唐涇以下十七人，并見《忠義集》?！盵15]據(jù)此，知《忠義集》一書，系“宋遺老”趙秉善將劉塤《十忠補史詩》、劉如村（麟瑞）《昭忠逸詠》與汪元量、方回二人之詩合編為一冊的一部詩集。方回與汪元量，都是南宋遺民詩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特別是汪元量寫于南宋滅亡前后的一系列歌行類樂府，直可與杜甫詩歌中的諸多“詩史”之作媲美[16]。而作為詩人的方回，在知嚴州時，雖然因“元兵至迎降，即以為建德路總管”，但他在“尋罷”后卻又“徜徉杭、歙間以老”[17]；而汪元量在宋亡后，“隨三宮留燕，后為黃冠師”，南歸后則“往來匡廬、彭蠡間”，以至于“世莫測其去世留”[18]?！吨伊x集》既收錄了汪元量與方回的“忠義”詩篇，則其所收彭秋宇詩亦為“忠義”之作，也就絕無疑義。

《元詩選》癸集共收錄了彭秋宇的19首詩，且皆從《忠義集》中所輯出。就題材與內(nèi)容言，彭秋宇的這19首詩大致可分為兩類，即一為與南宋的滅亡緊密相關(guān)，為“宋元戰(zhàn)爭”的典型紀實之作，如《襄樊失守》、《江上師潰》、《南征》、《再平南擾》、《庚申喜聞》、《邊事》、《乙亥紀聞》、《乙亥冬》等；一為作者入元成為“遺老”后對故國（即南宋）的思念，屬于這方面者，主要有《西風》、《秋興二首》、《世事》、《聞鬼》、《感舊》、《罪言》、《閑愁》、《感舊》等。前者可以《襄樊失守》一詩為其代表，詩云：

六年絕援困重圍，到此無謀更出奇?？犊鐝堧m有愧，孤窮似李亦堪悲。列城寒月驚鴻散，夷路西風哨馬馳。機速房深謀畫處，豈無高著活危棋。[19]

據(jù)《宋史》記載，宋、元襄樊之戰(zhàn)，始于咸淳三年（1268年）冬，結(jié)束于咸淳九年（1273年）春，前后凡六個年頭，所以詩之開首乃有“六年絕援”之謂。咸淳九年“正月乙丑，樊城破，范天順、牛富死之”，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府歸大元”[20]。這就是襄樊之戰(zhàn)的實況。在這首詩中，作者一方面對呂文煥因“無謀”而降元的行涇進行譴責，一方面則對奉命率兵馳援并死節(jié)襄陽的張順、張貴（具體見《宋史·度宗紀》）二將予以稱頌，并在詩末發(fā)出了“豈無高著活危棋”的感慨。僅此即可表明，作者對于襄樊的失守乃是深以為憾的。襄樊扼漢水咽喉，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成為南宋的重要屏障，襄樊既因呂文煥而失陷，蒙元鐵騎則不僅可自此長驅(qū)直入抵達南粵，而且還可經(jīng)由江夏順長江東下直逼臨安，所以，《江上師潰》、《南征》、《乙亥紀聞》、《乙亥冬》等詩之所寫，即皆與此相關(guān)。如《江上師潰》一詩：“江上西風督戍秋，國人延頸捷隨收。中宵棄甲三軍潰，往歲藏弓百戰(zhàn)休。其羨虞公前采石，可憐丁謂后雷州。諸賢著意籌新局，嫠婦如今正有憂。”其中五、六兩句，所寫即南宋軍隊潰敗于長江后，元軍分兵兩路（即一為“雷州”，一為“采石”）繼續(xù)進取的情況。又《乙亥冬》一詩云：

禍亂方來苦不盡，此生誰料有如今。四郊云擾旌旗影，諸閫風寒社稷心。杞國有人憂凜凜，桃源無路入深深。少陵野老懷忠憤，醉里攢眉強自吟。[21]

“乙亥”為公元1275年，也即宋恭帝德祐元年。此前的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理宗駕崩，當時只有四歲的太子趙顯即位，史稱宋恭帝。據(jù)《宋史·瀛國公》（即宋恭帝，時年五歲，降元后封為瀛國公）載，德祐元年冬十月至十二月，“大元兵”先后占據(jù)了建康、常州、江陰、隆興府、撫州、平江等江南大部分地區(qū)，都城臨安危在旦夕，形勢對南宋政權(quán)極為不利，而有著“少陵野老”般“忠憤”的彭秋宇，即寫下了這首“杞國有人憂凜凜”的《乙亥冬》詩，以表示他對于時局的高度關(guān)注。

與彭宇秋同為《忠義集》中代表詩人的唐涇，《元詩選癸集》從中輯得其詩12首，依序為：《甲戌客臨安》、《和朱以性》、《江南西遷國之亡天也歌以紀之》、《閩亡徙東廣》、《廣亡徙海》、《厓山亡》、《江南四忠節(jié)義國之紀也歌以哀之》（4首）、《丙子紀事》、《懷黃小牧》、《讀史懷友》。僅就這些詩題言，即構(gòu)成了一部南宋末期的“亡國簡史”，而可與文天祥集中的《常州》、《淮安軍》、《南安軍》等詩并讀，因為國家與民族的興衰存亡，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熱，以及詩人的愛國情懷等，乃皆寓其中。如《江南西遷國之亡天也歌以紀之》一詩：

吳峰一發(fā)驀云孤，愁向鄉(xiāng)累訊故都。鳳去只馀韶樂在，雁來還有帛書無。杏壇有客陳孤注，平隴何人復五銖。歌徹《黍離》風雨惡，南山深處叫烏烏。[22]

此詩題下有注云：“杭亡?！睋?jù)《宋史·瀛國公》記載，杭州之破在德祐二年二月，當時的情況是：“大元使者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wèi)軍”，“五月丙申，朝于上都”，五歲的宋恭帝被降封為瀛國公，則此詩之寫即在是時。而《閩亡徙東廣》、《廣亡徙海》、《厓山亡》等詩，則是對宋理宗之子趙昰、趙昺先后判福州與泉州，以及趙昰在福州即位為宋端宗“改元景炎”，并與文天祥、張士杰、陸秀夫、陳宜中等人一道“徙東廣”，趙昺在厓山投海而死等史況的追述，是詩人對于當時形勢與時局深切關(guān)注的最直接體現(xiàn)。如《厓山亡》一詩寫道：

萬里輿圖入朔方，搖搖孤注海之陽。石尤風惡云藏軫，天駟星沉月掩房。島上有人悲義士，水濱無處問君王。羲和指著烏飛路，去去虞淵暮色蒼。[23]

“厓山”，即今廣東江門新會之崖山，宋元戰(zhàn)爭史上著名的“厓山海戰(zhàn)”就發(fā)生在這里。當時的海戰(zhàn)既激烈而又殘酷，以至于作為“四義士”之一的陸秀夫，“乃負昺投海中，后宮及諸臣多從融會貫通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馀萬人”[24] “厓山海戰(zhàn)”的失敗，決定了南宋政權(quán)的徹底滅亡。所以，《厓山亡》一詩于開首即用了“萬里輿圖入朔方，搖搖孤注海之陽”兩句，以表明南宋小朝廷自此之后的不復存在。這14個字，既是作者對當時現(xiàn)實的一種寫實，也是其置身厓山對歷史的一種喟嘆。

對于滅亡后的南宋，“宋遺老”們更是以詩爭相詠懷，這從作為“癸之甲”殿后之作的11首《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詩即可準確獲知。這11首同題之作的作者依序為：劉深、羅宜城、趙由仁、聶琚、黃鯉、王復、胡東皋、甘淵、李叔鈞、彭卓、周友德。這11人的詩題皆作“錢塘懷古”者，其實就是對已成為歷史的南宋的一種懷念。如周友德詩：“錢塘曾屬宋山河，王氣衰來奈若何。人死海洋沉玉璽，棘生宮苑沒銅駝。諸賢不及文風少，六鼓無聞寂寞多。惟有西湖只如舊，畫船來往逐清波。”由南宋王朝的建都臨安，到趙昺在厓山的投海而死，以及宮苑的荒涼與西湖依舊，均成為了詩人懷念與吟詠的對象。這11首詩之所以詩題相同，內(nèi)容大體一致，關(guān)鍵就在于其皆為對“趙王孫宜誠”《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三首》的“集詠”之作（說詳后）。此組詩題下另有“并序”云：

我宋南渡，駐蹕臨安。主闇臣奷，偷安姑息。始則檜賊陷忠良之將，而仇恥莫伸，失機恢復；終則賈賊絕樊襄之援，而藩屏既拆，遂至危亡。雖運祚之在天，亦奷邪之誤國，千載之后，有遺恨焉。此《麥秀》、《黍離》之所以作也。予雖不敏，而傷感之情，其理一也。因編家譜，遂成錢塘懷古律詩三章以寄興耳！仙源嗣孫宜誠頓首。[25]

在“仙源嗣孫宜誠”看來，南宋小王朝之所以亡國，不在于蒙元鐵騎的如何強大，而主要是因為“檜賊陷忠良之將”與“賈賊絕樊襄之援”所致。趙宜城的這種認識，在當時是深得“宋遺老”們的贊同與稱許的，因而才有了劉深等11人《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的同題之作。而此，也是包括諸“遺老”在內(nèi)的宋人之所以憎恨秦檜與賈似道的原因之所在。

與“宋遺老”詩歌相比，“金遺老”的詩歌也自有其特色。在已知的9位“金遺老”詩人中，最具代表性者，當推楊弘道、翟炳、魏璠3人。楊弘道字叔能，號素庵，今山東淄博人，金亡國后，曾南下襄漢，為宋人辟為唐州司戶兼文學，不久棄去，晚年寓居益都以終生。作為詩人，楊弘道不僅反對戰(zhàn)爭，而且對戰(zhàn)爭給人民造成的災難深表關(guān)注，如著名的《空山謠》即為其例。詩云：

凄風羊角轉(zhuǎn)，曠野埃塵腥。膏血夜為火，望際光青熒。頹垣俯積灰，破屋仰見星。蓬蒿塞前路，瓦礫堆中庭。殺戮馀稚老，疲羸行欲傾。居空村問汝，何以供朝昏。氣息僅相屬，致詞難遽言。往時百馀家，今日數(shù)人存。頃筐長鋤隨日出，樹木有皮草有根。舂磨沃饑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誅求盡地底，官吏有時猶到門。[26]

從“舂磨沃饑火”句推敲，此詩當為作者“避亂走襄漢”時的產(chǎn)物。詩中所寫，如“頹垣俯積灰，破屋仰見星”，“殺戮馀稚老，疲羸行欲傾”，“往時百馀家，今日數(shù)人存”等，皆屬對戰(zhàn)爭的殘酷性與破壞性所進行的揭露和批判，是詩人憎恨與厭惡戰(zhàn)爭的最直接反映。而“詩效白樂天”的翟炳《鄴臺行》一詩，所寫卻是又一番面目。是詩為：

君不見黃輝萬丈當涂高，筑臺鄴下矜雄豪。觚棱直抵霄漢極，洪基欲比西山牢。危樓曲欄照金碧，云楣井藻分鐵毫。美人侍宴悉傾國，詞客賦詠皆英髦。樽前歌舞未知倦，軍中戈戰(zhàn)難忘操。四征跋扈尚龍戰(zhàn)，三分漢鼎猶鴻毛。曹暪海內(nèi)歸神武，憐死何為視兒女。西陵松柏翠生煙，臺上嬋娟泣如雨。銅雀惟馀漳水流，金鳳深埋城上土。鄴臺咫尺若有靈，好作移文來吊古。[27]

這是一首典型的懷古之作。詩題中的“鄴臺”，即曹操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建于鄴城的銅雀臺。銅雀臺建成后，曹操既曾在此與建安七子等人宴飲賦詩，慷慨任氣，又曾于臺下引漳水入玄武池，操練水軍，所以，銅雀臺之于曹操而言，實際上就是他權(quán)力與事業(yè)的一種象征。然而，昔年的輝煌與成就，卻早已成為歷史，故而翟炳于“鄴臺”所見者，乃為“銅雀惟馀漳水流，金鳳深埋城上土”，所以他才深有感觸地說：“鄴臺咫尺若有靈，好作移文來吊古”！翟炳憑吊歷史上的鄴臺，是否關(guān)聯(lián)著現(xiàn)實中的燕都，可任由讀者去想象。但魏璠的《燕城書事》一詩，卻是一首實實在在的“燕都憶舊”。詩云：“山勢回環(huán)西北高，強燕自古出英豪。地連云朔偏宜馬，人襲衣冠盡帶刀。塵暗玉樓無鳳宿，云埋金水似龍韜?？蓱z一片繁華地，空見春風長綠蒿?！比娭鶎?，使得作者對大金國的思念之情，乃躍然紙上。

四、“金宋遺老”的創(chuàng)作特點

作為一個特殊的詩人群體，“金宋遺老”之于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當時的北方藉本土詩人和仕宦類詩人相比，其成就與業(yè)績雖然要遜色許多，但他們對于元初詩歌的繁榮與發(fā)展，卻是作出了應有的貢獻的。固然，他們并非為活躍于元初詩壇上的主流詩人，但他們在完成金元詩歌之間的過渡，以及宋元詩歌的承續(xù)與對接等方面，都應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金宋遺老”之于詩歌的創(chuàng)作，還呈現(xiàn)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創(chuàng)作趨向與創(chuàng)作特點。要而言之，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結(jié)社式”的唱和。所謂“結(jié)社式”的唱和，是指在“金宋遺老”中苦干具有“結(jié)社”性質(zhì)的詩人群，他們在棲息山林之際，或者放浪山水與寓居故里期間，分別進行著題材相近與風格相似的詩歌創(chuàng)作，但所押之韻卻并不要求在同一韻部。在144位“金宋遺老”中，具有“結(jié)社”特點的詩人群，主要有“林慮三隱”（賈竹、翟炳、王鼎）、“蘇臺四妙”（翁陳瀧、湯益、高常、顧逢）、“桐廬三友”（魏新之、孫潼發(fā)、袁易）、“杭清吟社”（連文鳳等）等，其中，最具影響者則首推“月泉吟社”?！霸氯魃纭钡膭?chuàng)始者為浦江（今浙江金華）人吳渭。吳渭在南宋時曾任義烏縣令，入元后退居故里，與方鳳、謝翱、吳思齊等人倡立“月泉吟社”，并向各地吟社廣發(fā)邀請函，以“預于小春月望命題”。對此，《元詩選》癸集中的連文鳳小傳、吳澄小傳等，均有專門之記載。如連文鳳小傳云：“至元二十四年，字清翁，號潛齋，約諸鄉(xiāng)遺老為月泉吟社，預于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jié)局。諸鄉(xiāng)吟社用好紙楷書，明書州里姓號，如期來浦江交卷，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因用范石湖故事，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延謝翱皋羽、方鳳景山、吳思齊子善，相與甲乙評騭。計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取中二百八十，刻詩六十名，而以羅公福（即連文鳳在宋亡后所改名——引者注）為第一。當時鼎革初定，宋之遺老，散處東南，而二千七百馀人，此唱彼和?！盵28]待這場以范成大“《春日田園雜興》為題”的“結(jié)社式”唱和創(chuàng)作結(jié)束后，吳渭即取其中前“六十名”之詩，編成了《月泉吟社》（一作《月泉吟社集》，見《元詩選癸集·吳澄》）一書。明末清初時期，王士禛在撰寫《池北偶談》時，雖曾對《月泉吟社》所收詩進行了高度評價，但他卻又認為謝翱等人所“評騭”的60位詩人的名次“未盡當意”，因而對其進行了重新的名次編排，如將第一名羅公福（連文鳳）改排為“二十一名”[29]等。“月泉吟社”及其“結(jié)社式”的唱和創(chuàng)作影響之大，僅此即可見其一斑。

其二是“同題集詠式”的創(chuàng)作。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形式，“同題集詠式”主要是指某一些詩人在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時，所用詩題雖然相同，詩的內(nèi)容也大體類似，但這些詩人卻并非為一個或者幾個具有結(jié)社性質(zhì)的詩人群體。而此，也是“同題集詠式”創(chuàng)作區(qū)別于“結(jié)社式”唱和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標志。即如上舉吳渭所編《月泉吟社》中的60位作者也不例。這60位作者的詩題盡管都為《春日田園雜興》，即其均具有“同題集詠”的特點，但顧嗣立在為連文鳳撰寫的小傳中，已用“諸鄉(xiāng)吟社”四字將這些人的結(jié)社性質(zhì)交待得甚為清楚，即參加者都是以“諸鄉(xiāng)”的“吟社”為單位的，而非某一詩人的個人行為。而在“金宋遺老”中，采用“同題集詠式”創(chuàng)作形式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者，劉深等11人對《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的創(chuàng)作，則乃最具代表性。據(jù)《元詩選癸集》所收錄的劉深等11人之《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詩可知，這11人的同題之作，雖然都是因?qū)w宜誠《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三首》進行“集詠”的結(jié)果，但劉深等11人既不屬于某一“吟社”的成員，也不曾與趙宜誠結(jié)為吟社，即他們對《錢塘懷古題仙源云仍家譜三首》這一詩題的“集詠”，均屬于自發(fā)性的參與，而非有人進行過任何形式的組識。而且，他們的“集詠”也并非是在同一時間內(nèi)完成的。這種創(chuàng)作形式，對于元末以楊維楨為首的“西湖竹枝酬唱”，應是不無影響的。

其三是以近體詩為主。據(jù)統(tǒng)計，在144位“金宋遺老”的340首詩中，古體有55首，近體有285首。其具體為：四古3首、五古33首、七古13首、雜體6首；五絕7首、七絕86首、五律35首、七律157首。這一具體數(shù)據(jù)表明，近體詩不僅是“金宋遺老”們的首選，而且七律與七絕乃為其之最愛。近體詩講究平仄對仗，注重音律美，因此較古體詩更受詩人們的青昧。而從發(fā)展的角度言，近體詩由于在唐代杜甫時期即已相當成熟完善，因而便成為了當時及其后詩人們深為喜愛的一種詩體形式，宋代詩人由于受唐人唐詩的影響，所以于近體詩也特別雅好，這從江西詩派、江湖派等詩人多以近體詩為主進行創(chuàng)作，以及方回編輯《瀛奎律髓》一書專以五律、七律為入選條件等，即可準確獲知。而方回所生活的年代，正與“金宋遺老”為同一時期，則方回注重近體詩的詩選學思想對其有所影響，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更何況，方回的有關(guān)詩篇，還被“宋遺老”中的趙秉善編入了《忠義集》（詳上）。所有這些，均可說明，“金宋遺老”對于近體詩的喜愛以至于首選，既為其審美理念之使然，又與近體詩在當時發(fā)展的關(guān)系密切。

綜上所述，“金宋遺老”的詩歌創(chuàng)作，不僅成就喜人，而且特色也甚為鮮明，其作為元初詩歌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頗值關(guān)注的。這些“遺老”詩人雖然各自的經(jīng)歷不盡相同，對蒙元新政權(quán)的認識也不盡一致，但充溢于其詩中的故國之思與黍離之悲，卻成為了他們以關(guān)心社會現(xiàn)實與民生疾苦為己任的最直接反映。盡管這類詩歌在“金宋遺老”中所占比例非大，但其所昭示的卻是一種“憂黎元”、“補時闕”的時代精神。而此，即為“金宋遺老”詩歌的本質(zhì)核心之所在。

注釋：

 [1]具體參見本書第八章第一節(jié)。

[2]載《民族文學研究》2010年3期。第125頁—134頁。

[3]在《元詩選》癸集“癸之甲”所收錄的160位“金宋遺老”中，“宋遺老”之與“金遺老”有機會相識并相聚者，從顧嗣立為這些詩人所寫的小傳中進行考察，只有“江漢先生趙復”等少許詩人。

[4]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5頁。

[5]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7頁。

[6]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6頁。

[7]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7頁。

[8]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1頁。

[9]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頁。

[10]元好問《元好問全集》下冊，卷三十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

[11]具體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jié)。

[12]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6頁。

[13]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30頁。

[14]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6頁。

[15]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22頁。

[16]王輝斌《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載《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4期。第88頁—91頁。

[17]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上《桐江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88頁。

[18]宋之振等《宋詩鈔·水云詩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38頁。

[19]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25頁。

[20]《宋史》卷四十六《度宗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11頁。

[21]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27頁。

[22]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23頁。

[23]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24頁。

[24]《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45頁。

[25]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31頁—132頁。

[26]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0頁。

[27]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2頁。

[28]顧嗣立《元詩選》癸集(癸之甲)，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5頁—56頁。

[29]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九，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61頁—462頁。

（本文原載《民族文學研究》2012年1期，第106—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