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語境中的卡佛
思郁現在談論卡佛已經逐漸有了一種反諷的意味。
現在談論卡佛已經逐漸有了一種反諷的意味。我們寫的評論比他的小說還要長，我們說的話比他筆下的人物的還要多，我們制造了喧囂評價他的沉默，我們把他的簡約看成了流行和時尚，對他背后大半生遭受的困難視而不見?？ǚ鹪谥形恼Z境里受到的追捧已經遮蔽了他的小說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所以當我拿到了卡佛最新中文版《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以下統稱為《當》）時候，有點不知所措。09年年初《大教堂》出版的時候，卡佛的小說讓我耳目一新，我絮絮叨叨地說了很多；09年9月份卡佛的另一本小說集《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自選集》出版的時候，我自認為從中發(fā)現了卡佛與我們的時代精神之間的密切關聯，又夸夸其談了許多；這一次，面對《當》的時候，除了默默地讀他的小說，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么。
繞遠點，不妨先說些閑話。海明威有個短篇叫做《白象似的群山》，短短幾頁的篇幅中只是描述了一對青年男女在一個小火車站旁邊的對話。通過海明威的敘述我們對這對男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們在等開往馬德里的火車，女孩要去那里做個手術，也許是墮胎手術，也許只是我們的猜想。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不知道他們之間發(fā)生了什么故事，不知道他們是否還相愛，不知道他們最終做了什么決定，通篇留下的只有平淡之極的對白。但是令人驚奇之處就在于，就這樣幾頁的小說，讀者卻可以根據他們的對話想象出無窮無盡的故事，隱藏在對話背后的可能性數不勝數。這是一個極為抽象的短篇，描寫的幾乎是一個神話般的原型，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講，這個短篇又極為具體，截取的只是生活中最為平淡無奇過后即忘的一個情境的形象。這樣一個情境發(fā)生的時候如此突兀，以至于它沒有任何前提的鋪陳，沒有過度的情節(jié)，也沒有明確的結尾，時間與空間幾乎靜止在對話發(fā)生的那一刻鐘里。昆德拉給海明威的這個短篇的評語是，它抓住了一種具體的時間。在這個具體的時間里，平時最為忽略的小說場景變形放大到無限，細節(jié)成為了小說的中心，而填補細節(jié)則成為了讀者閱讀的樂趣所在。
我當然不僅僅是為了說海明威。眾所周知，卡佛是繼海明威之后又一位把簡潔詩學伸展到了極致的作家，而正是1981年出版的小說集《當》隨后被奉為了簡約派文學的典范。美國評論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在《普通人：卡佛、福特和藍領現實主義》一文中提到，卡佛蜚聲文壇的簡約主義是一種“后貝克特式的”，是一種“經過現代主義的懷疑與絕望情緒鍛造的現實主義”。我們讀卡佛的小說往往注意到他筆下的那些小人物，一個個卑微的普通人，他們酗酒，吵架，離婚，失業(yè)，無一不在生活的邊緣，他們失敗的情感，可憐的自尊讓我們看在眼里自然覺得感同身受。我們全身心的認同卡佛的現實主義觸角，但是卻往往忽略他小說中處處彌漫著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的身影。我有一個很簡單有趣的例子，一個朋友對我手中的卡佛充滿疑問，他問我“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這個句子或者這題目到底想說明什么意思。我啞口無言，只能說這個好看的句式其實根本沒什么意義，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同名的小說在講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蛟S我們該這樣談論卡佛，他講述的不是故事，也沒有意義，只是一個個具體的生活場景的展現，瞬間的疏離，莫名的出軌，生活的斷章。他的小說中人物一直在說話，在生活，從不追尋意義，我們這些讀者何必要苦思冥想其中的道德意蘊呢。有時我讀他的作品會有種錯覺，以為讀的是一本超現實主義的文本，題目和情節(jié)都沒有任何的意義，它們只是作為一種存在展現在那里，頗有幾分荒誕的意味。以《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以及《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這些不同時期的作品為例，我們能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削減故事，簡化敘事，刪除細節(jié)，摒棄隱喻，遮蔽抒情，將大量的文字棄之不用，代之以支離破碎的、斷斷續(xù)續(xù)的，甚至經常由沉默和空白間隔開來的對話片斷。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給人的感覺像一個原本豐滿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個孤零零骨架。這個有些笨拙的比喻容易讓人聯想到卡爾維諾對博爾赫斯的評價?？柧S諾認為博爾赫斯的小說過人之處在于，他發(fā)明了一種寫作方法，對一本幻想中并不存在的大書進行概括性和縮減性的書寫，因此他的短篇才散發(fā)出一種如此簡練和迷人的魔力。這種評價同樣也可以用來形容卡佛的創(chuàng)作，但是其中稍微不同的是，博爾赫斯是對一本并不存在的書的概括，而卡佛很多時候卻是先真真切切寫完一個故事，然后對其進行精簡。自選集中《毀了我父親的第三件事》和《家門口就有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創(chuàng)作的比較長的故事，但后來收錄到小說集《當》中的時候，都進行了相當大的修改，尤其是《家門口就有這么多的水》甚至刪去了四分之三的內容，剩余的部分只有一個破碎的、不連貫的、無法理解、神秘的和高度濃縮的框架。人物雖然還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個故事，但是意義和框架的形成只有依賴讀者的閱讀和頭腦中的理解，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填補其中的空白。
是不是正因為卡佛的小說恰好迎合了這種讀者反應的小說理論，讓讀者有機會參與到了填補他作品空白的創(chuàng)造，所以才受到眾多愛好者的追捧？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解釋，卡佛寫普通人生活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正因為這種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容易給人一種虛構的印象。他筆下的那些失業(yè)的推銷員、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陷于家庭暴力和外遇困境的夫婦等，這些人的生活容易讓讀者產生不真實的印象——小說的本質畢竟是虛構的——仿佛抽離于我們的生活。這樣以來，我們閱讀卡佛的時候，仿佛觀照著是一個與我無關的世界，仿佛能填補某種我們所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對比著自我生活中積極美好的那一面。畢竟，現實太不盡如人意，閱讀對許多人來說是個逃避的理想寄托，在無盡的虛構想象中給未來之路涂抹一絲的亮色，完成一種自我意義上的救贖。因此讀卡佛的小說，我們填補的不僅僅是空白，還是我們生活的希望。
最后有個疑問不得不提，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的譯者是小二，與09年9月份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自選集》的譯者湯偉是同一個人。既然是同一譯者，而且這兩本小說集中有許多篇目是重復的，為何在重復篇目的譯文上有著明顯的不同的呢。比如“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在自選集中的譯名就變成了“談論愛情時我們都在說些什么”；“第三件毀了我父親的事”，在自選集中的譯名變成了“毀了我父親的第三件事”……也許，你會以為兩者相差不是很大，意思基本相同，并不影響閱讀。但不僅僅是譯名，就連譯文也有所不同，我想問的是，這種明顯的差異僅僅是譯者的一時興起所為，還是由于卡佛小說原文之中就存在如此的差別呢？
思郁
2010-2-2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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