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之思：“殉國”還是“殉格”
群臣簇擁著猶疑不決、一籌莫展的國君。
文官武將意見截然相左，爭論卻并不激烈。他們頭頂沒有祥云籠罩，心中沒有星盤托底。這是一次缺乏信任、因而更缺乏衷腸的會議。終于，僵局被激情打破了！
“秦國是虎狼之國，秦王的話不可信，不能前往！”
激情滾滾的話語，振聾發(fā)聵，擲地有聲。從殿外臺階上，風(fēng)度翩翩、彬質(zhì)儒雅的屈原飄然而至。
這一幕，到底是歷史的安排還是史家的創(chuàng)意？無論如何，典籍的舞臺、文字的燈光，都讓兩千多年間無數(shù)的目光聚焦了這一閃亮登場。
秦昭王借與楚國通婚之際，要楚懷王前往秦國會晤。此時的屈原似乎依然擔(dān)任左徒要職，但是早已因受讒言之累而被懷王疏遠，出使齊國返回不久。站在屈原這一邊的，只有令尹昭睢，附和勸阻國君赴秦昭王之約。然而，以楚懷王的小兒子子蘭、上官大夫晉尚為代表的陣容，依托著一種宮中特有的強大，他們的一番鼓噪說服了楚懷王，屈原的規(guī)勸失敗了。接下來，是國君赴約、被拘留軟禁，雖然逃到趙國，卻被拒絕入境，只好返回秦國，懊惱成疾而亡于秦。
屈原一定會悲憤交加，一是秦王的奸詐；二是楚王的昏聵；三是小人的卑劣。所有這些足以讓他寫下《招魂》。
記得上小學(xué)的時候，老師在家家要吃粽子的關(guān)鍵時刻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于是，黏黏的粽子又甜又香的味道、詩人屈原和愛國主義粘連在一起。然后又牢牢地將這種印象粘在心里。直到上大學(xué)、學(xué)歷史，依然加深著這樣的印象：屈原是愛國主義詩人、是愛國主義的光輝榜樣，他縱身于汨羅江碧波之中，是愛國主義情懷的最高境界，而《離騷》呢 ？《九江》呢？《天問》呢？無疑是愛國主義的偉大詩篇。尤其是他受到排擠貶黜和種種打擊，卻依然對于楚國的命運憂心忡忡，而不忘憂國，以至于以身殉國。
打開中國歷史、中國文學(xué)的教科書，以至于種種相關(guān)書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詩篇”的評價比比皆是。
可問題恰恰出在這“愛國主義”上。
現(xiàn)當(dāng)代人審視歷史的角度雜亂斑駁，總體是好事。但讀準史實不易，還需要翻扒不少考據(jù)注疏，謹防撥亂反成添亂。近年有人尖銳地批評屈原是奴才人格的典型，甚至認為屈原代表了、發(fā)端了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人格?！廴?！這究竟是撥開了歷史云翳而還屈原以“真實面目”，還是讓本來就沉冤千古的詩人冤上加冤、難以瞑目？孔夫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詩篇是詩人人格的折射。難道真的要像魯迅先生一樣，一面高度贊賞屈原“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后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一面批評道屈原的《離騷》是表達了“不得幫忙的不平?！?/span>
魯迅先生讀史博精，思想深邃。但他的屈原觀卻讓我無法產(chǎn)生豁然開朗之感，反墜五里霧中。其實近年尖銳批評屈原“奴才人格”的聲音，很難說沒有受到魯迅的啟發(fā)。早在1932年，魯迅先生就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說：
“其實是，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們只不過批評）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魯迅全集》第五卷115頁）
“不得幫忙的不平”則出自魯迅先生于1935年寫的《幫忙到扯談》：
“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魯迅全集》第六卷344頁）
更早，魯迅于《摩羅詩力說》中也說過：說屈原的詩“然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zhàn)，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后世，為力非強。”
有機會讀聞一多先生的《讀騷雜記》，不啻遇到棒喝。
清朝有個王懋竑，這里提到此人頗有必要。因為，在研究屈原的眾多學(xué)者中，王懋竑獨樹一幟地認為屈原死得很早。他在《白田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后》中，推定屈原早在楚懷王二十四、五年間，即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304年就投入汨羅江了。這比多數(shù)人認為的屈原死于頃襄王時期大大提前了，尤其是比一般采用的郭沫若關(guān)于屈原卒于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一說早了80多年！
果真如此，則對于屈子關(guān)系重大。這期間的一些事件，就應(yīng)當(dāng)與屈子無涉。比如，第一，諫勸懷王不要入秦的，就不是屈原，其實《史記》楚世家中記載，“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fā)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可見，史太公那里自相矛盾，屈原之諫并不一定屬實。第二，頃襄王時代屈原就不會再次受貶。至于屈原與漁父江邊對話也就子虛烏有，用聞一多先生的話說是“教一篇寓言冒充了史跡”。第三，頃襄王二十一年，也就是郭沫若認為屈原的卒年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國的這一次慘敗屈原也就沒有經(jīng)歷到，所以王逸《楚辭章句》注《哀郢》說：“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本蛢H僅成了一種猜測了。
好像很遺憾，歷史少了那么多文學(xué)或戲劇的素材；但是，可能也避開了一些文學(xué)或戲劇式的虛構(gòu)。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其重要之點，還不在于縮短了屈原幾十年的壽算，訂正了一個史實的錯誤。這件事本身的意義甚小。因這件史實的修正，而我們對于屈原的人格的認識也得加以修正，才是關(guān)系重大。懷王喪身辱國，屈原既沒有見著，則其自殺的基因確是個人的遭遇不幸所釀成的，說它是受了宗社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無根據(jù)了?！?/span>
也就是說，所謂屈原投江是以身殉國、是愛國主義，既沒有歷史依據(jù)，也包括了對歷史事實的誤讀。
聞一多先生提到“人格”，這的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是啊，為什么我們就不能脫離政治，從人格的角度來評價一個詩人呢？我們一定要把屈原放置在政治漩渦當(dāng)中嗎？好一個“屈”姓的詩人才子！都沉江了，都死了，都躲不過政治嗎？既躲不過“殉國”；也躲不過“奴才”，“屈”?。?/span>
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屈原縱身于碧波之中？聞一多指出連真帶假25篇屈賦中對于懷王被誘入秦的事決無一絲口風(fēng)，可見此事或發(fā)生于作者死后，或屈子對此并未耿耿于懷。
一部二十五史的確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但是絕不是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只能將全部身心都深陷政治之中，以至于最追求潔身自好的大詩人也無法洗濯身后。其實思想學(xué)者、文學(xué)大師常有“天問”、“人問”的形而上超越，我們后人不可以把人的心靈從風(fēng)云變幻中抽象出來嗎？孔子贊嘆伯夷、叔齊的時候說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倍壹毣巳烁袂椴俚摹爸笜恕保骸案毁F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這些，放在屈原身上，無比恰當(dāng)。漢人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饞，然數(shù)責(zé)懷王，怨惡椒蘭，悉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捐景行之士?！闭f得好！這班固，堪稱屈原知己。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北还舴g成“我要請九重的上天做我證人，我悃忱地忠于君王并無他意。”“雖九死其猶未悔”，被傅國涌先生說成是“表達的是屈原對于楚懷王的耿耿中心”?！伴L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被說成“屈原把他對專制君主制度的絕對忠誠，對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對昏君的抱怨和對人民的同情完整地結(jié)合在一起”。就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也被說成“他上下求索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寵信，這就是屈原所表達的真實感情?！保▍⒁姼祰恐稓v史深處的誤會》，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
屈哉！屈子！
春秋戰(zhàn)國，忠君思想在士子之中沒有什么市場，他們追求的是發(fā)揮才智。商鞅入秦以前賣了不少關(guān)子，誰重用我我才為誰效力；公孫衍當(dāng)了秦國大良造，后來又相魏，甚至以“五國相王”；蘇秦佩六國相??；孟嘗君在馮煖的策劃下被三國請相；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國；伯夷、叔齊更是不作國君、不食周粟而餓死深山……。為什么獨獨詩人屈原非得揣著愚忠的奴性死死抱著昏聵愚鈍的楚懷王不放，甚至哀怨叢生以身“殉國”呢？
所謂“忠君愛國”、“愛國主義”，無非是后人出于種種目的為屈原硬性地安在頭上的“光環(huán)”，而這其實是讓屈子更加屈辱的光環(huán)。
而屈原與愛國主義無關(guān)的時候，也是從“奴才”人格的解脫。
屈原的詩句當(dāng)中，體現(xiàn)著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對君主昏聵的譴責(zé)，對卑劣小人的鞭撻和揭露，更充溢著對高尚人格的珍愛和自尊。如果把這些讀作“奴才人格”的濫觴，可以說是對于中國歷史帶有整體性的誤讀。中國士大夫階層，不乏理想人格的追求者、堅守者和殉難者。司馬遷忍辱負重著《史記》；名醫(yī)華佗寧死不向曹操屈服；劉毅直言不諱；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韓愈“知汝遠來應(yīng)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宋朝的胡銓“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正是以屈原為榜樣，多次公開吟詠屈原的“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所有這些，當(dāng)然是一種反抗，是一種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式的反抗，寧死不屈，寧折不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就是放在當(dāng)今，也是難能可貴的。其實，魯迅先生自己不是也有詩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嗎？不僅引用了屈原、與《離騷》形似意近，而且充分抒發(fā)了“薦軒轅”的情懷。我們知道，魯迅先生的情懷，是對與人民、民族前途的憂患，是對于“風(fēng)雨如磐暗故園”的憤懣。那么，心同此境，情同此理，為什么一定要苛求2000多年前的屈原呢？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薄拔岬婪蚶鲑?，路修遠以周流?！薄奥仿湫捱h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樣的向往、追求以至殉難，本身就閃爍著價值抽象和超越的光熠，倒是我們，需要突破二元對立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思維巢臼。
作者：周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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