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出現(xiàn)了一個流傳至今的童蒙讀物《三字經(jīng)》。其中有“蘇老泉，二十七，始發(fā)憤，讀書激，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之句。
這位蘇老泉正是蘇軾的父親蘇洵（老泉名號到底應(yīng)當歸為蘇軾，還是他的父親學界仍未有定論），老蘇胡子一大把，年紀到二十七方有志于學，發(fā)憤讀書，終于成為一代大儒。蘇洵大器晚成的故事，通過《三字經(jīng)》的傳播，近千年來一直在激勵著莘莘學子。
學有所成的蘇洵參加了科舉考試，卻科場蹭蹬。每次滿懷希望而來無不是失望而去，眼見的仕途無望，蘇洵只得另覓捷徑。
老蘇領(lǐng)了兩個兒子去拜訪時任知益州張方平，希望得到薦舉。張方平對三蘇父子文章極為欣賞，當時就告訴蘇洵，這兩個孩子都是天才，老大聰明可愛，然而不如老二少年老成，將來的成就或者老二要比老大要強上些許。
這老大正是蘇東坡，而老二就是蘇轍、蘇穎濱了。得到張方平贊賞的蘇洵信心倍增，帶了兩個兒子直奔汴梁城。
首先父子三人來拜見的正是一代文宗歐陽修，歐陽修一見三蘇文章，驚為天人。在他不遺余力的宣傳之下，三蘇的文章在大宋王朝聲名雀起，一時間“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從中央到地方，出現(xiàn)了“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開封紙貴的盛況。
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蘇軾兄弟二人參加了這年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科試，二人高中。
蘇軾在他的文章中激揚文字、縱橫捭闔，個人政治觀點初現(xiàn)端倪。蘇軾也認為改革是勢在必行之事，但是他的政治主張與王安石所上萬言書截然不同：蘇軾既反對因循茍且、主張變革，但卻反對驟變而主張漸變；既講法治，但又反對僅講法治，而更重人治和德政；反對王安石的開源理財觀念，主張節(jié)儉重義。
主考官歐陽修幾人贊嘆蘇軾文章“文義燦然”，王安石卻認為他的文章“全類戰(zhàn)國文章”。
其實，“文義燦然”與“全類戰(zhàn)國文章”都沒有說錯，蘇軾文章確實如此，他的文風受父親影響頗深。
王安石一直認為，蘇明允（即蘇洵）文章是戰(zhàn)國縱橫之學，“大抵兵謀、權(quán)利、機變之言也”。
王安石執(zhí)政之后，繼承范仲淹遺志，對科舉做了重大改革：罷詩賦“聲病對偶之文”，以經(jīng)義策論升降天下士，通過政治手段和制度形勢來實現(xiàn)自己的文學主張。
因為王安石與蘇軾二人對政治、學術(shù)的不同理解，導致了日后以蘇軾為首的蜀黨與王安石變法派的對立。政治斗爭逐漸向意氣之爭、文學思想之爭轉(zhuǎn)變，學問之道與政治觀念混為一談。王安石的文學主張，也為自己樹敵不少，變法最終失敗也是情理之事。
據(jù)說，蘇軾當時人微言輕，王安石批評他的文章，他也只有呵呵。而他的老豆蘇洵卻光腳不怕穿鞋的，針對王安石在衣食方面的生活細節(jié)，寫了一篇千古奇文《辨奸論》。在文章中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說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p>
蘇洵認為，凡是能作出有悖常理事情的人，鮮有不是大奸大惡的，在文章中他不點名的將王安石比作了王衍、盧杞這樣的大奸臣。
《辯奸論》究竟是托名之作，還是蘇洵作品直到今天仍存有爭論，無論如何，將生活小節(jié)上升到政治品格，這都屬于扣帽子、打棍子、抓辮子的下作手段，不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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