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韻”與“禪悅”
以韻論書，是來自于宋人的發(fā)明，關于這一點，學界已早有定論。尤其以清人劉熙載所謂的“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①之說，尤為典型，成為“以韻論書”所常征引的重要緣起。至于“韻”的概念之生成，即從聲律中引出而言詩、又以詩而用之于人物的品藻，進而被宋人而論書法，關于這一次第的演進過程，我們在前文“書法惟風韻難及”一節(jié)中已作了較為詳略的評說，在此，勿復贅述。本節(jié)擬僅就“以韻論書”的社會文化背景為出發(fā)點，挖掘在書家個性與宋代書法風格之間的一些內在聯(lián)系和要素，并進一步完成“風格”層面上對“韻”的文化闡釋。
歷來言及宋人的“以韻論書”，大都就“韻”字本身來大作文章?？蓟淖?、辨章源流。鮮有就“韻”字所蘊含的文化意義以及與宋代社會生活相連屬的學術思考。從而簡化甚至誤讀了宋人“以韻論書”的歷史流向和社會背景等諸多要素。導致了對宋代書法風格成因概念化的解讀，尤其僅以因訛襲而來、且又似是而非的“尚意”來概全此際書風的新變，②這是時至今日關于宋代書法研究的癥結之所在。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叢文俊先生在其近年的書法史研究中，針對這一問題勾畫出了頗有前瞻性意義的理論構架，特別對于審美意象在人與書法之間的轉化問題，更見新意與創(chuàng)識。沿著這種思路，在此，開始我們的討論。
叢文俊先生指出：
自蔡襄“風韻”說出，其后論書，若“觀韻”、“韻勝”、“得韻”、“病韻”、“余韻”、“逸韻”、“氣韻”、“有韻”之類，頗多見于兩宋書論，而以山谷最為重視。在于蔡氏，其韻本指晉字的“風流蘊藉之氣”，是人書合一的藝術靈性與生動，是充溢著人文精神的自在與灑脫。惟其用語自時俗而來，遂轉化為頗具時代痕跡的新意，能夠與晉唐媲美的北宋書法，即本于此。①
“惟其用語自時俗而來，遂轉化為頗具時代痕跡的新意”，這是叢文俊先生所提出的而又未及展開的一個重要的線索與端倪。那么，我們關心的是：時俗是什么？“風韻”又是如何自“時俗”而來？它又如何轉化為“時代的新意”？下面我們就此分別加以說明。
一般來看，所謂的“時俗”就是指“其時的風尚與習俗”，也可稱“世俗”。唐宋之際，社會轉型加劇，新的市民文化正在成為主流價值觀而日益影響著人們的思想。由此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風尚與習俗”。從語言觀念，道審美、信仰，從衣食住行到行為習慣，凡此種種，構成了所謂的“宋型”的“時俗”或“世俗”。具體而言，在宋人對女性風儀的賞悅中，“風韻”成為了一個重要的“世俗化”內容。周輝《清波雜志·冷茶》稱北宋“以婦人有標致者為韻”②，辛棄疾《小重山·茉莉》也作“莫將他去比荼蘼。分明是，他更韻些兒”③，這都說明了特定語境與情境中“韻”的時代征候。東晉南朝人也講“韻”，如《世說新語·任誕》：“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①這是品藻人物中，對風格氣度的賞悅，“韻”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但無論是就人就物而言，“韻”最終還是作為“含蓄中的標表”這樣一種審美意象，被宋人廣泛地運用于對人、尤其是女性風儀的品騭中。俗語中所謂“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例隅，差略可以使人體會到“風韻”的內涵與外延。至于黃庭堅喜歡以此而論書，即所謂“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shù)梅路稹雹谥?，這的確具有鮮明的“時代新意”，這種將審美對象人格化、理想化的旨趣，反映了人與藝術之間相互陶染、互相塑造的特征。就黃氏而言，這種趣尚固然來自人生個性與情趣，同時，它也更來自“時代”的饋贈。在個性人生與社會風尚間尋找“風韻”的“時代新意”，我們還是從黃庭堅的個案開始吧！
《春渚紀聞》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世傳山谷老人前身為女子。山谷有自記，刻石于涪陵江上。石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其記言山谷與東坡同謁清老者，清語坡是五祖戒忍和尚后身，而山谷前身則一女子?！拔也荒茉斦Z，俟異日學士之涪陵，自有告者”。既坐黨籍，再貶涪陵。未幾夢一女子告之云：“某生前誦《法華經》，發(fā)愿后身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后身也?！?/span>
這是典型的佛教因果輪回之說，在此固然不足憑信征引。然而，故事卻提供給了我們黃氏人生歷程中兩個重要的端緒與線索，那就是：佛教與女人。
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傳》（局部）21 [宋]
黃庭堅出身仕宦門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與熏陶。但在宋代士人之中，他又以學佛、尤其是深于禪學而稱著。黃氏曾自言家鄉(xiāng)洪州是“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內者以百數(shù)”②。正是這樣的原因，他少年時便開始接近僧人，而且還成為了臨濟宗黃龍派祖心禪師的入室弟子，祖心“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后事”③。作為臨濟宗黃龍派的傳衣缽者，《五燈會元》專門為其立傳。其對于佛教內典皆極諳熟。朱熹曾稱其學問“詣力多得之釋氏”④，尤其是對于活潑、清新的禪宗，黃氏更是參之悅之，并成為他人生信仰與文藝創(chuàng)作的重要緣起。在《與胡少汲書》中，他說：“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腳。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⑤所謂的“禪悅”，是指在參禪向佛的過程中所獲得的一種心靈的愉悅，它是屬于個人層次的心性實踐。因此，它被廣大士人所接承，尤其是有宋一朝，“禪悅”之風普遍盛行，如楊億、趙抃、王安石、蘇軾、陳瓘、李剛、張九成等，都是熱衷于此道者。但需要說明的是，宋代的“禪悅”之風與魏晉的清談不同，這種“世俗化”了的佛教，它成為了士人階層從社會責任屬性朝向個人解脫的津梁與紐帶。從而也影響了此際文學與藝術的風尚。學者孫昌武曾指出：
居士佛教的發(fā)展也促使佛教向世俗生活各方面的深入。就禪宗來說，大批居士習禪，直接影響到學術與文學藝術諸領域。在學術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進一步促進了儒學的轉變，理學的形成就借助了禪宗以及華嚴宗等佛教各宗派的思想，在文學、美術、書法諸方面，禪的影響更十分深刻。①
而這種風尚的影響，特別在黃庭堅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其所擅長和標舉所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詩歌創(chuàng)作方法，便是胎息于禪宗的妙趣之中。至于論書以“韻”中所謂的“韻”，也與禪宗倏忽相關。黃氏云：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公麟）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fā)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②
黃氏從畫家處悟得了“含韻”的道理，李廣雖引而不發(fā)，但觀者仍能從“箭鋒所直”中感受到“人馬皆應弦”的“意境”?！?箭鋒所直（觸）”典出《列子》，后被應用于禪林之中。禪宗以之譬況技進于道的情形。如任淵引洪覺范《僧寶傳》載曹山《寶鏡三昧》曰：“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①據(jù)黃志平所言：“箭鋒相直”與“箭鋒所直”的意義不同。前者指箭已發(fā)出，箭鋒相觸，后者指箭鋒對準靶的，而箭尚未射出②。前面黃氏所見之李伯時畫，其所言的“箭鋒所直”正是指箭已上弓待發(fā)的一種含蓄狀態(tài)。這種含蓄的意旨在黃氏的言語道斷中又生成為“韻”的審美指向，這的確與禪宗的“話頭”相關。那么，宋人習慣于用“韻”字來形容美麗標致的女子，恐也與之脫不了干系了。
前文我們已反復地論及了關于宋代士子文人沉緬與“文妓花酒”的社會時代背景與風尚。在此，無論是從民間詞“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③的保守估計，還是到王重民所輯《敦煌曲子詞集》中的４０％以妓女生活和男女私情為題材的統(tǒng)計④，就文學主題所關涉的內容而言，宋代士人耽于“妓樂”之風，應當是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種對“浮世”欲望的執(zhí)著所映現(xiàn)出個體生命情愫的釋然，其實也正與“世俗化”的佛教——禪宗思想有關?！段鍩魰肪砥咧械律叫b禪師云：
這里無祖無佛，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zhí)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拭瘡疣紙，四果三賢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⑤
這種看去似乎是胡說八道的“狂禪”之語，事實上它是對一切形式枷鎖的打破，是對傳統(tǒng)意義上一切秩序與成見的革命。在此意義上看來，傳統(tǒng)佛教中視作“萬惡之首”的狎妓與冶游，也就不再是“泥犁地獄”的因果種子了。相反，它作為普遍的清流與時尚，成就了以宋詞為首的文學品質，同時它也成就了士子們風流旖旎的一段生活。
在此，黃庭堅的趣尚與經歷，仍然是極具典型意義的?！豆珜O談囿》曾載：“后妻死，作發(fā)愿文，絕嗜欲，不御酒肉”。①以此反觀可見，黃氏于此前的生活還是“嗜欲”有加的?！稈形t新話》載：“魯直好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于我法當墮泥犁地獄?！雹陔m然黃氏還以“某但空語，初非實踐”之語為之辨解，但下面這首描寫艷遇幽歡的小詞，使人不得不對其辨解產生懷疑和聯(lián)想。如《千秋歲》：
世間好事。恰恁廝當對。乍夜永，涼天氣。雨稀簾外滴，香篆盤中存。長入夢，如今見也分明是。歡極嬌無力，玉軟花欹墜。釵罥袖，云堆臂。燈斜明媚眼，汗浹瞢騰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③
盡管后人以“極少轉薄”“艷而不淫”來諱言此詞，但于此可以斷言，就寫“歌兒舞女”的俚詞艷歌方面，黃氏的確是行家里手，也正如他自己所謂的“金沙灘子鎖子骨，不妨隨俗暫嬋娟”。這“不妨隨俗”一定是謙托之辭，就其經歷可見，黃氏對于女性的情感執(zhí)著應自不待言。個性趣尚所使，黃氏其論書也大量以女性為譬況，特別是常以這種自“時俗而來”譬喻美女的“韻”字來論書，這的確是與有宋以來的社會風尚倏忽相關。
蔡襄所謂的“書法惟風韻難及”，一方面揭示了書與人的特殊關系，同時，也昭示了一種特殊背景之下的文化征候。
關于“風韻”，日本學者栗田勇有過這樣的表述：
“風韻”是具有性意味的跡象、氛圍。情色在日語里被稱為“色香”。盛期的女人即刻喚醒色欲的魅力很難說是有“風韻”的，因為它一覽無余，過于直白。“風韻”好比是少女尚未長成，本人對自身魅力渾無自覺的青澀的未成熟的性感；再者是男歡女愛已成往事的半老徐娘，銘刻在身的記憶散發(fā)出的、若有似無的成熟女人的韻味?！帮L韻”，有時是以“嫵媚”、“妖冶”等形容的外露的姿態(tài)。但更多的時候，它是不期而至的，我們往往在出于預料的情境與之邂逅。①
這就是文化內涵與隱寓中有關“風韻”的闡釋。以此與蔡氏所言的“風韻”強作系連，恐未必妥當，況且就人與書之間加之以“風韻”的介入，又是十分費力卻又不得其明析的混沌之舉。但是，就其后人所評述宋人書法的“激厲矜夸”、“纖秾危厲”以及“肥艷美婢”、“誕怒”、“放縱”②而言，它與上述文中所謂“嫵媚”、“妖冶”作為“風韻”的外露姿態(tài)之說，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在此，以“風韻”為考察的標準，再去重新審視宋人書法的風格，差略可以得其大概或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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