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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靈說舉要(二)

第四節(jié)性靈說的要義

   

         袁枚在論詩時能夠充分的把握各自的度,使其不左不右,后世人對其多有誤解,隨園恐其誤解又在《續(xù)詩品·辯微》中說:“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樸非拙,是健非粗。急宜判分,毫厘千里。勿混淄澠,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頹唐,才人膽大。”要分清創(chuàng)新與仟佻、樸素與笨拙、矯健與粗俗、華麗與輕浮、清雅與薄浪、厚重與呆滯、縱橫與亂雜之間的分寸。隨園論詩雖重天分,但不廢工力;雖尚自然但不廢雕琢;注重內容,但不舍其形式;出語平淡,但要求用意精深;既要學古又要師心,這樣“性靈”才不至于產生流弊。他也意識到這種分寸把握不好,一定會出現(xiàn)“滑”、“浮”、“飄”甚至“仟佻”之病。當今社會詩圈多有此象,就拿“仟佻”講,總有此為幸之人,賣弄些小聰明,雖顯輕靈還涉小趣,但數(shù)首讀過,讓人生厭,如卓別林站在京劇舞臺上。能醫(yī)此病,惟多讀書,長閱歷,修心性而治??偠灾疄閷W識不足,有學識才有變化,惟其有變化才耐尋味,惟其耐尋味才有厚重可言,缺其厚重便顯淺薄,所以隨園在《續(xù)詩品·博習》中說:“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舍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彼€說“用巧無斧鑿痕,用典無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初學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隨園詩話》卷六第二十二則)

         隨園在強調后天的工力,目的是以后天的工力以濟性情?!?/b>詩難其雅,有學問而后雅,否則俚鄙率意矣。”(《詩話補遺》卷六)他還說:“詩有有篇無句者,通首清老,一氣渾成,恰無佳句,令人傳頌;有有句無篇者,一首之中非無可傳之句,而通體不稱,難入作家只選。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學力。”所以他不反對師古。他認為“人間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時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b>他也不反對用典。但用典不用僻典,亦不能堆砌?!?/b>用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續(xù)詩品·選材》)堆砌典故,“錯把抄書當作詩,”皆不為詩,但有典不用如“有權勢而不逞”。這些看似矛盾,實際是要適時、時勢的選用典故。

        袁枚之前那些人標榜性靈時,多在自然、渾成,濃淡、拙樸上講,路數(shù)可嘉,但相對還有些膚淺?!对娫挕肪砦逭f“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淡不宜濃,然必須濃后之淡。”“大巧之樸,樸而不拙;濃后之淡,淡而不枯。毫厘之差,失之千里?!保üB虞《中國文學批評史》640頁)《詩話》卷八引用《漫齋語錄》還說“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薄暗弥m苦,出之需甘;出人意外者,扔需在人意中?!保ā对娫挕肪砹┻@些都是隨園論詩從立意到詩成的諸多論述。《續(xù)詩品·勇改》云“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最后一則《滅跡》還說:“織錦有跡,豈曰惠娘?修月無閬,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我的理解是,詩成必須要改,但不可多改。多改當是后天學問處;不改少改當是先天性情處。改己性情如重構,改他性情如奪志。能改處為人之巧言,不能改處為人之情志。這些就他以別人論詩不同的地方。

         至此,以學問濟性情,以人巧濟天籟,相輔相成,不可強執(zhí)一端。

 

                                                     第五節(jié)性靈說的影響

 

        性靈說提出不久,首先遭到格調說的反對,后經過很長時間的駁辯,直到袁枚過世后很長時間亦未停止。它撼動了千百年來的儒家詩教的“溫柔敦厚”和“思無邪”的根基,破壞了“名教”的禮數(shù)。

       格調說源于欲補充神韻說的“虛”,以“詩以載道”為出發(fā)點,言“理”、“事”、“情”為手段,以“氣”相持,以“辭”為表現(xiàn)的硬件模式,佐以軟件(精神層面)“詩言志”為目的,通過“力”、“才”、“膽”、“識”,慣以“氣”之“法繩”,趨于“辭”顯的過程。此種論斷是葉燮的《原詩》通篇思想。他認為,“詩道”是詩之本,“理事情”是詩之體,氣是詩之法;“詩言志”是詩人之本,“力才膽識”四項是詩人之體,“氣”是詩之“用”。兩者皆以“辭”表現(xiàn)形式。持此種論調的清前期有毛先舒、申涵光等,葉燮《原詩》書成后成為指導性論調,后經沈德潛的《說詩睟語》明確的表明: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托興漸失,徒視為嘲風雪,弄花草,游歷燕衎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為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食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yōu)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誰詩睟語》卷一)

        他把詩教作為安邦定國的重器的高度去用和倡導,致使天下文人士子聞風而倡。最顯者為宋大樽、宋咸熙父子,而后潘德輿以《養(yǎng)一齋詩話》豎起“格調”大旗。他在卷一開篇就說:

        “詩言志”,“思無邪”,詩之能事畢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懼人笑其迂而不便于己之私也。雖然,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詩,物之不齊也?!把灾尽?、“無邪”之旨,權度也。權度立,而物之輕重長短不得遁矣;“言志”、“無邪”之旨立,而詩之美惡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詩亦簡而易明者矣。

         值此,《原詩》、《說詩睟語》、《養(yǎng)一齋詩話》成了乾嘉以后詩壇的“正音”,性靈說為之反對的論述多見于《隨園詩話》和《小倉山詩文集》,其中前后《答沈大宗伯論詩說》最為具體,他深深的痛斥了格調說。我們引用幾個格調派的抨擊言論,就能看出他們當時是多么恐懼和痛恨性靈說。

        章學誠(1738-1801)在其《文史通議·詩話》中說袁枚是個“不學之徒”,專門“誘無知士女,逾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而導致:

         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系?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為導欲宣淫之具,則非圣無法矣!

         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于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

        今不學之徒以邪說惑閨閣,亦為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為惑也。

         章學誠把性靈說作為洪水猛獸,蠱惑婦女,不安分守己;士子不辨邪正,不分是非,不顧得失而盲目追隨“從風波靡”,實屬“邪說”。他是“人倫之毛賊,名教所必誅”,這樣的討伐就把隨園等人定位于“名教”的叛逆者,綱常的破壞者。

         誣枉風騷誤后生,猖狂相率賦閑情。春風花樹多蝴蝶,都是隨園蠱變成。(章學誠題《隨園詩話》十二首)真不知道這詩是夸贊還是詛咒。但值得多說一句的是,章學誠作為史學家,一個沒有地位的潦倒幕僚,他的這些激烈文字在袁枚死后三十五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才被大家傳閱,而章比袁晚去世四年,查相關資料,此語也是在袁去世后才有的。

        同樣以史學留世的袁枚好友,性靈的代表人物趙翼,也戲罵袁枚“占人間之艷福,游海內之名山”,“引誘良家之子女,峨眉都拜門生”。但袁枚并不在意趙秋谷的戲罵他還說“掩善以善其善”,而在這方面,他在《再與沈大宗伯書》中做了詳細深刻的論辯。而更有些近于謾罵的的口吻討伐袁枚及性靈說,其具有代表的如朱庭珍在《筱園詩話》中的一段: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雄豪,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筱園詩話》卷二)

        對趙翼,朱氏也甚為不滿,說:“趙翼詩比子才雖典較多,七律時工對偶,但詼諧戲謔,俚俗鄙惡,尤無所不至?!?《筱園詩話》卷二)

         上述的列舉無非是袁枚太過于把女性的地位予以解放,給了可以寫詩的地位和條件,這樣就違背了儒家的綱常,使“名教”有易幟的可能。但事實也確實如此,袁枚去世后六十年即出現(xiàn)了鴉片戰(zhàn)爭,一百四十年出現(xiàn)了五四運動,二百年出現(xiàn)了改革開放。是幾千年的儒家思想被徹底的顛覆,從這一點上看,性靈的反對者還是有先見之明的。

         性靈的倡導者和追隨者,在隨園建立不久,就風靡南北。袁枚曾兩次舉行大規(guī)模的“閨閣”詩會活動,這和王漁洋當年組織的“重九會”、及一直延續(xù)到乾隆年間的“紅橋唱和”大不一樣,按當時的“男女授受不親”的要求看,確屬驚世駭俗之舉,為此招致非議和誹謗也勢所必然。而當時的女性并沒有被這些歧視和誹謗所嚇倒,追隨隨園的人絡繹不絕,具不完全統(tǒng)計,隨園先后收授六十多名女士為徒,其中包括他的兩個妹妹,和著名詩人席佩蘭、孫云鳳姊妹、金逸、廖云錦、吳瓊仙、歸懋儀、鮑之蕙姊妹等等。那時女性的詩詞圈多半是一親屬間相互影響,比如做過廣西巡撫的葉紹楏妻子陳長生,有《繪聲閣初稿》、《續(xù)稿》;是《再生緣》作者陳瑞生的妹妹,葉紹楏的母親周映清有《梅笑集》;繼母李含章有《繁香詩草》;妹妹葉令儀有《花南吟榭遺草》。袁枚稱“皆詩壇飛將也”。

            席佩蘭(1760——1829后)名蕊珠,字韻芬, 一字遺華,號浣云、道華、佩蘭等,昭文(今江蘇常熟)人。常熟孫原湘妻。佩蘭擅畫蘭。詩天機清妙,著有《長真閣詩稿》、《傍杏樓調琴草》。

附作品:

古鏡

一片秦時月,清光萬古新。對君原是我,知爾閱多人。

難使年華駐,翻嫌面目真。深藏如不露,何處著纖塵。

上袁簡齋先生(三首)

慕公名字讀公詩,海內人人望見遲。青眼獨來幽閣里,縞衣無奈浣妝時。蓬門昨夜文星照,嘉客先期喜鵲知。愿買杭州絲五色,絲絲親自繡袁絲。

深閨柔翰學涂鴉,重荷先生借齒牙。漫擬劉惔知道蘊,直推徐淑勝秦嘉。解圍敢設青綾障,執(zhí)贄遙褰絳帳紗。聲價自經椽筆定,掃眉筆上也生花。

南極文昌應一身,幸瞻藜杖拜星辰。十年早定千秋業(yè),片語能生四海春。詩格要煩論偽體,畫圖何敢秘豐神。愿公參透拈花旨,可是空王座下人。

十四夜月

最高樓閣最瓏玲,齊出玻璃面面屏。十里青山波浸透,一城秋夢鶴呼醒。天無表里皆澄徹,月在中間是性靈。萬事將圓未圓好,此情說與素娥聽。

十五夜月

吹徹碧云何處簫,一輪捧出九層霄。影如秋水無渣滓,光閃明星欲動搖。萬古不磨惟此鏡,百年幾度是今宵。愿天月與人俱好,暗把心香歲歲燒。

寄衣曲

欲制寒衣下剪難,幾回冰淚灑霜紈。去時寬窄難憑準,夢里尋君作樣看。

孫云鳳,令宜(春巖)女,能詩,善寫花卉。后適某氏子,見筆硯輒憎,反目歸母家。其妹云鶴、云鸞、云鴻、云鵲、云鵑并能詩、畫。有湘筠館詩。卒年五十一。袁枚有《二閨秀詩》:“掃眉才子少,吾得二賢難。鷲嶺孫云鳳,虞山席佩蘭?!痹气P有《春草閑房》、《侶松軒》詩詞集,云鷴有《聽琴館吟草》留世。

附作品:

巫峽道中

秋江木葉下,客子獨徘徊。瘴起濃云合,灘鳴驟雨來。

凄涼庾信賦,寂寞楚王臺。俯仰乾坤里,悲歌亦壯哉。

登高示諸弟妹

九日同登百尺臺,茱萸遍插菊花開。渚清沙白孤帆遠,露冷江空一雁來。人事獨悲秋漸老,少年須惜水難回。山川信美非吾土,欲賦《登樓》愧淺才。

和袁明府枚留別杭州

撲簾飛絮一春終,太史歸來去又匆。抱菊昔為三徑客,盟鷗今作五湖翁。囊中有句皆成錦,閨里聞名未識公。遙憶花間揮手別,片帆天外掛長風。

未曾折柳倍留連,縱得重來又隔年。遠水夕陽青雀舫,新蒲春雨白鷗天。三千歌管歸花縣,十二因緣屬散仙。安得講筵為弟子,名山隨處執(zhí)吟鞭。

山行

晚從春山行,殘月掛高樹。鐘聲出煙林,人語隔溪霧。幽壑多奇花,絕壁飛瀑布。今來秋已深,木葉雜風雨。雞啼似有村,云深不辨路。風景回不同,陰晴亦有數(shù)。去去路正遙,悠悠歲云暮。

         金逸(1770-1794)字纖纖,江蘇常州人。年二十五。適同鄉(xiāng)陳基(字竹士)。工詩,與江珠、陳雪卿、楊蕊淵、李佩金等女史結詩社,唱和無虛日。受業(yè)于袁枚門下,因其悟性高,被袁枚視為"閨中三大知己"之一。有《瘦吟樓詩》及《虎山唱和詩》。歿后,楊蕊淵、李紐蘭、陳雪蘭三女士為捐金刻其《瘦吟樓詩》。陳文述詩有"蛾眉都有千秋意,肯使遺編付劫塵"句,即指此事。袁枚親作墓志銘,推其為吳門閨秀之"祭酒"。

附作品:

隨園先生來吳門招集女弟子于繡閣余因病未曾赴會率呈二律

西湖續(xù)會許相從,閨閣咸欽大雅宗。我豈能詩慚畫虎,人言此老好真龍。竹聲當牖涼三徑,云氣深潭幻一峰。未得追隨女都講,春愁偏欲惱吳儂。

柳條不肯系春光,返棹天臺餞別觴。青眼早深知己感,白頭猶是愛才忙。湖堤草色催新夏,驛路蟬聲到夕陽。愿得年年芳訊至,許教桃李附班行。

曉起即事

忍將小病累親憂,為問親安強下樓。漸覺曉寒禁不得,急將簾放再梳頭。

與姊別后頗無意緒感舊述懷得七律十六韻

         少小依依似雁行,可憐往事不堪詳。畫樓人去埋塵冷,孤艇潮來載夢忙。記得承歡工雅謔,有時撥悶斗迷藏。讀書紅剪三更燭,禮佛清燒一瓣香。賭繡當窗隨臥起,種花隔夜費商量。嬌癡撲蝶攜諸弟,好勝敲棋背阿娘。茗碗笑看雙影瘦,詩筒拚負十分狂。偶纏薄病親調藥,驟覺新寒教換裳。紈扇并裁聊擬月,錦箋私劈獨開箱。聽鐘湖上秋停棹,踏雪壚頭曉舉觴。荊樹方期終繞膝,藍橋忽漫賦催妝。羹湯洗手慚為婦,鴻案齊眉各倚郎。暫喜歸寧姜被暖,旋驚握別暮山蒼。如儂真被浮名誤,怪姊甘將舊業(yè)荒。昨日庭幃成把晤,今宵鐙火暗凄涼。一封寄與相思淚,折向蘭閨定斷腸。

        駱綺蘭,字佩香,號秋亭,上元(今南京)人,一作江蘇句容人。江寧諸生龔世治妻。早寡,少耽吟詠。袁枚、王文治詩弟子。工寫生,所作芍藥三朵花圖卷,宗惲壽平。尤喜畫蘭,以寄孤清之致。有自繪《佩蘭圖》及《秋鐙課女圖》,題者不多作。字格清秀,惜少骨干,字則清軼塵俗,都極可誦。著有《聽秋軒詩稿》。

附作品

對雪

登樓對雪懶吟詩,閑倚欄桿有所思;莫怪世人容易老,青山也有白頭時。

登天平山憩中白云

身在云中不見云,登臨忘卻日將曛?;仡^欲辨來時路,只有泉聲隔樹聞。

重過揚州舊宅(二首)

維舟重到綠楊城,門巷蕭條轉眼更。鄰嫗相逢應識我,隔墻曾聽讀書聲。

曾將妝閣作詩壇,每日聯(lián)吟到夜闌。十二年前題壁句,一時和淚拂塵看。

登木末樓

載酒獨登樓,憑闌四望收。江光初過雨,山意欲成秋。

霸業(yè)隨流水,孤城起暮愁。微茫煙樹外,帆影落瓜洲。

《隨園女弟子詩》選入二十人,之外還有王靜宜、史鮑印、吳柔之等人均有作品留世。

值得一提的是駱綺蘭在《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中一段話,頗能說明當時女性詩人的憤懣情緒:

女子之詩,其工也,難于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淪其性靈;又無山川登覽,以發(fā)其才藻。非有賢父兄為其溯源流、發(fā)正偽不能卒其業(yè)也。迄于歸后,操井臼,事舅姑,米鹽瑣碎,又往往無暇為之。才士取青紫,登科第 ,角逐詞場 ,交游日廣 ;又有當代名公巨卿從而揄揚之 ,其名益赫然照人耳目。 至閨秀幸而配風雅之士 ,相為唱和 ,自必愛惜而流傳之 ,不致泯滅。 或所遇非人 ,且不解咿嗚為何事 ,將以詩稿覆醯雍瓦矣。閨秀之傳,難乎不難?

        狹小的生活圈子,禁錮的倫理枷鎖,使女性一直都有沖出、打破的意識,寄以詩詞,宣泄情懷,是那時有文化女性的共性。恰恰袁枚看中了這一點,他認為女性詩中的“意”,要比男性真實,細膩。女性表現(xiàn)出來的多是感情生活,敏銳的發(fā)現(xiàn)并抒露這種情感,才是詩之“真意”。

       比袁枚小49歲的張問陶可算是性靈的后起之秀,補充完善了性靈的缺陷。

       張問陶(1764-1814) ,字仲冶,一字柳門,號船山、蜀山老猿,清四川遂寧人。清代杰出詩人、詩論家,著名書畫家。因故鄉(xiāng)四川遂寧城郊有一座孤絕秀美的小山,形如船,名

       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曾任翰林院檢討、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吏部郎中。后出任山東萊州知府,后辭官寓居蘇州虎邱山塘。晚年遨游大江南北,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蘇州寓所。歷史上將其與狄仁杰、包拯齊名,乾隆封其“大清神斷”。

        主張詩歌應寫性情,有個性:“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論文八首》)反對模擬:“文章體制本天成,祗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guī)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保ā墩撛娛^句》)他的詩論與性靈說相吻合,為袁枚所稱賞。袁枚譽張詩“沉郁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視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其原因在于張問陶不僅才華橫溢、創(chuàng)作成績斐然,而且其思想觀念與詩學觀點同袁枚頗多相通之處,成為嘉慶時期性靈派的重鎮(zhèn),與乾隆時期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趙翼鼎足而三,占據乾嘉性靈派殿軍的地位。張問陶沒有論詩專著與文章,但其《船山詩草》卻收有數(shù)十首論詩詩,可供我們窺探其論詩要旨。

          張問陶于強調真性情的同時,還標舉“氣”:一曰真氣,二曰奇氣?!冻啥枷娜张c田橋飲酒雜詩》云:“有情那可無真氣?”即明確提出真氣與真情相輔相成的觀點。如果說真情是詩的血肉,真氣則是詩的筋骨,更是詩的精神力量,有情無氣仍難見詩人之真本色。此“氣”從詩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具有剛正的氣質、人格的力量。從詩的角度而言,則是具有一種勁健的風骨、壯美的氣勢。張氏重視氣,就是重視詩人的品格、氣質的修養(yǎng),從而賦予詩作以氣勢。《華陰客夜讀卷施閣詩文懷稚存》又標舉“奇氣”:“死有替人應屬我,詩多奇氣為逢君?!薄捌鏆狻笔侵冈娙说姆欠?、狂放的氣質,一種浪漫精神。這與張問陶的個性特征相關。張問陶論詩重氣,當受到摯友洪亮吉的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即將“氣”與性、情等相提并論,作為“詩文之可傳”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針砭某些性靈詩輕佻滑易、缺乏氣骨之弊,亦是對袁枚性靈說之補救。

         張問陶于性靈特別強調“我性靈終是我”,這是同袁枚性靈說推重“作詩不可以無我”(《隨園詩話》卷七)一樣張揚個性、崇尚創(chuàng)作的獨創(chuàng)性。為此張問陶宣稱:“自吐胸中所欲言,那從得失爭千古”,“浮名未屑以詩傳,況肯低頭傍門戶!”(《題方鐵船工部元鹍詩兼呈吳谷人祭酒》)意謂詩人應該獨抒性靈,自出機杼,詩中有人。為此又從反面強調:“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閑?!彼^“詩中無我”即缺乏個性、因襲他人,清代乾嘉詩壇之擬古者正是“詩中無我”的典型,為此張問陶譏云:“模宋規(guī)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其十),“規(guī)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保ā额}屠琴隖論詩圖》)矛頭指向沈德潛、厲鶚這些規(guī)唐模宋者,并認為依傍門戶是不會出人頭地的。與模擬者相反,性靈派皆主創(chuàng)造,以表現(xiàn)自己的真情與個性,張問陶亦云:“土飯塵羹忽嶄新,猶人字字不猶人”,“《咸英》何必勝《簫韶》,生面重開便不祧”。(《論詩十二絕句》)所謂“斬新”、“生面重開”就是詩人所推崇的創(chuàng)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猶人”,才能寫出“我”之“性靈”,自成一家。

 

             總的說來,性靈詩風對清中晚期乃至今天,仍舊有著根本意義。它能夠在人為主導下左右搖擺風氣中,處于中正的位置,使詩的命脈不會走出本源很遠;他能夠把詩這種載體正確定位,以“真”、“情”、“才”、“識”、“新、”“活”呈現(xiàn)給讀者同時,記述作者的心靈軌跡;它能夠修正歷代詩論的極端化傾向,特別是清詩的變調走向了真正的“準音”階段。從錢牧齋變前后七子之聲,到漁陽演化“神韻”之變,再變格調之盛,無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雖然文人之詩與才人之詩不乏好作品留世,考據入詩也好,史實入詩也好,終是子不擔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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