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一個人要有世俗觀念中所謂的成就，大約必須有兩方面的因素來促成：
一是個人本身的才能；
一是合適的社會機遇。
個人本身的才能，是涵養(yǎng)修習的結(jié)果。這是內(nèi)因，主要依靠個體的能動性。
合適的社會機遇，按照迷信的說法，就是時運；按照佛家的說法，可稱之為機緣。這是外因，主要依憑社會環(huán)境因素。
個人本身的才能，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積淀提升，此處不說。
合適的社會機緣，大多數(shù)時候，是個體無法左右的，此處，需簡說一二。
有才能的人，沒有機遇，一般不會有世俗觀念中所謂的成績。
有才能的人，有機遇，才能有世俗觀念中所謂的成績。
這種機遇，一種是社會提供的；相對比較復雜，此處不說。
這種機遇，一種是某個人提供的；相對較為簡單，可稍作陳述。
由某個人機緣巧合而提供的機遇，使得他人受知，就是所謂的知遇。
一個人，因有人知遇，讓他這一輩子能夠有世俗觀念中所謂的成就，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這是非常幸運的（須知，這種幸運，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以才能為基礎(chǔ)的）。
這種幸運，一般情況下，是很難遇到的。
所以，知遇之恩，有人會將其比之為“再生”。
想一想，人生短暫、年華易逝，在短短的一生之中，有人知遇，可以將個人的能力發(fā)揮到極致，這是多么難得、又是多么幸運的事啊。
所以，將知遇比之為再生，似乎也不為過。
關(guān)于知遇，雖然相對簡單，但是，仔細說起來，它也是奇怪的、不可捉摸的。
這里，就來說一說那些因姓名而受知遇、而被拔擢的歷史人事。
下面，就先說一說米芾擇婿的事。
話說，北宋書法家、畫家、書畫理論家米芾有潔癖。
關(guān)于米芾的潔癖，明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五十四《宋·米芾》載：
“有潔癖，盥手用銀方斛，瀉水于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巾帽少有塵，則濯之?？腿?，必濯其坐榻。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因?qū)蚁?，靴遂損，不可穿?！?/p>
也就是說：
（一）米芾有潔癖，他在洗手時，要用銀方斛將水倒在手上。在流水洗完手之后，他的兩只手會一直互拍，直到手干為止。洗手之后，他從來都不會用巾帕擦拭。
（二）米芾的頭巾或帽子上稍微沾染一點灰塵，他都會去清洗。
（三）有客人來米芾家里，客人走了之后，米芾都要讓人清洗客人的坐榻。
（四）一次偶然之間，米芾的朝靴被別人拿了一下，回去之后，米芾多次清洗，都把朝靴損壞，沒法再穿了。
就是這樣有潔癖的米芾，在為自己的愛女選擇女婿時，很久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對象。
后來，米芾碰到了一位士人，此人姓段名拂，字去塵。
米芾一見此人的名與字，便非常高興地說：
“既拂又去塵，真是我的好女婿??！”
后來，米芾便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了段拂。
因姓名而得娶米芾之女，聽起來似乎有些荒唐，但是，這也是一種另類的知遇。
據(jù)《萬歷野獲編》的作者、明人沈德符說：
宋高宗趙構(gòu)在位時期，段拂曾諂事并依附秦檜，后來，他還官拜參知政事。
所謂“參知政事”，是官名，唐代設(shè)置；宋初，在同平章事之下設(shè)此職，為宰相的副職，簡稱“參政”。
雖說段拂有所謂諂附秦檜的瑕疵，但是，就其后來官職之高看，米芾嫁女，除了潔癖，除了名字，他還是有其判斷、眼光和遠見的。
說完宋朝，再說明朝。
據(jù)沈德符說，明世宗朱厚熜極為重視姓名。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甲辰科狀元的確定，就與其姓名有關(guān)。
在確定甲辰科狀元之前，朱厚熜做了一個夢，夢中聽到有打雷的聲音。
這一科呈進的考中者之中，正好有一人名叫秦鳴雷，于是，朱厚熜就欽定秦鳴雷為本科狀元。
順便介紹一下秦鳴雷。
秦鳴雷（公元1518年～公元1593年），字子豫，號華峰，浙江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歷侍讀學士、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太常寺卿、禮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明穆宗隆慶五年（公元1571）任南京禮部尚書。明神宗萬歷元年（公元1573）正月，被劾“只知嗜酒、不顧廉節(jié)”，遂被令致仕。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卒，年76歲。有《談資》、《倚云樓稿》。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嚴嵩獨自一人為內(nèi)閣閣員（此前夏言致仕后被棄市，遂余嚴嵩一人），他上奏皇帝，請求增加閣員。
針對嚴嵩的請求，朝廷組織大臣，會同推薦閣員。不過，會推名單中的幾個人，都不怎么合皇上的心意。
正好，幾天之前，言官向朱厚熜建白，奏折的開首語為“重治本事”。想到此折，朱厚熜點頭，遂欽點茶陵張文毅、余姚李文安（即呂本）二人為閣員。據(jù)說，就是因為張文毅的名字為張治，李文安的名字為李本。
簡要介紹一下張治與李本。
張治（公元1488年～公元1550年），字文邦，號龍湖，湖廣茶陵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年間，歷官南京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掌院事，南京吏部尚書；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召入內(nèi)閣，加官至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病卒，贈少保，謚文隱；明穆宗隆慶初改謚文毅，明神宗萬歷初改文肅。博聞強識，性亢爽，有氣節(jié)。明世宗崇尚玄修，輔臣皆須供撰青詞，以此殊不自得，遂郁郁成疾。有《龍湖文集》。
李本（即呂本），明初更定圖籍，誤姓李，中進士后，奏復原姓，字汝立，號南渠，又號期齋，浙江余姚人。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進士，越兩年，授檢討，充經(jīng)筵展書官；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任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次年，遷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入閣，任續(xù)修《明倫大典》總裁官；后歷任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文安。著有《四明先賢記》等。詩文有《期齋集》十四卷。
被朱厚熜拔擢為閣員之前，李本為祭酒，在會推人員名單中，他的名字排列在末位，忽然間被特意簡拔，舉朝官員為之震驚。
很久之后，大家才知道朱厚熜簡拔張治、李本，是因為言官建白中的“重治本事”一詞。
茶陵張文毅官拜閣員之后，一年多便去世了。
余姚李本在相位十三年，后丁憂回鄉(xiāng)，至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農(nóng)歷丁亥年），在家中逝世，算來，李本在鄉(xiāng)野之中又生活了二十七年。
張文毅與李文安二位，其受知皆因姓名，但是，二位后來的人生，又完全不同如此。
因為姓氏而被知遇的，此前，還有明孝宗朱祐樘時期的事。
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丙辰科，朱祐樘拆封進呈的試卷之后，發(fā)現(xiàn)其中一人名叫朱希周。于是，朱祐樘便對內(nèi)閣首輔徐溥（文靖）說道：
“這個人是國姓啊！”
徐溥接道：
“他的名字叫希周，周朝國運八百年??！”
于是，朱希周便被欽定為第一，也就是弘治甲辰科的狀元。
再說一說朱希周。
朱希周（公元1473年～公元1557年），原名朱璞，字懋忠，號玉峰，直隸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原籍如皋。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進士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侍郎，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乞休歸，林居三十年，不復起。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享年84歲。死后，朝廷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恭靖。晚年隱居陽山近三十年，未曾一日去書不看；期間，公卿大臣薦舉他復起的達三十余人次，他皆不以為意，淡然自守，糞土功名。善書，生平不作一行草筆，書極謹細。
另外，明神宗朱翊鈞萬歷十一年（公元 1583年）癸未科狀元朱國祚、萬歷二十三年（公元 1595年）乙未科狀元朱之蕃，這兩位全都是因為其姓為國姓而被皇上特意拔擢為狀元。
順便介紹一下朱國祚與朱之蕃。
朱國祚（公元1559年～公元1624年）字兆隆，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先世江蘇吳江人。少孤貧。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進洗馬，為皇長子侍班官，又進諭德。擢禮部右侍郎。不久，代理尚書。轉(zhuǎn)為左侍郎，又改吏部。被劾“縱酒逾檢”，乃引疾回鄉(xiāng)，家居十八年。
朱之蕃（公元1556年～公元1624年），字元升，一作元介，號蘭隅、定覺主人，原籍山東聊城，后附籍南直錦衣衛(wèi)（今屬江蘇南京）。萬歷二十三年（公元 1595年）進士第一；官終禮部右侍郎。后以母喪，不復出。工書法，善山水花卉，明熹宗天啟四年（公元1624）辭世，享年69歲。卒贈禮部尚書。有《君子林圖卷》，另有《君子林圖卷》。著有《使朝鮮稿》4卷、《紀勝詩》1卷、《落花詩》1卷、《南還雜著》1卷等文集。
有因姓名而被知遇拔擢的，當然，也就有姓名而被黜落而不得狀元的。
如孫曰恭因名孫暴，原被列名第一，后被定為第三；
又如，徐轄，被認為是“害今”， 原被列名第一，后也被定為第三。
這二位，全是因為姓名的原因，而與狀元失之交臂。
（全文結(jié)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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