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風流人，花木自青春
國人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小說戲劇的普及，那既復雜又悲催的東漢末年之形勢，因一部《三國演義》而為人們所熟知，可以說是人人皆能說三國。然而及至司馬篡位，后面的歷史就一塌糊涂了起來，大概要到隋時才漸漸地清晰，而其中小說《隋唐演義》又是功不可沒。
由西晉到東晉，再到五代十國和宋齊梁陳，歷經(jīng)數(shù)百年時間，這中間人們能記住的人和事真是不多，如果有的話，那么這王導絕對是位列其中。
王導，字茂弘，山東省臨沂人。東晉時期政治家、書法家，歷仕晉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東晉政權的奠基人之一。他出身魏晉名門的“瑯邪王氏”，早年便與瑯玡王，后來的晉元帝司馬睿友善，后建議其移鎮(zhèn)建鄴，又為他聯(lián)絡南方士族，安撫南渡北方士族。
東晉建立后，先拜驃騎大將軍，后任司空。與其從兄王敦一內(nèi)一外，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王導去世時年六十四。成帝舉哀于朝堂，遣使追謚“文獻”，葬禮規(guī)格為東晉中興名臣之最。
這王家可真是正宗士族，往上溯可到秦時一門忠烈的大將軍王翦和王賁，后來便世代居住在山東瑯琊，也就是現(xiàn)在的臨沂一帶，到了王導這一代時，正是西晉動亂之際，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奇葩一朝。國學大師錢穆在《國史大綱》有論：“西晉的君臣男女，無廉恥節(jié)，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連胡人都不如的這一幫無恥之人居廟堂之上，這國家之亂象是可以想象得出來的。
與東漢嚴控諸侯王不同，西晉時大量的諸侯是居于當時的首都洛陽，瑯琊王司馬睿同王導是好朋友，八王之亂起，王導力勸司馬睿離開封地，于是這司馬睿舉家回到山東瑯琊，八王之亂結束的時候，司馬睿受命鎮(zhèn)徐州，他邀請王導擔任將軍司馬，這是王導首次踏入官場。
后來王導建議司馬睿上書朝廷，轉(zhuǎn)鎮(zhèn)建康，沒等詔書下達，就和司馬睿舉全族一起，渡過過長江，到達建業(yè)，也就是后來的南京，王導一家就住在秦淮河南岸的烏衣營，此地原是東吳孫權的禁衛(wèi)軍駐地，后來改為烏衣巷，這便是“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的出典。
剛到南京的司馬睿雖然只掛了個安東將軍的名，但是，沒人認他這大將軍的。他是沒有根基之人，如一個剛開直播間的新手，沒有粉絲，那是需要大V來托一把的。于是，王導說服時任揚州刺史的族兄王敦，二人一起上演了大粉特粉司馬睿的大戲，處處予以尊重和敬畏之感，以至于江東五俊等各大家族都紛紛前來拜見，江南百姓人心歸附，爭相崇奉，“鎮(zhèn)之以靜，群情自安” 江南臣屬的關系終于確定。
永嘉之亂，京城洛陽淪陷，中原士族十之六七攜家?guī)Э诙山艿湥恢性笮斩嫉浇蠚w附，人口遽增，王導借地重置了許多僑人的原籍州郡縣，還給他們劃分了經(jīng)濟特區(qū)，協(xié)調(diào)南北門閥貴族的利益。
在王導鎮(zhèn)之以靜的方略下，江南重鎮(zhèn)荊州和揚州，社會安定，人口眾多，王導協(xié)調(diào)各方利益，展示了超人之能力；司馬睿也嚴格約束自己，南渡的漢族群體在安定的同時，也獲得了江東門閥的認同。
王導在東晉主政的過程也是很不平靜地，可以用如履薄冰來形容。期間他歷經(jīng)了王敦叛亂、蘇峻造反、郭默暴亂等一系列讓東晉小王朝覆沒的波瀾，雖然在王導的主持下都歸于平復，但朝內(nèi)各種分權或取代王導地位的風潮一日也沒有停止，這其中尤以溫嶠、庾亮、陶侃等人為甚。
但是，王導就如同一位技術高超的船長，在這驚濤駭浪中穿梭自如，無論颶風暴雨還是險灘暗礁，他都能運籌帷幄，如諾亞般地駕著東晉這首方舟，為正統(tǒng)政權的穩(wěn)固和中原文明的存續(xù)提供了避難所，這是歷史性和民族性的功勞。
但是，我們都知道，東晉王朝是中國歷史上門閥制度為最的盛行之時，而王導作為士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維護自己家族特權是他終生所追求的目標，皇權的強大對門閥是巨大威脅，所以，盡管他對東晉王朝是忠心耿耿，但還是隨時要保持對皇權的控制，從中取得一種他認為是比較合適的平衡感，始終把東晉的政體鎖死在門閥政治的牢籠里，難有出頭之日。
都說是“王與馬，共天下”，而王導也有左右朝政之實力，但他畢竟沒有如曹操和司馬懿那樣篡位時的專橫，對此，我不知道是實力不濟，還是王導根本就沒有這心思，抑或是他的性格使之然。就如同他主持建造的新都建康一樣，街巷“迂余委曲，若不可測”，同故都洛陽中軸的大氣完全不同，是因地因形而為，不刻意求之，也其實也就是王導的性格。
東晉從建立到滅亡的整個過程始終就如同一個病歪歪之人，一直就處于奄奄一息的狀態(tài)，皇綱就一直不振，在王導主政的這三十余年中，他似乎就以他這種以柔克剛，不慍不火的性格控制著朝廷，而對政敵也從不痛下殺手，總是以迂回曲折、變化多端的手段，將他們一個個地斬于馬下。所以，后世對他的評價總是很高，絕無殘忍跋扈之象。
對于王導的責難主要集中于他“不能北伐中原”其實王導何嘗不想北伐，《世說新語》中有過這樣的記載：“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世說新語》作為一本故事集，當然只能看作是對正史的一種參考，但因為它離東晉朝時間較近，很多人是將其作為正史來看待，雖然王導說這話同他的性格有點不符，但我覺得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情景，他是會這樣說的。
中原戰(zhàn)頻，神州陸沉，五胡亂華，王導手上又沒有如岳武穆一樣的戰(zhàn)將，靠那驕縱專橫的王敦，憑那聞雞起舞祖逖就想恢復中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以王導的能力，能使得東晉王朝得以偏安一隅已是不易，所以，他縱有“克復神州”之心，也無其力了，畢竟日暮途遠矣。
陳寅恪先生有《述東晉王導之功業(yè)》一文，論述王導甚妥，其中結語道：“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tǒng)一內(nèi)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續(xù)延，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論也。”
所以，非王導無以將各勢力籠絡以成東晉；非王導無以將文化精髓存于江南，僅就這兩點看，王導就是一代賢臣，一位于民族，于國家有重大貢獻之人。陳大師所論甚為精準。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的這首《烏衣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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