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學概念。體現了古人對于詩歌的本質特征的認識。語出《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苯酥熳郧濉对娧灾颈妗芬詾橄惹亓餍械摹霸娧灾尽闭f，是儒家傳統(tǒng)詩論的“開山的綱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從文藝主體論出發(fā)，概括地說明了詩歌文學表現思想感情的特征。但在先秦時期，這一理論還是比較朦朧的，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趙文子對叔向稱“詩以言志”，《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莊子·天下》“詩以道志”，所謂“言志”或“道志”，意義并不完全一致，也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發(fā)展到漢初，《禮記·樂記》據此發(fā)揮，指出詩人所言之志是“感于物而后動”，探討文藝產生的本原，從文藝主體論進一步探討創(chuàng)作主客體的關系，涉及到文藝的本體論。《詩大序》又深一層地作具體發(fā)揮：“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作者又強調所言之志必須“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情不能超越封建倫理規(guī)范。因而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很大，“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彪m然所言之“志”，與后來陸機《文賦》“詩緣情”說有質的區(qū)別，還不是屬于純粹審美的意識，但是，漢人由言志擴大到道情，卻開拓了詩人視野，擴大了“志”的表現范圍，其中又提出了“情”與“志”的關系新課題。大概經過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意識的沖擊，“詩言志”說在唐宋以降，也日漸增強了它的審美意蘊。如唐孔穎達，雖是經學家，但也解釋說：“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保ā蹲髠髡x·昭公二十一年疏》）發(fā)為情、志統(tǒng)一之說。詩人所言之志，不僅是涉及政治教化的理性規(guī)范，而且可以容納生動的個性化的情感活動。古代文論家常把“言志”與“緣情”二說加以對立，但考其源頭，原應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而“美教化，移風俗”的說法，又從詩歌的認識功能，進一步論其社會教育作用。東漢初班固《漢書·藝文志》據此發(fā)揮說：“《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拾分母?，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證也?！边@是在“詩言志”主體意識的基礎上，發(fā)揚了古代“采詩觀志”的精神，充分發(fā)揮了詩歌文學的認識功能和教育作用，從抒發(fā)個人情志，進一步要求去反映生活，以便在封建體制中完成能動改造社會的任務。在這里，漢儒已逐漸把傳統(tǒng)詩論從主體意識的表現延伸到對于創(chuàng)作客體的探索。但無論是“志”或“情”，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社會極為復雜，人的思想感情的抒發(fā)及其藝術反饋也就千變萬化，各逞異貌。如《禮記·經解》篇有“溫柔敦厚”的“詩教”之說，它是“詩言志”說眾多理論表現形態(tài)中影響重大的一種?！皽厝岫睾瘛弊鳛閭鹘y(tǒng)“詩言志”的一個思維模式，要求按照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要求來“發(fā)乎情，止乎禮義”，限制了詩歌文學反映和批評現實的斗爭性。這一理論規(guī)范卻不可能永遠一統(tǒng)詩壇。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進步，“詩言志”說又被后人賦予新意。傳統(tǒng)詩論中的“詩言志”說之所以源遠流長，生命綿延，這種突被與發(fā)展所注人的新鮮血掖的奔騰是必不可少的。如唐韓愈的“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之說，認為詩歌所言之志不僅溫柔敦厚，逆來順受，而是標志人的主體意識的覺理，是對社會環(huán)境壓迫的抗爭和吶喊，是詩人干預生活、改造社會并求得內在心理平街的一種特殊需要。后來白居易《與元九書》又以“詩言志”為據，發(fā)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論，逐漸加強了詩歌文學的批判精神和斗爭性，從而把古代的“詩言志”說，發(fā)展為富有古典現實主義精神的詩歌理論。而清初黃宗羲《萬貞一詩序》，又結合時代斗爭，對“溫柔教厚”的“言志”之說作出了全新的解釋。他批判了俗儒“厭厭無氣”、“委蛇頹墮”的言志方式，要求詩人“怒則掣電流虹，哀則凄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溫柔敦厚”。這一新說，雖然并不符合漢儒原意，但新思維拓寬了“詩言志”說的理論視野，并賦予了新的審美活力?？上е钡酵砬?，仍然是漢儒所稱“溫柔敦厚”式的“詩言志”說統(tǒng)治傳統(tǒng)詩壇。（蔣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