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一介
我們兄弟姐妹的事多由我母親來管理，父親很少過問我們的事，但父親對我們一向慈愛，在我們小時候，他見到我們總是拍拍我們的頭，或者抱抱我們。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為哄我妹妹一平睡覺，抱著她來回來去的走，用湖北鄉(xiāng)音吟誦著《哀江南》，“山松野草帶花桃，猛抬頭秣陵城到……”如果我們生病，他總是帶我們去醫(yī)院，他不相信中醫(yī)，雖然我們后院住著一位姓周的中醫(yī)師。而我母親則相信中醫(yī)，為我們看病的事，他們兩人時有爭執(zhí)。父親沒有很多嗜好，時間多用在寫他的書上。
他的休息，一是幾乎每一兩周都要到中山公園春明館和來今雨軒和錢穆、蒙文通、熊十力諸位老伯坐茶館，喝茶聊天。這時候他總是帶著我和妹妹。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歡吃那里的包子，父親給我們買了包子吃，然后讓我們在公園里自己去玩。到昆明后，1944年秋我妹妹一平去世，對我父親說是一很大打擊，因為他最喜歡的就是我的這個妹妹。這樣，我們家只剩下我和比我小十歲的弟弟一玄。
1945年1月我自重慶回到昆明后，感到他把對我妹妹的慈愛轉到我弟弟身上。那時我弟弟才八歲，他喜歡玩一些機械性的東西。在昆明南屏街一帶是美國軍用剩余物資的集散地。那時我們因戰(zhàn)爭生活很困難，但父親仍然常帶弟弟到南屏街去買一些弟弟喜歡的小機械零件，同時也買一些餅干、黃油、奶粉之類，有一種罐頭叫“Ten in one”（10合1），內中裝有一些可以吃和用的東西，如餅干、巧克力糖、花生米等等。有時父親也買一兩包美國煙和一兩本簡裝本的英文偵探小說。
父親對我們的學習很少過問，也很少對我們有什么要求。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他的為人處事受到教育，例如他對吃、穿等等從來就沒有什么特殊要求；他從來沒有當著孩子們的面說過別人的壞話，也沒有在孩子們面前發(fā)過脾氣；他對我們家的仆人也非常有禮貌，而且可以和車夫坐在門檻上聊天；他拒絕傅斯年先生給他的另一份薪金；他對伯父湯用彬在抗戰(zhàn)期間任偽職一直沒有原諒等等，可以說對我們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和父親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問題他責罵過我一次，我不記得他還因別的事責罵過我，而對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沒有打過。1957年春父親的《魏晉玄學論稿》在中華書局再版以后，書局的編輯曾找我討論是否也可以把《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我當時想，父親的身體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我對中華書局的編輯說：“這當然是好事，但我不能作主，得問我父親看看他的意思再說。”于是，中華的編輯就找我父親，并說我同意出版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華的編輯走后，父親對我大發(fā)脾氣說：“誰讓你來代表我說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這樣的事你不能管。”我當時不知如何是好，沒有敢申辯，后來我就寫了一封信，請中華書局的編輯來向我父親解釋一下，這樣父親的氣才消了。
父親生前一直沒有考慮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這是因為他認為這只是一個初稿，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自1954年秋父親因患腦溢血，長期在病中，但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如何修改《隋唐佛教史稿》。在1956年他病情稍稍穩(wěn)定后，他就大量地閱讀佛教方面的書，現(xiàn)在我們可以從他留下的二十本讀佛藏筆記看出。在幾年中他翻閱了《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書》以及《金石粹編》和《八瓊室金石補正》等等有關史書、筆記等等，也還看了一些日本學者的有關著作。
由于腦溢血的后遺癥，他寫字不方便，就讓別人代抄，由他自己加按語。而且在此期間他還寫了若干則讀書札記（題為《康復札記》）在報刊上發(fā)表。特別需要說的是他寫《中國佛教無“十宗”》和《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兩文。這兩篇文章加起來也不過兩萬來字，但他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寫，從文章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材料之多，確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父親為什么要寫這兩篇文章？不僅是為了解決中外學者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更是他要為修改、補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佛教宗派”一章作準備。父親雖為修改、補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終因身體原因，于1964年5月逝世，而沒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
80年代初，我覺得應把父親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這時我手頭有兩種《隋唐佛教史稿》的版本；一種是20年代末，在中央大學油印的稿本，一種是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鉛印的稿本，于是我就根據這兩種稿本整理成書，于198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我整理《隋唐佛教史稿》沒有利用他病中所做的二十本“札記”，因為我完全沒有把握能否正確的了解他修改和補充的意見。我注意到在他的二十本“札記”中既包含著許多有關隋唐佛教宗派的材料，還包含有關梵語的翻譯問題，對文獻的考訂以及史料的輯佚，還涉及佛教的若干佛學問題的討論等等，要把這些材料吸收到《史稿》中非我能力所及。我只是對該稿的引文一一作了查對，并把用彤先生在這兩種稿本上的眉批作為注解加入書中。
我之所以不敢妄自補充和修改他的書，一是我的佛學根底太差，二是我根本沒學過梵文和巴利文等，故而很難準確地把父親的想法體現(xiàn)出來。有我的朋友錢文忠，他有很好的佛學基礎，又通梵文、巴利文，他曾告我將利用用彤先生留下的材料寫一部《隋唐佛教史》，我希望能早日看到他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他的書定會有新的突破，超過目前中外學者研究的成果。
從父親對《隋唐佛教史稿》的態(tài)度看，他對學術是非常嚴肅的，不成熟的作品他決不讓它出版。這一點甚至從他對《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出版態(tài)度上看，也可以證明。1938年6月9日用彤先生給他在英國留學的研究生王維誠的信中說：“《漢魏兩晉佛教史》已由商務排版，聞已排竣待印。但未悉確否，此書不愜私意，現(xiàn)于魏晉學問，又有所知，更覺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無出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贝诵胖兴耘c用彤先生在“跋”中所說可互相印證。
我們對照今日之眾多學者（除了極少數個別學者之外），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使學術研究日趨急功好利，或以學術為做官之敲門磚，或以文章為謀利之本錢，使得今日相當多的學術著作成為應急的“急就章”，敗壞了學術風氣。而現(xiàn)在當政者還希望出什么學術大師，豈不可笑之至也。
這里有個問題，我想說一點我的看法。用彤先生說他自己對《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尚“不愜私意”，為什么？我們知道，他的《佛教史》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評，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佛教史》可以代替他的這部書，而他自己仍對該書尚不甚滿意。其原因或許可由給王維誠信中那句“現(xiàn)于魏晉學問，又有所知，更覺前作之不足”透露出一二。
我過去一直認為，用彤先生在抗戰(zhàn)期間沒有能繼續(xù)研究佛教史，把他的《隋唐佛教史》寫完，是由于《大藏經》及其他佛教書籍（如《宋藏遺珍》等等）的丟失。現(xiàn)在看來，除此原因之外，更可能是由于他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特殊情懷，轉而對漢到魏晉南北朝中國學術文化自身發(fā)展的軌跡作了一番深入研究。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一是這一時期他著力研究了魏晉玄學，從他留下的幾篇論文（特別是《魏晉玄學流派略論》和由石峻先生整理的《魏晉思想的發(fā)展》兩文）和他的一篇講演提綱和他的一份《魏晉玄學》講課提綱把支道林列為第九章，把僧肇列為第十章，道生列為第十一章，可見他認為這位高僧不僅是在講印度佛教，而且是在接著中國玄學思想講的。
從后來他在美國加州貝克萊大學講的《自漢至隋思想史（提綱）》看出，他在努力發(fā)掘中國思想文化自身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印度佛教雖對這一階段中國思想文化起著重大作用，但它只是一助因，并不能改變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本性質和發(fā)展方面。本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先是依附于東漢道術，后依附于魏晉玄學，其后雖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有所沖突，但在中國有影響的佛教學說如僧肇和道生所討論的許多問題，仍是中國原本就在討論的問題，如僧肇四論：有無、動靜、知與無知、圣人人格等都是自何王以來玄學討論的主題。
而道生之頓悟，據用彤先生看實是中印學術兩大傳統(tǒng)調和之論，一掃當時學界兩大傳統(tǒng)沖突之說，而開“伊川謂‘學’乃以至圣人學說之先河”。第二，1943年用彤先生以《文化思想之沖突與調和》為題在聯(lián)大作學術演講。如果說上述各論文和提綱是就中國當時學術思想發(fā)展的歷史方面立論的，而此次演講則是從文化發(fā)展的理論方面講的。用彤先生認為“必須先承認一種文化有它的特點，有它的特別性質。根據這個特性的發(fā)展，這個文化有一定的方向?！?/p>
在這一前提下，有兩個問題應該討論：（一）外來文化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是否可有影響？（二）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接觸是否會完全改變基本特性，改變它的發(fā)展方面？關于第一個問題，他認為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思想多了一個新的成分，這個已經是一種影響?！倍鴮Φ诙€問題，用彤先生認為“文化移植”中最根本的問題乃是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影響的程度問題，即本土文化的本性、方向是否被改變的問題。用彤先生在文化問題上既不同意文化的演化說，也反對文化的播化說，而認為批評派和功能派的學說是較為可取的，因為此說主張兩種文化接觸，其影響是雙向的。
但從總體上說，雖然外來文化在加入到本土文化的血液之中，必定會在本土文化中產生深厚之影響，而且會長久發(fā)生作用，但本土文化的特性終將會在更新中得以保存，“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實在有他的特性，外來思想必須有所改變，合乎另一種文化性質，乃能發(fā)生作用”。因此，當時賀麟先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評論說：用彤先生“基于對一般文化的持續(xù)性和保存性”，而闡發(fā)關于“中國哲學發(fā)展之連續(xù)性”的“新穎而深切的看法”時，就曾經指出：用彤先生“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的新指針，且于積極推行西化之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
而在當前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于促進我們于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用彤先生曾是《學衡》雜志的成員（更確切的應該說是“同路人”），該雜志以“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從他們的宗旨可以看出這些學人是以立足本民族文化為根基，而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別是印度文化）來滋養(yǎng)自身文化，因此他們常被目為文化保守主義。但實際上“學衡”諸學者多為留學美國多年，不少西方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都是經他們介紹到中國來。因此，說他們排斥外來文化是沒有什么根據的，但他們又確是一群著力維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知識分子，成為當時對抗“全盤西化”的重要力量。這部分學者由于有中西學術的深厚基礎，以后在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文化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用彤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ㄟx自《我們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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