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代詞以帝王為最工，豈不以無意于求工歟？
王國維偏愛五代及北宋詞。五代詞中，南唐中主李璟，及后主李煜，最得王氏推崇。后主李煜以詩為詞，細膩凄婉之亡國之悲，語出天然，由心中自然涌出，雖明白如話，然自能動人。
所謂“工”，即工穩(wěn)整飭，表情達意準(zhǔn)確而生動，工多出于巧，巧多出于雕琢。杜工部自稱“語不驚人死不休”即刻意求工之范例，雖千錘百煉，然終有斧鑿之痕。李太白論詩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即語出天然，不刻意求工之表率；北宋梅堯臣亦亦稱“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平淡即平和內(nèi)斂，而詩意豐腴而不干枯之境。
王國維論“不刻意求工”，曾稱“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tài)”，其意即順其自然，不刻意用力雕琢。然寫詩須“不刻意求工而自工”，如李后主詞“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語出天然，而情意自在其中；“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明白如話，然內(nèi)含無限沉痛。
為何？心中有境，眼中之景自有深意耳。因此，寫詩雖不尚雕琢，然須詩心純正，言發(fā)由心，自然動人。若心中無詩意，不刻意求工也只是記述流水賬罷了。
因此，工乃作詩者至高境界，其途有二，或雕琢而無痕，或天然而有境，故若要求工，仍需自省、體悟、鍛煉與醞釀了。
7.張叔夏（南宋張炎）病其（指周邦彥）意趣不高遠。
王國維早年“不喜清真詞”，后來推崇周邦彥為“詞中老杜”，并夸贊其詞“精工博大，善于化用唐人詩句而渾然天成”。在此不論周邦彥詞之優(yōu)劣，僅談“意趣”二字。
顧隨曾說“詩人為詩而生活”，他談杜甫詩時，曾贊揚杜甫雖在極度危險與漂泊時，仍能對四周有所欣賞，即有欣賞生活之美的眼睛。顧隨又稱寫詩要生的色彩和力量。此可以為“意趣”做注解。
意趣即心中有“意”，筆下有“趣”，所謂有意即有格調(diào)，有境界，具有詩人之情懷；所謂有趣即詩意不干枯，不說教不表露，而自有生活的欣賞與美感。
心中有意境，筆下必然有神趣。如陶淵明之雖“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雖寫平淡農(nóng)夫生活，然自有境界和神趣，心懷悠然平和，自然能欣賞萬物而意趣盎然。
再如杜甫《北征》詩，雖然艱難于旅途，仍然說“青云動高興，幽事亦可悅”，亦于亡魂喪膽之余，欣賞自然之美。此無他，心中有境而已。
因此，“意境高遠”在于，既能入于生活之內(nèi)，嘗遍生活苦辣；又能跳出生活之外，欣賞生活之美。如此詩之意境，自然高遠。張炎稱周邦彥詞意趣不高遠，其原因或許在周邦彥詞雖錯彩鏤金，然詞外之旨，意外之趣終究寡淡吧。
王國維頗贊同周清真詞“模寫物態(tài)，曲盡其妙”之評。此系寫景之奧義。詩之寫景，其要在摹其貌，攝其神，如周邦彥寫荷花曰“水面清圓，一一風(fēng)荷舉”，將荷花之形態(tài)品貌，一筆寫出，自然“如在目前”。
因此，詩之寫景，須認真觀察，仔細體會，工筆細描，以盡其神貌，此即儒家所謂之“格物”。
8.一切境界，無不為詩人所設(shè)，世無詩人，即無此種境界。
南宋楊萬里最初詩學(xué)江西詩派，后學(xué)王安石絕句，又轉(zhuǎn)而學(xué)晚唐，后來他“忽有所悟”，誰也不學(xué)，而“步后園，登古城……萬象畢來，獻余詩材”。此言可為如今學(xué)詩者戒。王國維認為“一切境界均為詩人所設(shè)”，即詩人寫詩內(nèi)求諸于心，外求諸于自然人事，即生活處處是詩材，關(guān)鍵在于發(fā)現(xiàn)和體悟。
王國維此論頗合陽明心學(xué)。王陽明曾說“你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若要詩有境界，首先詩人須有境界。王國維說“詩人之境界，惟有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澳芨兄奔匆馨l(fā)現(xiàn)和感受詩意；“能寫之”即要能用文辭表達出來。如今詩人，多能感之而不能寫之，虛描硬刻，非真寫詩之人。
王和尚曾說：想寫好詩，要像詩人一樣觀察生活，體會生活，即求“能感之”。若要“能寫之”，則需要不斷地摸索、錘煉和體悟。吳可思所謂“學(xué)詩渾似學(xué)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閑拈出便超然。”值得詩家細細體味。
王國維除有“詩人之境界”論外，亦有“常人之境界”之說，其論曰“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詩人能寫之”。詩人也如常人一樣生活，也有七情六欲，然此種境界惟有詩人能寫之。此無他，詩人能體味更深，描寫更細，更能感人耳。
詩人有“代擬”之說，如李白“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之閨怨，杜甫也有“落日照大旗，馬鳴風(fēng)蕭蕭”之出塞妙句，此豈是李白杜甫均親身經(jīng)歷之景耶？然何以能刻畫如此真切細膩？此即聯(lián)想之妙，因詩人善于觀察和想象，故其句細如親見，情如己思，將生活之經(jīng)歷，想象之情境，融為一爐，故也能真切動人。
因此，詩人既要善于觀察生活，更要善于聯(lián)想，其聯(lián)想不脫于實際，而更能加以藝術(shù)再生，如此才能寫出好詩。
9.文字之外，須兼味其音律。
詩詞之屬，古亦成為“歌詩，聲詩”，可知音律亦是詩詞之大端，即寫詩詞要注意音韻之美。輕重疾徐，音韻鏗鏘，乃是詩詞之必須，否則雖有格律，不過排偶之文而已。古人也稱“離脫音韻，便不可謂之詩”。
韻有輕重清濁之別，詩之用韻絕不局限于悅耳動聽之效果，還要顧及字義、物狀及人情，做到聲由情出，情在聲中。比如黃山谷寫清明之雨，有句曰“雨足郊原草木柔”，春雨柔且細，然此句卻字字硬朗，聲聲促迫，以此寫雨，殊不見佳。再如白樂天寫琵琶聲，“轉(zhuǎn)軸撥弦三兩聲”，此句一讀就頗似琵琶之聲，至若“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句，則已將琵琶聲摹寫入神矣。
古人稱杜詩“下字貴響，用韻貴圓”，可知杜甫在詩之聲律要求之工細。所謂“響”指音節(jié)響亮，宮商和諧，自帶音樂之美；所謂“圓”，即用字圓潤，輕重和婉，如珠走盤，如水擊澗，情與聲協(xié)，格臻妙境。
因此，學(xué)詩須熟讀杜甫詩，不僅要熟讀，而且要大聲朗誦，如此才能真切體會作者之真意。茲舉一例，清朝學(xué)者仇兆鰲曾說，杜甫入蜀諸詩，多用仄韻，蓋逢險峭之境，多寫愁苦之詞，自不為平緩之調(diào)也。
因此，對于寫詩，王和尚認為，不僅要讀，而且要誦，要大聲朗讀其作品，培養(yǎng)語感，同時要辨別作者如何選韻寫情，如此對聲律自然會深會其妙。諸如杜甫詩，姜夔詞，韓柳蘇軾之文，更應(yīng)多加誦讀。王國維推崇周邦彥詞之聲律，其意也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