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公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在發(fā)生食品安全侵權責任后如何進行權利救濟成為民事訴訟領域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新《民事訴訟法》實施后，第五十五條對公益訴訟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規(guī)定，這對解決食品安全侵權事件指出了一條道路，但是在主體資格方面筆者認為有待進一步考察、完善。
【關鍵詞】：食品安全；公益訴訟；主體資格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在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通過法律途徑維護食品安全和公民權益顯得尤為重要，尤其應該鼓勵公益訴訟，顯然在這里探討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問題是極為必要的。公益訴訟主體資格問題一直來是我國法律界專家、學者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結合國際上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發(fā)展，一般主體資格就是界定在公民個人、社會團體組織、國家行政機關、檢察機關之間。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主體資格限于“法律規(guī)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筆者認為是有待商榷的。
一、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含義與特點
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五十五條規(guī)定：“對污染環(huán)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guī)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從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被侵害對象人數(shù)眾多，其次損害的必須是社會公共利益，這樣的案件才有可能構成公益訴訟。所以筆者認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含義可以概括如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是指檢察機關、社會組織以及公民對侵害和威脅公民飲食安全的個人、組織或法人的不法行為,根據(jù)相關法律法規(guī)向管轄地法院起訴,追究行為人或實施者民事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等,維護公共利益的訴訟。
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是一種新型的現(xiàn)代訴訟，與傳統(tǒng)訴訟相比，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客體的復雜性。食品安全侵犯了哪些客體，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認為是消費者的權益，也可以認為是市場經(jīng)濟的正常秩序，還可以認為公共衛(wèi)生安全，這樣認為都沒有錯，只是考慮了食品安全影響的公共利益的領域和對象的不同。所以，筆者認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客體是復雜的，應該認為不法行為侵害到了什么公共利益，訴訟就去維護什么公共利益。
第二，訴訟主體的多元性。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將公益訴訟的主體限制在法律規(guī)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但是從法理角度而言，訴訟主體并不限于這一類，總體而言，食品安全公益訴訟訴訟主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國家機關，主要是檢察機關，這類主體比較具有權威性；2、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就我國而言主要是消費者協(xié)會、食品安全協(xié)會等；3、公民個人，在我國這類訴訟主體還不多，主要是公益律師。
第三，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本身具有綜合性。首先在涉及法律上，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涉及民法、刑法、經(jīng)濟法、行政法等多種法律法規(guī)；其次在責任承擔上，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將會一并承擔。食品安全公益訴訟避免了多重性責任案件無法追訴或需要多種訴訟程序并用情況,從而極大的實現(xiàn)更大程度地訴訟效率化，發(fā)揮公益訴訟一體化的功能。
二、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內涵
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原告主體資格的認定問題。新《民事訴訟法》五十五條首次將公益訴訟寫入法律，這一條款被寫入民事訴訟法，被很多專家學者和媒體形容為“中國公益訴訟制度邁出的跨越性一步”。對于此條款的進步性筆者非常認同，但是五十五條規(guī)定的內容并不全面、科學，最重要的是訴訟主體不明確，也就是原告資格的模糊，所謂原告資格是指為了維護公共利益不受不法行為侵害而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所應具備的身份。這是訴訟的初始，這一問題沒有解決，顯然訴訟是無法進行的。
傳統(tǒng)的訴訟以解決個人之間的矛盾和糾紛為中心，而忽視公共利益，鑒于此，在訴訟原告資格認定上比較嚴格，但是隨著公益訴訟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原告資格觀理應與時俱進。將訴的利益作為當事人適格的理論基礎使解決傳統(tǒng)原告資格與民事公益訴訟之間沖突成為可能。將訴的利益作為當事人適格的基礎,可以擴大當事人適格的范圍。當然對于訴的利益的本質認識也有三種，即國家利益說、當事人利益說、國家和當事人利益說?？紤]到三種觀點所強調的重點不同，筆者偏向于第三種觀點，即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既涉及到司法裁判，國家設立的審判權領域，也涉及到訴訟者實在的利益。
三、我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現(xiàn)狀
目前我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規(guī)定并不明確，這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案件并不多見，筆者從立法和實踐兩方面來對我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進行梳理。
（一）立法層面上，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對公益訴訟作出了規(guī)定，但是其存在明顯的對訴訟原告資格規(guī)定的模糊性，甚至是排除了公民個人作為公益訴訟原告主體的資格。在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公民權利保護方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guī)定消費者協(xié)會可以支持消費者訴訟，但是并無訴訟主體資格，只能對消費者訴訟起到有限的幫助作用。而對于涉及多數(shù)人訴訟的制度是適用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代表人訴訟制度，雖然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涉及多數(shù)人利益，但不能簡單地適用代表人訴訟套用在食品安全公益訴訟上，原因在于，1、代表人訴訟制度本質上屬于保護私人利益為目的；2、代表人訴訟制度是一種事后救濟制度，沒有公益訴訟的事前防范作用。公益訴訟屢屢被拒也與立法上原告資格的限制有關，考慮到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在現(xiàn)實中可能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訴訟領域，筆者認為公益訴訟應該獨立于以上三種訴訟形式而獨立存在，但是為了方便討論其原告資格的限制而分三種領域而展開：
第一，《民事訴訟法》對原告資格的限制。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關于公益訴訟的規(guī)定，將訴訟原告主體限定在“有關機關”，學界一般認為，檢察機關是食品安全公益訴訟中最具有原告條件的“有關的機關”，至于有關組織，一般都會想到消費者協(xié)會、食品協(xié)會及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民間自治社團等。但是公民個人作為原告主體的資格還是沒有得到法律上的認可。其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來看，個人成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都是可行的、必要的。個人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可以對食品安全問題展開全方位的監(jiān)控。由于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公益性，完全可以通過基本程序控制原告通過訴訟牟利，從而防止公益訴訟泛濫現(xiàn)象。
第二，刑事訴訟法對原告資格的限制?！缎淌略V訟法》七十七條規(guī)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chǎn)、集體財產(chǎn)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財產(chǎn)?！边@是我國現(xiàn)行的訴訟法中唯一對公益訴訟中原告資格的規(guī)定，并且對提起訴訟還做了限定性地規(guī)定，即只有在受損害的單位未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情況下，人民檢察院才能提起。
第三，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的限制?！缎姓V訟法》四十一條規(guī)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睆亩梢钥闯?，在行政訴訟中，只有具體行政相對人才有訴訟資格。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突破了“行政相對人原告資格論”的限制，提出了“法律上利害關系論”，但依然沒有將訴權賦予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公眾。 而在法院管理對象上，僅對具體行政行為有管轄權，對抽象行政行為并無管轄權，在司法實踐中，錯誤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范圍更有利于維護食品安全。
（二）司法實踐中，盡管食品安全問題頻發(fā)，但通過公益訴訟途徑解決的案件幾乎沒有，食品安全維權狀況令人堪憂，筆者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備。這是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先決條件，目前關于公益訴訟的規(guī)定簡單、模糊、曖昧不清，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規(guī)定就是最好的證明。
其次，公民維權意識淡薄，缺乏法律知識。這不僅體現(xiàn)在知識面的狹隘，也體現(xiàn)在維權手段和理念的落后。一旦出現(xiàn)食品安全問題，公眾及媒體的口誅筆伐，大多數(shù)停留在情感宣泄上，卻很少有人運用法律手段去解決問題，效果可想而知了。
最后，維權成本高。食品安全訴訟舉證難度大，成本高昂，且勝負難料，這就導致一些維權人士迫于客觀壓力中途放棄，最終最初妥協(xié)。這點是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又是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
四、完善我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制度的建議。
鑒于我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現(xiàn)狀，筆者認為應該從檢察機關、社會組織、公民個人三方面來完善。
（一）賦予檢察機關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
囿于我國公益訴訟制度的缺乏，以及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力量薄弱的現(xiàn)狀，筆者認為，加強檢察機關在食品安全公益訴訟中的地位極為必要，而且存在著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檢察機關作為維護國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而食品安全理應是社會公共利益的范疇，那么檢察機關作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主體是合理的。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存在著檢察機關參與食品安全公益訴訟的先例，顯然在我國檢察機關參與是可行的，應該說是其履行職責的重要責任。
其次，檢察機關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是實現(xiàn)法律監(jiān)督的需要，有利于完整監(jiān)督體系的形成。法律監(jiān)督是檢察機關的根本職能，而提起訴訟則是其派生職能，要在公益訴訟中實現(xiàn)其根本職能，則理應實施其查究違法情形而運用的提起訴訟的權力。此外，法律監(jiān)督按照檢察機關介入的時間不同可分為事前監(jiān)督、事中監(jiān)督和事后監(jiān)督。傳統(tǒng)上的監(jiān)督屬于事后監(jiān)督，是不完善的。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正好彌補了在公益訴訟領域檢察機關無事前監(jiān)督和事中監(jiān)督權的缺陷，使其監(jiān)督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最后，檢察機關的資源優(yōu)勢有利于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公平的實現(xiàn)。訴訟被告方一般在財力和精力上要強于原告方，在這種訴訟對抗能力失衡的時候，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jiān)督機關，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與被告相抗衡，而且檢察機關是一支具有過硬的法律知識素養(yǎng)和執(zhí)法能力的專業(yè)隊伍，在調查收集證據(jù)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優(yōu)勢。同時，在實際操作中也盡可能地避免公益訴訟的濫訴行為，避免降低效率，給法院增添無謂的訟累。
（二）賦予社會組織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
隨著食品安全問題的頻繁、廣泛發(fā)生，賦予符合條件的相關社會組織以原告資格能更好地維護食品行業(yè)、公民群眾的食品安全利益。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具有專業(yè)上的優(yōu)勢，且更能體現(xiàn)其組織代表性，除此也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社會組織作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具有理論上的依據(jù)。訴訟信托是建立在“專門維護公眾利益的團體”和“這一團體有其自身的法益”兩個概念基礎上。當事人享有為實體利益提起訴訟的權利是“訴訟信托”的最顯著特點。 訴訟信托的實體利益其實是一種公共利益,而訴訟權則由法律規(guī)定的團體來行使。訴訟信托理論的產(chǎn)生是適應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權利多元化趨勢基礎上的訴訟理論的發(fā)展,可用于作為公益訴訟中,社會公益團體以自己名義代表公益提起訴訟的理論支持。
其次，隨著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政府等行政機關作為公共事務的管理機關，不可能對社會中的面面都管理到，總會有漏洞和力弱的地方，這個時候將國家的部分公共利益的管理職能分離出來，相應的賦予給社會組織去行使，不僅可以彌補國家管理社會公共利益的空隙，而且借著社會組織的優(yōu)勢所在，也可以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受害者的實體權益,另一方面可以減少訴訟環(huán)節(jié)和訴訟浪費,有利于減少程序利益的耗費。
（三）賦予公民個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
我國構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制度采取多元化的訴訟主體，這就涉及到訴訟的先后順序問題、公民訴訟資格問題等等。在此筆者考慮到被告方一般能力和精力、財力都比較強大，所以認為在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時，應該以檢察機關和社會相關團體為主為先，只有在前兩者未提起訴訟時，公民個人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賦予公民提起訴訟的權限是十分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首先，公民個人作為公益訴訟的原告，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確立了，并證明是可行的，很好的維護了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公共利益。近年來，我國不斷出現(xiàn)消費者和食品生產(chǎn)者、食品經(jīng)銷商之間就侵犯食品安全權而產(chǎn)生的糾紛，如果確立了公民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那么一個或者幾個消費者就可以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提起訴訟，甚至還可以起到維護其他消費者和潛在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其次，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當下，賦予公民個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正是實現(xiàn)公民個人食品安全權的體現(xiàn)。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食品生產(chǎn)市場亂象橫生，而相關的規(guī)制制度和措施還不完善，食品安全事故頻頻發(fā)生，極大地威脅到了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chǎn)權，賦予公民個人提起訴訟的資格，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打擊不良食品生產(chǎn)者和經(jīng)營者不法行為，有利于營造一個健康發(fā)展的食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市場和和諧的生產(chǎn)者、消費者關系。
最后，賦予公民個人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是構建完善的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制度的必然要求。食品安全問題具有廣泛性和深遠性的影響，食品安全公益訴訟所涉及的主體也具有廣泛性和不確定性，所以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原告主體多元化，即在檢察機關和社會團體之外，公民個人也具有提起訴訟的資格能夠彌補檢察機關和社會團體維護食品安全公共利益的不足之處，能夠更大程度上維護公共利益，這也是一個完善的訴訟制度的體現(xiàn)。
結語
食品安全事關經(jīng)濟的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涉及到國家的穩(wěn)定，緊密聯(lián)系著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身心健康，確保食品安全工作，確保高品質的食品質量已經(jīng)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因此筆者認為法律應該明確規(guī)定授權檢察機關、社會團體組織和公民個人以訴訟權，并且堅持“三劍必要時刻的協(xié)作出擊”原則，以最堅定的信念來實現(xiàn)維護食品安全效果的最大化和治理問題的徹底性。這不僅是我國目前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順應國際公益訴訟發(fā)展潮流的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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