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曾國藩非常看重的一個弟子，也正因如此，曾國藩處處壓制李鴻章，并非為了打壓，而是為了教育和引導，期望日后李鴻章能夠有一番作為。
在之前分享的故事里，曾國藩曾就吃飯遲到這件小事，教育李鴻章待人要“誠”；也曾因李鴻章性格暴躁，傳授他《挺經(jīng)》，教他做事既要謙遜，又要“挺”身而出。曾國藩無時無刻不對李鴻章進行指示和教育，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目中無人的毛病，對塑造其日后的性格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不過，有讀者對此提出了疑問：李鴻章后來搞了那么多年外交，結(jié)果就是割地賠款求和，既然曾國藩教育水平這么高，怎么不教教李鴻章怎么辦外交？
實際上，曾國藩的確有教過李鴻章怎么搞外交。
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之時，中國的洋務運動才剛剛開始，與洋人之間的很多外交活動，都是曾國藩負責的?！疤旖蚪贪浮卑l(fā)生后，曾國藩因屈辱求和，被朝野上下所非議，不得已退居二線，讓李鴻章接替了自己的位子。
李鴻章上任后，曾國藩給他寫過很多信，傳授他這么多年處理外交事務的心得，這些信件一直保存在李鴻章府中。李鴻章死后，其幕僚吳汝綸將部分信箋記錄了下來，讓這些文字得以重見天日。
有一封信箋是這樣的。
“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nèi)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p>
原來，曾國藩雖一直教育李鴻章，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李鴻章對上位的人恭敬，但對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依然趾高氣揚。因此曾國藩著重告誡他，如今身居高位，行事更應謹慎。而與外國人打交道，更不能看不起他們，應該和順地對待他們。
曾國藩這番話，告誡李鴻章不可傲慢是正確的。但是曾國藩似乎還是用“夷狄”的眼光來看待洋人，他告誡李鴻章要對洋人和順，觀其言下之意，就是認為洋人是“敵以下”，是地位不如他曾國藩和李鴻章的人。
另一封信，是這樣說的。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止是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還有一封信。
“為將帥者，雖內(nèi)懷勾踐棲會稽、田單守即墨之志，而外卻十分和讓。為中國軍民者，則但有和讓，更無別義?！?/p>
曾國藩的外交秘訣有沒有道理呢？曾國藩強調(diào)“忠、信、篤、敬”四個字，對人要講信用，這用于治軍作戰(zhàn)、待人接物之上，確是金科玉律。但用在錙銖必較、寸土不讓的外交桌上，就有點過于迂腐了。
洋人的外交原則，乃是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作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是需要根據(jù)形勢利害的變化，來不斷調(diào)整外交策略的。洋人外交尚且不拘泥于信義，而自己說定的話卻不能改變，會讓國家的外交工作陷入被動。
另外，曾國藩讓李鴻章要學勾踐和田單，無非是在外交上遭遇困境時，要忍一時之氣，臥薪嘗膽以圖東山再起，表面要表現(xiàn)出和讓的態(tài)度。而對于普通民眾，則更應該教導他們對洋人和讓，不能讓他們起任何仇外的心思。
總體來說，“讓”這一字，是曾國藩的守身之術(shù)，在辦理“天津教案”時，他也踐行了自己的這條原則，雖是出于避免挑起戰(zhàn)火的好意，但對洋人太過軟弱，反而刺激了洋人侵略中國的野心。
后來甲午年和辛丑年，李鴻章與外國人談判，正是繼承了曾國藩所提倡的外交準則，忍下了一時之辱。但危機平定后，清政府卻沒有臥薪嘗膽的勇氣，仍是得過且過，所謂一雪前恥就更無從談起了。
曾國藩本人不擅長外交，因此他想要在這方面指點李鴻章，對提升李鴻章的外交能力，其實并無多大助益。
參考資料：
《花隨人圣庵摭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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