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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鑒是雙向的。殷墟文化在對周邊區(qū)域青銅文化造成巨大影響的同時，也吸納和融合了周邊區(qū)域考古學文化。本文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簡要梳理了殷墟文化中來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東南）及東方文化因素，在此基礎上認為各區(qū)域?qū)σ笮嬗绊懙臅r間、強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殷墟對待外來文化因素更主要的是進行融合與改造，成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正是與周邊文化不斷地交流與互鑒，殷墟青銅文化走向了頂峰。

2000年底，筆者發(fā)掘了殷墟花園莊東地M54，注意到除隨葬大量的青銅禮器外，有些青銅工具如虎首刀、馬首刀、鹿首刀、鈴首錐狀器等明顯具有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特征。曾有許多學者就殷墟出土具有不同風格、特別是北方草原風格的青銅器進行過專題研究。

2003年—2004年，筆者參與了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遺址的發(fā)掘，注意到遺址中出土一些風格迥異的陶器。有學者討論過殷墟的硬陶、原始瓷產(chǎn)地問題，但作為普通生活用器的陶器，學者們大多關注其器類、形制、功能、制法等，少有學者從“文化因素”的角度來分析殷墟陶器的屬性。上述發(fā)掘經(jīng)歷讓我深受啟發(fā)。2007年，筆者與王學榮合作，初步從陶器的角度提出殷墟“外來文化因素”；2009年，結合孝民屯遺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筆者進一步分析遺址中具有不同于殷墟文化風格的陶器；2012年，筆者申請國家社科基金《吸納與融合：殷墟外來文化研究》，就此問題進行全方位研究?，F(xiàn)就近幾年的研究心得簡要討論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可行性與必要性

李伯謙先生運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區(qū)域、不同文化的互動與交流。他認為：“考古學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互動的關系。……強勢族團往往借助自己強大的實力在此過程中推行自己的文化，弱勢族團除為了自身的需要接受外來文化，一般總要盡力抗拒外來勢力包括外來文化的侵入，用各種方法維系自己的傳統(tǒng)。它們之間沒有真空地帶，作為反映它們各種活動遺跡的考古學文化之間當然也不會有什么真空地帶。研究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既要從強勢文化一方，也要從弱勢文化一方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觀察問題?！?/section>

殷墟作為晚商時期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中心，其考古學文化對周鄰地區(qū)形成很強的輻射作用，對周鄰地區(qū)甚至邊遠地區(qū)考古學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徐良高所提的“商代青銅禮器文化圈”的形成，正是以殷墟為代表的“強勢族團”有意或無意對周邊地區(qū)“弱勢族團”推行自己文化的結果，當然也有可能“弱勢族團”會主動采納與吸收。但同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具有雙向性和潛在性。即使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和壓制力，弱勢文化仍會對強勢文化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周鄰文化中凸顯的某一種“先進”文化因素也會被強勢文化迅速采納與吸收。周鄰地區(qū)所具有的稀缺資源也會成為強勢文化爭奪的主要目標。同時，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采取的強行人口遷徙、流動，也會造成弱勢群體文化的傳播。

不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關鍵應是文化因素的分類與比較，這種比較分析均建立在對一種或多種考古學文化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之上，只有認識了其自身考古學文化的特性，才有可能進行比較研究。殷墟作為商代晚期都邑，經(jīng)歷了傳承、發(fā)展、鼎盛與消亡，持續(xù)了250余年。同一時期內(nèi)，10余萬人口的生產(chǎn)、生活，在方圓約36平方公里的區(qū)域內(nèi)留下了難以盡數(shù)的遺跡、遺物，形成了獨特的殷墟考古學文化。90多年的發(fā)掘與研究，讓我們對殷墟的認識由模糊到清晰，由粗獷到精細，由膚淺到深入，年代學框架不斷完善，都邑的動態(tài)布局逐漸清晰，而對殷墟青銅器、玉器、陶器等為代表的物質(zhì)文化的深度解析，甲骨文、金文資料的不斷豐富與釋讀以及科技考古學的應用等逐漸加深我們對殷墟文化的認識。

1949年以來，晚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研究的豐富成果逐漸勾勒出殷墟周邊及外圍文化的面貌，以殷墟年代學為框架的晚商時期考古學文化內(nèi)涵不斷豐富，并且方國地理研究成果也極大豐富了對晚商王朝統(tǒng)治模式的探討，科技考古的應用以及更多學者國際視野的研究成果為厘清“外來文化”提供更多視角。殷墟及其周邊區(qū)域考古學文化特征明朗化，為進行殷墟文化因素分析、辨別“殷墟外來文化因素”提供了可能。如果沒有長期的積淀，所進行對比分析也會是膚淺的、表象的，甚至是謬誤的。

對殷墟文化因素進行全方位的分析，是研究殷墟文化形成、興盛與衰亡的重要線索，通過與其他文化的對比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墟文化。以往學者討論更多的是殷墟文化對周邊文化的影響，例如禮制文化圈的形成，以青銅文化為代表的禮制文化對周邊文化的影響等，但周邊文化對殷墟文化的影響同樣非常強烈，外來文化是殷墟文化形成與演化的重要動力，中原王朝“文化核心地位”的形成需要深化殷墟文化輸出與外來文化輸入的對比研究。

二外來文化因素的區(qū)域性

在進行文化因素分析時，學者們大多以遺跡、遺物作為分析、比較的核心要素，特別是以銅器、玉器、陶器、原始瓷、硬陶等為代表的遺物更是分析的重點內(nèi)容。除了遺物外，殷墟時期技術的傳承，如青銅鑄造、黃金工藝等也充分體現(xiàn)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及人群的流動，也應是重點的分析要素。

殷墟文化相較于早商、中商階段，除東方外，收縮趨勢明顯。東到泰沂山脈以北，東南方的皖北、皖中東部仍有商文化，河南境內(nèi)基本為商文化所覆蓋；西部地區(qū)，殷墟文化逐漸退出關中地區(qū)，從洛陽、濟源到晉東南、晉中地區(qū)，仍是殷墟文化分布區(qū)域；殷墟文化的北線在拒馬河流域。根據(jù)各地殷墟文化不同特征，可把其分為殷墟類型、蘇埠屯類型、安邱類型、前掌大類型、天湖類型、老牛坡類型等。殷墟類型分布的中心區(qū)域是殷墟，南到黃河沿線，北到邢臺地區(qū)，東到濮陽，西邊以太行山東麓為界。這個區(qū)域也被有些學者認為是商王朝晚期的王畿之地。本文討論的殷墟外來文化因素，確切地說，是討論王畿以外商代晚期考古學文化（包括殷墟王畿以外的殷墟文化）對王畿之內(nèi)考古學文化的影響。

殷墟文化周邊分布著多種青銅文化，東部有由岳石文化延續(xù)而來的珍珠門文化，南部、東南部的江漢平原、湘江流域、贛江流域考古學文化，以硬陶、釉陶、原始瓷為代表的地方考古學文化特征十分濃厚。在以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地區(qū)，分布著以三星堆文化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其輻射區(qū)域甚廣，向東達川東、鄂西，向北達漢中地區(qū)，與殷墟文化毗鄰。西部的關中地區(qū)，與殷墟文化同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有先周文化、劉家與碾子坡類遺存等。西北是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有以白燕和杏花村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內(nèi)蒙古中南部的朱開溝文化、晉陜高原的李家崖文化也與殷墟文化互動頻繁。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區(qū)，以圍坊三期考古學文化為代表。

按地理方位不同，大體可以把殷墟文化外圍分為北（西北）、西（西南）、南（東南）、東四個區(qū)域。下面就殷墟文化中可能來自于上述四個區(qū)域的“文化因素”進行討論。

（一）北（西北）方

北方區(qū)域范圍廣大，大體沿長城內(nèi)外，東到遼東、西到晉陜高原，分布著眾多考古學文化。殷墟出土的一批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風格的青銅工具、兵器最先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目前看來，殷墟文化中來自于北（西北）方的文化因素遠不止銅器。

1.銅器

具有北（西北）方文化特征的銅工具、兵器甚多，茲舉例如下。

環(huán)首刀：此類銅刀殷墟出土較多，北方草原地區(qū)常見，環(huán)首相同，刃部多變。大體自二里頭文化、最晚二里崗文化時期就被中原地區(qū)考古學文化所接受。殷墟出土的環(huán)首刀很大可能是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響，在殷墟本地制作的?；|M54∶301，橢圓形環(huán)首，柄兩側飾鋸齒紋。殘長28.3厘米。（圖一：1）

三凸環(huán)首刀：環(huán)首外有三凸鈕。小屯宮殿區(qū)、大司空M539（圖一：3）、郭家莊東南M5（圖一：4）均有出土，數(shù)量不多，多見于石樓—綏德類型青銅文化。小屯M164∶R1862，通長27.4厘米。（圖一：2）

獸首刀：花東M54（圖一：10）、婦好墓（圖一：5）、殷墟西區(qū)M1713（圖一：6）、小屯M20（圖一：7、8、9）等墓出土有馬首、牛首、羊首、鹿首、虎形柄（圖一：11）等銅刀，十分精美?；|M54∶373，鹿首，吻部突出，雙角豎立而后折。柄部飾斜豎棱紋帶。通長27.5厘米。（圖一：12）北方地區(qū)同類器多為馬首，少見牛、羊首銅刀。殷墟的牛、羊甚至是鹿的造型，極可能是模仿馬首刀制作的。

蕈首刀：小屯M238曾有出土（M238∶R1598），柄首呈雞心形，下端有棗核形小孔。通長22.8厘米。（圖一：13）柳林高紅曾有類似銅刀。

鈴首刀：鈴首是北方青銅器特色裝飾。孝民屯SM735曾有出土。SM735∶7，彎柄，刀身弧背。殘長25.2厘米。（圖一：14）與青龍抄道溝鈴首刀形制略有不同，可能為仿制。

管銎斧：王陵區(qū)（圖一：17）、宮殿區(qū)（圖一：18）、大司空、王?？谀希▓D一：15）等曾有出土。大司空M539∶4，斧身頂部有銎，銎截面呈橄欖形，后端有一凸鈕，斧身中部有一圓孔，飾凸點紋。銎內(nèi)殘留木條。通長14.5厘米。（圖一：16）管銎斧在晉西北的綏德—石樓類型青銅器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與之相比，殷墟出土的管銎斧形制略有不同。

鈴首錐形器：柄端呈鈴形，鏤孔中空，內(nèi)有銅丸，下端呈錐狀。婦好墓（圖一：24）與花東M54曾有出土?；|M54∶295，整體呈曲波形，通長17.9厘米。（圖一：23）此類銅器多見于北方草原，可能用于縫制皮具等生產(chǎn)活動。

鈴首短劍：殷墟出土3件，劉家莊北M94、2005安鋼M3（圖一：20）的短劍形制相同，球鈴頂部呈蘑菇狀；北徐家橋北遺址出土的短劍鈴首為球形。殷墟宜家苑M94∶3，劍身呈三角形，通長28.5厘米。（圖一：21）

管銎刀：殷墟西區(qū)M1713有2件。M1713∶94，刀背近首處有一套筒，背中部及底部有管形銎，飾夔紋與乳釘紋。通長31厘米。（圖一：19）與北方地區(qū)管銎刀相比，夔紋是典型殷墟文化元素，這表明該刀可能受北方影響，在殷墟當?shù)罔T造而成。

帶鉤銅矛：近些年來，隨著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發(fā)現(xiàn)的被認為具有圖爾賓諾文化風格的帶鉤銅矛后，關于這種銅矛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問題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殷墟宜家苑M33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帶鉤銅矛，長23厘米，帶鉤寬8厘米。（圖一：22）與常見的圖爾賓諾銅矛相比，該銅矛葉面很窄，形體也較小，顯然并非圖爾賓諾銅矛?？茖W檢測也發(fā)現(xiàn)，此件銅矛的金屬成分與殷墟青銅器的成分基本一致?？梢娺@件銅器應是仿制圖爾賓諾銅矛，而在殷墟青銅作坊內(nèi)鑄造的，屬仿制器。

以“弓形器”為代表的車馬飾件。

殷墟出土80余件弓形器，多數(shù)出自墓葬或車馬坑，偶見于祭祀坑。（圖一：25、30）多數(shù)學者贊同其應是車馬器的一種，極有可能是御手束于腰間，拴掛馬韁之用。但也有學者不贊成此觀點。不過弓形器最早出現(xiàn)于北方這應是事實。與馬車一同傳到殷墟的，還有馬與車上的配件和飾件，如青銅C形馬銜（圖一：26），這些器物很快就在殷墟鑄銅作坊中生產(chǎn)。

銅鏡：婦好墓（圖一：27、28、29）、王陵區(qū)M1005（圖一：31）、大司空東南M25（圖一：33）共出土有6面銅鏡。婦好墓M5∶786，背面周緣飾凸弦紋兩周，內(nèi)填排列規(guī)整的小乳釘紋一周，中心部位飾以葉脈紋，靠鈕外又有一周凸弦紋。直徑12.5厘米。宋新潮、吳曉筠等就殷墟銅鏡的來源與北方或西北方青銅文化的關系進行了很好的梳理與研究。

鏨刻圓盤形銅器：僅見于花東M54（圖一：35），用途不明。其鏨刻工藝和六角星形圖案，被認為是北方草原青銅器特征。

銅角杯：僅見于王陵區(qū)M1022（M1022∶R1094）中，通蓋高17.4厘米。（圖一：34）器身素面，僅在靠近口緣的部分裝飾以龍紋為主紋的細致紋飾帶。器蓋附一鈕，器身外設有一貫耳，用以懸掛。此器主要見于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

銅鍑形器：殷墟郭家莊東南M26曾出土一件鍑形器，口呈橢圓形，在弧度較大的兩邊口沿上有二個對稱的直耳，內(nèi)穿绹形提梁，侈口，束頸，下腹外鼓，底近平。底部有煙炱。頸飾凸弦紋三周。器內(nèi)底部有銘文“□寧”二字。器身高18.5厘米，最大口徑22.4厘米，通高27.6厘米。（圖一：36）郭物認為此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體現(xiàn)了商代晚期中原殷商文化與北方文化的交融。只是器底有商代銘文，可能是商代仿北方鍑形器鑄造的。

2.玉石器

殷墟玉器以婦好墓、花東M54出土最多。有學者指出，部分玉石器風格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響較甚。

龍形玉玦：婦好墓（圖二：1）、殷墟西區(qū)（圖二：3）、花東M54均有出土。多素面，呈簡化的龍形，首尾盤曲相連?；|M54∶368，青白色，吻部較平齊，首尾相連處經(jīng)打磨，但未斷開，中部穿孔呈半圓弧狀。最大徑4.8厘米。（圖二：2）追根溯源，此類玉玦的祖型應是紅山文化，經(jīng)數(shù)千年輾轉，其蘊含的價值與理念仍得到認同，此類玉器應是在殷墟制玉作坊中生產(chǎn)的。

勾云形器：婦好墓中出土兩件玉“柄形器”M5∶964和M5∶1120（圖二：5、6），林巳奈夫認為，此類器物應是紅山文化的鉤形器。（圖二：4）另一件玉器M5∶945也應是此類器物。

C型馬銜：與上文提及的后岡M33出土的銅C型馬銜類似，在小屯M164內(nèi)出土了一件玉質(zhì)C型馬銜。小屯M164∶R9121呈開口的扁橢圓形，兩側有三齒釘，齒釘旁邊分別有兩孔以穿繩。器身全長11.5厘米。（圖二：17）黃銘崇利用中原地區(qū)出土的C型馬銜和尖錐策飾討論認為，商代晚期中原已經(jīng)有早期的騎兵出現(xiàn)，而且商文明的這些騎兵的馬是草原地帶輸入的，騎馬的技術以及戰(zhàn)車的制作技術也是同時從草原牧民處學來的。

紅瑪瑙串珠：僅見于婦好墓。（圖二：9）杰西卡·羅森認為應是從中亞和西亞輾轉傳播到中國的；葉舒憲則認為，紅瑪瑙起源于南亞，經(jīng)中亞自西向東傳播，距今三四千年的四壩文化先民發(fā)揮著向河西走廊以東乃至中原地區(qū)輸送紅瑪瑙珠的“二傳手”作用。赤峰地區(qū)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則發(fā)揮著“三傳手”作用。不過，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遺址已多次發(fā)現(xiàn)紅瑪瑙串珠。如果紅瑪瑙技術起源于南亞，那么金沙遺址所見的紅瑪瑙另有傳播路線，還是同樣經(jīng)由河西走廊南下，目前尚不可明斷。

權杖：李水城較早指出，使用權杖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筆者曾對殷墟的權杖頭進行簡單梳理，認為諸如王?？谀螹94∶65（圖二：10）、梅園莊車馬坑M40∶2（圖二：11）、郭家莊M172∶9（圖二：12）的形制雖不見于西北方，但其實質(zhì)是相通的。婦好墓M5∶86石球（圖二：8）就是北方地區(qū)常見的權杖頭。

石錘：僅見于婦好墓（M5∶51），中部圓形銎，兩端為錘頭。通長11.8厘米。（圖二：7）石錘被認為是卡約文化的典型器物。

3.陶器

殷墟陶器基本都是普通的生活用器，如果我們把部分銅器、玉石器，甚至是馬車等器物看作是以戰(zhàn)爭、貿(mào)易、傳世等方式進行流動的話，那么陶器顯然不具有如此的流動性，其更可能代表著使用這些陶器的主體人群的流動，因而會更直觀地了解周邊區(qū)域考古學文化與殷墟文化的交流與互鑒。但相較于銅器、玉石器的比較研究來說，區(qū)分、辨別殷墟文化中具有外來文化因素的陶器也更為困難，原因是多樣的，諸如陶器具有多樣性與復雜性，各地區(qū)考古工作不均衡，受到的關注度不高，相關報道較少，資料積累有限，如此等等，都給這方面的比較研究造成較大的困難。前述已提及，近20年來，這種窘迫有了改觀，筆者能夠于發(fā)掘之時關注到這一問題，也是從典型具有外來文化風格的陶器入手。近幾年來，也有學者進行了很好的分析與研究。

目前，殷墟遺址出土明確具有北方地區(qū)考古學文化特征的陶器，主要來自于晉陜高原的李家崖文化、晉中地區(qū)的杏花村文化以及京津地區(qū)的大坨頭文化。

孝民屯遺址陶鬲SM776∶3，侈口尖唇，花邊形口沿，高頸，深斜腹，三袋足外撇，高襠，無足尖。通體飾中粗繩紋。高21.1厘米。（圖二：13）此型陶鬲多見于晉陜高原的李家崖青銅文化。

孝民屯遺址陶鬲SM776∶5，長方體。窄折沿，方唇，短頸，深斜腹，三袋足內(nèi)收，高襠略內(nèi)癟，足尖內(nèi)弧。通體飾交叉中粗繩紋。高20.7厘米。（圖二：14）此類陶鬲多見于晉中地區(qū)以杏花村第六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孝民屯遺址陶鬲2004F102-2∶2，夾砂灰陶。卷沿，乳狀袋足，高襠，無實足根。通體飾零亂繩紋，高16.5厘米。（圖二：16）此型陶鬲多見于晉陜高原李家崖青銅文化。

大司空遺址三足甕2004F38墊土層∶1，泥質(zhì)灰陶，斂口，方唇，寬平折沿，斜直腹，下腹有一內(nèi)折線，下有三袋足。通體飾繩紋，高37.4厘米。（圖二：15）此類陶器應源自于晉陜高原李家崖青銅文化。

4.馬與馬車

殷墟自二期開始出現(xiàn)馬與馬車，并迅速得到普及。目前發(fā)掘殷墟時期的車馬坑達100余座，見諸報道的也有80余座。關于殷墟馬車的來源，學術界一直有爭議，一些學者認為殷墟時期馬車突然出現(xiàn)，是由殷墟以外特別是北方地區(qū)傳入的。但也有學者堅持認為中國的馬與馬車都是本土起源。

關于車的起源問題，從古代文獻和考古發(fā)掘材料來看，早于殷墟之前，中原地區(qū)范圍內(nèi)確實有車。如在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都發(fā)現(xiàn)有車轍痕跡。

殷墟時期的家馬應該是外來的，這為動物考古學家所證實。如此殷墟時期馬車來源有兩種可能：其一，馬與車均是從北方地區(qū)引進的；其二，馬是由北方地區(qū)引進，與當?shù)氐能嚱Y合，改制而成。筆者認為，殷墟馬車是文化吸收與整合，并加以改進的結果。而并非是非此即彼，要么外來，要么本土這種簡單的關系。

（二）西（西南）方

早商時期，商文化在西部呈現(xiàn)強勁發(fā)展的勢頭，“商文化第一次大規(guī)模擴張是向南、向西進行的，是以完成對二里頭文化的全面替代為主要目的的”；但到了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在西方的退縮尤甚。“無論是晉西南，還是豫西，不僅沒有或缺少商文化遺址，即使其他考古學文化的遺址也未發(fā)現(xiàn)”。

目前看來，自關中地區(qū)往東順黃河而下，到達孟津一帶，晚商時期的遺址才逐步增多。而這一區(qū)域也基本上是晚商王朝王畿的西部，從文化面貌上來看，已是較為典型的晚商文化殷墟類型。

1.銅器

面具：多見于西安老牛坡遺址、漢中盆地的城固、洋縣及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殷墟目前僅在王陵區(qū)M1400中出土1件（圖三：1），長25.3厘米，寬23.4厘米。人面形象相當寫實，寬顴，短額，頂部有一環(huán)形鈕可供懸掛，人面背側在耳、鼻和雙眼處鑄有六根高突于器表的實心柱狀物，這一點與西（西南）出土的銅面具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人面的形象與殷墟常見的人面形象十分相近，特別是顴骨高凸，與殷墟其他人像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因而，這件面具更有可能是在殷墟本地制造，而非外地直接傳入，它應該是一件融合了多重思想、理念的產(chǎn)物。

銅戣（三角援戈）：自洹北商城時期在洹北三家莊M1（圖三：2）出土以后，雖然出土量不多，但一直均有。有學者認為，其來源于漢中地區(qū)巴人的寶山文化。這種觀點是可信的。但從部分銅戣的裝飾，如內(nèi)部有綠松石鑲嵌的饕餮紋或夔紋分析，也有可能是在殷墟制造的。

2.金器

對商周時期的黃金制品，有學者把其分為南、北兩個系統(tǒng)。其中北方系統(tǒng)主要是長城沿線出土的以各種裝飾品為主的制品，而南方系統(tǒng)主要是以成都平原地區(qū)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的金箔制品。目前殷墟尚未見到北方系統(tǒng)諸如臂釧、耳環(huán)等飾品，因而本文暫把殷墟以金箔為主的金器制品與南方系統(tǒng)相關聯(lián)。

殷墟出土的黃金制品不多，王陵區(qū)、宮殿區(qū)、大司空（圖三：3、4）等約18處遺存出土黃金制品，器類有包金銅泡、橋形帶孔金片、金箔等，以金箔為主?；|M54出土金箔（圖三：5）最多，近200片。在棺蓋的四周斷斷續(xù)續(xù)發(fā)現(xiàn)有金箔一周，可能鑲嵌在棺蓋上。金箔質(zhì)量較好，大小不等，形狀多樣，其中以平行四邊形、菱形、長條形較多，另有一些三角形、圓形、弧形、樹葉形。當時鑲嵌樣式極有可能是夔龍紋，可惜因棺室塌陷，無法復原。

（三）南（東南）方

應該說，商王朝對于南方的經(jīng)略政策是一貫的、統(tǒng)一的。其勢力范圍也一度擴展到江西、湖南一帶。到殷墟時期雖然有很大的收縮，但到豫南、鄂北一線，應該說還在商人控制之下。從鄭州往南，大體沿現(xiàn)在的京廣鐵路，已發(fā)現(xiàn)重要的族邑或方國如舌族、亞禽族、息族等。在其東側90公里范圍內(nèi)，通過出土青銅禮器的遺址點，可以大體梳理出另一條往東南方向的線路，如淮陽馮塘村、安徽壽縣蒼陵城、安徽潁上縣王崗鄉(xiāng)、固始縣葛藤山等均出土有重要的青銅禮器。由于各地區(qū)的文物工作進度不一，目前對豫東南、皖西北地區(qū)晚商文化的認識還十分有限，但從零星的隨葬青銅禮器的墓葬分析，這里仍屬于晚商文化圈，相對于周邊大的族邑來說，可能是更小的、細分化的族邑分支。豫東南、皖西北發(fā)達的水網(wǎng)系統(tǒng)把它們方便、快捷地串聯(lián)起來。近年來，在淮河息縣段不斷有商代的獨木舟發(fā)現(xiàn)就是最好的證明。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南（東南）方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也同樣影響到了殷墟文化。

1.金屬資源與鑄造技術、風格

盡管尚有不同的意見，但大多數(shù)學者還是認為，晚商王朝對銅、鉛、錫等戰(zhàn)略資源的穩(wěn)定供應嚴重依賴于周邊區(qū)域。其中銅的主要供應區(qū)域就是商王朝的南土，以現(xiàn)今的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及安徽銅陵為代表的沿長江銅礦帶?？脊虐l(fā)掘資料表明，上述區(qū)域在商周時期已開始大規(guī)模的銅礦開采，就近冶煉成銅錠，然后再經(jīng)水路、陸路輾轉運送到北方，所謂的“金道錫行”所言不虛。2015年，殷墟苗圃北地鑄銅作坊區(qū)附近曾出土近300塊、總重量達3.4噸的鉛錠。毫無疑問，這應是青銅鑄造的鉛料貯藏坑。

蘇榮譽研究認為，殷墟遺址內(nèi)發(fā)現(xiàn)的為數(shù)不多的一些青銅器，其鑄造技術，特別鋬手、蓋鈕等與器體的鑄接技術均是南方工匠所特有，在南方起源的時間早，后傳入殷墟，但未得到推廣而中斷。貝格立早就指出，勾牙式鏤空扉棱是南方青銅器的地域特征，殷墟青銅器的扉棱多為長條狀實棱。小屯M331出土的一件青銅尊（圖四：1）和提梁方卣（圖四：2）均裝飾這種勾牙式鏤空扉棱。不僅如此，陳芳妹指出，諸如方卣器蓋之上的立鳥造型，其風格來自于南方傳統(tǒng)。

2.玉器

林巳奈夫認為婦好墓玉鳳（圖四：5）制作技法、造型風格等與湖北羅家柏嶺遺址出土的玉鳳完全一致，羅森亦贊同此說。顯然玉鳳是代代傳承的古物，這與前文提到玉勾云形器來自于北方地區(qū)是一致的。

小屯M331內(nèi)出土的一件高冠玉人飾（圖四：3），為頭部側面形狀，露齒、大眼、平額，腦后發(fā)髻上揚，斜紋平頂冠帽之上有直立后卷的帶扉棱的角。杜金鵬認為，此玉人與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神人像有直接的淵源。該墓出土的另一件立鳥形玉笄（圖四：4）及婦好墓出土的所謂圓棒形玉飾M5∶942與湖北天門市石河鎮(zhèn)肖家屋脊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的鷹形玉笄十分相近。

3.陶器

殷墟孝民屯遺址出土一種陶鬲，風格獨特，褐胎，色不均?？谘仄秸巯掳迹细剐敝?，下腹肥碩，三足內(nèi)勾。（圖四：12、13）整理發(fā)現(xiàn)，此型陶鬲在殷墟的多個地點均有出土，但比例不大。

2006年發(fā)掘的滎陽市關帝廟遺址是一處典型晚商時期的小型聚落遺址，出土陶鬲特征與孝民屯遺址此類陶鬲十分相似，這類陶鬲在該遺址內(nèi)占大宗。發(fā)掘者亦認為“這類陶器和安陽殷墟同時期所出者有顯著的區(qū)別，顯示出自身特點”。為了進一步尋找此類陶鬲的來源，2017年4月，筆者由安陽往南，途經(jīng)鶴壁、新鄉(xiāng)、鄭州、新鄭、許昌、南陽、駐馬店等地，沿途考察晚商時期的遺址，結果發(fā)現(xiàn)此類陶鬲不見于黃河以北的王畿地區(qū)，但由鄭州往南，在新密古城寨、禹州大呂村、正陽閏樓遺址均能看到此類陶鬲，且占比較大。這說明，此類陶鬲在黃河以南的區(qū)域較為普遍。

2002年，在殷墟徐家橋北發(fā)掘了一處中下等貴族居住區(qū)，發(fā)現(xiàn)了殷墟時期房基63座，墓葬488座。其中有十余座墓葬出土十分特殊的泥質(zhì)陶鬲，襠部近平，三足外撇，頸部飾數(shù)十道凹弦紋。此類型陶鬲在殷墟十分少見。這些陶鬲一般單件出土，有一座墓葬與陶觚、爵共出，是典型的殷墟三期陶器。目前看來，這種陶鬲（圖四：14）與鄂東的蘄春毛家咀遺址陶鬲基本一致。此類型陶鬲隨后在江西德安、安徽懷寧等沿長江中游商周遺址帶都有發(fā)現(xiàn)。許多遺址的年代也被定為西周早期。此陶鬲分布區(qū)域與長江銅礦帶分布高度一致。由徐家橋北發(fā)現(xiàn)的陶鬲可知其年代可以早到殷墟晚期。這說明，在殷墟時期，使用此類陶鬲的南方族群有可能來到了殷墟。

4.硬陶、原始瓷

硬陶自二里頭文化時期就已發(fā)現(xiàn)，到鄭州商城時期數(shù)量也不少。殷墟居住址和墓葬中多有殘片和完整器。陶質(zhì)堅硬，胎薄，滲水率低。顏色多灰白色。表面飾小方格紋、指甲紋、席紋、繩紋和弦紋等。但器類較為單一，主要有瓿、罐、豆和器蓋等，其中瓿的數(shù)量較多。

殷墟的原始瓷制法與硬陶相似。釉色多呈深淺不同的綠色，有流釉現(xiàn)象。器形有豆、瓿形器、罐、壺和器蓋等，其中豆的數(shù)量較多。

學界一般認為，硬陶、原始瓷自南方運輸至殷墟，運輸方式以水運為主。

大型薄胎硬陶瓿在殷墟常有出土，墓葬內(nèi)完整器較多，如武官M229（圖四：10）、劉家莊北地M254（圖四：11）及郭家莊東地M26等。郭家莊東南M26出土三件硬陶瓿，二件大，一件小。其中M26∶8，口徑20厘米，圈足徑28厘米，高30厘米。此類硬陶瓿與湖南岳陽費家河遺址同類器十分相近。

另外在殷墟也有小型薄胎硬陶瓿形器（圖四：8、9），一般表面飾有印紋，特征與長江中下游常見的硬陶相近。

殷墟原始瓷以豆居多，大司空（圖四：6）、鐵三路等墓葬曾有出土。鐵三路M2118內(nèi)出土兩件原始瓷豆，圈足被有意敲掉，表面施青綠色釉。其中M2118∶2，侈口，折肩，斜直腹，口徑14.2厘米。此類原始瓷很多學者認為與江浙一帶商代原始瓷相近。

（四）東方

與北、西、南方地區(qū)相比，商王朝對于東方的經(jīng)略一直是進攻的趨勢。到晚商時期，商王朝勢力在北、西、南三方都有明顯的收縮，唯有在東方一直是擴展的態(tài)勢。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往東推進的商文化逐步與當?shù)乜脊艑W文化相融合，致使當?shù)氐目脊艑W文化與殷墟文化呈現(xiàn)出高度的一致性。特別是以青銅器為代表的禮制文化，更是與都邑保持同步發(fā)展的態(tài)勢。不過，仍能辨識出東方地區(qū)考古學文化對都邑的影響。

1.玉器

婦好墓出土玉刮刀M5∶559（圖五：1），深褐色，半月形，弧背凸刃，刃由兩面磨成，兩端有使用痕跡，靠背端有兩個并列的小孔。長15.6厘米。該玉器形制與山東地區(qū)岳石文化的典型石刀形制十分相似。均作半月形，上部兩穿孔。此種玉、石刀主要用于采摘草本植物果實。殷墟此類穿孔石刀已基本不見，多是半月形無穿孔的石刀，形制的改變可能與采摘的對象和采摘的方法發(fā)生改變有關。

婦好墓出土的玉璇璣M5∶1029（圖五：2）有學者認為也與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同類器有關聯(lián)。

2.陶器

紅褐粗砂寬厚唇鬲：魯西南地區(qū)以菏澤安邱堌堆遺址為代表的晚商文化特征明顯，被稱之為晚商文化安邱類型。其分布區(qū)主要在蘇魯豫皖相交界的魯西南和豫東地區(qū)，其突出特征是鬲多為夾粗砂，束頸，寬方唇，盤形口此類陶鬲在殷墟，從二期持續(xù)到四期都有發(fā)現(xiàn)。如殷墟安鋼大道2010AGDDIH26∶1鬲（圖五：3），與安邱類型陶鬲十分相似。

盔形煮鹽器：山東半島地區(qū)，特別是魯北地區(qū)近十幾年圍繞著鹽業(yè)遺址進行的調(diào)查、發(fā)掘、研究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鹽業(yè)遺址中最為典型的器物當屬用于煮鹽的所謂“盔形器”，有學者對其進行了詳細的類型學分析研究。盔形器的突出特征是深直腹，下部微收成尖圜底。沿面內(nèi)斜或略呈盤口。腹部多飾斜向粗繩紋。盔形器同樣在殷墟也有發(fā)現(xiàn)，在花園莊東、白家墳（圖五：6）、王裕口南地（圖五：5）、劉家莊北地均有出土。雖然數(shù)量有限，但這種煮鹽專用器具在遠離產(chǎn)鹽區(qū)數(shù)百公里的內(nèi)陸出現(xiàn)，必定有其特殊的原因。

素面陶器：山東膠東半島的珍珠門文化一直流行使用素面陶器。陶器表面是采用刮削的辦法使胎壁變薄，表面平整，一般不見紋飾。在殷墟也發(fā)現(xiàn)了此類特征明顯的陶器，主要有鬲和甕，時代主要集中于殷墟四期。

在殷墟的體育運動學校、鐵路苗圃（圖五：8）等均有素面鬲出土，顏色多紅褐不均，素面，高襠，深袋足。體育運動學校2008ATYH88∶1，高24.2厘米，口徑22.2厘米。（圖五：7）

1959年在殷墟后岡發(fā)掘的祭祀坑H10因出土大量祭祀人牲、且出土了一件鑄有30字銘文的“戍嗣子鼎”而出名。H10內(nèi)出土的陶甕H10∶33為夾砂紅陶，侈口圓肩，鼓腹，小平底。素面，磨光。通高58.8厘米。此類陶甕與煙臺芝水遺址出土的T424④‥28陶甕十分相似。

山東滕州前掌大是商周時期重要的東方據(jù)點。前掌大墓地出土了兩件小口斜廣肩深腹陶鬲。牛世山等認為，殷墟豫北紗廠1992M1131∶1（圖五：4）應與之相類似。

另外，方輝認為，常見于魯北地區(qū)的所謂“夷式簋”在殷墟的墓葬與居址中均有出土，“反映了夷、商間的族群互動關系”，此種觀點值得重視。

三 “外來文化因素”的分類

以上粗略對殷墟文化中的“外來文化因素”進行了梳理，可以肯定的是，這并不全面。受材料限制，有一些外來文化因素的來源還不清楚；有一些具體是如何傳播的，線索還不明朗；有些因缺乏對比材料尚無法確定是否為外來文化因素。即便如此，我們?nèi)钥梢砸蝗~知秋，對其加以粗淺的分析。

面對王畿之外的考古學文化，殷墟文化并非原封不動、照單全收，而是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下面根據(jù)這些外來文化因素傳播方式的不同進行分類。

（一）典型外來文化因素

所謂典型外來文化因素，主要是指自殷墟時期開始傳入殷墟王畿之地，其原始產(chǎn)地是王畿之外的某一類考古學文化區(qū)域。比如：

來自于北（西北）方的三凸環(huán)首刀、馬首刀、鈴首刀、管銎斧、鈴首錐形器、青銅短劍、銅鏡、鏨刻圓盤形銅器、花邊口沿大袋足鬲等；

來自于南（東南）方的紅褐夾砂平口鬲、素面弦紋鬲、原始瓷、硬陶等；

來自于東方的素面鬲、素面甕、煮鹽器等。

典型外來文化因素的遺物雖種類較多，但數(shù)量較少，多數(shù)是單件器物，這就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二）混合型文化因素

混合型文化遺物，主要是指從形制、紋飾等方面分析，這些器物與其他考古學文化遺物十分相近，帶有外來文化因素的特征，但在傳入殷墟以后，被融入了殷墟文化的典型特征，其制作也極有可能是在殷墟都邑內(nèi)完成的。

來自北（西北）方的牛頭刀、羊頭刀、管銎刀、銅角杯、玉玦、銅鍑形器、馬與馬車、弓形器、帶鉤銅矛等；

來自西（西南）方的金箔、金泡、銅面具、銅戣等；

來自南（東南）方的主要是特定的鑄銅技術。

混合型特征的遺物，是殷人主動引進并再加工的產(chǎn)物。這些器物明顯具有外來文化因素的特征，但在改造過程中，加入了殷墟文化的元素，如牛首刀、羊首刀可能是學習北方馬首刀的形制鑄造的；管銎刀與銅角杯分別加了殷墟特有的夔龍紋；王陵M1500銅鏡使用了殷墟特有的龍鱗紋；金箔被用于鑲嵌饕餮圖案；戣的內(nèi)部用綠松石鑲嵌等，諸如此類的情形，無疑是引進、吸收、再融合的結果。

（三）繼承型文化遺物

這類器物主要是指自早商文化之時，商文化就吸引、引進的外來文化因素，到殷墟之時仍在延續(xù)。此類型遺物不多，來自北（西北）方的以各式環(huán)首刀最為典型，這類銅刀自二里頭文化時期就傳入中原地區(qū)，后被早商文化繼承。殷墟的這些環(huán)首刀可能是直接傳承早、中商文化的。

（四）傳世品

主要是以婦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為主，當時即是作為“古董”被收藏的。如婦好墓玉鳳、雙孔玉刀、玉鉤形器等。另外，小屯M331出土的高冠玉人飾、立鳥形笄等也是典型的南方地區(qū)風格。作為重要的禮器，傳世品被賦予了普世性的價值觀，因而也就代代視為珍品傳承。婦好墓中見到上古時期的玉器，有屬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的典型器類。這些器物嚴格來說，與上述三種器物均有所不同，它們并不反映殷墟時期人群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四時間性與傳播動力

殷墟外來文化因素，特別是典型外來文化因素對殷墟文化的影響具有不同的時間性與影響力，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或曰動力值得探討。

熟悉殷墟考古學材料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上述列舉的典型北（西北）方外來文化因素的器物，其時代以殷墟早期為主，青銅器以婦好墓和花東M54最具代表性，陶器以孝民屯遺址最為典型，其時代多為殷墟一期。殷墟二期之時，馬車及其配件開始迅速在殷墟得到普及。

北方外來文化因素集中于殷墟早期，應與此時商王朝大規(guī)模征伐關系巨大。學術界關于商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戰(zhàn)爭的討論曠日持久，考古材料也充分予以證實。特別是晉陜高原一帶以石樓—綏德類型為代表的青銅文化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說明當時的戰(zhàn)爭相當激烈。在多年拉鋸式戰(zhàn)爭狀態(tài)下，不同文化間也產(chǎn)生激烈的碰撞，相互吸收與引進對方的先進文化就成為必然。殷墟文化深受北方地區(qū)考古學文化因素影響，其程度之深、范圍之廣，實屬罕見。

與北方相比較，殷墟受到西（西南）地區(qū)考古學文化的影響相對要小。而且除了殷墟一、二期之間關中地區(qū)商文化劇烈擺動、爭奪顯示出戰(zhàn)事的激烈外，到殷墟晚期基本穩(wěn)定下來。而來自于西南巴蜀文化的影響，似乎不是戰(zhàn)爭的結果，而是貿(mào)易的原因。出于對稀有資源的需求，而且這種資源的供應還必須十分穩(wěn)定，在武力難以解決的情況之下，貿(mào)易手段應該是最為可行的方法。畢竟雙方都有互通有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來自于南（東南）方的文化因素有玉、陶、原始瓷、硬陶等。玉器主要是傳世品，鄭州以南區(qū)域特有的夾砂紅褐平口陶鬲自殷墟二期就零星出土，持續(xù)到殷墟晚期，目前看不出相對集中的時間段。原始瓷、硬陶也大體如此。

與北方、西方的傳播方式相比，南方地區(qū)考古學文化對于殷墟文化的影響，重要突出在影響的傳承性。即這些文化因素是自早商文化之時甚至自二里頭文化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到殷墟時期有些得到了繼承與發(fā)展，如鑄銅技術即是如此。起源于盤龍城商城的分鑄法和芯撐技術到殷墟時期達到頂峰。這雖然是商文化本身發(fā)展的結果，但與最初盤龍城商城的地理位置不無關系?？梢哉f其存在的價值主要是南方的銅礦料，在此基礎之上，也刺激和促進了鑄銅技術的發(fā)展。

南方地區(qū)考古學文化對于殷墟的影響是浸潤性、滲透式的，這與整個商王朝時期對于南方的經(jīng)略有很大關系。作為稀有資源的供給地，商王朝統(tǒng)治者很早就確保與南方物質(zhì)通道的暢通。這樣才保證所需資源如銅礦、龜甲、貨貝甚至是稀有動物源源不斷地從南方輾轉運輸?shù)街性貐^(qū)。與北方、西方相比較，就影響力而言，我們不能僅用影響力的強弱、大小來討論，而應該看到南方地區(qū)對于殷墟文化影響的模式。這種建立在物質(zhì)資源供應基礎之上的影響，其力度并不弱于戰(zhàn)爭，只是其“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其力度。

殷墟受到東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陶器上，從時間上來說，殷墟早、晚期均有。晚商文化分布態(tài)勢清楚表明，商王朝對東方的策略以攻為主。從資源的角度分析，筆者認為山東地區(qū)的海鹽可能是促使商王朝始終致力于東擴的原因。2008年，山東壽光東雙城商周時期大型制鹽遺址的發(fā)掘，可為此提供佐證。在山東壽光雙王城水庫周圍30平方公里范圍內(nèi)發(fā)現(xiàn)的80余處文物點出土的遺物絕大部分為盔形器，時代大多為商周時期，這些文物點是與古代鹽業(yè)有關的。在這么大范圍內(nèi)發(fā)現(xiàn)如此密集的與制鹽有關的古代遺址，在我國考古史上尚屬首次。同時，雙王城遺址發(fā)現(xiàn)了商代晚期遺存，說明該地區(qū)至少在商代就是重要的制鹽地點，這為研究中國古代制鹽業(y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這是渤海南岸商周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制鹽業(yè)遺址群，也是到目前為止我國發(fā)現(xiàn)的商周時期最大的制鹽業(yè)遺址群。

一直以來，商周時期的食鹽供給很不清楚。有學者曾指出，山西的解州鹽池可能是鹽的來源地之一，但始終沒有明確的考古學證據(jù)。此次雙王城鹽業(yè)遺址的發(fā)掘，至少可以說明，商周時期這里曾是大型的煮鹽地。是商王朝勢力范圍所及之處，其產(chǎn)鹽也會供應到殷墟。

與北方、西方文化因素相比，南方和東方文化因素影響的方式、方法就顯得“和風細雨”，是逐步滲透的方式。如果說商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觸是被動的，是為了保有生存空間，是長期被侵擾的狀態(tài)，那么商王朝與南方和東方的接觸，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取得穩(wěn)定的資源。這種接觸方法的主要手段可能是在戰(zhàn)爭配合之下的貿(mào)易方式。通過此種方式，商王朝取得銅料、龜甲、貨貝、鹽，甚至是稀有動物等資源。

需要指出的是，殷墟對于外來文化因素不僅僅是輸入，更重要的是有很強的融合能力，最典型的案例當屬馬車。正是從殷墟開始，馬車、戰(zhàn)車逐漸進入中原文明腹心地帶，在隨后近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居于主導地位，以馬車為作戰(zhàn)單位成為衡量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指標。這種對外來文化因素的吸納與融合，并在其基礎之上進行創(chuàng)新，正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的內(nèi)在機制。

五結語

前文論及，一種考古學文化，強勢一方會對周鄰弱勢文化產(chǎn)生巨大影響，同時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弱勢文化也會對強勢文化產(chǎn)生影響。在文化的輸入與輸出歷程中，殷墟文化由強到弱、由盛而衰。

徐良高曾指出陶器是日常生活用具、必需品，主要反映的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基層面貌；青銅兵器和工具主要也是日常實用器，用于戰(zhàn)爭和日常勞動生產(chǎn)。青銅禮器則主要是政治工具，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為極少數(shù)人所擁有，在青銅禮器的背后是特定的宗教信仰、思想觀念和政治理論。根據(jù)青銅禮器出土情況，劃定了東北至遼河流域，北到長城，西北到甘肅東部，西到成都平原，南達南嶺，東南抵達長江，東部包括山東大部這樣一個大的區(qū)域，被稱之為“商代青銅禮器文化圈”，文化圈內(nèi)表現(xiàn)的是對禮器、文字、占卜等信仰、觀念、政治制度的認同。

筆者認為，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都邑正是這個文化圈的核心，周邊區(qū)域?qū)τ诙Y器、文字、占卜等政治制度的認同，也就是對殷墟文化的認同。殷墟對外輸出的是以青銅禮器為代表的“禮制”，其價值體系得到周邊地區(qū)文化的認可，并被效仿。殷墟輸入的往往是日常生產(chǎn)、生活用具，諸如青銅工具、陶器等。這種輸入與戰(zhàn)爭、貿(mào)易或資源流通關系巨大。

在文化輸入與輸出中，戰(zhàn)爭往往是最快速、最直接的手段，而人群的遷徙和貿(mào)易形成的文化輸入與輸出，則具有浸潤性和間接性。從時間上來看，殷墟文化無論是輸入還是輸出，在殷墟文化早期都是最為顯著的，甚至可以與商王武丁時期對應起來。盤庚初遷殷都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振商王朝，到武丁階段達到了頂峰。對外戰(zhàn)爭，特別是對北（西北）方的戰(zhàn)爭刻不容緩，相較于中商階段，商王朝政治中心往北移動200公里后，一下子拉近了與北（西北）方群族的距離，緩沖地帶已經(jīng)消失，戰(zhàn)爭成為必然。甲骨文獻大量記載對北（西北）方的戰(zhàn)事便是在此情境下產(chǎn)生的。

然而，到了殷墟晚期，殷墟外來文化因素有明顯下降的趨勢，除了與東夷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保證魯北地區(qū)的食鹽運輸供應而出現(xiàn)的少量素面鬲、素面甕之外，其他外來文化因素較為少見。殷墟文化自身也開始變得程式化、樣板化，失去了生機與活力。雖然還有大量的物質(zhì)資源從南方、東方不斷運輸進入都邑，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套路化進行之中。到了商末周初之際，在周武王的車輪碾壓下，殷墟文化迅速土崩瓦解，這完全是被動式的、毀滅式的。即便如此，商代禮制幾乎被周代全盤接收，殷遺民文化也在底層得以部分保留，殷墟文化雖然不復存在，但其融入到周文化之中的，仍是殷墟文化的核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fā)展的重要動力。殷墟文化正是不斷與周邊青銅文化交流、互鑒，才得以達到中國青銅時代的頂峰。

(作者：何毓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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