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國文字·書法論壇論文選刊
秦漢蟲書研究 （下）
■徐學(xué)標(biāo)
（三）從書體的用途來看，蟲書非裝飾性花體字
前已論述，花體字的主要功用為文飾，不重在識讀，如果秦書八體之蟲書的用途與此不符，則可證明這種書體非裝飾性花體字。
有關(guān)秦書八體之蟲書的用途，《說文解字序》中未作交代，不過，我們可以通過新莽六書的相關(guān)記載進(jìn)行推理。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新莽六書的作者。秦書八體是將來為史者的史學(xué)僮必須掌握的專業(yè)技能，史官是秦書八體的作者。那么，新莽六書的情況又當(dāng)如何，其作者又是哪個階層？《說文解字序》載“新莽六書”曰：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yīng)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也就是說，新莽六書是甄豐“校文書之部”產(chǎn)生的，此“校文書之部”之“文書”，也即點出了新莽六書的作者。史官是政府文書的責(zé)任者，相應(yīng)地也就是說新莽六書的作者也是史官。
從用途上來說，新莽六書中用來“書幡信”的書體不可能是指裝飾性花體字。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也?！薄盎仗枴惫耪Z曰“徽幟”，按《周禮·司?！纷ⅲ骸盎諑?，旌旗之細(xì)也。”《說文解字》：“幡，幅胡也?！毙煦C曰：“胡，幅之下垂者也?！币簿褪钦f信幡是旌旗的一種，是用于懸掛的長條形旗子。信幡的這一形制特征，決定了它與同樣作為憑信的符、印等的不同——幡信用于懸掛展示。王念孫《讀書雜志·管子十》：“徽織即徽識?！彼^“識”也就是讓人辨識，而所辨識者也只能是指信幡上的文字內(nèi)容。如作為幡信之一種的“明旌”，其功用《禮記·檀弓下》中有過專門記載：“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p>
前文已述，花體字等同“天書”，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識讀，而在于美化裝飾，難辨難識是花體字的共性特征，倘若用花體字來書寫幡信，那么作為異于其它符信的懸掛展示功能，也就無法得以實現(xiàn)了。故此，我們說作為用來書幡信的書體不可能是花體字，相應(yīng)地也就再次證明了新莽六書中用來書幡信的書體之名只可能是“蟲書”，而不會是“鳥蟲書”。
從《周禮·司常》及《禮記·檀弓》等的記載來看，“幡信制度”由來已久?！豆茏印な抡Z》：“農(nóng)夫寒耕暑耘，力歸于上，女勤于緝績徽幟，功歸于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薄芭谟诰兛兓諑谩闭f明了信幡是先秦時代應(yīng)用廣泛的一種憑信形式。沒有任何記載說明秦及漢初之時曾經(jīng)廢除過“幡信制度”，加之秦書八體之蟲書又與新莽六書中用來書幡信的書體之名相同，故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說，秦書八體中的蟲書也是專門用來書幡信的。況且，《說文解字序》載“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三種書體次第排列，“刻符”是符上的文字，符是一種憑信，“摹印”是用于印章上的文字，印章也是一種憑信，作為兩種憑信書體之間的“蟲書”，它最大的可能也是一種憑信。與新莽六書中用來書幡信的書體非花體字同理，秦書八體中用來書幡信的蟲書也不可能是指花體字。
蟲書的作者是史官，花體字的作者則是工匠，蟲書的作用是書幡信，書幡信的書體不可能是花體字。兩方面結(jié)合起來，足以充分說明秦書八體之蟲書非裝飾性花體字。況且，蟲書既然被列入秦書八體，必然是當(dāng)時的一種秦文常用類型，如果這種文字是指裝飾性花體字，那么就無法解釋在先秦非秦地及秦之后花體字大量面世的情況下，仍舊未見一例秦花體字的現(xiàn)象。
三、蟲書的風(fēng)格特征
與金石銘文不同，用于書寫幡信的材料為絹帛，絹帛易腐，保存不易，故秦及漢初幡信無傳?，F(xiàn)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幡信是自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甘肅一地所出土的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的一件棨信與三件明旌。透過這四件幡信實物，我們基本能夠窺得有關(guān)秦書八體之蟲書相對具體的風(fēng)格特征。
《張掖都尉棨信》（圖1），1973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居延肩水金關(guān)遺址發(fā)現(xiàn)，該棨信為紅色織物，長21cm，寬16cm，墨書“張掖都尉棨信”，字徑在10cm左右。李學(xué)勤先生對該棨信有過專門論述：“棨信，《說文》稱為綮，說：綮，……一曰徽幟，信也，‘綮、棨’通用字，因棨信用帛制，所以也寫作從‘系’的‘綮’?！鳛榛諑眯诺臈ば?，也就是幡信，或者叫信幡?！豆沤褡ⅰ罚骸裴?，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也。’據(jù)此，第一，棨信即信幡，是古之徽號，即一種旌旗。第二，信幡上題有官號。第三，信幡的作用是作為符信?！薄稄堃炊嘉緱ば拧肺淖譃樽瓡?，體勢縱長，線條粗細(xì)大致均勻，且多作曲屈扭動之狀，與秦《泰山刻石》一類風(fēng)格略有不同。
20世紀(jì)50年代末，在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群中，相繼發(fā)現(xiàn)了三件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的用墨或朱砂書寫在絲麻一類材料上的“明旌”?！懊黛骸笔秦Q在靈柩前標(biāo)志死者官職和姓名的幡信，多用絳帛粉書。按漢以前喪禮制度，品官題寫曰“某官某公之柩”，士或平民則稱“顯考顯妣”。甘肅所出土的三件明旌皆標(biāo)“某某某之柩”，故其也應(yīng)當(dāng)是由供職于官方的史官來書寫的，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看成是一般民用之物。
第一件是1959年從磨嘴子第四號墓出土的，年代約在東漢初期至中期，現(xiàn)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明旌長206cm，寬45cm，是一件紅色麻線織成的布，上有墨書“姑臧西鄉(xiāng)閹道里壺子梁之（柩）”。該銘旌字形較大，字徑在15cm至18cm左右，篆書，體勢縱長，“鄉(xiāng)”字垂腳伸長尤為明顯，“子”字線條屈曲婉轉(zhuǎn)之態(tài)甚于《張掖都尉棨信》。
第二件是1959年在磨嘴子22號漢墓出土的絹織明旌，年代約在西漢晚期，現(xiàn)藏于甘肅省博物館，長220cm，寬37cm。上書“姑臧渠門里張□之柩”，篆書，字徑約15cm，線條略顯方硬，應(yīng)當(dāng)是受同時期隸書影響的結(jié)果，其中“姑”“柩”二字線條屈曲回繞明顯。
第三件也是1959年在磨嘴子23號墓出土的，年代約在東漢初期，現(xiàn)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絹織物，長115cm，寬38cm，篆書兩行，書“平陵敬事里張伯升之柩，過所毋哭”（圖2），文字線條屈曲婉轉(zhuǎn)，猶若蝮蟲，其中“毋”字最為明顯。
圖2 張伯升柩銘
《張掖都尉棨信》所反映出的體勢縱長、線條屈曲回繞，且沒有明顯粗細(xì)變化的書寫風(fēng)格，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三件明旌之中。故此，我們說《張掖都尉棨信》所反映出的這種篆書書寫風(fēng)格，基本能夠代表西漢中晚期以來幡信書體的總體特征。筆者分析，秦及漢初用來書幡信的蟲書，其風(fēng)格也應(yīng)大致如此。首先，作為官方特殊應(yīng)用功能的幡信，只可能是選取作為官方正體的篆書來書寫；幡信作為一種特殊用途的信物，倘若如“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篇》般，以篆書的一般手寫體——蝌蚪文來表達(dá)，則顯得過于草率，故其文字如秦《泰山刻石》《陽陵虎符》般選取粗細(xì)基本一致的線條來書寫；幡信字體線條輕微的扭動和適度的屈曲回繞，其原因可參考啟功先生曾說的“我們只要看那些頌功刻石，筆畫圓勻，絕非不經(jīng)加工的手寫原樣”。不經(jīng)過描摹與修飾，直接在絲麻上書寫出圓勻一律的線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篆書書寫經(jīng)驗者可以明顯地體會到，書寫《泰山刻石》《嶧山刻石》一類圓勻一律的篆書，要比書寫《張掖都尉棨信》一類略帶屈曲變化的字困難得多。故此，幡信線條大致均勻而又屈曲蜿蜒，形如蝮蟲；幡信書體多體勢縱長，與秦《泰山刻石》一類所謂標(biāo)準(zhǔn)小篆結(jié)構(gòu)縱展、寬高比例趨于黃金分割的書寫一理，原因就是這種風(fēng)格能夠滿足幡信莊重、嚴(yán)謹(jǐn)、美觀的實用要求。
四、蟲書之“名”的由來
（一）“蟲”的廣狹二義
《說文解字》：“蟲，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xì)，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蟲為象。凡蟲之屬皆從蟲?！倍巫⒃唬骸跋x，篆象臥而曲尾形。”可見，“蝮蟲”是蟲的本義，今所見甲骨文、金文（魚鼎匕、昌鼎）之“蟲”字，莫不作“臥而曲尾形”，可為之證。王筠《說文釋例》：“蟲、昆（二蟲）、蟲同物即同字。小蟲多類聚，故三之以象其多；兩之者，省之也，一之者，以象其首尾之形，而又各有從之者，即分三音三義，又孶育之一法也?！币簿褪钦f，“蟲”由最先的蝮蟲之義而擴(kuò)展到可以代指一切微細(xì)的昆蟲。又按《大戴禮·易本命》載：“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有倮之蟲三百六十，而圣人為之長?！眲t“蟲”又成為了對普天之下動物的通稱，不但囊括了所有的飛禽走獸，還包括人。
我們說，蟲的本義，也就是蝮蟲，是狹義之蟲，而由其本義引申出的代指昆蟲及一切動物則是廣義之蟲。
?。ǘ┫x書之“蟲”
與“蟲”字的廣狹二義相對應(yīng)，蟲書也有狹義與廣義之分。
狹義上的蟲書，是指文字線條有蝮蟲之屈曲回繞之態(tài)的書體。這種狹義上的蟲書可以理解為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花體字與手寫體。理解為花體字者，又包含有兩種情況：一是線條模擬真實蟲體之形的，如楚器王子也；二是線條雖然不是模擬真實的蟲體，但夸張變形嚴(yán)重，毫無書寫性可言，如戰(zhàn)國越王不光劍、漢永受嘉福瓦當(dāng)。理解為手寫體者，是指文字線條雖略作屈曲，有蝮蟲蜿蜒之態(tài)，但屬于一次性揮運(yùn)成跡。這種文字線條書寫方法既沒有違背正常的手寫體書寫規(guī)律，也沒有影響到文字的識讀，與裝飾性花體字的線條處理手法截然不同，如漢《張掖都尉棨信》《張伯升柩銘》等。
廣義的蟲書是指在包含了狹義蟲書的基礎(chǔ)上，以龍、鳳、鳥、魚等具體的動物之象為裝飾手法的書體統(tǒng)稱。由于廣義的蟲書中包含了龍、鳳、鳥、魚等諸多無法與手寫體相聯(lián)系的具體物象，故此，雖然廣義蟲書中客觀上已經(jīng)涵蓋了狹義蟲書的內(nèi)容，但持廣義蟲書之論者幾乎沒有將狹義蟲書理解為手寫體的。以蟲書為裝飾性花體字是持廣義蟲書之論者的統(tǒng)一觀點。如《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曰：“蟲書，謂像蟲鳥之形?！瘪R國權(quán)《鳥蟲書論稿》：“由于上古時代‘蟲’的含義一度擴(kuò)大得很寬，它不但可以把鳥統(tǒng)攝在內(nèi)，而且還可以包括所有的動物，因此，渾言之為蟲書，析言之便成為鳥蟲書?！背执苏撜叩闹饕獙嵨镆罁?jù)，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以龍、鳳、鳥、蟲、魚等為裝飾紋樣的金文，以及兩漢時期大量的私印、銅鏡、瓦當(dāng)文字等。
很顯然，只有將狹義蟲書理解為手寫體者，才符合上文對蟲書非裝飾性花體字及蟲書風(fēng)格特征的論述。故此，說秦書八體中的蟲書之“蟲”是指狹義上的蝮蟲，之所以稱蟲者，是因為文字線條屈曲蜿蜒，形如抽象之蝮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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