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宮廷宴享
明代宮廷宴享，包含皇室飲膳、祭享、賞賜宴、節(jié)日筵宴、番夷筵宴、宮中當差人員及內(nèi)閣日常飲食等范疇。具體分外廷和內(nèi)廷兩大系統(tǒng)。外廷由光祿寺負責，主要是以國家或朝廷名義舉辦的各種祭祀、宴享、酒醴、膳饈之事；內(nèi)廷由尚食局、尚膳監(jiān)、御酒房、御茶房、酒醋面局等機構(gòu)協(xié)同，主要負責皇帝御膳的制作。內(nèi)廷飲食機構(gòu)中，司禮監(jiān)權(quán)力最大。明末以前皇帝的御膳主要由司禮監(jiān)負責。領導外廷飲食機構(gòu)的光祿寺，其核心機構(gòu)為大官署、珍饈署、良醞署、掌醢署。與光祿寺有職責協(xié)作關系的禮部四司和太常寺負責確定祭祀、筵宴的參加人員、登記規(guī)格和禮儀程序等。
留存至今的明代宮廷用瓷，其中一部分與宮廷宴享有關。透過宮廷宴享制度，有助于我們了解宮廷定制這些器物的最初動因與目的，更助于了解這些器物相關的歷史背景、禮儀制度乃至其具體使用環(huán)境、場景與器物組合等多元信息。
（一）奉茶侍酒
茶器與酒器是宮廷瓷器中的大宗，是宮廷生活之必備。明朝宮中御酒房由宦官負責管理，奉茶侍酒均由御茶房職掌。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內(nèi)府衙門職掌》載：“御茶房……職司茶酒、瓜果。凡圣駕出朝、經(jīng)筵講筵御用茶，及宮中三時進膳，圣駕匕箸，中宮匕箸，系其職掌。”御酒房與御茶房所用器皿可能來自內(nèi)承運庫。內(nèi)承運庫為明朝內(nèi)庫，參與宮廷瓷器的派燒、驗收及貯藏等事。《酌中志》卷十六《內(nèi)府衙門職掌》載：“內(nèi)承運庫……職掌庫藏。在宮內(nèi)者曰東裕庫、寶藏庫，皆謂之里庫。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等庫，皆謂之外庫也。”
明代宮廷酒器通常陳設于專用的酒桌之上。豪華酒桌設有大型落地屏風及成對瓶花；較小的酒桌，屏風則置于桌上。整套的酒器組合，通常是一只大罐、兩側(cè)各配一“梅瓶”，明人多以尊、瓶稱之，其在大型宴筵中設有瓶床（器座）。酒尊之外，還配有酒注、勸盤、壺瓶（玉壺春）、蓋碗等。斟酒的酒注，通常是雞心扁身的造型，配有淺盂形的注碗。酒注配注碗，源于五代，流行于宋，只不過明代注碗比宋式更淺一些。與酒注相配的，是勸盤、勸盞一副。瓷勸盞有的帶雙耳，是對金器的模仿。壺瓶帶蓋，亦可用來斟酒，通常需要較大的蓋碗配合。以上酒器明顯可分兩大類，應是適應高度酒與低度酒的不同需求而設。
圖二五 明永樂 青釉刻纏枝花卉紋酒注
青釉刻纏枝花卉紋酒注（圖二五），上海博物館藏，高32厘米。此酒注器身呈玉壺春式，通體施青釉，釉色碧綠瑩亮，刻花嚴謹工整，屬于明初宮廷訂燒的處州官樣器物。安徽合肥西郊永樂十二年（1414）陳聞墓出土龍泉刻花玉壺春瓶，造型紋樣與此件類似。
圖二六 明洪武 青花松竹梅紋酒注
青花松竹梅紋酒注（圖二六），1994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通高36.1厘米。酒注器身呈玉壺春瓶式，器身外壁裝飾六層青花紋樣，分別繪蕉葉紋、回紋、纏枝花卉紋、松竹梅紋、蓮瓣紋、卷草紋。繪畫層次豐富而有序，這種官樣廣泛出現(xiàn)在洪武瓷器中。明初宮廷瓷器傳承了元青花器吸收伊斯蘭藝術(shù)滿繪紋飾的特點，但器身主題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松竹梅“歲寒三友”紋飾，反映出明初復興漢族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政治訴求。
圖二七 明洪武 青花纏枝菊紋勸盤
青花纏枝菊紋勸盤（圖二七），首都博物館藏，口徑19.5厘米。此為酒器盞托，中心凸起一圈以承盞，折沿繪卷草紋，內(nèi)壁飾折枝牡丹和蓮紋，內(nèi)底環(huán)飾纏枝菊一周，中心為折枝蓮，外壁為蓮瓣紋。此托與盞組合為勸盤一副，再與酒注一起形成一套酒器，此類酒器可能用于宮廷祭供或宴飲場合。
圖二八 明洪武 青花纏枝牡丹紋勸盞
青花纏枝牡丹紋勸盞（圖二八），1994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口徑8.9厘米。勸盞通體青花紋飾，內(nèi)外壁口沿處飾回紋一周，盞內(nèi)壁繪纏枝牡丹紋，外壁繪牡丹紋。
圖二九 明宣德 白釉帶座瓶
白釉帶座瓶（圖二九），199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通高44.7厘米。此瓶與座通體施白釉，與元代樞府釉相似，有乳濁感，釉色細潤，造型秀雅。此瓶為宮廷盛酒之器，其所配瓶座，古人稱“瓶床”。
圖三〇 明 刻花牡丹紋蓋罐
刻花牡丹紋蓋罐（圖三〇），2006～2007年龍泉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高20.6厘米。此罐為明初處州龍泉窯官樣產(chǎn)品。罐上腹剔刻牡丹花葉紋，下腹刻劃蓮瓣紋，樣式與景德鎮(zhèn)御窯基本相類，為宮廷盛酒用器。
圖三一 明宣德 仿龍泉窯青釉帶座瓶
仿龍泉窯青釉帶座瓶（圖三一），199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瓶通高42.5厘米。此帶座瓶為景德鎮(zhèn)宣德御窯仿燒龍泉青瓷官樣品種，釉色青翠碧綠，明龍泉窯產(chǎn)品中有同類器。此類配有“瓶床”之瓶，為典型宮廷儲酒器。
圖三二 明 青花雞缸杯
青花雞缸杯（圖三二），為斗彩半成品，1987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高3.5厘米。此杯外壁繪青花月季湖石、萱草湖石各一組。其間繪雄雞、母雞與小雞一組，畫面生動親切。外底署青花楷體“大明成化年制”款。
明初的飲酒器有勸盞、勸盤、臺盞等，成化后飲酒器形制增多，造型小巧，質(zhì)地精良，注重創(chuàng)新，有杯、盅、盞、爵等。最為知名的是雞缸杯，以雞為紋飾繪于外壁，形狀似缸得名。明郭子璋《豫章陶志》稱“成窯有雞缸杯，為酒器之最”。萬歷時期，“神宗時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雞缸杯一雙，值錢十萬”，由此可見雞缸杯當時已貴重如此，后代仿者甚多。
明代帝王、后妃的日常起居、飲食都離不開茶。明初朱元璋認為宋制龍鳳團茶“重勞民力”，于洪武二十四年“罷造龍團,惟采芽茶以進”,即著名的“廢團興散”的供御茶改革。飲茶方式的變革，帶來明宮廷乃至社會各階層使用茶器的重大轉(zhuǎn)變。研究表明,雞心扁壺（茶瓶）與高足碗（靶茶鍾）,是明代宮廷流行的茶器組合。靶茶鍾配茶托、鍾蓋,與雞心扁壺配套使用,成為明廷喜用的茶器式樣。而賞賜藏傳佛教僧侶或寺院的高足碗多與藏式僧帽壺（茶瓶）配套使用,多裝飾梵文、藏文及蓮托八寶等紋飾,是藏地僧侶喜用的日常飲茶、誦經(jīng)供佛之佳器,最具藏傳佛教特色。
除高足茶碗外，此時還流行斗笠茶盞、尖足茶盞（蓮子茶鍾）、撇口弧腹盞等盞式。各式茶盞雖有甜白、青花、斗彩、紅釉、仿哥釉等品種，但從朱權(quán)著《茶譜》所云茶杯以“饒瓷為上，注茶則清白可愛”可知，此時茶盞以景德鎮(zhèn)白瓷為尚。
圖三三 左：明永樂 甜白高足碗 右：明永樂 甜白雞心扁身茶瓶壺
白釉方流杏圓扁壺、高足碗（圖三三），198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壺高20.9、碗高10.3厘米。這類雞心扁壺（茶瓶）與高足碗（靶茶鍾）,是明代宮廷流行的茶器組合。此扁壺的造型仿自金屬器，永樂朝首見。明正統(tǒng)梁莊王墓出土有相同造型的金、銀制方流雞心扁壺。這類方流雞心扁壺，是明代前期宮廷流行的茶瓶式樣。嘉靖有青花制品，但造型與早期式樣相去甚遠。
圖三四 明宣德 藍釉僧帽壺與高足碗
藍釉僧帽壺與高足碗（圖三四），1984年、1988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西側(cè)出土，壺高20.1、碗高10.6厘米。此為藏傳佛教茶具一套。僧帽壺因口沿造型似僧帽而得名，其原型為藏地金屬質(zhì)地的茶壺，常與高足碗配套使用。
圖三五 明永樂 白釉斗笠盞及盞托
白釉斗笠盞及盞托（圖三五），198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盞高4.6、盞托高9.7厘米。白釉斗笠盞承襲宋代斗笠茶盞形制而來，是明代流行的茶盞式樣之一。高濂《遵生八箋》“煎茶四要”條云：“茶盞惟宣窯壇盞為最，質(zhì)厚白瑩，樣式古雅有等，宣窯印花白甌式樣得中而瑩然如玉。……欲試茶色黃白，豈容青花亂之？……惟純白色器皿為最上乘品，余皆不取。”可知明代茶盞以式樣古雅的白瓷盞最受推崇。盞托中空，喇叭高足，較習見盞托明顯高許多。參酌西藏寺院高足茶碗所配高足盞托，推測這件高身的白釉盞托是專為明代流行的高足茶碗所設計。
（二）膳饈筵宴
除常宴之外，明代宮廷還有各類名目的筵宴。如對文武百官的恩賜宴、駕幸太學筵宴、進士恩榮宴、纂修宴、武舉宴、經(jīng)筵宴、日講宴、殿試宴等賜宴；又如郊祀慶成、祭大廟享胙、祭社稷享胙、祭先農(nóng)享胙等天地、神祇、祖先的祭享；再如正旦、冬至、萬壽圣節(jié)、元宵、四月八等節(jié)令慶宴；還有慈寧宮筵宴、皇帝躬侍皇太后宴儀、皇后千秋內(nèi)宴儀等慶賀、壽誕筵宴；此外還有各類番夷、土官筵宴等。
皇帝舉行大宴要設酒亭、膳亭、珍饈醯醢亭及御筵，器用以金器為主。宮廷其他類型的宴筵祭享，則需要大批瓷器等器具盛裝菜肴。這些功能各異的宴筵祭享器具，主要由工部相關機構(gòu)負責提供，具體收用則分由尚膳監(jiān)、光祿寺管理。
洪武二十六年定，宮廷無論大宴、中宴、常宴，禮儀大致相同。宴會當天，尚寶司負責設御座于奉天殿。教坊司設九奏樂歌于殿內(nèi)。光祿司官負責于御座下西側(cè)設酒亭、御座下東側(cè)設膳亭、酒膳亭之東西設珍饈醯醢亭，御座之東西設御筵。四品以上群臣就座于殿內(nèi)之東西兩側(cè)。殿外設群臣酒尊食桌。五品以下官員設桌于東西兩廊。司壺、尚食各供其事。光祿司官負責進御筵，具體要完成在御前開爵、注酒、進酒的禮儀。序班負責為群臣斟酒。明宴禮規(guī)定大宴進酒九爵、中宴七爵、常宴三爵或五爵而止。
圖三六 明正統(tǒng)至天順 青花“筵宴茶飯”用器組合
青花“筵宴茶飯”用器組合（圖三六），從明代相關文獻來看，用于皇帝的賜宴或?qū)m廷各類宴會的成組餐具，屬于宮廷用瓷中的“筵宴茶飯”器皿一類。據(jù)《大明會典》，永樂年間的“郊祀慶成”宴會，就備有菜肴、湯品和茶飯七種。天順年間趨于奢靡，大致備有14種以上菜肴、主食、湯品，餐具數(shù)量倍增。2014年景德鎮(zhèn)出土的“空白期”成組餐具，有高足碗、仰鐘式碗、大撇口碗、小撇口碗、直口碗，多種規(guī)格的盤子，其設計頗為講究配套和組合，這類茶飯用器組合品類豐富，均為宮廷舉行各類筵宴的最佳器用。
三 宮苑雅事
宮廷瓷器除用于朝廷祭祀禮儀、政治外交、宗教信仰及茶酒筵宴外，禁苑與書齋也是其使用的重要場合。皇室貴族深受兩宋文人情懷的影響，在宮廷生活中有諸多怡情養(yǎng)性的雅玩空間，如禁苑瑤臺的燕賞雅集，花鳥蟲魚的賞玩消遣，書齋琴軒的文玩清供與揮毫撫琴，這些雅事活動都離不開多姿多彩的宮廷瓷器。
明初南京與北京大規(guī)模營造宮殿與園林，大量瓷器用于禁苑空間。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中稱宣德年間“朝廷遣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故宣德朝花鳥蟲魚之器最為獨特。兩岸故宮傳世瓷器及景德鎮(zhèn)御窯、龍泉窯、鈞州窯遺址出土的大批瓷器中，多見庭院與文房器用，品類豐富，從側(cè)面反映出皇室貴族的閑事雅好。
（一）芳庭佳趣
皇家宮苑中，燕閑賞花、觀鳥斗蟲、文會雅集等都是帝王公務余暇養(yǎng)心悅性的休閑活動。花器、鳥蟲器、坐具等各類器用，便是皇室成員游樂活動的重要載體，景德鎮(zhèn)、龍泉、鈞州等地都為明廷宮苑燒造庭院用器，其制作選用極為講究。
明初興建的北京皇城東南隅的東苑為皇家園林，永樂皇帝曾于此“觀擊球射柳”。明人黃佐《翰林記》載，宣德帝召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游東苑，苑中“瑤臺玉砌，奇石森聳，環(huán)植花卉，香艷濃郁”，且建齋居別館“以為彈琴讀書之所”。宣德時期對東苑造景的考究，也促使花器品類大為豐富，雅玩迭出，更造就了明代宮廷花器發(fā)展的第一個高潮。天順年間東苑稱為南城，增筑宮殿館閣，“雜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于其中”，蔚為壯觀，其建筑與器用之風貌更具皇室氣象。
1.“官鈞”花器與“蒲石盆”
明代宮廷花器中，以“官鈞”花器最具特色，其玫瑰紫、海棠紅、翠青、月白等變化多端的釉色之美，最為人稱道。“官鈞”的仰鐘、葵花、菱花、海棠等各式花盆均配盆托，屬宮廷蒔養(yǎng)菖蒲而定燒的花器。高濂《遵生八箋》“論諸品窯器”條中稱鈞窯“惟種蒲盆底佳甚”，還稱“均州窯圓者居多，長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種蒲”。
兩宋復興儒學，推崇三代禮樂，文人推崇菖蒲清供，這種風潮自然也受到致力于復興儒家傳統(tǒng)禮制文化的明朝皇室與大臣、文人群體青睞。菖蒲因其“忍寒苦，安淡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被比擬為文人精神之寫照；又因其“夜則可收燈煙，曉取垂露潤眼”的特性，既可清賞又具養(yǎng)生保健之功效，因而“官鈞”花盆得以大量燒造并為宮廷喜用。
圖三七 明 玫瑰紫釉葵花式盆托
玫瑰紫釉葵花式盆托（圖三七），天津博物館藏，口徑22.2厘米。此“官鈞”盆托系河南鈞州窯為朝廷燒造。“官鈞”花器底部、足部內(nèi)側(cè)多刻或印有從一到十的數(shù)目，用以標識大小和花盆與盆托配對之用。數(shù)字越小器物越大。此器底部刻有“六”字銘款，表明其屬中等偏小的器物。這類器物早年學者多定為北宋鈞瓷三足洗，實為明代蒔養(yǎng)菖蒲花盆的盆托，明人文獻稱“水底”，其上配置對應數(shù)目刻款的花盆。
圖三八 明 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圖三八），深圳市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藏，花盆修復高15.5厘米。此花盆為鈞州窯產(chǎn)品，與海棠式盆托配成一組使用，為官樣器物，明代宮廷多用于蒔養(yǎng)菖蒲。
圖三九 明成化 仿官窯青釉海棠式花盆與盆托
仿官窯青釉海棠式花盆與盆托（圖三九），200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花盆高19、盆托高9厘米。此套花器為景德鎮(zhèn)御器廠燒制的仿南宋官窯青釉海棠式花盆與盆托，鈞州窯產(chǎn)品中亦可見同類器，屬于典型官樣器物。明宮廷多用于蒔養(yǎng)菖蒲。成化一朝雖以斗彩裝飾的精巧雅器聞名，但花器則以仿官窯以及哥釉者居多，其莊重沉穩(wěn)的造型和溫和潤澤的釉色，也反映出成化皇帝對宋文化與審美的追慕。
圖四〇 明代 《御花園賞玩圖》展廳復原場景
《御花園賞玩圖》展廳復原場景（圖四〇），此場景取自明代宮廷畫師筆下的《御花園賞玩圖》，該圖描繪了成化皇帝嬉游于御花園中的多種場景，包括養(yǎng)貓、觀魚、斗蟋蟀、彈琴、斗鵪鶉、弈棋、賞鳥、蒔養(yǎng)菖蒲等禁苑雅事。此處背景取自圖中成化皇帝賞鳥與觀菖蒲場景，亭外松下石桌上擺放各類官鈞花器，以栽種菖蒲居多，反映出明代皇家宮苑中豢養(yǎng)珍禽、蒔養(yǎng)菖蒲的生活情趣。場景中實物芭蕉賞石與官鈞菖蒲屬局部復原陳設。
2.斗蟲觀鳥
斗蟋蟀又稱作“促織之戲”，民間多傳宣德皇帝尤好此道，而蟋蟀罐正是宣德官窯產(chǎn)品中最具特色的一類。蟋蟀罐有“斗盆”與“養(yǎng)盆”之分，分別供蟋蟀對戰(zhàn)搏斗與閑暇休養(yǎng)之用，養(yǎng)盆中又可置“過籠”，既用以豐富蟋蟀的活動空間，又便于換盆時轉(zhuǎn)移蟋蟀。
圖四一 明宣德 青花黃鸝白鷺紋蟋蟀罐
青花黃鸝白鷺紋蟋蟀罐（圖四一），199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高9.5厘米。該罐的蓋面與外壁一面均繪有兩只停于柳樹上相互呼應的黃鸝，另一面則繪正從汀渚草叢中飛出的一群白鷺。有學者指出，該畫面表現(xiàn)的正是唐代詩人杜甫“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詩意，足見宣德時期蟋蟀罐裝飾題材的多樣與創(chuàng)新。
圖四二 明宣德 青花花卉紋過籠
青花花卉紋過籠（圖四二），2014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高3厘米。過籠一般作兩端有孔的帶蓋小條狀器，是專用于飼養(yǎng)蟋蟀的特殊器具。過籠放置于蟋蟀罐中，豐富了蟋蟀的活動環(huán)境，使其如同生存于幽暗狹小的自然空間中。在換盆時，先讓蟋蟀進入過籠中，再握住過籠兩側(cè)的小孔進行轉(zhuǎn)移，以免蟋蟀受到傷害。過籠又稱“串子”，民間更有稱作“宣德串”。
以籠養(yǎng)鳥古已有之，籠中多放置供禽鳥汲水進食的鳥食罐。景德鎮(zhèn)窯所制青花鳥食罐始見于元代，到明代宣德一朝大量出現(xiàn)。這一時期鳥食罐品類大為豐富，更出現(xiàn)了各種仿生器與編籠花瓶等，增添了籠鳥的觀賞性與趣味性。
圖四三 明宣德 青花石榴形雙聯(lián)鳥食罐
青花石榴形雙聯(lián)鳥食罐（圖四三），199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高5.4厘米。鳥食罐精致小巧，制作頗為講究，尤以宣德一朝御器廠制品造型豐富多樣。其種類既有鼓形、盂形、六棱形等幾何器形，也有鴛鴦形、蟾蜍形、石榴形、竹節(jié)形等像生器，又有單罐與雙聯(lián)罐之分。
圖四四 明宣德 青花海水紋竹節(jié)形編籠花瓶
青花海水紋竹節(jié)形編籠花瓶（圖四四），199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南麓東側(cè)出土，高6.7厘米。除鳥食罐以外，編籠花瓶也是籠鳥器具中獨特的一類，旨在于籠中營造自然舒適的環(huán)境。編籠花瓶造型精美，紋飾各異，如此件即為竹節(jié)形，頂部書年款，節(jié)間繪以海水，使籠鳥賞玩這一雅事更具藝術(shù)性。
3.文會雅座
宋代以來，繡墩便是庭院雅集活動的重要坐具。明代文震亨《長物志》卷七“坐墩”條載：“宮中有繡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蘇者，亦靜雅可用。”明代繪畫中有大量文人雅集場景，當中便有各種繡墩。相對于木材制品，瓷質(zhì)繡墩具有堅實穩(wěn)固、不易朽壞的特點，成為宮廷休閑、室外雅集坐具的極佳選擇。
圖四五 明正統(tǒng)至天順 青花毬路紋繡墩
青花毬路紋繡墩（圖四五），2014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北麓出土，高48厘米。該繡墩的墩面與腹部以鏤空方式表現(xiàn)四方連續(xù)的毬路紋，且內(nèi)部以花葉裝飾。此外還有方勝結(jié)帶、歲寒三友、獅子戲毬等紋飾的繡墩，展現(xiàn)出御窯廠制瓷的極高水準。墩是坐具中的一類，多用木、藤、石、瓷等材質(zhì)制成，整體呈鼓形，因常罩以織繡物，故亦稱“繡墩”。景德鎮(zhèn)御窯廠遺址出土的一批繡墩，制作工藝極為復雜。
圖四六 明 青釉孔雀牡丹紋繡墩
青釉孔雀牡丹紋繡墩（圖四六），北京市朝陽區(qū)出土，現(xiàn)藏于首都博物館。高39.2厘米。此繡墩為處州龍泉窯產(chǎn)品，采用雕、剔、刻等技法表現(xiàn)紋飾，腹部飾挺立于牡丹叢中的雌雄孔雀，配以洞石和芭蕉，畫面疏朗有致。唐代銅鏡與長沙窯瓷器上已經(jīng)常見孔雀圖像，此后歷代文藝作品多有贊美。
（二）文房清供
“文房”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包括筆、墨、紙、硯及其相關用品，文房內(nèi)的用具、陳設可稱之為文房清供或文房雅玩。文震亨《長物志》中論及文玩有香爐、香盒、筋瓶、水注等多達數(shù)十種。“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物。”文房清玩雖多體微物輕，卻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精神審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明宮廷器用藝術(shù)的一部分。
15世紀明宮廷用瓷中文房清供也大量出現(xiàn)，多以復興宋代文化雅趣為歸旨，尤其是雅好詞翰、精于繪事的宣德皇帝時期，見有瓷硯、瓷盒、硯滴、筆洗、香爐、花尊等品種，款式端正，色澤細潤。這些也是皇室與上層文人士大夫唱和雅集的重要文房瓷器。
圖四七 明宣德 青花鴛鴦形硯滴
青花鴛鴦形硯滴（圖四七），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高5.4厘米。《飲流齋說瓷》“說雜具第九”載“凡作物形而貯水不多則名曰滴”。硯滴呈鴛鴦形，背部兩翅間作一小圓口，除底外均施白釉。全器以青花留白繪出羽毛，是像生瓷中的佳作。鴛鴦左側(cè)翼上端留白處書青花“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書橫款。硯滴本應有管狀吸水蓋紐，插入瓶內(nèi)吸水至硯石上研墨，現(xiàn)已缺失。臺北故宮博物院有相似藏品，背部帶管狀滴水蓋。
硯滴為滴水入硯的文房用具，又稱之為水滴、水丞、水注、書滴，最遲于漢代已作為硯的衍生文房存在。硯滴主要有壺形、仿生形和特殊形三種。明晚期高濂《遵生八箋》“水注”條載：“宣窯五彩桃注、石榴注、雙爪注，彩色類生。有雙鴛注，有鵝注，工致精極，俱可入格。”可見其造型百般多樣。宣德時期為明初盛世，社會經(jīng)濟文化欣欣向榮，且宣德帝精于繪事、雅好藝術(shù)，史載其常于“萬機之暇，游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爭勝……”。故有明一代硯滴，尤以此朝的器物別有風韻。
圖四八 明永樂 釉里紅梅竹紋筆盒
釉里紅錦地花卉紋筆盒（圖四八），2016年景德鎮(zhèn)市公安局移交。長32.1厘米。筆盒蓋內(nèi)畫有松竹梅紋，器身多處滿繪纏枝卷草紋，是西亞地區(qū)常見的裝飾方法。兩種紋樣共繪于一器，體現(xiàn)了中外藝術(shù)文化的交融。
圖四九 明 月白釉出戟尊
月白釉出戟尊（圖四九），上海博物館藏，高26.1厘米，器身飾有長方體狀戟，俗稱“出戟”。宋明以來，復古之風盛行，出戟尊即仿自商周時期銅酒器的造型，但已轉(zhuǎn)變作書齋中的花器使用，常單只陳設于書桌上用以插花卉或珊瑚。此尊為鈞州窯產(chǎn)品，也是“官鈞”花器中的典型器形。與南宋官窯及龍泉窯出戟尊出戟隱起的特征不同，此件出戟尊長方形出戟明顯，造型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
圖五〇 明成化 紅地綠彩靈芝紋雙耳香鼎及香盒
紅地綠彩靈芝紋雙耳香鼎及香盒（圖五〇），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香爐高13.9、香盒通高5.8厘米。紅地綠彩為雜釉彩，需多次入窯焙燒而成，即依次先燒高溫釉、彩，再燒低溫釉彩。礬紅地綠彩瓷也為成化御窯首創(chuàng)。明代王士性《廣志繹》卷之四“江南諸省·江西”篇載：“本朝以宣成二窯為佳，宣窯以青花勝，成窯以五彩。”可見成化時期的五彩瓷頗負盛名。
圖五一 明成化 素三彩香鴨
素三彩香鴨（圖五一），1987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通高25厘米。唐代詩人李商隱有《促漏詩》云“睡鴨爐香換夕薰”，可見鴨熏最晚至唐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宋代除了流行銅香鴨外，也有青白瓷香鴨。成化香鴨的燒造，開創(chuàng)了一個全新的素三彩瓷器品種。其黑彩烏黑且光可鑒人，質(zhì)量頗高。香鴨采用模制與剔刻技法。鴨的口部與頸腹相通，形成煙囪，腹部蓋合處均勻分布6個隱形孔，用以引導空氣進入爐體，有助香料燃燒，設計巧妙。
圖五二 明成化 仿宋官窯青釉貫耳匙箸瓶
仿宋官窯青釉貫耳匙箸瓶（圖五二），2003年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高12.2厘米。匙箸瓶為放置香匙、香箸的器具，宋代《陳氏香譜》中又稱“香壺”，多以金屬及陶瓷為之。
四 結(jié)語
“大明·宮瓷——15世紀的明代宮廷用瓷”展覽展出的300余件明代宮廷用器及相關窯址標本，顯示了明代宮廷瓷器的政治意涵和藝術(shù)精神。王安石《讀史》詩曰：“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闡釋古陶瓷與編修史書一樣，更需要傳達其“精神”。這一展覽首次從宮廷禮儀、政治活動、民族關系、外交貿(mào)易以及宮苑雅事等多元視角詮釋15世紀宮廷用瓷的文化內(nèi)涵與審美意趣，由此展覽也可透見明初復興儒家傳統(tǒng)與人文藝術(shù)的政治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宮廷瓷器的文化和精神內(nèi)涵，有利于激活文物的內(nèi)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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