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與經(jīng)濟發(fā)展
廢藩置縣后，明治政府第三次改革官制?！霸谔傧滦略O正院、左院、右院三院，正院設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初稱納言）、參議等職，總攬行政、立法、司法大權；左院設議長、議官（初稱議員），參與立法咨詢；右院作為各省長官、次官等討論政務的場所?！保ā度毡臼贰返?65頁）這次官制改革，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權都集中到正院和太政大臣手里，太政官變成了虛銜。左院也就是原來的集議院，雖仍是立法咨詢機構，但其成員構成卻有了不同。此前是各藩代表，現(xiàn)在藩已取消，左議院的成員（議官）由正院任免。對此，坂本太郎評論說：“每當發(fā)生能使政府基礎鞏固的具體事件以后，政府便相應地改革官制，加強其專制的性格?！保ㄍ希┑拇_，明治元年、三年和四年，三次改革官制，都是朝著逐步加強中央政府集權的方向穩(wěn)步前進；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認為這種做法是預先設計好的步驟，恰恰相反，這正是日本民族的傳統(tǒng)政治習慣和行為模式。這讓我想起日本電影中，身穿和服腳踏木屐的日本女人走路的姿態(tài)——小步緊走。近二十年來（自1853年7月美國軍艦開進江戶灣算起）日本政治演變的過程，淋漓盡致地為世界展現(xiàn)了日本民族的政治性格。
當然，隨著形勢而變化的不僅僅是官制，還有人事。“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公卿、諸侯、各藩藩士均出任要職，政府是在廣泛的人員基礎上構成的。但是，后來公卿、諸侯、藩士便逐漸離開要職，到實行這一新官制的四年十月時，太政大臣是三條實美，左大臣缺員，右大臣是巖倉具視，參議是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的舊藩士各一人，即西鄉(xiāng)隆盛、木戶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大臧卿是大久保利通，外務卿是副島種臣，其他各省的首長，除神衹大輔和宮內(nèi)卿以外，都由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的舊藩士充任。本來，討幕的主力就是薩摩、長州兩藩的下級武士，因此，新政府的推動力由這些人來承擔，也是當然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他們也廣招公卿、諸侯和其他藩出身的人進入政府部門，這無非是企圖利用這些人的勢力，以增加新政府的威信，極力壓制反對者而已。但是，隨著奉還版籍、廢藩置縣等，政府的基礎不斷強化起來，他們就感動已不再需要借助其他勢力，終于暴露出政府是以薩摩、長州人員為中心的本來面目。所謂藩閥政府的面貌，至此已完全具備”。（《日本史》第365-366頁）這個變化恐怕也是時局演變的自然結果，而非刻意所為。因為不同階段的政治訴求不同，其政治基礎也不同。遺憾的是，我手頭的兩本史書《日本史》和《日本小史》都沒有提供這方面的具體史料，所以也無從判斷。不過，從后來的歷史發(fā)展來看，這個變化對日本民族來說是利大于弊。所以，指出薩摩和長州兩藩主導政局也就夠了，沒有什么好指責的。
廢除封建制度改變的不只是日本的政體，它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而最重要的則是身份制度。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有皇族、貴族、大名和武士之分，庶民有農(nóng)、工、商和賤民之分?，F(xiàn)在，皇族、貴族和大名成為華族，武士被稱為士族，其他人則統(tǒng)稱為平民，也就是以華族、士族和平民代替了過去復雜的身份制度。明治三年九月，準許平民（農(nóng)工商）有姓氏。（我國早在春秋時期，平民就已經(jīng)擁有姓氏了）明治四年八月，準許華族與平民聯(lián)姻，允許所有人自由遷徙和選擇職業(yè)。（“過去，農(nóng)、工、商沒有姓氏，今后一般平民也準許稱姓氏（三年九月），并準許華族與平民聯(lián)姻（四年八月），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遷徙自由和選擇職業(yè)丹自由?！薄度毡臼贰返?66頁）封建藩籬在法律層面被徹底打破。
明治五年（1872）二月，“廢除兵部省，改設陸軍省和海軍省，十一月頒發(fā)募兵詔書，明確了征兵總方針，次年一月，發(fā)布征兵令并著手實行。……新政府的軍制，至此完全確立。”（《日本史》第368頁）早在明治三年夏，山縣友朋和西鄉(xiāng)從道從歐洲考察軍制回國后，就著手改革軍制。當時，山縣友朋任兵部少輔，西鄉(xiāng)從道任兵部權大丞，令各藩陸軍改為法國式兵制，海軍改為英國式兵制（本人尚不清楚法國式兵制與英國式兵制的區(qū)別），但未能實施。撤藩置縣后，中央政府掌握了全國軍權，新兵制才得以實施。新兵制給明治政府帶來的現(xiàn)實問題則是失去職業(yè)的150萬封建武士如何處理，因為當兵已經(jīng)不再是武士的特權。明治六年（1873）二月，明治政府出臺奉還家祿的規(guī)定，“對愿意奉還土地的，將以現(xiàn)金和公債各半的方式支付世代祿六年和終身祿四年”（《日本史》第367頁）。顯然，它延續(xù)了奉還版籍時的補償精神。到明治八年（1875）七月，只有1/3的士族奉還了土地，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據(jù)說，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數(shù)士族沒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樣成功地進行專業(yè)，也就是說多數(shù)士族還是無力自謀生計。同年九月，明治政府又出臺了新政，“把歷來以米支付的家祿、賞祿改為按明治五年到七年三年間的平均米價，以貨幣支付”。（《日本史》第367頁）因為米價和物價處于上漲趨勢，所以坂本太郎說，這樣做等于降低了他們的奉祿。明治九年（1876）八月，“政府把華族、士族的家祿和賞祿一律廢除，改用公債支付，規(guī)定30年償清，從第六年起用抽簽方式償還”。（同上）如此一來，華族和士族就必須另尋生計了。明治政府究竟是出于何種考慮要如此急切地逼迫華族和士族，我手頭上的史書沒有給出明確說明。坂本太郎說，即使在舊藩主的奉祿降為原來的1/10后，明治政府每年還要拿出財政收入的1/3到1/4用于秩祿支出，所以財政拮據(jù)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我想絕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華族和士族是否如明治政府希望的那樣成功轉(zhuǎn)業(yè)了呢？坂本太郎說，他們“抱著這份金祿公轉(zhuǎn)債轉(zhuǎn)業(yè)到農(nóng)、工、商等新的工作上去，但多數(shù)都失敗了，這么一來，政府就不得不為此采取各種救濟措施，如貸給授產(chǎn)資金、發(fā)放公有土地、獎勵開墾等等。為了解決沒落士族大批出現(xiàn)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政府煞費了苦心?！保ā度毡臼贰返?67頁）不過，坂本太郎的上述說法，只是就一段時間內(nèi)而言才是正確的。因為在花光政府公債后，他們終將成為自食其力者，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轉(zhuǎn)業(yè)成功了。那些幸運的少數(shù)，或者當上了明治政府的官吏，或者成為自由職業(yè)者，他們及時介紹歐洲新文化，對日本社會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
到明治九年八月時，日本封建社會算是被徹底清除了?？偟恼f來，日本在推翻幕府和掃除封建勢力過程中并未發(fā)生劇烈地社會動蕩，這既與幕府、藩候的沒落（難以組織有效抵抗）有關，也與日本民族的行為模式（小步快走、漸進式改革）有關。但是，政治轉(zhuǎn)型并非易事，新生代政治家的內(nèi)斗似乎也不可避免。
明治六年（1873）八月，明治政府決定征韓。原來，朝鮮過去都是通過對馬藩主宗義達維持與日本的外交和貿(mào)易，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明治政府通過對馬宗氏向朝鮮遞交的國書因有“皇”、“奉敕”等違反慣例的用語而被拒絕（這些用語表明日本要與朝鮮建立新關系），明治五年（1872）八月，明治政府再派外務大丞花房義質(zhì)到朝鮮交涉，也沒有結果，于是明治政府認為對朝鮮的無理必須給予武力嚴懲（顯然是強盜邏輯）?！皡⒆h西鄉(xiāng)隆盛主張再一次向朝鮮派出全權大使進行談判，如果不成時就以武力解決，并且自告奮勇?lián)芜@一使節(jié)。副島種臣、坂垣退助、江藤新平和后藤象二郎等參議也表示贊同”。（《日本史》第373-374頁）但當時日本明治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團尚未回國，所以并沒有征韓的實際動作。這個外交使團的大使是外務卿兼右大臣巖倉具視，副大使是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和外務少輔山口尚芳。其使命是商討修改安政五年（1858）簽署的通商條約中喪失關稅自主權和不平等的治外法權（該條約規(guī)定，明治五年可以對條約進行修改）。使團于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出發(fā)，不料在其出使的第一站美國，修改條約的愿望就未能實現(xiàn)，于是出使歐洲的目的就變成了調(diào)研。明治六年（1873）九月，在近二年后使團結束訪問回到日本。此行雖然沒有實現(xiàn)出使的本來目的，但坂本太郎認為，“使節(jié)們通過這一次訪問，再次認識了歐洲文化的發(fā)達和國力的富強，決心讓日本也盡早躋入先進國家的行列”（《日本史》第372頁）。巖倉具視回等人回來后，認為日本當務之急是整頓內(nèi)政，所以反對征韓?！皟膳蔂幷撌旨ち遥蟪既龡l實美無法對之做出裁決，只好托病辭職，巖倉奉敕命代理太政大臣，終于否定了征韓論，撤回派遣全權大使的決議。為此西鄉(xiāng)（舊薩摩藩）、坂垣、后藤（均舊土佐藩）、江藤、副島（均舊肥前藩）五名參議辭官下野，巖倉任命伊藤博文、勝安芳和寺島宗則為參議，政府陣容為之一新（明治六年十月）。”（《日本史》第374-375頁）為何一個征韓的議題就會導致新政府的分裂？坂本太郎的解釋是：“新政府內(nèi)土佐、肥前藩出身的人，本來就對薩摩、長州派的優(yōu)越地位心懷不滿，希望能在朝鮮戰(zhàn)爭中建立功績，借此推翻薩摩、長州派的優(yōu)越地位。此外，由于廢藩置縣和征兵令的實行，全國士族失去了往日的特權身份和固定職業(yè)，掉進了淪落失意的深淵，他們希望能夠借此重新走上提高身份的道路。這些士族真心實意地支持征韓論?？傊?，它集中反映了所有對維新政治的反抗，正如在幕末，所有反幕和討幕論都集中在攘夷這一點上一樣?！保ā度毡臼贰返?73頁）顯然，該書作者認為，新政府的內(nèi)部矛盾源于派系爭斗，而征韓議題只是讓矛盾凸顯出來而已。不過，該書并未提供相關史料來佐證自己的看法?？紤]到西鄉(xiāng)隆盛就是薩摩藩的士族，所以僅以地域派系來解釋似乎不夠妥當。尤其是坂本太郎把新政府的這次分裂定性為對維新政治的反抗，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因為征韓與維新沒有任何關系。我認為，這次明治政府內(nèi)部分裂，只能說明以倒幕為宗旨的王政復古階段已經(jīng)結束，而新的政治框架卻要在不同政見的對抗中孕育，換句話說，維新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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