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視角下的云南少數民族支系研究
黃 澤
20世紀中葉以后，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開展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和民族識別工作，中國少數民族內部由分化、遷徙、地理阻隔、文化接觸等導致的支系狀況初步呈現，民族語言調查也從實證角度證實了支系文化的客觀存在。與此同時，由于強調各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而賦予被識別確認單一民族的“族別”以政治象征意義，伴隨各單一民族在“族別”內的政治、文化整合過程，族別文化的構擬和族別認同逐漸加強，對單一民族文化的描述出現兩種取向：一是大而化之的“族別文化”概述或大觀，將各支系文化籠而統之，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或僅梳理各支系共有文化事象而缺乏對各支系族群性的闡釋；二是遵循社區(qū)（村落）微觀描述方法，通過典型社區(qū)、村落的民族志研究印證小地方——大社會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傳統思路，易產生獨樹成林的客觀印象，其在概括“族別文化”特質、兼顧單一民族內部多個支系、地域差異方面的科學性則頗受懷疑。在剛性的民族識別理論指導下，研究者困惑于無法突破“民族”（族別層面）的定義去觀察分析各民族內部支系文化差異。以上宏觀與微觀的兩種研究取向都力圖概括“族別文化（單一民族文化）”而力所不及，其實“族別”的真正意義是政治象征、民族心理認同標志，尚不能涵蓋族別內部真實文化圖景，族別文化也還有一個在支系文化基礎上凝聚、認同的過程，亟需以支系研究的中觀層次予以彌補。族群概念的彈性和對應性用來描述千差萬別的“族群”（包括族別、支系、人、小群體等）有其獨特價值，本文即將支系視作族群的一個類型分析其歷史與現狀。
云南少數民族支系的典型概述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國家所識別確認的56個民族并非同一層次上等量齊觀的“民族”，識別標準在斯大林民族定義基礎上有所變通，既有人口逾10億的漢族，亦有僅有數千人的獨龍族、赫哲族等。云南現有25個被國家確認的、人口在5000以上的世居少數民族，一些民族內部的分支差異比較突出，有的民族由幾十個支系以各種方式聚合而成。50年代初期，一些民族僅自報的族稱即達幾十個，云南省共有自報族稱260余個。經民族識別工作的調查認定，按名從主人的原則，以各民族或其支系的自稱為準確定族稱，而革除了歷史上帶有民族歧視的他稱，但至今仍保留著各支系的自稱及部分他稱。
云南25個少數民族淵源于４大古代族群：氐羌、百越、百濮、苗瑤及元明后遷入的蒙古、回、滿等族。本文選取支系狀況突出的彝、哈尼、納西、傈僳、拉祜、景頗、傣、壯、苗、白等10個民族，概述于下：
彝族，分布于滇黔川桂４省區(qū)，于緬甸、泰國、老撾、越南也有零星分布。彝族內部支系眾多。據《彝族文化大觀》中《彝族自稱和他稱表》[1](P28-32)云南彝族自稱、他稱共222個，其中自稱為51個，他稱為171個，即數個他稱實指一統一自稱之群體。各自稱相互區(qū)別，或可視為一個支系，有的多個自稱實指一個較大支系。這些自稱是：諾蘇潑、納蘇潑、聶蘇潑、羅婺、羅武、倮倮潑、伯彝、所都、阿靈潑、羅潑、羅臥潑、阿武、阿烏儒、六米、侎俐、阿哲濮、撤蘇、車蘇潑、密期、摩察、冼期麻、改蘇潑、迷撤潑、納羅潑、土家、濮拉潑、濮瓦潑、濮基、栗潑、臘魯潑、撒尼潑、尼潑、撒彌、撒摩都、阿系潑、葛潑、殺期潑、他魯蘇、納若、莨峨、他留、他谷、支里、濮讓、咪西蘇、阿多濮、披沙夷、新丁、廣西蠻、海彝。《彝族簡史》則以《彝族自稱、他稱簡表》列出35個自稱、44個他稱。并特意說明關于彝族之自稱與他稱，問題極為復雜，有關問題尚待專門研究。[2](P239-241)自稱作為具有族群認同意識、語言特點的“名號”，可作為單一民族內部劃分支系的標準之一。但上述彝族各自稱層次、內涵不一，所指群體的來源、人口、分布地各異。這些自稱群體還不能肯定地說就是支系。
從族源上看，彝族兼有氐羌族群與土著族群文化淵源。彝文典籍中廣為記載的共祖篤慕時代“六祖分支”事件，已成為彝族集體無意識的族群歷史記憶，六祖分支在彝族支系形成上具有正本清源的象征意義，并與彝族６大方言區(qū)的形成有關，現彝語６大方言區(qū)中共有土語25種，彝語的地理分布亦是劃分支系的標準之一。歷史上彝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權及其統轄地域、治內群體亦是現今劃分支系的參照依據，如南詔、大理國時期雄踞滇中、滇東的“烏蠻三十七部”，屢次與大理政權會盟。三十七部中除因這部、溪處部、思陀部、落恐部為哈尼族先民外均為彝族先民。三十七部各領之地，對彝族支系形成與演化具有一定的歷史作用。
哈尼族，現主要分布紅河州紅河南岸的紅河、元陽、綠春、江城等縣以及思茅地區(qū)的墨江、普洱等縣，西雙版納州的景洪、勐海等縣有少量分布。哈尼族按其自稱分為：哈尼、奕車、碧約、卡多、豪尼（他稱布都）、哦怒（他稱西摩洛）、雅尼（他稱僾尼）、白宏、阿克等支系，分屬三個地域文化片區(qū)：紅河片、墨江普洱片（以上兩片均屬哀牢山區(qū)，呈連片分布）、勐海景洪片（呈點狀散居雜居）。
納西族，有西部方言群體（麗江縣及永勝、中甸、維西，自稱納西）、東部方言群體（寧蒗縣永寧區(qū)及四川省木里、鹽源縣，自稱納日或納，他稱摩梭）兩大支系，永寧納日人的族群性及族群認同與麗江納西族存在一定差異。
傈僳族，現以瀾滄江為界，西部為十五世紀從麗江、楚雄原居地遷徙進入怒江流域的群體，生計方式以山地游耕為主；東部為未遷徙群體，多為定居農耕。幾百年來兩者之間經濟文化差異較大。而遷入怒江流域的部分群體又繼續(xù)向南向西遷入德宏州、保山地區(qū)乃至緬甸、泰國，分化較明顯。
拉祜族，在定居于瀾滄、孟連、耿馬、雙江等縣之前，已分化為拉祜納（黑拉祜）、拉祜西（黃拉祜）、拉祜普（白拉祜）3大支系，明清遷出境外者也按這3個支系相互區(qū)別。目前國內將苦聰人也視作拉祜族的一個支系，金平縣苦聰人屬拉祜西支系。[3](P59-65)拉祜族自秦漢以來雖經歷多次大遷徙，分化為有方言和服飾差別的兩大支系（拉祜納、拉祜西），但只有一個統一的民族自稱，這對于云南少數民族來說是個罕見現象。兩大支系均自稱拉祜，僅在以示有別的場合下才進一步說明是拉祜納或者是拉祜西。按拉祜語，納既有黑色的意思，也有正宗、純粹、高貴之意；西與黃金同義，有黃色之意，也有遺留、剩余和混雜的意思。拉祜納支系較多保存了本民族文化特點。拉祜族的民族自稱可能起源于該族聚居在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時期，約在秦漢之際。而拉祜納和拉祜西兩大支系的形成，可能與宋末元初某次民族大遷徙有關。[3](P7,8,27)
景頗族，在中國境內德宏州等地有近10萬人，分為景頗載瓦、喇期、茶山、浪峨（浪速）4大支系。茶山語與阿昌語相近，反映出茶山支系近代融入景頗族，而歷史上與阿昌族先民有淵源關系。尤中先生說，景頗族中的載瓦支和浪峨（浪速）支，在元明時期的記錄中，則與阿昌族一起被稱之為“阿昌”、“峨昌”，明朝中期以后，阿昌族從“阿昌”、“峨昌”中分化出來，另成一個單一民族，其余的“阿昌”、“峨昌”即為景頗族中的載瓦和浪峨。[4](P385)王叔武、楊承生、邱霞飛、閔大器等先生20世紀50年代后期對景頗族各支系的社會歷史狀況作過深入調查。[5]
傣族，有廣義狹義之分。民族史學界統稱中、緬、老、泰、越等國的傣系民族為傣泰撣老民族，為跨國民族。近來傣族學者認為傣族的形成與分布源遠流長，傣族及其支系的形成早于近代國界的劃分，因此傣泰撣老民族可統稱為傣族，其內部差異只是支系、方言的差異。如刀國棟先生認為：“傣族是中國古代南方越人中最古最老也是最大的民族之一，總人口有五、六千萬，在佛教產生之前從金沙江分別順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流域南遷到東南亞和南亞地區(qū)定居。他們分別形成傣泐（西雙版納40萬人）、傣納（泰國，500萬人）、傣老（老撾傣族，近4000萬人）、傣崩、傣亨（緬甸傣族，300多萬人）、傣亮、傣干（越南萊州，60多萬人）、傣訥（內陸傣族，他稱漢傣）、傣邪（新平、元江，他稱花腰傣）、傣浩（金平）?！盵6]而高力士先生則認為云南傣族有101萬人，根據以自稱為依據的傣族內部劃分法，云南境內有９個支系：傣訥、傣泐、傣亞（雅）、傣格、傣皓、傣朗姆、傣亮、傣艮、傣繃。其中４大支系源于中國云南，即傣訥（他稱漢傣）、傣泐（他稱水傣）、傣雅（他稱花腰傣）、傣格（他稱水傣），人口達90余萬，占傣族總人口90％；而源于境外的５個支系，人口約10萬，占10％，其中來自越南的3個支系，即傣皓（白傣，他稱水傣）、傣朗姆（黑傣）、傣亮（紅傣，他稱旱傣），人口約8萬，占8％；來自緬甸的2支，即傣艮、傣繃，他稱均為水傣，人口約2萬，占2％。[7]
最近鄭曉云又對紅河流域的傣族支系狀況進行梳理，認為“花腰傣”（自稱傣雅）是紅河上游其他民族對這一地區(qū)傣族的他稱，因婦女腰帶系用長長的彩色布帶圍成而得名。地處哀牢山腹地的新平、元江兩縣花腰傣占紅河流域傣族人口50％以上，屬該流域傣族的中心區(qū)域。紅河流域傣族有15萬人，占中國傣族人口13％。紅河發(fā)源于大理州茅草哨，沿東南方向經巍山、南澗、南華、楚雄、新平、元江、元陽、個舊、蒙自、金平，到河口出境，經12縣（市），在中國境內長692公里，稱元江，進入越南稱紅河。紅河流域傣族的支系也頗多。上游的新平有３個支系自稱：傣灑、傣卡、傣雅，元江有７個支系自稱：傣泐、傣仲、傣卡、傣雅、傣朗、傣得、傣漲。中下游地區(qū)也有７個支系自稱：傣端、傣尤、傣尤倮、傣倮、傣泐、傣朗、傣亮。[8]筆者以為這些自稱群體是否就是支系還有待研究，不過，高力士、鄭曉云的上述調查及分類揭示了傣族內部復雜的支系及地域差異，反映了各大支系在主要聚居地之外都發(fā)生過小群體的大范圍穿插、遷徙。如紅河流域也有傣泐支系。景洪市郊小勐養(yǎng)附近也有幾個遷去的傣雅村寨，近年景洪的傣歷年（潑水節(jié)）上，也出現傣雅的游行方隊。
壯族，在云南文山州有３個支系：儂人、沙人、土僚。其來源各異，儂支系與宋代儂智高兵敗率部眾或族人退入云南有關，最近有學者提出云南壯族與古滇國越人部落有淵源關系。[9]
苗族，遷入云南較晚，人口近90萬（1990年統計數），分屬北部、南部兩個地域。南部苗族集中在文山州、紅河州，較為集中地小聚居于中越邊境沿線及南溪河兩岸，與分布在越南北部、老撾及泰國西北山區(qū)的數十萬苗族呈連片分布，屬同一群體。北部苗族又分滇中和滇東北兩塊。南部苗族有５個支系，按自稱分別為蒙周（他稱花苗）、蒙婁（他稱白苗）、蒙使（他稱青苗）、蒙瓜（他稱紅苗）、蒙刷（他稱綠苗），其自稱都帶“蒙”音，語言都屬苗語川黔滇方言和滇東北次方言；北部苗族都以Ad Hmaob（阿蒙）為自稱，他稱白苗和大花苗，屬兩個支系。[10](P5)
白族現有民家、勒墨、那馬３大支系，聚居于洱海區(qū)域的為民家人，受漢文化影響較深，而勒墨、那馬則散居于怒江流域蘭坪、維西、福貢等縣，經濟文化水平與鄰近怒族、傈僳族相近。
以上10種民族的支系狀況在云南少數民族中較有代表性。其就支系形成的主要原因看，大致又可分為３類：第一類，歷史悠久而分布廣泛的彝、傣等族，內部支系多由分支自然演化形成；第二類是景頗、壯、彝等族，內部支系來自不同族源或地域群體；第三類為白、傈僳等族，內部支系因地理阻隔、經濟交流與文化接觸環(huán)境不同而產生。
云南少數民族支系形成的原因
概括而言，云南少數民族支系眾多的成因有以下情況：一，民族內部人口增殖繁衍而主動分支遷徙；二，適應生態(tài)變遷而主動或被動遷徙造成分支；三，地理阻隔、交通不便造成各支系差異；四，文化接觸導致支系形成；五，民族內部社會分層與社會分工造成的差異群體，演化為支系。
第一種情況，因人口繁衍、居住地狹小、資源有限而導致的氏族分支、宗族分支、家族分支情況極為常見，然而在彝族古代社會，有序化的社會組織體系卻將之運作為整個群體極為深刻的歷史記憶。據彝文典籍《勒俄特依》記載，傳說中的獨眼人、直眼人到橫眼人３代后，從父系始祖希慕遮傳至31世孫篤慕進入了父系社會，以父子連名方式按血統關系記載譜牒，其間有兩次大分支，第一次是希慕遮14世孫道孟尼的８個兄長分別到各地開拓發(fā)展，變?yōu)槠渌祷蛞驼Z支其他民族，第二次是希慕遮29世孫武洛撮時代，其11個兄長渡河變成崇拜虎、獅、熊、猴、蛇、蟒、鷹、馬、樹、蜂、雞等為圖騰的部族。這是蜀地大洪水之前的兩次分支。大洪水后，共祖篤慕遷居洛尼山，實行六祖分支，是為第三次大分支。分為武、乍、糯、恒、布、默六部，以每兩部聯盟形式，率族人向一個方向遷徙、拓殖，為今滇、川、黔、桂４省（區(qū)）大部分彝族之祖，史稱“彝族六祖”?！拔洹薄窖徘泻汀罢А薄窖趴純芍?，向滇南發(fā)展，分布于滇中、滇南、滇西一帶；“糯”——慕雅熱和“恒”——慕雅叭兩支向四川涼山發(fā)展，分布于云南昭通和川南川西包括大小涼山在內的地區(qū)；“布”——慕克克和“默”——慕齊齊兩支向云貴金沙江兩岸發(fā)展，分布于云南會澤、宣威、曲靖和貴州興義、畢節(jié)、威寧以及廣西隆林等地。繼后又以嚴格的父子連名系譜制，使遷徙分布廣泛的各分支保有珍貴而可靠的數十代乃至上百代文字或口傳連名系譜，便于認祖歸宗，區(qū)分家支、氏族、部落。據彝族學者張純德先生研究，古代彝族每過60年要舉行“耐母”祭祖大典，儀式莊嚴隆重，祭祖的目的是敘譜、分支、開親，即實行新的分支，并經由系譜制使原分出的宗支歸宗認祖。[11]左玉堂先生認為祭祖儀式在彝族眾多祭祖儀式中最為隆重。祭祖大典“尼慈茲”，有的地區(qū)１年１次或３年１次稱“小祭”30年舉行１次稱“中祭”，60年１次稱為“大祭”。[12](P13)許多彝族學者認為，系譜制發(fā)達是彝族本質性的文化特征，它在現實生活中成了維系滇黔川桂彝族眾多支系的血緣紐帶。因此，從“六祖分支”、祭祖大典“耐母”到嚴格的系譜制，促使彝族古代社會在分支中有序發(fā)展，既因分支而促成本民族分布廣泛、人口眾多、支系文化異彩紛呈，又協調了人地矛盾，使居地資源得到合理開發(fā)。
第二種情況，以傣族最為突出，據竺可楨先生對5000年來中國氣候變遷的研究，公元前10世紀前后，中國處于持續(xù)變冷的過程，氣溫下降造成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這一時期發(fā)生的民族遷徙較為顯著。幾千年來百越族群持續(xù)南遷西進，既有中原漢文化次第傳入越人故地的政治經濟因素，生態(tài)變遷則是根本原因。據刀國棟先生研究：傣族原住金沙江上游的冷森林地帶，后沿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元江等河谷南遷至熱森林地帶。[13](P1-24)高力士先生指出：在云南傣族９大支系中，“由于支系不同，歷史的遷徙方向也不同。源于云南的四大支系主要往南、往西遷，其中傣泐、傣雅從北往南遷往泰國、老撾，傣格從北往南遷往越南，傣納從東北往西南遷往緬甸及印度阿薩姆邦，少數往南經西雙版納遷往泰國、老撾。而源于緬甸的兩個支系是從西南往東北遷入云南，源于越南的三個支系從南往北遷入云南，但歷史上大量的更長時間的遷徙仍是從北往南遷。”[7]傣族內部各支系的自稱，也大多與遷徙有關，如稱傣泐的支系，被認為因南遷時比別人走得遠直走到海邊上的意思；傣崩、傣亨的“崩”和“亨”是南遷時走過了頭而返回來之意；金沙江河谷傣族傳說自己是南遷群體中的掉隊者。
哈尼族兩漢時史稱“和夷”，早在隋唐時期被漢文史籍稱為“和泥”起就從彝語支民族中分化，在長期的方向不同的遷徙中形成現今分布格局及支系狀況，其中遷到泰北的阿卡人屬遷徙前鋒，走得最遠，而大部隊遷到哀牢山區(qū)發(fā)現該地適宜定居農耕，便不再遷徙，所開發(fā)的梯田已有上千年歷史，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中反復講述了尋找樂土定居的艱辛。
第三種情況，以納西族較為突出，東、西部兩大方言群體自“牦牛羌”中分化后，遷徙中路線各異，之后又因地理阻隔，麗江納西人擁有形成逾千年的東巴文，依賴東巴經書傳承東巴教，而永寧納日人無文字，達巴靠口誦經書傳承達巴教，同時受藏傳佛教影響極大，并至今實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具有典型的母系社會特征。
第四種情況以白族為代表，居住在洱海壩區(qū)的“民家”，自南詔大理國以來深受漢文化浸潤，漢語、漢字、漢式教育制度、漢傳佛教、漢式建筑等諸多漢文化因子隨漢族人口融入白族，是“民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文化接觸是長期的涵化過程，由此加大了“民家”與保留白蠻土著文化因子較多的勒墨人、那馬人的支系差異。
第五種情況以往學術界關注較少，仍以彝族為例。彝族學者盧義先生認為彝族支系眾多，成因各異。彝族某些自稱群體（不一定就是支系，也可能演化為支系）系由彝族古代社會的階層等級分化與勞動分工形成。如金沙江兩岸的彝區(qū)（滇東北、黔西北、大涼山一帶）有哪素（黑彝）、吐素（白彝）、臘夠（紅彝）、果鋪（甘彝）等支系級的自稱，來源于歷代封建統治者從兩漢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清的土官制一脈相承，依靠彝族社會內部的“茲”（叟帥、土官、大鬼主），借助家支系統、族內婚、等級內婚等措施，不斷地把親緣關系、社會分工等內容納入等級制以利統治，[14](P195)客觀上造成群體差異，各群體在自稱及族群認同基礎上逐漸向支系演化。如“哪素”支系，其先民為奴隸社會專管族內族外械斗爭雄的武士集團，該群體自視為一個等級并以等級內婚維系其親緣關系，實為一個血緣宗親集團；“吐素”支系其先民多源于古代彝族社會的“卓”（牧民）轉化為農耕的自由民，“吐素”古彝語意為“干活的人”；“哪夠”支系其先民源于彝族古代社會的“草”（工匠），“哪夠”彝語本意為“巧手者”，到近代專指鐵匠群體。從“臘夠”支系又分出了“果鋪”支系，專事竹蔑手藝，“阿烏”支系專指搟披氈、制“察耳瓦”的毛活工匠。[14](P196)甚至據說“撒尼”也是以歷史上的歌手樂工為主體發(fā)展起來的，古彝語中[Say]是“歡樂、幸福、令人愉快”的意思。由行業(yè)性分工而自然形成的支系，是在等級觀念的大背景下遵循族內婚、等級內婚來維系的血親集團，代代相傳的宗親觀念把他們捆綁成一個自外于他人的群體。[14](P196)近代以來在石林縣（原路南縣）偏遠山區(qū)聚居形成的“黑彝”支系，由改土歸流后被削職的土官后裔以等級內婚維系的血緣宗親集團演化形成，又提供了一個由社會分層及彝族獨特的血緣——民族（支系、階層）觀支配形成的支系實例。[15](P245-273)
支系研究的相關族群概念
族群（ethnic group）常用于指生活方式和文化上與其他團體有差別的任何團體。社會人類學界比較常用的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定義：“某種群體由于體質類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遷徙中的共同記憶，而對他們共同的世系持有一種主觀的信念，這種信念對于非親屬社區(qū)關系的延續(xù)相當重要，這個群體就被稱為族群。”族群可彈性地指稱現代民族（國家政治民族，如中華民族）、民族（被識別單一民族）、支系、人等。族群概念具有對“人、支系、族”的包容性、對應性、現實性。[16]從上節(jié)所述五類支系形成原因來看，并無統一標準的尺度去衡量它們是否“支系”，因此，支系是族群的一個對應范疇。
除族群定義與支系的特征相符外，尚可引入族群認同與支系文化內涵、族群認同的多層次性，族群演化與支系、族別相關性等概念來分析云南少數民族支系狀況。
廣東省民族學者孫九霞認為：“在較大社會文化體系中，由于客觀上具有共同的淵源和文化，因此主觀上自我認同并被其他群體所區(qū)分的一群人，即稱為族群。其中共同的淵源是指世系、血統、體質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語言、宗教、習俗等?！盵17]族群認同有賴客觀的依據，亦可基于主觀上對“我族”“我群”與“他族”“他群”的認定來構建，或依據歷史事件與社會記憶維系族群認同。云南各民族支系文化大致由四要素構成客觀認同依據：圖騰與始祖、語言、系譜（血親血緣觀）、服飾。前三者易產生自稱，第四者則易產生他稱，共同促進族群自識與認同的形成及維系強化。
族群認同的多層次性表現為：在自然狀態(tài)下支系文化４要素產生的支系認同大于族別認同，而非自然狀態(tài)下族別文化的構擬或標準化則會淡化支系文化及支系認同。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各民族支系自稱繁多，多以支系為單一群體與外界交往，個體成員首先自識到支系，各支系間因文化要素方面的差別而導致認同較弱。建國后，通過國家及行政力量的干預，使得族群認同意識的多層次建構體現為在支系認同基礎上發(fā)展或形成族別（被國家識別確認）認同，進而發(fā)展起國家民族（中華民族）認同。同時，建國后對族別文化和族別認同的強化則虛構出一幅單一民族（族別）文化圖像，以某些支系文化為范本或將之在族別文化層次加以提升或包裝，成為標準化的模式，而不像或不太像這個標準模式的支系出現模仿其他支系文化而丟棄本支系文化的傾向。如媒體和旅游業(yè)中大量宣傳傣族的潑水節(jié)，使得原本不過此節(jié)的一些支系唯恐不過節(jié)就不像或不是傣族。民族研究中也出現僅關注單一民族（族別）層面而忽略各族內部支系、地域差異的取向，導致“研究失實或失真”。
美國人類學家郝瑞通過對彝族不同支系在族群認同多層次性方面的表現的分析認為，彝族正在建構和發(fā)展一種“族別認同”，這種思考的前提是在民族識別時為人們創(chuàng)建的民族類別。這種“族別認同”綜合了支系——民族兩個層次?！耙环矫妫樟伺f的民族邊界觀念（即彝族包括散居在四個省區(qū)、文化具有多樣性的諸群體），同時繼續(xù)設定彝族這個類別是一個真實的、客觀的、歷史決定的、持久的類別；另一方面，還繼承了舊有的建立在主體性基礎上的族群性觀念（即非依據客觀標準的國家識別的原生性、主觀性支系認同，引者注）。”“這種新的民族意識或許不僅是精英們或部分百姓的意識，而會成為被劃歸為彝族的每一個人的民族意識。”[18](P282)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國政府和學者在民族識別過程中建構各民族的“族別認同”的合理性。
族群認同的多層次性部分來自于族群關系，族群關系為族群界定提供著語匯。郝瑞認為：“在中國或其他國家，任何地方社會系統中參與界定族群的團體總是由３部分人構成，他們是：（1）被識別的族群本身；（2）在地方社會系統中的其他群體，即被識別群體的鄰居；（3）國家?！盵18](P23)他以所調查的攀枝花市內３個彝族群體：鹽邊的諾蘇、平地鄉(xiāng)的里潑人和平江鄉(xiāng)莊上村的水田人為個案支持了這一分析。諾蘇與漢人差異明顯，而里潑人為彝漢混合型，水田人則為漢化了的平地稻作群體。他們的族群認同首先來自“自識”；其次來自“他識”，在相互比較中發(fā)現自己群體與另兩個彝族群體的差異；最后是由于國家干預而促使相互認同較弱的３個群體聚合在“彝族”這一族別名稱下。客觀上構成了族群認同的多層次性。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認為，民族作為族體具有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族群理論的基點在于族群亦是處在演化中的內涵與外延均呈彈性的各種人類群體。族群定義的彈性、寬泛性、天然地具有融通性與變異性，這正對應于支系與族別的演化過程。從民族史的角度分析，古代族群中分化形成現代族別，族別中又分化出支系或人等群體。在古人看來的族別及其分布，卻是今人眼中的古代族群與族別。而今天的支系如進一步發(fā)展，亦可能因某些因素（如國家干預、識別確認）而演化為“族別”。關注支系文化的強化以及多層次族群認同中的支系認同，可以從族群理論角度分析、引導某些單一民族（族別）內部因支系差異造成的族別認同危機，而建構良性的多層次的族群文化架構和族群認同，可為協調族別內族群關系提供有益啟示。
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近來談到：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對民族有不同的分類方法，行政的分類只是其中一種，有它特別的意義。學術上的分類可以盡量的仔細，學術上我們可以說納西族最少可以分為摩梭和納西，這個分法與行政的分類不一定沖突。[19]納日碧力戈先生也分析了政治——民族與文化——族群兩對概念的對應性和并存的合理性。[20](P222-224)這說明，在承認國家識別確認的56個民族的前提下，關注各民族內部差異并加以盡可能準確客觀的描述是可能的。具體操作上，可在政治象征意義方面突出“族別”，而在文化多樣性和差異性方面揭示支系、未識別群體等族群文化景象。倡導作為文化群體的族群（包括支系、人）和主要是政治群體的民族的并存與共榮，通過族群認同的多層次建構協調支系——族別——國家民族的關系，有利于國家政治穩(wěn)定、民族關系健康發(fā)展。
倡導支系研究的現實意義還在于避免以偏概全地把個別地區(qū)、支系的歷史與文化特色簡單化地上升為族別文化景象；并需結合各地、各支系具體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經濟文化發(fā)展思路，充分照顧到各民族內部經濟文化發(fā)展不平衡性和差異性。
最后，涉及到民族學研究的方法論，對傳統的小型社區(qū)描述研究法能否揭示民族文化的整體面貌或本質的疑問，隨著族群理論概念的引入，將在族別的宏觀層次和社區(qū)（村落）的微觀層次中補上一個支系或地域差異的中觀層次，從而達到李亦園先生所言在“學術上分類盡可能仔細”的效果。李亦園先生的另外兩點洞見進一步申明了筆者將支系研究作為中觀層次的意義。[19]第一點是他引證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人類學家常常是研究村落的，但從村落應該發(fā)展到城鎮(zhèn)，再從城鎮(zhèn)發(fā)展到大區(qū)域（這也構筑了微觀——中觀——宏觀的３個研究層次、步驟或策略，三者結合以求把握人類文化本質）；第二點是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關系（要注重社會分層與文化分層，并結合起來研究，從而打破人類學傳統上只研究小傳統文化或民間文化民間生活的慣例）。研究中國文化要注意區(qū)域差別、城鄉(xiāng)差別，精英文化（典籍）與大眾文化（口傳、民間、民俗）二者的結合。這是中國人類學的學術對象和學術資源賦予的學科方法論特質。筆者以為，在同等意義上，支系研究的價值也會凸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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