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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弼對《易傳》“時”的觀念進行創(chuàng)新和升華，主要集中在對《周易》十二卦《彖辭》“時”的闡釋上。王弼對《頤》等四卦《彖》之“時”的理解是緊緊圍繞“君子有為”這個思想脈絡(luò)的，他把“時用”之“時”辯證理解為某種較為復(fù)雜甚至糅相反含義為一體的原則，從而提出“用有時也”的觀點，顯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學(xué)義 理層度。在王弼看來，“時義”的深旨就是《周易》體現(xiàn)出的有為的政治哲學(xué)。
[關(guān)鍵詞] “時” 有為 王弼 《(周易·彖>注》
“時”的觀念在《周易》思想體系中占據(jù)極其重要的地位。
《周易》經(jīng)文文本中，“時”字僅見于《歸妹》九四爻辭“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但不具有哲學(xué)意義。《易傳》中，“時”字達57處之多，并且由一般性的時間含義演升為具有濃厚意味的哲學(xué)范疇。概括說來，“時”有如下幾種涵義：由春、夏、秋、冬四時不可變更的有序變動，推演出自然、社會秩序性；由晝夜、日月、寒暑的交替變化，推演出宇宙、世界、人生的一切永遠(yuǎn)處于變化發(fā)展中；由時間的稍縱即逝和不可逆轉(zhuǎn)性，推演出人們應(yīng)該及時把握時機，促成事物朝有利的方向發(fā)展?！兑讉鳌?/span>此類“時”的觀念，王弼在《<周易注》中無保留加以繼承。在此基礎(chǔ)上,王弼對“時”的含義又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首先，王弼把卦等同于時，把某卦稱為某時,從而用每一卦卦名所指稱的含義來指代某類特殊的外部環(huán)境和條件。他明確說到：“夫卦者， 時也。”對此黃壽祺先生評到：
六十四卦表示六十四“時”，即塑造出六十四種特定背景，從不同角度喻示自然界、人類社會中某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事理……每卦六爻的變化情狀，均歸限在特定的“時”中反映事物發(fā)展到某一階段的規(guī)律。因此，閱讀六十四卦，不能不把握“卦時”這一概念（1）。
不過，王弼認(rèn)為卦時所代表的外部環(huán)境和條件，本身也處于變動之中，正如《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所說：“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兇也”，并且，也只是一個啟示性背景。所以，一方面，一卦所構(gòu)成的六爻并非被動受制于單一的卦時，而是展現(xiàn)總體局勢下的運動、變化；另一方面，總體局勢下的卦時制約著六爻變化框架，六爻變化只是量變的過程，“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兇者，時也；故卦有反對，而爻亦有變。是故用無常道，而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兇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yīng)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兇、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同時，王弼對漠然無視“時”這一重大原則的行為提出嚴(yán)厲的警告和譴責(zé)：“犯時之忌，過不在大；失其所適,罪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辱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dāng)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4]王弼建立出一套卦時與六爻矛盾辯證關(guān)系的解釋原則和注釋手段，構(gòu)成他一系列《周易》解釋學(xué)中的重要一環(huán)。
一
王弼關(guān)于“時”創(chuàng)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對《周易》十二卦《彖辭》“時”的闡釋上?！吨芤住酚惺缘摹跺柁o》提及“時”、“時義”、“時用”，其中《頤》《大過》《解》《革》稱“時”。
王弼注《大過·彖》“大過之時大矣哉”之“時”為“君子有為之時”，而對《頤·彖》《革·彖》之“時”不作解釋，對《解·彖》之“時”則注為“難解之時”，所以孔穎達認(rèn)為王弼注《大過·彖》之“時”與 “《解》、《革》、《頤》其理稍別”，但卻認(rèn)為《大過》的“時”就是“時用”，是“時用”的省稱，“《大過》是有用之時”，“略不云'用’也”，這種看法卻不盡然。王弼注《暌·彖》“時用”云“暌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顯然“有為之時”與“有用之時”二者是有區(qū)別的，即“時用”是有條件的，“非小人之所用”，只有君子才能做到“時之用”。而“君子有為之時”，時指在“時用的”基礎(chǔ)基礎(chǔ)上，君子必須積極有為?！坝杏弥畷r”是指要達到“時用”，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如他注《暌·彖》“時用”云“暌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指出并非所有人都能達到“時用”，只有君子才能成為“時之用”，而“君子有為之時”則指在“時用”基礎(chǔ)上，君子處事必須積極有為。《頤·彖》云：“天地養(yǎng)萬物，圣人養(yǎng)賢及萬民”，指出君子治理天下，必須以百姓蒼生為念，《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指出君子處于社會歷史緊要關(guān)頭，處事必須積極進取，當(dāng)機立斷，可以說王弼強調(diào)“君子有為時”鮮明繼承和體現(xiàn)出《彖傳》“君子有為”這一思想，如《革》九四爻注云：“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時愿，是以'吉’也”，所謂“不失時愿”指“改命之制，而能從之，合于對愿”；《革》九五爻注云：“'未占而孚’，合時心也”，所謂“合時心”指“湯武革命，廣大應(yīng)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他甚至情不自禁強烈呼喚有為，如《蠱·彖》注曰“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可以有為，其在此時矣。物已說隨，則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表現(xiàn)出君子立身濟世的緊迫感和強烈的使命感。
王弼特別著重于從反面論述“有為之時”而“不為”的危害，這在《大過》卦注中尤為明顯?！洞筮^·彖》其注云：“危而弗持，則將安用?”九三爻注云：“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yīng)于上，系心于一，宜其淹弱而兇衰也?！本盼遑匙⒃疲骸疤幍米鹞唬躁柼庩?，未能拯危。處得尊位，亦未有橈，故能生華，不能生秭，能得夫，不能得妻。處'棟橈’之世，而為'無咎無譽’，何可長哉!”總之，王弼對《頤》《大過》《革》《解》等四卦《彖》之“時”的理解是緊緊圍繞“君子有為”這個脈絡(luò)，體現(xiàn)了王弼有為思想。
二
《周易》中《暌》《蹇》《坎》三卦《彖》提及“時用”。
《暌·彖》王弼注曰“暌離之時，非小人可用也”，《蹇·彖》注亦曰“蹇難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所謂“非小人之所能用”。所謂“非小人之所能用”，乃指“暌離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人，則不可也”，“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者，非小人之所能”，他對《解·彖》用“時” 而不用“時用”解釋道“難解之時，非治難之時”，可見王弼對是和“時用”理解絕非孔穎達所言“時用”是“時”的省稱，“時”側(cè)重于時機、時局、外部條件等背景，“時用”側(cè)重于“用”，他認(rèn)為《解》是危難已經(jīng)解決，并非“治難”，而《暌》《蹇》《坎》“難”之時，所以只能用“時”不可用“時用”。王弼汲汲強調(diào)的“時用”的特定主體不是一般的人， 而只能是君子，即時局動亂、社會險惡之時，必須依靠大德大能之君子來濟世，也只有大德大能之君子才能濟世。
那么，君子如何才能做到“時用”呢？對此，王弼作了相當(dāng)詳細(xì)的說明，如他注《睽》初九說“處暌之初”，“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無應(yīng)可援，下無權(quán)可恃”之時，不可“顯德自異，為惡所害”；“處暌失位”之時，應(yīng)“俱求其黨”，“同志相得而無疑”，“往必合也”，這樣就能“無咎”?！瓣抑鞠嗤ā敝畷r，“往不失時”，陰陽和合而吉。也就是說，“暌離之時”，君子必須遵循“天地暌而其志同，男女暌而其志通，萬物暌而其事類”的原則，求同致通，從而避禍得吉。王弼尤其強調(diào)，君子在險難之時施展“時用”，必須牢牢把握“和合”這一原則。處難之時，“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往則長難，來則難終”，應(yīng)“睹險而止，以待其時”，王弼進一步指出，處難之時，君子必須把握“中正”的原則做到“居不失正，履不失中”，這樣才能“險夷難解，大道可興”。但王弼對《坎·彖》“時用”的理解則另有新意。他注《坎· 彖》“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shè)險以守其國”雖說“自天地已下莫不須險”，但注“險之時用大矣哉”則說“非用之常，用有時也”，解釋《艮·彖》亦云：“止道不可常用，必施于不可以行。適于其時，道乃光明。”由此看來，王弼注《坎·彖》“時用”，并非被動吸收《彖》辭看法，而是融入對《周易》經(jīng)文的理解。《暌》《蹇》《坎》三卦雖皆“險難”之卦，但從三卦的卦、爻辭來看，它們象征的人事吉兇并不相同。《暌》《蹇》卦經(jīng)文并沒有“兇”、“吝”、“悔”等不祥之辭，相反，《睽》卦卦辭和上九爻辭有“小事吉”、“遇雨則吉”，《蹇》卦卦辭和上六爻辭甚至有“利見大人，貞吉”、“吉，利見大人”的字眼，而《坎》卦初六、上六都提及“兇”，六三爻只稱“勿用”，顯然王弼敏銳觀察到這一點，對此做出了獨到見解。孔穎達解釋《險·彖》“險之時用大矣哉”王弼注“非用之常，用有時也”說：“若'天險’、'地險’不可暫無， 此謂人之設(shè)險用有時也。若化洽平治，內(nèi)外輯睦，非用險也。若家國有虞，須設(shè)險防難，是'用有時 也’?！卑选皶r”理解為一種特定的狀況，固然未嘗不可，但到底沒有抓住王弼此注的精髓?！白蕴斓匾严履豁氹U”，“險”是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是 一把雙刃劍，從軍事地理或國家戰(zhàn)略防御來說，統(tǒng)治者可以“設(shè)險以守其國”，但外部世界各式各樣的險難又會給人類帶來災(zāi)難，王弼對險難的揭示是十分令人驚怵的，如《坎》初六注曰：“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fù)入坎底，其道兇也。行險而不能自濟；習(xí)坎而入坎窞；失道而窮在坎底；上無應(yīng)援可以自濟，是以兇也”，九二爻注曰：“履失其位，故曰坎也。上無應(yīng)援，故曰'有險’?？捕须U，未能出險之中也”，尤其是九五爻注中指出：“說既平乃無咎，明九五未免于咎也”，這些都說明王弼對險難是十分敏感的?！半U”既有對人類既帶來有利的一面，也可能給人帶來災(zāi)難，因而提出“非用之?！?/span>。相應(yīng)的，對于能給人類們帶來益處的情形，王弼把握物極必反的趨勢，從而 提出“非用之?！?/span>，如《益·彖》云：“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全文均言 “益”道之好，但王弼注最后一句“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說：“滿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所謂“與時偕行”，就是指任何一個事物都不具有絕對性，都是處于運動變化之中的。王弼既 看到“益”道有利的一面，也看到其物極必反的一面。
可見，他并沒有簡單地把“時用”之“時”一般的理解為某一階段或某一狀況，而是對某種較為復(fù)雜甚至糅相反含義為一體的原則，加以辯證對待，從而提出“用有時也”的觀點，顯示王弼《易注》深邃的哲學(xué)義理層度。這是王弼在《彖傳》、《序卦》、帛書《要》篇的思想基礎(chǔ)上，取得的新成就?！对ァ?《隨》《遁》《旅》《姤》《頤》《大過》《解》《革》《暌》《蹇》《坎》 等十二卦中《易傳》部分特別強調(diào)“時”的含義， 但最能體現(xiàn)《周易》“時”的思想的，還是《艮·彖》所說 的“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然而，盡管《艮·彖》結(jié)合“動靜”思想來把握“時”的含義，從而 把“時”的哲學(xué)意義提升到新的層次，但僅分別就 “止”與“靜”、“動”與“行”之間關(guān)系而言，《序卦》則發(fā)展到對立面轉(zhuǎn)化這一辯證思維的新高度，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要》篇則強化了這一思想?！兑菲谡劦健稉p》《益》二卦時說：“益之始也吉，其終也兇；損之始也兇，其終也吉。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卑?/span>《損》《益》象征的吉兇上升到天道與王朝統(tǒng)治的高度?？梢哉f，王弼對《坎·彖》“時用” 的理解，正是這一思想的最好注解。他解釋《論語· 子罕》中的“子曰'可與共學(xué)，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quán)”’時說的“權(quán)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shè)，尤至難者也”，也與此思想一脈相承。當(dāng)然，盡管王弼強調(diào)現(xiàn)象發(fā)展到極點便要朝對立面轉(zhuǎn)化，但他認(rèn)為 作為本體之“道”，即是“無陰無陽”、“寂然無體”，不管在任何情況和條件下，都是靜默不變的。他在《復(fù) 卦·彖》注中說：“復(fù)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也。凡動息皆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息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fēng)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 之心見也。”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也說：“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圣人雖大，以虛為主?！边@些都強調(diào) “道”超越任何方面的“時用”性。而王弼也正是用此 “不變之道”來制約“時用”的無序和隨意性。
三
《豫》《隨》《遁》《姤》《旅》五卦《彖辭》提及“時義”。
王弼對“時義”的 解釋方式有三種：一是不加解釋，如《豫·彖》“豫之時義大矣哉”、《遁·彖》“遁之時義大矣哉”無注；二是解釋“時義”的抽象意義，如《姤彖》“姤之時義大矣哉”注曰：“凡言義者，不盡于所見，中有意謂者也”；三是具體解釋“時義”的特定含義，如《隨》《旅》兩卦《彖辭》。三種解釋方式看似有別，其實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凡言義者，不盡于所見，中有意謂者也”。也就是說理解《彖辭》“時義”，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義，而要“博尋深旨”。
在王弼看來，“時義”的深旨就是《周易》所表現(xiàn)出的有為的政治哲學(xué)。王弼對《豫·彖》“豫之時義大矣哉”并沒有注釋、是因為《豫·彖》云“豫剛應(yīng)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圣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彖辭本身已經(jīng)直接呈現(xiàn)出鮮明的有為思想的“深旨”了，自然用不著自己畫蛇添足再去“博尋”了。《遁·彖》“遁之時義大矣哉”看似無注，其實是落實“剛當(dāng)位而應(yīng)，與時行也”的注釋里，王弼注云：“'剛當(dāng)位而應(yīng)，非否亢也’。遁不否亢，能'與時行也”’，顯然認(rèn)為“時行”就是“時義大矣哉”，充分體現(xiàn)出王弼鮮明的有為思想。而對于《隨·彖》“隨之時義大矣哉”，王弼注云：“震剛而柔兌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為隨而不大通，逆于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zāi)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無咎也。為隨而令大通利貞，得于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于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之時義大矣哉”’，《旅·彖》“旅之時義 矣哉”王弼注云：“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時也。 成失所居，物愿所附，豈非居者有為之時”，更極力鼓吹“有為”思想。
眾所周知，王弼繼承先秦道家思想， 強調(diào)“以無為本”，強調(diào)“自然無為”，對于十二卦《彖辭》，無論是“時”，還是“時用”，乃至于“時義”，王弼無不提倡、強調(diào)、鼓吹“有為”，豈不相互矛盾?事實上并非如此。王弼提倡 的無為并非今天狹隘理解的尸位素餐、無所事事、什么都不作，而是指因循自然規(guī)律，不違背人性、物性的本質(zhì)。王弼提倡的無為，除了不排斥有為之外，無為也屬于廣義有為的范圍。而王弼提倡的有為顯然更非指乖離自然之性的有為，而是指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責(zé)任感?？梢?，王弼反對無為的對立面——有為，與他所提倡 的有為并非一回事，兩者之間并不矛盾，相反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即無為是為了更好的有為，有為則必須符合自然之性，是無為之為。如果我們理清何晏與王弼在圣人情感問題方面的不同看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王弼無為與有為并不矛盾，相反，他們之間具有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
何晏認(rèn)為“圣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之不同?！度龂尽の?/span>書》卷二十八《鐘會傳》附《王弼傳》注引 何劭《王弼傳》曰：
何晏以為圣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鐘會等述 之。弼與不同，以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 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 能無哀樂以應(yīng)物。然則圣人之情，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 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fù)應(yīng)物，失之多矣。
一方面，王弼并不認(rèn)為與外物接觸即是“累”，與外物接觸一定產(chǎn)生物累，圣人如果不與外物接觸，自身處于真空之中，又如何發(fā)揮教化功能？ 何晏的理論，表面看似高明、灑脫，卻有可能走向極端自私，因為一方面可能拋卻物累，另一方面也喪失責(zé)任感。 葛兆光認(rèn)為“何晏曾經(jīng)試圖在世俗人情之上再建立一個絕對純凈的圣人之情，他曾經(jīng)提出圣人無情的說法，但是這種說法雖然把圣人變得很圣潔，但也把圣人變得很冷酷，既不符合天道自然，也很容易把精神的超越與生活的自然打成兩截”（2），此語可謂中的。
另一方面，王弼所謂有情，并非提倡欲望，而是認(rèn)為圣人能與百姓喜怒哀樂息息相通，從而喚起承擔(dān)責(zé)任感的意識。人們往往責(zé)備王弼極力調(diào)和名教與自然，素不知王弼圣人有情論既防止導(dǎo)向欲望論，又防止導(dǎo)向自私論，他的理論確實有不同凡響之處。所以宗白華先生認(rèn)為“王弼此言極精，他是老莊學(xué)派中富有積極精神的人。一個積極的文化價值與人生價值的境界可以由此建立”（3）。而王弼所倡導(dǎo)的“君子有為”和“圣人有情”，亦源于《周易》本身的思想?！断缔o上》云：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yuǎn)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shù)。通其變，遂成 天下之文；極其數(shù)，遂定天地之象。非天下之至變， 其孰能與于此?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wù)；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系辭》這段話指出，君子必須要有為，《易》道是君子有為的基礎(chǔ)，為君子有為提供根本性保證，《易》道以君子之感為中介從而達到感通天下的目的。《系辭》這段話還指出，作為本體的“圣人”，他的“四道”具有超越時空拘局的功能，但自身并非處于真空的封閉系統(tǒng)，而是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wù)”。后人不明真相，無端指責(zé)王弼以老莊注易乃虛無之論。甚至謾罵其禍國，非但是豎儒之見，亦慣于厚誣古人。
王弼“時”的觀念對后世影響很大。北朝關(guān)朗《關(guān)氏易傳》第八章“時變義”中云“卦以存時，爻以示變，時系乎天，變由乎人”，初唐趙蕤《關(guān)氏易傳注》 云“王弼曰：'以卦為人，以位為時”’，其觀念明顯源于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中所說的“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思想。唐代孔穎達云：“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繁文其說，且嘆之以示情。使后生思其余蘊，得意而忘言也。然嘆卦有三體：一直嘆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嘆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嘆時并義，如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南宋項安世《周易玩辭》云：“《豫》《隨》《遁》《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暌》《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時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 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jǐn)之也?！被蛟谪詴r分類上，或在分類基礎(chǔ)上對卦時三體加以人事意義上的區(qū)別，都可以看出與王弼思想一脈相承?！吨芤壮淌蟼鳌ひ仔?span>》云：“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固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 《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卦、爻、彖、象之用，亦非 《易》也?！?/span>可以看出王弼的影子。當(dāng)然程頤理論建樹遜于王弼，如《隨·彖》“隨之時義大矣哉”程頤注釋云：“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而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存者，不能與于此也。”無論具體解釋還是理論闡釋，都無法和王弼比擬，只不過在《系辭》思維里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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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黃壽祺．周易譯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第41頁．
（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頁．
（3）宗白華．美學(xué)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頁．
（本文原載《廣西社會科學(xué)》2008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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